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甫著文激怒陈昌浩
松潘战役计划规定：左、中两路军应分别由阿坝、壤口经草地绕攻松潘。当时红军粮食无着，长途转战又未得到很好休整，要穿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而又缺乏后勤补给的水草地，没有相当的时间准备，势不可能。由卓克基向西北到阿坝，再横过草地东向松潘，路遥数千里，且有泥泞沼泽为阻，即使给养有保障也需时近月才能到达。左、中两路军若按此方案于7月初经草地绕向松潘，将自伤其力而又给敌以从容防堵之利，更无迅速机动灭敌可言。因此军委在发布此计划不久，即迅速修正了计划中左、中两路军的部署，指挥北上部队经黑水直趋毛儿盖。
7月初，一军团和三十军奉命由康猫寺等地出发，越海拔4800多米的亚克夏山，经马河坝、寡古、生长寨、羊茸、昌德等地，翻昌德梁子，再经上、中、下之打古，翻拖罗岗，到达沙窝。一路胼手胝足，含辛茹苦。7月9日，先头部队抵达毛儿盖，与驻守该地的胡宗南一部展开战斗。
毛儿盖位于松潘之西，是红军由南向北绕攻松潘或出甘南的必经之地。国民党第一师补充旅补充团第一营，在此筑碉设防。红军与敌接火，不久即拔除敌外围据点，继而攻占该地。续向松潘前进。一军团在距松潘不及百里之羊角塘与胡宗南之廖昂补充旅一部相遇。敌因毛儿盖已失，正于羊角塘一带加紧修碉堡筑工事。红军鏖战竟日，攻克未遂，不得不撤回卡龙。同时，四方面军也按计划要求，由松潘以南的红土坡、小姓沟一带，向北发起猛烈进攻，给胡部的丁德隆独立旅以打击，将战场推进至离松潘二、三十里的牦牛沟。红军在岷江以东的部队也向镇江关以北进攻，与胡部李文第二旅展开激战，毙其第四团团长李友梅及两个营长。从7月中旬到下旬，在从西到南的弧形战线上，战况甚烈，呈拉锯之势，有时枪声距松潘仅一箭之隔。胡宗南也急得把指挥部迁到城南山上，还出动飞机对红军进行侦察轰炸。
由于胡宗南凭借优势火力和坚固工事拼死抵抗，红军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少阵地得而复失。7月下旬，红军攻势停止，在西起腊子山、羊角塘，向南经包子寺、牦牛沟、镇江关一线与胡敌形成对峙。至此，松潘战役实际上停止执行。红军除三十军一部和三十三军大部沿岷江西岸向东警戒，九军一部位于抚边、党坝之线，主力部队主要集结在毛儿盖、黑水地区，另有部份在理番、卓克基等地。
松潘战役，由于准备不足，十万大军行动，粮秣得不到很好保障，加之胡宗南大部云集松潘，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又率部策应，使得先机之利为敌所获，红军的战役计划未能最终贯彻。
其间，张国焘又频催中央解决所谓组织问题，无非是争个人的权力，使得中央难以统一指挥红军，延捱了四方面军的行动。而张国焘西进川康的心又不死，时时有所闪露，造成他在不得已而北进的行动中犹豫徘徊，迟疑不决。这样也使得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很好执行。
为了争取张国焘，团结四方面军一道前进，而两军会师后组织领导的调整与加强，也实属必须。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决定，增补张同焘为军委副主席。不久，军委又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应了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前毛泽东对李富春所讲的话。中央并规定：“一、四方面军会
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取消一、四方面军番号，将一、三、五、九军团分别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各军番号不变。中央又根据徐向前与陈昌浩建议，从四方面军抽调3个团编入一方面军，即四军三十二团，三十军二七○团，三十三军二九四团，同时又从一方面军抽调一些具有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并对红军领导机构和干部也作了一些必要调整。
两军会师后，张国焘为了争个人权力，借口所谓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好，一路吵吵嚷嚷，或派人游说，或致电中央，或在会上公开提出，不达目的不会甘休。中央为红军的命运而计，为中国共产党的前途而计，作了必要的妥协。大公无私、相忍为党的周恩来作出了必要的“牺牲”，主动提出让出自己的职务，以“委曲求全”，以满足张国焘的欲望。洛甫亦主动提出过让出党中央的第一把交椅，让张国焘来坐，因毛泽东认为张国焘不喜欢这个没有兵权的空中楼阁而未能实现。毛泽东的考虑是对的。他太熟悉张国焘了，因为他们不止一次打交道，而张国焘个人所写的历史早就充分说明了这点。
