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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我们从欧洲回来，不到一个星期，北京便沦陷了。因为燕大 算是美国教会办的，一时还没有受到惊扰，我们就仍在燕大教学，一面等待 十一月份吴青的出世，一面做去云南大学的准备。因为富奶奶有心脏病，我 怕云南高原的天气对她不宜，准备荐她到一位美国教授家里去工作。他们家 只老夫妇二人，工作很轻松，但富奶奶却说：“您一个人带三个孩子走，就 不放心，我送您到香港再回来吧。”等到了香港，我们才知道要去云南必须 从安南的海防坐小火车进入云南，这条路是难走的！富奶奶又坚持说：“您 和先生两个人，绝对弄不了这三个孩子，我还是跟您上云南吧。”我只得流 着眼泪同意了。这一路的辛苦困顿，就不必说。亏得在路过香港时，我的表 兄刘放园一家也在香港避难，他们把一个很能干的大丫头——瑞雯交给了 我，说是：“瑞雯十八九岁了，我们不愿意在香港替她找人家，不如让你们 带到内地给她找吧。”路上有了瑞雯当然方便得多，富奶奶把她当自己的女 儿看待，两人处得十分融洽。到了昆明，瑞雯便担任了厨师的职务，她从我 的表嫂那里，学做的一手好福建菜，使我们和我们的随北大、清华南迁的朋 友们，大饱口福。
我们到了昆明，立刻想把富奶奶的丈夫黄志廷和女儿秀琴都接到后方 来，免得她一家离散。那时正好美国驻云南昆明的领事海勇（Seabold）和我 们很友好，他们常说云南工人的口音难懂，我说：“我给你们举荐一个北京 人吧。”于是我们就设法请南下的朋友把黄志廷带到了昆明，在美国领事馆 工作。富奶奶的独女秀琴却自己要留在北京读完高中，在一九四○年我们搬 到重庆之后，她才由我们的朋友带来，到了重庆，我们即刻把她送到复旦大 学，一切费用由我们供给。这时富奶奶完全放心了，我们到重庆时，本来就 把黄志廷带来我家“帮忙”，如今女儿也到了后方，又入了大学，她不必常 常在夜里孩子睡后，在桐油灯下，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给女儿写信了。说 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富奶奶本来不会写字，她总是先把她要说的话， 让我写在纸上，然后自己一笔一划地去抄，我常常对她说：“你不必麻烦了， 我和黄志廷都会替你写，何必自己动笔呢？”她说：“秀琴看见我的亲笔字， 她会高兴的。”
我们到重庆不久，因为日机常来轰炸，就搬到歌乐山上住。不久文藻又 得了肺炎，我在医院陪住了一个多月，家里一切，便全由富奶奶主持。那几 年我们真是贫病交加，文藻病好了，我又三天两头地吐血，虽然大夫说这不 是致命的病，却每次吐血，必须躺下休息，这都给富奶奶添许多麻烦，那时 她也渐渐地不支了，也得常常倚在床上。我记得有一次冬天，在沙坪坝南开 中学上学的吴平，周末在大雨中上山，身上的棉裤湿了半截。富奶奶心疼地 让他脱下棉裤，坐在她被窝里取暖。她拿我的一条旧裤作面子，用白面口袋 白布做里子，连夜在床上给他赶做一条棉裤。我听见她低低地对吴平说：“你 妈也真是，有钱供人上大学，自己的儿子连一条替换的棉裤、毛裤都没有！” 这是她末一次给我的孩子做活了！
有一天她断断续续地对我说：“我看我这病是治不好了，您这房子虽然 是土房，也是花钱买的，我死在这屋里，孩子们将来会害怕的，您送我上医 院吧。”我想在医院里，到底照顾得好一些，山下的中央医院（就是现在的 上海医院）还有许多熟人，我就送她下山，并让黄志廷也跟去陪她，我一面
为她预备后事。正好那时听说有一户破落的财主，有一副做好的棺材要廉价出卖，我只用了一百多块钱（《关于女人》稿费的一部分）把它买了下来，存放在山下的一间木匠铺里。
