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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祖国，先住在来接我的放园表兄的上海家里。在上海的亲戚朋友 们请我吃了好几顿丰盛的筵席。回到北京家里，自然又有长辈亲戚们接连请 “接风酒”，把我惯吃面包黄油的胃，吃得油腻了，久泻不愈。中西医都治 过了，还没有多大效验，燕京大学又是九月初就要开学，我着急的了不得。 这时我们的房东、旗人祈老太太来看我，说：“大姑娘，您要听我的话吃一 种药，包您一吃就灵。”我的父母和我听了都十分高兴，连忙道谢。当天下 午她就带一位十分慈祥的旗人老太太来，还带了一副十分讲究的鸦片烟灯和 烟枪，在我的病床上，点上了白铜镂花和很厚的玻璃罩的烟灯，又递过一杆 黑色有绿玉嘴子的烟枪，烟斗上已经装上了烟泡，让我就着灯尽管往里吸。 我十分好奇地吸着呛着，只觉得又苦又香，渐渐地就糊涂过去了，据说那天 我一直昏睡了十八个钟头，醒来时痢疾就痊愈了。回到燕大时，许多师友问 我最后是怎么治的？我竟不敢说我是抽了大烟！
我回到母校教学，那正是燕京大学迁到西郊新校址的第一年，校舍是中 国式的建筑，翠瓦红门，大门上挂着蔡元培先生写的“燕京大学”的匾额， 进门是小桥流水，真是美轮美奂！最好的是校园里还有一个湖。据说这校址 是从当时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手里买来的，是他在北京的房产中之一。那时湖 里还没有水，湖中的小岛上也没有亭子，只在岛旁有一座石舫。我记得刚住 到校里时，有一夜从朗润园回到我住处的燕南园五十三号时，还是从干涸的 湖底直穿过来的。后来不久这湖里才放满了水，这一片盈盈的波光，为校景 添了许多春色！
那时四座称为“院”的女生宿舍里，都有为女教师准备的两室一厅的单 元，还可以在宿舍里吃女生餐厅的“小灶”。差不多中国籍的女教师如生物 系教师江先郡，教育系教师陈克明等都住进去了。我来得晚了一些，只好住 进了燕南园五十三号英美国籍女教师居住的小楼。这个楼里吃的当然都是西 餐，我在五十三号吃早餐，中晚两餐却到女生宿舍的第二院去吃中餐。我住 在燕南园五十三号也有方便的地方，因为女生宿舍的会客室里，是“男宾止 步”的，男宾来访女生，只能在院门口谈话，而燕南园五十三号的会客室就 可以招待男宾。那时我的二弟为杰已考上燕大，三弟为楫也在预科学习，他 们随时都可以到五十三号来看我。
这一年住进新校舍里的新教师、新学生……大家都感到兴高采烈，朝气 蓬勃，一切都显得新鲜、美丽、愉快。特别是男女学生住在同一校园里—— 男生宿舍是六座楼，是坐西朝东，沿着湖边盖的。我的两个弟弟都住在里面， 他们都十分喜欢这湖边的宿舍，说是游泳和溜冰都特别方便。于是种种活动 也比较多，如歌咏团、戏剧团等等，真是热闹得很。
我在《当教师的快乐》一文中，曾提到我在教授会里是个“婴儿”，而 在学生群中却十分舒畅愉快，交了许多知心朋友。一年级的新生不必说了， 他们几乎把我当姐姐看待。现在和我们有来往的如得到世界护士荣誉奖的王 琇瑛，协和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晚年成为虔诚的基督徒的陈梅伯等等，至 于现在中央民族学院教学的林耀华等，因为居处密迩，往来就更多了。
记得那时我为高班同学开的选修课中有《欧洲戏剧史》，用的是我在美
国读过的笔记本，照本宣科，本来没有什么意义，但这个班里，有三年级同 学焦菊隐，他比我只小三、四岁吧，我们谈话时，一点不像师生，记得有一 天早晨八时，他来上课——燕大国文系里的教师，大半是老先生，他们不大 愿意太早上课，因此教务处把我的功课表都排在八时至十时之间——他进门 来脱下帽子，里面还戴有一顶薄纱的压发帽，我就笑着说“焦菊隐同学，你 还有一顶帽子没摘下来！”同学回头看了都笑了，他也笑着赶紧把压发帽撸 了下来，塞进袖子里。