洛甫的“禅让”，虽然没有兑现，但他的心地，他的人品，他的风格，比起张国焘来，始终不可同日而语。
这样，张国焘就由一个方面军的首领，擢升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巨头之一，总政委而又兼军委副主席，权力可谓大矣，而且中央还规定“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中央面对恶山凶水，内忧外患，为了更好地前进，对张国焘不得不作必要的退让！
张国焘个人在红军中的权力得到解决，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又在芦花会议上，一致肯定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执行中央路线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中共中央的种种让步、苦心孤诣，使得张国焘自认为他在懋功会师以来的种种努力，终归没有付诸东流。他希望得到的，终于攥到他的手里。会师后的两支兄弟部队，应该团结得像一个人了，步调一致很好向前进了。
但历史并不如诗人想象的那么美好！并不如预言家美好的预言！多灾多难的中国革命，多灾多难的中国工农红军、多灾多难的中国共产党，在这多灾多难的远征途中，到底蕴藏着多少多灾多难的故事？
无情的历史，最终给中国共产党人的让步以嘲弄。
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为了加强政治工作，总政治部办了一个叫《干部必读》的刊物。洛甫、凯丰、陈昌浩、博古、杨尚昆几个人，组成了一个编辑委员会。每出版一期刊物时，编委会对每一篇文章都要进行讨论。这是鉴于《红星报》上刊登了凯丰的《列宁论联邦》一文后引起张国焘反感作出的决定。洛甫系于两次与张国焘交谈的感受，深感张国焘总怀疑党中央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得是那么的迟疑不决，总抱着他的西进川康计划下放。西进川康，针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实质上是一条南下退却避战的路线。洛甫认为，北上与南下，是两条对立的路线，很多干部对此一定缺乏认识，思想可能模糊不清，搞不好，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还以为张国焘的主张对，是党中央“故意”与张国焘过不去，“故意为难”四方面军。特别是松潘战役又没打好，上上下下有一些烦闷，是否会因此怀疑起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部队自懋功北进至毛儿盖、黑水一带以来，由于没有解决好粮食供给，战士体力消耗得不到应有的补充，加上疾病瘟疫流行、部队减员很大，损失不小。洛甫听汇报得知，一军团直属队18天的行军中，就
减员120人，占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作为党中央总负责人，一想起这些，他不无优虑。如果有谁还在北上的问题上产生动摇，老纠缠这个问题，全党全军不能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不能全力以赴去贯彻党中央既定的北上战略方针，那就更麻烦了。于是行军有暇，他写下一篇《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交《干部必读》编委会诸同志讨论。
讨论会上，当洛甫简单介绍了一下他的写作动机与文章的要点之后，陈昌浩怒气冲冲地拍了一下桌子，指着洛甫的文章说：“你这是什么狗卵子文章？什么狗卵子两条路线？你如果要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号召四方面军同志起来反对你这个狗卵子中央。”陈昌浩的话，骂的够粗俗够难听的了。陈昌浩是湖北人，他有一个习惯，
说话一急了，就爱骂“狗卵子”。洛甫的文章，一讨论就吵翻了，好像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陈昌浩为什么对洛甫的文章这么反感？气这么大？讲起话来似乎比张国
