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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我参加中印友协的代表团，到印度去访问。我们所接触的多半是上层人士，和人民只是在群众大会上见面，没有多谈话，但是即使是短短的接触也使我们很受感动。有一次，印度主人请我们到一个集会上听音乐。印度的音乐和我们的不一样，分时令和时间，有些乐章是应该在早晨听的；有些是中午听的；有些是黄昏听的；有些是夜半听的。这一天，我们已经开过大小七次会了，当他们请听夜半音乐的时候，我们本想婉言辞谢，但是，他们说音乐会的演奏很好，一定要听，所以我们就去了。我们都不懂印度音乐，唯恐因太困而睡着了，结果因为音乐很好听，我们没有睡。但是听完以后，已经是大半夜了，我们在回来的车上就睡着了，睡梦中忽然感到汽车停了，睁眼一看，司机也不在了，深夜荒郊，我们觉得很害怕，但也只好等着。过了一会，看见司机从老远老远的地方，慢慢地走来，而且还扶着两个人，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都穿的白衣服，老头腋下还架着一根拐，司机就通过翻译跟我们讲：这两位是我的父母，我的父亲是个残废人，不能去参加群众大会，因此想在你们从这里经过的时候，跟你们见见面，我的父母和我约定老早就从村子里出来，在这树林里等着你们。这时我们完全醒了都下了车，老人们手里拿着自己用野花编织的花环套在我们的脖子上。那位老太太走上来一把就把我抱住，抱得很紧，我感到她心里头有多少话想说而说不出啊！
还有一次，也是晚上，我们坐火车到一个城市去，沿途每到一站，都有人来欢迎，因此我们不敢都睡觉，只能轮流地睡。这一段是该我睡的时候，过不一会，他们把我摇醒了，起来一看，车窗外真像摆着一幅壮丽的图画。这是一个乡村小站，谁都没想到会有人来欢迎，更没想到群众中还有妇女。我看见十几根火把高举着，在火把光中有一面大红旗，拿着红旗的是一位农村妇女——大家都晓得，热带的人喜欢穿深颜色的衣服，大红大绿的——这位妇女身上披的就是一块大红的纱巾，她手里又拿着一面大红旗，在十几根火把的衬托下，真是夺目之极。这天晚上，当我们代表团里其他的人看到这个动人的场面的时候，就非把我摇醒不可，我一下车去，这位妇女也是走上前来把我一把抱住，从她的身上，我可以闻到一股“土气息泥滋味”，我们还是没有讲出一句话。
一九五五年我们去日本参加第一次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大会是在东京开的，会后去了长崎和广岛。……我们到广岛的时候，曾去医院慰问原子弹受害者。有一位妇女，在原子弹投下的那天早晨，她正背着孩子在做饭，当时她的孩子死了，她没有死，因此在她身上，除了背上孩子遮盖的地方以外，浑身都是伤疤。她对我们说：我就是这样一辈子把我孩子的阴影背在身上！我本来是可以自杀的，但是我除了这个最小的孩子以外，还有三个孩子，我必须为我的这几个孩子活下去，现在我坚持不但为了我的孩子活下去，还要为着日本所有的孩子，将来能够得到和平幸福的生活活下去！这件事也使我十分激动。那天下午，我们开了一个会，请一些原子弹受害者来谈话，来的人中，有很多是年轻的姑娘，有的是走不动坐着推车来的，她们已经残废了。诉苦时讲的活，都是我们在别的诉苦会上所听不到的极其悲愤的话。散会的时候，有一个母亲对我说：我这个女儿，原子弹投下的时候她才十岁，这孩子长得非常好看，爱清洁，喜欢收拾，她自受原子弹的害以后，就残废了，脸上和肩背上的肉都扭曲起来，手脚都不能动。十年以来，她不肯出屋子，连窗帘都不让人拉开，她不愿意让人看见她的丑陋形象，她觉得自己没有快乐，没有希望了，她不愿意活着，要不是为我的话，她早就自尽了。这次你们来，给她一个很大的希望和刺激，她说，她要把她的形象给大家看看，让全世界的人民为之惊心，为之痛恨，坚决地一致起来反对帝国主义，防止核战争。这些故事都是使我们很受感动的。