到医院后不久，她就和我们永别了。她葬在歌乐山的墓地里。出殡那一天，我又大吐血，没有去送葬，但她的丈夫、女儿和我的儿女们都去了。听说，吴平在坟前严肃地行了一个童子军的敬礼后，和他的两个妹妹吴冰、吴青，都哭得站不起来！①他们②先离开了北平到了上海，我们在抗战以后也到了昆明，中间分别了六七年，各居一地，因着生活的紧张忙乱，在表面上，我们是疏远了。直到了前年，我们又在重庆见面，喜欢得几乎落下泪来，她握着我的手，说她听人说我总是生病，但出乎意外的我并不显得憔悴。我微笑了，我知道她的用心，她是在安慰我！我谢了她，我说：“抗战期间，大家都老了都瘦了，这是正常的表现，能不死就算好了。”她拦住我，说，“你总是爱说死字……”
我一笑也就收住——谁知道她一个无病的人，倒先死了呢！
她住在汪山，我住在歌乐山，要相见就得渡一条江，翻一座岭，战时的交通，比什么都困难，弄到每年我们才能见一两次面。她告诉我汪山有绿梅花。花时不可不来一赏，这约订了三年，也没有实现——我想我永不会到汪山去看梅花了，世瑛去了，就让我永远纪念这一个缺憾罢。
我们在重庆仅有的一次通讯，是她先给我写的，去年五月一日，她到歌乐山来参加第一保育院的落成典礼，没有碰到我，她“怅惘而归”，在重庆给我写了几行：
冰姐：
到重庆后，第一次去歌乐山……因为他们告诉我，你也许会来参加保育院的落成典礼……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山上等你好久了……我念旧之情，与日俱深——也许是年龄的关系，使我常常忆旧——可是今天的事实，到了保育院，既未见你，而时间的限制，又无法去看你，惆怅而归，老八又告诉我，你身体不大好，使我更懊悔我错过了机会，不抽一刻时间来看你！我在山上几次动笔写信给你，终于未寄，今天无论如何，要写这几个字给你，或不是你所想得到的，我是怎样今情犹昔！再谈吧，祝你痊安
瑛 五、一、
我在病榻上接到这封小简，十分高兴感动，那时正是杜鹃的季节，绿荫中一声声的杜字，参和了忆旧的心情，使我觉得惆怅，我复她一信。中有“杜鹃叫得人心烦”之语，今年三月，她已弃我而逝，我更怕听见鹃啼，每逢听见声凄而长的“苦——苦”，总使我矍然的心痛，尤其是在雨中或月下的夜半一连叠声的“苦——”，枕上每使我凄然下泪……
世瑛毕竟到歌乐山来看我一次，那是去年夏日，她从北温泉回来，带着两个女儿，和她的令弟世圻夫妇，在我们廊上，坐了半天。她十分称赞我们廊前的远景，我便约她得暇来往些时——我们末次的相见，是在去年九月，我们都在重庆。君励先生的令弟禹九夫妇，约我们在一起吃晚饭，饭后谈到
① 《记富奶奶——一个高尚的人》，收《冰心近作选》。
② 指王世瑛夫妇。 我从前在北平到天桥寻访赛金花的事，世瑛听得很高兴，那时已将夜半，她 便要留我住下。文藻笑问，“那么君励呢？”世瑛也笑说，“君励可以跟你 回去住嘉庐。”我说，“我住待帆庐太舒服了，君励住嘉庐却未免太委屈了 他。”大家开了半天玩笑，但以第二天早晨我们还要开会，便终于走了，现 在回想起来，追悔当初未曾留下，因为在我们三十余年的友谊中，还没有过 “抵足而眠”的经历！
今年三月初，我到重庆去，听到了世瑛分娩在即的消息。她前年曾夭折 了她的第三个儿子——小豹——如今又可以补上一个小的，我很为她高兴。 那时君励先生同文藻正在美国参加太平洋学会，我便写信报告文藻，说君励 先生又快要做父亲了，信写去不到十天，梅月涵先生到山上来，也许他不知 道我和世瑛的交情罢，在晚餐桌上，他偶然提起，说，“君励夫人在前天去 世了，大约是难产。”我突然停了著，似乎也停止了心跳，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就分函在重庆的张肖梅女士（张禹九夫人） 和张霭真女士（王世圻夫人）询问究竟。我总觉得这消息过于突然，三十年 来生动的活在我心上的人，哪能这样不言不语的就走掉了？我终日悬悬的等 着回信，两封回信终于在几天内陆续来到，证实了这最不幸的消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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