焘更少讲策略，简直可以说是开门见山，真枪真刀地干了。凯丰当即出来制止：“有话好好说嘛，发脾气骂人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凯丰的文章《列宁论联邦》受到张国焘非议的事，他是知道的，不消说是洛甫通的气。他虽然与陈昌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块学习过，曾经剪烛西窗，有一番旧雨情谊，但由于他受到张国焘的指斥不服气，而他又始终认为陈昌浩是张国焘的左右手，可以说是张国焘的代言人。洛甫的文章并没点张国焘的名，你陈昌浩何以发这么大的火？于是这时当然要理直气壮地起来为洛甫说话了。
洛甫耐着性子说：“凯丰同志讲得好，有意见心平气和地讨论，骂人于解决问题无补。”博古也沉不住气了，接过洛甫的话说：“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文章的观点对不对，如果有问题，就改正，不必动那么大的肝火。”陈昌浩余怒未息地说：“动不动就扣上路线斗争的大帽子，是不是想整人。”杨尚昆在一旁解释说：“洛甫同志的文章，无非是想统一全党北上的思想，我看没有其他恶意。”陈昌浩争辩道：“北上就谈北上嘛，何必又端出一个南下来批判。”凯丰给陈昌浩顶了回去：“党内有的同志，就喜欢谈南下嘛！这是事实，不是人为制造的矛盾。”洛甫看见陈昌浩思想不通，怕文章发表出来引起一些同志的误解，更增加不必要的思想工作，于是退让一步说：“我的水平低，文章可能没有写好，但没有什么不良动机。昌浩同志既然有意见，我看就不要登载了。”善良、诚挚、谦和、宽厚，颇有涵养的洛甫，始终以革命大局为重，没有坚持发表他的文章。洛甫的文章，就因陈昌浩的坚决反对而束之高阁。因为没有刊登出来，也就无法为世人所知。但从题目可以论断，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关于北上与南下之争的第一篇与张国焘论战的著述，应该说是中共党史上第一篇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南下路线的文章。令人不无遗憾的是，战乱兵燹，湮没了它的存在，让后人无法读到它的全文。
讨论会后，杨尚昆不服气，约着洛甫一道跑到毛泽东那儿去通报此事，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毛泽东看问题总要高人一筹。
毛泽东听了杨尚昆与洛甫对讨论会生动的描述后，哈哈大笑起来。当即指着洛甫说：
“你这个张闻天，就是个书生，你不懂事，你现在写这些文章干什么啊！一点用处都没有！”
洛甫不服气地说：
“统一思想，更好地贯彻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仍然笑着说：
“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听得进去吗？他们现在是人多枪多，财大气粗。陈昌浩为什么动口就骂人，还不是仗着张国焘的势力。”
杨尚昆说：
“他们坚持南下怎么办？”
毛泽东回答说：
“忍耐，斗争，等待，不可操之过急。”
通达事理的毛泽东，看问题的确又比书生型的洛甫高了一筹。
洛甫写文章谈北上与南下斗争一事，不消说很快传到张国焘耳里。张国焘由于组织问题的解决而少了一点浮躁，多了一点平和的心海，又激起了一层层波浪..
张国焘综合会师以来的所见所闻，他深深感到自己的意志得不到伸展，甚至觉得中央有急于“控制”四方面军的意图。一个多月来，他认为中共中央的要员们的“表演”够精彩的了。他总认为中共中央由于苏维埃政策的错误，才招致了军事失败。如今只有乞怜于“控制手段”。两河口会议上，博古讽刺他的西进川康方针是“麻雀飞进阴沟里头”，曾经使得他大动肝火。心想你这个中共中央的“小伙子”，也敢大言不惭地说风凉话，出言不逊，对我张国焘讥讽打击；凯丰又在《红星报》上写文章批判西北联邦政府，说是反对列宁主义；今天洛甫又粉墨登场，紧锣密鼓著文说我西进川康是犯了路线错误，真是罪该万死。老谋深算的毛泽东，虽不像留俄派一样拿着教条主义的鞭子抽打我，但同他讨论问题时，总坚持自己的主张，说东道西，保留自己的意见，难于改变他的主意。他往往不出面，摇着鹅毛扇在幕后掌握中共的活动，按他的意志办事。所有这些，凡此种种，无非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联合洛甫、秦邦宪、凯丰等留俄学生，一致对付我张国焘的表现..既然，中共中央的要员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事端，我张国焘也不能保持沉默，姓张的在中共的舞台几经摔打，什么没有尝试过，连斯大林的味道，也领教过了。难道我张国焘是砧俎上的鱼肉，可以任人宰割！我这个中共的元老有责任出来“纠正”这些要员们的“错误”，挽救中共的“失败”。今天，我既然在军内负有要职，又是六大选出来的老牌政治局委员，就要为解决党的“错误”披荆斩棘，迎着艰难奋然而前行。
张国焘与中共的裂痕正在剧烈地扩展..
张国焘个人的野心在不断膨胀..
红军对敌斗争的松潘战役计划又没有付诸实施，敌情正向着对红军不利的方面快速发展..
中共中央与红军正面临着历史险恶的考验..