因为我喜欢听京戏，我同焦菊隐的课外谈话，常常谈到京戏。他毕业后 就办了一所中国戏剧学校。学生实习的场所就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焦菊 隐为我在戏院楼上留了一间包厢，说是谢先生任何时候进城，都可以去看戏。 这所戏校的四个年级学生的排行是：德、和、金、玉。所以以后的那几位名 演员如王金璐、李和曾、李玉英……等，他们小时候演的戏，我都看过。学 生的待遇也十分平等，在上一出戏里演主角的，在下一出就可能跑龙套。我 觉得他是个很得学生敬爱的校长。七七事变后，我离开了北平，从此我们的 消息便断绝了。关于焦菊隐以后的事迹，我还要细细地去打听。
前天收到一本《泰安师专学报》一九八七年第二期，里面有一篇《高兰 评传》，使我猛然忆起我的学生郭德浩，他写诗的笔名，便是高兰！这篇文 章里提到高兰做学生时受到我的影响时，有许多溢美之词，我就不往我的脸 上贴金了。但里面有一段话，使我回忆起：“冰心给他教大一《国文》和《写 作》时……有别具一格的指导方法……有一次她给学生出个作文题——《理 想的美》，她要男同学在文章里写出《我理想中的美女子》，女同学却写《我 理想中的美男子》，以此来抨击当时社会对思想解放的学生设下种种禁区…… 她认为爱情要坚贞而洁美……”我真不记得那时我会给大一学生出这样的题 目。还有一次我的女学生潘玉美——她也有七十多岁了——从上海来京，顺 便来看了我，也笑着提起，我给她们出过《初恋》的作文题目，还说“无论 是亲身经验还是虚构的都可以写。”这些事我都忘得一干二净，我想我那时 我真是大胆到“别具一格”，不知学生的家长们对我这个年轻的女教师，有 什么评论，我也没有听见我们国文系的老先生们对我有什么告诫，大概他们 都把我当做一个“孩子头”，“童言无忌”吧。
我在头一年回国后，还用了一百元的《春水》稿费，把我们在北京住了 十几年的家，从中剪子巷搬到前圆恩寺一所坐北朝南的大房子里。这房子的 门牌我忘记了，这房子的确不小，因为那时我的父亲升任了海军部次长，朋 友的来往又多了些，同时我的大弟为涵又要结婚，中剪子巷的房子不够用了， 就有父亲的一位朋友介绍了圆恩寺那所房子，说是本来有个小学要租用它， 因为房东怕小学生把房子糟蹋了，他便建议租给我们。我记得我的父母亲住 北房的三间，涵弟夫妇住了三间南屋，我住在东厢房的三间，杰弟和楫弟就 住三间西厢房。我写的《关于女人》中第五段《叫我老头子的弟妇》，便是 以那所房子为背景的，我说：
……我有点乏了，自己回东屋去吸烟休息。我那三间屋子是周末养静之所，收拾得相当整齐，一色的藤床竹椅，花架上供养着两盆腊梅，书案上还有水仙，掀起帘来，暖香扑面。……猛抬头看钟，已到十二时半，南屋里新房里还是人声鼎沸……
我回国的第二年，我父亲的学生们便来接他南下，到上海就任上海海道 测量局长，兼任海道巡防处长，离开了北洋政府。我们的家便也搬到了上海 的法租界徐家汇，和在华界的父亲办公处，只隔一条河。这房子也是父亲的
学生们给找的。这一年涵弟便到美国留学去了。
我仍在北京的燕京大学任教，杰弟和楫弟在燕大的本科和预科上学。那 时平沪的火车不通，在寒暑假我们都是从天津坐海船到上海省亲。我们姐弟 都不晕船，夏天我们还是搭帆布床在舱面上睡觉。两三天的海行，觉得无聊， 我记得我们还凑了一小本子的“歇后语”，如“罗锅儿上山——钱短”、“裱 糊匠上天——糊云（胡云）”、“城隍庙改教堂——神出鬼没”、“老太太 上车——别催（吹）了”、“猪八戒照镜子——前后不是人”，等等，我们 想起一句，就写下一句，又笑了一阵。同时也发现关于“老太太”和“猪八 戒”的歇后语还特别多。
这三年中，我和文藻通信不断。他的信寄到我上海家里的，我母亲都给 锁在抽屉里，怕有人偷拆开看。寄到学校里的当然没有问题。住在同一宿舍 的同事们，只知道常有从美国来的信，寄信人是 W.T. Wu.她们也不知这 个姓吴的是男是女，我当然也没有说。如今这些信都和存在燕大教学楼上的 那些书箱，在珍珠港事变后，日军进驻燕大，把我们的存书都烧掉了。
往事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不但我年老的父母，就连文藻和我的三个弟 弟此时也都已离开了我！“往事如烟”，我这一身永远裹在伤感的云雾之中 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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