一九五八年，我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到欧洲访问的时候，曾到英国各大学去演讲，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来往，谈话的时候，感到他们对中国是在向往，或者是不知不觉地在向往。在英国艾丁堡大学校长举行的午餐招待会上，有一位文学教授坐在我旁边，他问我的专业是什么？又说客人名单上介绍你是一位儿童文学家，我说我写过儿童文学作品，不过写不好。他说，你们那儿的儿童文学是怎样写法的，我说也没有特别新的写法，不过我们明确地知道我们创作的目的，是希望把我们的儿童培养成一个更诚实、更勇敢、更高尚的孩子。用我们最熟悉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把他们培养成革命和建设的接班人。他说，在我们英国正相反，真叫人愤慨，现在我们报纸上好多连载的滑稽画，仿佛总是想尽办法使儿童变成一个压迫人、剥削人的人。比方说，有一段滑稽画上说，有一个孩子，他母亲给他一毛钱，叫他在院子里推草，孩子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拿五分钱去买了一根冰棍，拿另外五分钱去雇一个邻居的孩子来推草，当那个邻居的孩子在推草的时候，他就坐在阴凉的地方吃冰棍。这个滑稽画的题目叫“聪明的亨利”。看去好像是笑话，其实就是对孩子说，凡是会剥削人的、会欺骗人的孩子是有办法的。这不过是危害性比较小的一段，你看我们该怎么办？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家长、老师，给日报滑稽画栏，或是儿童书籍出版社提出书面意见，但是都没有用。你们是用什么办法来清除这些坏东西，而奖励作家写那些好的东西的？我说，我们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政府和社会上各方面的人一起来办这件事情的。他沉思他说，是呀，政府跟人民在一起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呵！底下他就不再说什么了。我想儿童文学能不能健康地发展，有害的儿童书画能不能禁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如何培养新的一代人，他们就感到没有办法。还有一次，几位英国议员请我们在议会里喝茶，有一位女议会员陪我谈话。我问她现在她们议会里辩论什么问题，她说，辩论的是禁娼问题，我们多次要求男议员们跟我们合作，但是始终通不过这个议案。我们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就是禁止娼妓公开地在街上拉客。你们中国人大的女代表们是怎样得到男代表的合作来禁娟的？我说，据我所知，在有人民大会以前，我们已经没有娼妓了。自从解放以后，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已经得到解放，翻了身，在我们国家里，男子和妇女在一起，政府和人民在一起，把凡是有害的东西都清除掉了。她听了以后很感叹。她说，我想政权在什么人手里还是很重要的。①我和井上靖先生的初次会见，我已不记得是哪年哪月的事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六十年代初期，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时，曾到井上先生家里作客。我看到井上先生满屋满架的书，会见了热情好客的井上夫人，还有井上先生的小女儿——佳子姑娘。她活泼聪明，十分可爱，尤其是她脑后垂着两条又黑又粗的发辫，和中国的女孩子一模一样，见过后很难忘掉，那天井上先生送了我好几本他的大作。他知道我不懂日文，
①《谈点读书与写作的甘苦》，收《记事珠》。
还送我一本英文译的《猎枪》。
此后，我们的相见就频繁了，二十余年的往事中，画面重叠地闪过我的心幕。有的在北京，有的在东京，背景有中国的山色，有日本的湖光，无不情景交融，依依如画！最后的一张画面是一九八一年我病后家居，井上先生和夫人，还有中岛健藏夫人，一定要亲来慰问。我的客室又小，我们和翻译人员一同团团坐下，真是“促膝谈心”了！那次的聚会，在我的记忆中，是永不会磨灭的。①
①《〈西域小说集〉序》，收《关于女人和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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