7月上旬，蒋介石在成都连续对薛岳部队九十师、九十二师、九十六师、九十九师、二九五旅等连以上军官作题为《中央军追剿赤匪之意义及其经过之成绩》的训话，大谈“剿赤壮举”，以励将士效命。同时，召集师部以上头目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对川西北地区的红军动向，作出了两种估计：一是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是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古道再出文县、武都，以会合在陕甘活动的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会上，蒋介石命薛岳率部于8月上旬将二路军前敌总部推进至文县，周浑元纵队推进至武都，对红二十五军实行堵截。吴奇伟纵队则北进至平武、青川，与胡宗南部联络。三路军胡宗南部第二纵队归薛岳指挥，集中松潘、漳腊、黄胜关，并以胡部进出上下包座担任封锁。蒋介石妄图以此来堵住红军可能突围的两条路线。
蒋介石的部队，正在频频地调动。此时薛部欧震师周化南旅已先后到达江油；吴奇伟纵队一部进至平武阔达一带，接替胡宗南部在平武的防务，胡宗南则集中主力在松潘一线，并派第一师补充旅补充团第三营驻守上包座；游击第二支队张莱孝部驻防阿西茸，李家钰部进占威州；王缵绪部进占茂县；刘文辉部进占崇化；杨森部进占懋功。各路敌军正步步缩小对红军的包围。
严峻的敌情，不得不要求红军改变计划。中央军委于8月初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以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红军各部按照夏洮战役计划，辗辗转转向北移动，来到毛儿盖。暂时摆脱了敌人，部队得以喘口气。
毛儿盖位于大小金川之内，当地藏人称毛革阿按，土司的姓名叫索朗，辖地18寨，方圆800多里，红军来时，此地有468户人家，1200多人。清高宗乾隆年间，四川有大小金川之变。藏人凭巢踞穴，对抗清兵，清廷用兵5年，糜费白银七千万两，用反间计，筑长围，断水道诸办法，将藏兵困毙于勒乌围噶尔崖，才将乱事平息。早在清圣祖康熙年间，大小金川毛儿盖一带土司就曾不断骚乱，清帝又不得不劳师十载，用兵五路，一由灌县至懋功为东路；一由打箭炉（康定）至丹巴为南路；一由理番至抚边为西路；一由松潘至卓克基为北路；一由木坪至鄂克什为中路，五路会攻，始将土司的扰乱平定。两三百年来，毛儿盖一带未尝绥靖过。今红军至此险地，应该说为国民党军队所求之不得的，可是却刚刚相反，红军倒赢得一个短暂的休养生息的机会。
松潘七十二土司之一索朗盘踞的毛儿盖，是一个藏族聚居的高原山区。藏民的碉楼，多数筑在山腹，高三四丈许，分层而居，每层四面留孔，可施放枪支或抬炮。楼层之间，以独木为梯，挖成锯齿形，凹处仅能容趾。从外地迁徙来的汉民，则以木板作屋，上压以石片，木板房的下层饲养牲口，上层住人，居室里散发着牛羊的膻腥与牲畜的粪臭味。木板房屋四周，到处是平缓起伏的山峦和疏疏落落的草地。还有一块一块不太规整的坝子里生长着青黄色的待熟的青稞。山陬地角，开放着一簇簇淡紫色和菊黄色的小花，白色的羊群与黑黄色的牦牛群，在倾斜的草坡上漫游闲逛，倒也有几分悠闲自在。
部队进驻毛儿盖后，由于无战事，张国焘感到进一步向中央争权的时机已到，于是便向中央提出要彻底“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要求“审查中央的路线”。他以为“挽救中央”的时机到了，是“清算”中央的“错误”的时候了，他这个自以为代表中央正确路线的人物，自然要粉墨登场了。
而洛甫、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自两军会师以来，在与张国焘打交道的过程中，也深感张国焘其人不好对付，一会提出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会又提出那个问题需要研究，经常节外生枝，难以应对。但考虑到张国焘是七、八万大军的一个统帅，是一方诸侯，他代表的力量不可小视。而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些思想分歧以及下一步的战略方针等等问题，也需要开会研究解决。于是中共中央决定，趁部队在毛儿盖地区筹粮，准备过草地之机，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党内争端。
张国焘在毛儿盖住了几日，便接到开会通知，他与陈昌浩一道带着十余卫士，策马赶到离毛儿盖一、二十里之遥的沙窝（俄灯寨子）去开会。
沙窝是毛儿盖18寨之一，是一个藏人居住的小村庄，群山怀抱，林木丰茂，自成天地。
张国焘与陈昌浩一行进入沙窝山沟，沿途通过几道岗哨。张国焘心想，开会这个地方戒备还相当森严哩。
会场设在俄灯寨子一间喇嘛庙里。这间喇嘛庙是毛儿盖有数的寺庙之一。参加会议的有洛甫、博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共计11人。
会议首先由洛甫作报告。他着重讲了这次开会的宗旨，主要是统一对党的政治路线的认识以及解决组织问题。
会议召开之前，中共已经委托洛甫起草了一份《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案》，洛甫根据他所草拟的决议案精神，在会上讲了一通。洛甫报告完毕，毛泽东将决议案手稿，递给张国焘看。
张国焘留心看了一遍，见上面所写的要点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获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重大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中曾发生过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经适当的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苏维埃中国而继续奋斗。..
张国焘一边看一边细细琢磨着决议案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措词。心想，洛甫真不愧是中共的秀才，笔杆子。其间文字不管多么巧妙委婉，总要虚与委蛇地维护中共的苏维埃政策，千方百计肯定遵义会议的成绩。关于遵义会议，前不久他才与洛甫讨论过，遵义会议是否合法？他一直持怀疑态度，现在洛甫又在他“炮制”的决议案里大加肯定，并“扬言”“遵义政治局扩大会纠正了党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以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一方面军在遵义会议后得到了许多伟大胜利，完成了党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
在张国焘看来，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中央和一方面军被蒋介石的部队撵到中国的西陲，在会师以后他目睹的“狼狈”状况，能说明是伟大胜利吗？这简直是自欺欺人之谈，是在为中共的错误政治路线辩护。
张国焘对决议草案有了这个基本看法之后，没有吭气，若无其事地转递给其他与会者看。但参与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博古、凯丰、邓发等人，一个个都回答说已经看过。张国焘心里一惊，立刻感觉到到会的衮衮诸公不仅
看过，也许还讨论过，只他一人不知道罢了。看来这是毛泽东等人事先准备好的——欲以多数压倒少数的方式，强迫他接受意见的一场戏。他再审视大家的表情，除毛泽东在那儿抽烟，好像显得若无其事外，其他诸君较为严峻。他立即体察到会场的气氛有些紧张，不同寻常。
洛甫扶了扶眼镜，望望大家说：“请大家讨论，谈谈意见。”
毛泽东第一个要求发言。
毛泽东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大大地增强了苏维埃革命的武装力量，展开了苏维埃革命伟大胜利的前途。两河口会议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陕甘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以此彻底击破蒋介石国民党的包围与封锁，从而取得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然而，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的和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接着毛泽东对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反对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长征途中所取得的伟大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赞扬。同时肯定了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正确，对当前的中心工作还讲了几条具体的意见。毛泽东还特别谈到当前必须在部队中要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具体的表现在对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抱怀疑态度，不敢大胆地前进，而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毛泽东着重指出这种有害的倾向，是执行目前战略方针的最大危险。
张国焘注意听着毛泽东的发言，留心他每句话的含意。他已经有所思想准备，心想毛泽东会含沙射影将四方面军特别是他本人“攻击”一番，这是他以扭曲的心态看人对事的一种必然反映。毛泽东的发言，很多地方他不能接受，本想起而反击，但回头一想，听听诸公的高论再说，看看他们还有些什么精彩的言论。
毛泽东发言后，没有人接着讲话。
周恩来因过雪山时受了风凉，是带病参加会议，精神有些不济，坐在那里间或还有点咳嗽。朱德微低着头，似在深思。博古皱着双眉在那儿抽烟，眼镜后面的目光显得格外冷峻。凯丰瞧着窗外，一眼不眨，似在思考什么。毛泽东讲完话后，点燃一支烟慢慢吸着。张国焘瞧瞧这个，然后又瞧瞧那个，心里不停地在打鼓：看来，今天我国焘是赴中共的“鸿门宴”了。
洛甫再次启发与会者发言，针对他的报告发表意见。
朱德讲话了，接着是邓发、凯丰相继发言。他们三人都赞同洛甫所作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特别是凯丰的发言里又提到张国焘所成立的西北联邦政府一事，三言两语又批评一通。
张国焘坐在那里，感到特别不舒服，虽不是如坐针毡，但心里颇感浮躁与郁闷，他耐不住了，在凯丰讲话之后接着说道：
“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我们之间发生的歧见，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都有多年奋斗的经历，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难事，我们在这里举行会议，就是为了获致谅解，并不是要扩大分歧。”
大家点点头。张国焘停了停继续说下去：
“然而，我惋惜我们没有在抚边初会时，就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说清楚，
因而酿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一些不应有的言论。譬如凯丰同志著文批判西北联邦政府；洛甫同志著文批判南下是错误路线；更有人说张某人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挟中央；也有人肯定张某人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又有人说张某人自恃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还有人说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煞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等等，凡此流言，完全把我张国焘描绘得不成样子，简直是一个大白脸了..”
不等张国焘说下去，毛泽东立刻插话说：
“这种流言是很多的，譬如有人说姓毛的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有人说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有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这次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张国焘接过毛泽东的话说：
“中央的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或者是我们执行错了。再者就是时移势易，我们还死抱着教条不愿改变。今天，我们在这里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我们大家都经历过惊人的艰苦奋斗，都为共产主义卖过一番气力，党不能舍弃我们，我们也决不能舍弃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就有人说犯过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而且这样的同志，现在更加少了。因此，我们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把责任问题牵连在一起。”
大家一听张国焘的这番高论，确实有“水平”，无非是在否定党的政治路线的同时，替执行路线的同志放“思想包袱”，好让这样的同志“反戈一击”。
张国焘还振振有词地说：
“这次会议，我们似乎不宜贸然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可以肯定一点，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我们今天之所以退到古西戎的番人之地，这失败的事实是谁也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如何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依鄙人之见，主要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我看，苏维埃这面旗帜，还是暂时卷起为好。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是倒果为因。”
博古极不满意张国焘的这种说法，当即反驳道：
“国焘同志说苏维埃运动完全失败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其实，苏维埃运动的各项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又经过中共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不能说它错了。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只是部分地区遭到了一些挫折，不能因此而否定。如果持有这种看法，是实足的悲观论调。”
凯丰也说：
“政治路线问题，已经在遵义作过结论，当时我的思想不通，经过半年的实践，我认为那次会议所作的结论是对的，现在没有再讨论的必要。”
毛泽东立刻插话说：
“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与否，也不能只由一、四方面军来检讨，即使有问题，也只有留待以后有条件时，大家坐下来再研讨。”
周恩来说：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不然，两大主力红军就不可能胜利会师。”
大家几乎是众口一词，肯定遵义会议以来的政治路线，连陈昌浩都不好起来反对。因为会前陈昌浩和傅钟都看过洛甫拟的决议案，基本同意，没有提出更多的反对的意见，所以这时也不便为张国焘呐喊助威了。
张国焘感到有点孤立，看来他想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是个问题，于是避开这个一时扯不清楚的问题，讲起别的事来：
“依我之见，中央还应遴选一些新人参加政治局工作，这样可以加强中央的领导作用..”
洛甫插话说：
“增加政治局委员，必须由党的代表大会决定，不可随便处理。”
张国焘当即反驳说：
“在座的秦邦宪、王稼祥、朱总司令，包括你洛甫，也不是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而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在座的只有我和恩来同志。其他诸君，都是以后的各种会议增补的。这在中共的历史上，也不是什么新发明，不值得小题大做。既然中央存在一方面军里面，只要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就可以决定，这样的事过去是常有的。”洛甫感到奇怪，上个月部队屯驻芦花的时候，张国焘找他谈起遵义会议时，认为那次政治局会议不合法，理由不是党的代表大会，会议的选举是否生效？存疑。主要是对毛泽东进常委不满。而今，张国焘为了将他手下的人塞进中央，又说不通过中央全会可以增补，只要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就可以解决。出尔反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党中央的组织原则，可以根据他的需要随心所欲去作解释，典型的实用主义！张国焘的诡辩，简直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洛甫摇摇头，心里暗自感到好笑。
毛泽东一听，张国焘在这里无非是为四方面军争权，其实质是争取在中央多找几个他的代言人。不然，在中央的会议上，他总是居于少数。何况在向毛儿盖进军途中，张国焘已经向中央提出进政治局的四方面军干部的名单，还来回商量过好几次，于是说道：
“政治局增加四方面军的干部，这个我没意见，但不宜过多。是否增加陈昌浩和周纯全两同志就行了。因为中央还包括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的秘密组织。中央委员，可考虑增加一些四方面军的同张国焘的这个建议，毛泽东只同意了一半，因为在下面，张国焘提出四方面军的六、七个干部可以进政治局，于是不服气地说：
“四方面军的干部，如果只同意一两人进政治局，那么，是否立即召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呢？特别是现在，一、四方面军的干部互有隔阂，对中央也有不满，让大家发表发表意见。由一、四方面军干部组成的高级干部会议，应该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有人过度敏感，以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将由四方面军的同志占多数，不免是想入非非。我可以声明，四方面军的同志，决不会在高级干部会议中要求占多数。只是想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而已。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将是实施党内民主，解决党内各种歧见纷争的有效途径。”
毛泽东看了一眼张国焘说：
“现在是在军事行动中，不能谈什么党内民主，一切只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
张国焘白了毛泽东一眼，没有再继续讲下去。
会场静了一会。
洛甫抬头问张国焘：“国焘同志，你的意见发表完了没有？”张国焘淡淡地说：“暂且就说这些，以后有机会再谈。谬误之处，请诸位批判。”洛甫转向大家：“还有些什么意见？”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我再讲几句。其实洛甫同志的这个决议草案在开会前同昌浩、傅钟几
位同志商量过，他们是同意的。国焘同志对苏维埃运动的看法，与我们略有分歧，如果认为苏维埃运动是失败了，将使一般同志失望。我看，今后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将苏维埃旗帜高举起来。卷起苏维埃旗帜的作法，我们似乎还没失败到这个地步，大可不必。至于对遵义政治局会议的评价，我看，我们也不要勉强国焘同志接受，留待以后党的会议来做结论吧。”停了停，毛泽东以一种调侃的语言说：“国焘兄说得好，梁山泊好汉不打不相识，今天，我们算是又一次相识喽。”说完嘿嘿笑了起来。
张国焘也不得不苦笑了一下。洛甫最后说：“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个草案基本
上算是通过了，同志们提的意见，由常委修改后，再转发下去。”
九、患难相随
邓颖超为病中的周恩来分忧
深夜3点多钟，周恩来从沙窝的喇嘛庙开会出来，头感到有些昏痛，高原的夜风一阵一阵地袭击着他单瘦的身体，他哆嗦起来，“咯咯咯咯”的不断咳嗽。
天边的月儿洒下清冷的光辉，几颗寂寞的寒星在沉沉的夜空眨着不眠的眼睛，深情地注视着几个疲惫的夜行人。
周恩来的身子软软的，腿脚好像没有一点力气，抬脚动腿都感到有些困难，似乎还有点儿恶心，想呕吐。特务员小魏在马灯的光亮中看见周恩来走起路来身子摇摇晃晃的，咳嗽声不断，赶快扶着周恩来的手臂，无比关怀地说：
“周副主席，我叫担架来。”
周恩来挥挥手：
“不消了，慢慢地走回去。”
从开会的地方到军委总部驻地，本来没有多远，可是他们竟走了好几十分钟。
周恩来吃力地摸回到自己的房间，头一阵剧痛，身子感到特别寒冷，胳膊和腿脚的关节，也开始疼痛起来。他实在支撑不住了，身子不自觉地倒在木板搭的铺上，嘴里喃喃地叨念着：“小魏..，冷得要命！..快给我加盖一点东西。”
小魏迅速将周恩来的一床黄色棉毯搭在薄薄的灰夹被上，亲切问道：
“想喝水吗？周副主席！”
周恩来摇摇头说：
“还冷，再盖一点..”
小魏又将周恩来的一件灰布大衣盖在棉毯上。
周恩来半睁着红红的眼睛还在一个劲地说：
“冷——冷——好冷哟！”声音逐渐微弱下来，双眼紧闭着。
小魏急了。他在周恩来身边一年多日子，还没看见周副主席病得这般模佯。于是用手在周恩来的额上试了试：
“哟！头好烫，发高烧！”他不敢怠慢，拔腿便朝卫生部驻地跑去。
突围西征以来，周恩来异乎寻常的辛苦，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全落在他的肩上。傍晚，每到一个驻地，他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等各方面的情况来齐后，经过分析研究再找毛泽东商量，然后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这时天已接近黎明，新的一天忙乱的生活又将开始。本来，刘伯承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周恩来不要刘伯承起草作战命令，而由他自己承担起来。白天，他又要和部队一起行军。清晨太困了，有时在担架上躺一会儿，算是对熬夜的补偿。因为睡眠不足，骑马时常常要打瞌睡，容易摔下来。一到驻地，他又顾不得休息，等到把事情处理完毕，常常是下半夜啦。周恩来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夜以继日地操劳。有时刚刚躺下，来了情况，又不得不把他叫醒处理，不然要贻误军机。
在贵州黎平附近，总部一局的罗参谋为了向他请示一个急事，曾热泪盈眶地三次叫醒周恩来。第三次渡赤水河的时候，罗参谋有事向他请示，周恩来在睡梦中“嗯”了一声，小罗以为他已同意，退了出来。第二天，周恩来说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于是周恩来从此规定，以后必须将他喊醒坐起来，才算叫醒，或者干脆让他站着听参谋们请示或汇报工作，以免又睡着了。大军西征以来，他常常彻夜不眠，实在支持不住了，就伏在桌上打一会儿盹，又赶快抬起头来继续工作，西征中的周恩来，就是这样夙夜匪懈，宵衣旰食！
周恩来的身子，由于忘我的工作而显得十分虚弱了。翻过夹金山时，高山缺氧，风雪的肆虐，又将他■羸的躯体折磨一番，他因感受雪山的风寒开始生病。部队到了毛儿盖，由于粮食的极端匮乏，周恩来不得不同大家一起吃野菜和青稞，虚弱的身子终于再也无法支撑了，彻底垮了下来。
小魏请来了卫生部的戴医生，一量温度，竟高烧到四十度。戴医生对小魏说：
“周副主席患的是疟疾。”接着他从挎包里取出一包还是在遵义“太平洋药房”购买的奎宁丸，交给小魏说：
“对付疟疾，只剩下这么十几颗奎宁丸了，我一直留着，舍不得用，赶快给周副主席吃，过几天，烧就会退的。”
小魏照戴医生的嘱咐，精心照顾着周恩来，还替他熬了一碗青稞面，加放了几滴酥油。
但周恩来的高烧一直不退，且不能进食。小魏急得哭了，赶快跑去找毛泽东。
毛泽东得知周恩来病重的消息，急派卫生部的王斌与李治两位医生前往诊治。王斌和李治替周恩来检查后发现肝部肿大，皮肤发黄，两人商量研究一番后确诊为肝炎，这时已发展成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不然有生命危险。
但在这一无设备二无医药的环境里，不要说开刀或穿刺，就连消毒工作都无法进行。怎么办？王斌考虑了一会急对站在周恩来身边的特务员说：
“快到雪山上取些冰块来。”
小魏与小范简单商量了一会，决定让小魏留下照顾周恩来，小范他们到60里外的大雪山上去取冰块。
王斌和李治取出几粒易米丁，扶起昏迷中的周恩来，让周恩来用温开水吞下。这种易米丁，实际上是治疗痢疾用的，但这时到何处去找治肝炎的特效药，没有法只得用它代替了。
王斌与李治一直守护在周恩来身旁，不敢挪动一下脚步，注意观察着周恩来服药后的变化。他们不断用湿毛巾敷在周恩来的额头，一直等到下午，小范和小吴才气喘吁吁地抬回几大块晶莹的冰块。王斌和李治迅速将亮晶晶的冰块冷敷在周恩来脓肿的肝区上方。一会，便听见周恩来响起一两声微弱的呻吟..
邓颖超在休养连得知周恩来病重的消息，急急从驻地赶到军委总部。一路上，心情格外沉重。本来，她的身体也不大好，西征开始，她患了肺结核，吐血，以致编在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行军，没与周恩来在一起。
十来个月，邓颖超与周恩来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主要是周恩来太忙，邓颖超不愿意去打搅他。有几回，毛泽东和周恩来走过休养连，连里的同志看到直叫唤：“毛主席和胡公来了！”（周恩来长征中因蓄胡须，同志们亲切
地叫他周胡子，或称胡公）周恩来走到邓颖超身边，三言两语简单地交谈了几句，又分手了。记得部队在抢渡贵州的北盘江以前，国民党的飞机向休养连驻地掷弹，贺子珍、钟赤兵等人受伤，还死了几个战士。周恩来闻讯，在夜半提着马灯来看望休养连的同志，同邓颖超也只交谈了几分钟，便分手了..
十来个月的戎马岁月，邓颖超同周恩来就这么简简单单地见过几次面，都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似乎少了一点夫妻的情份。他们没有工夫去低回缱绻，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是这样！
这次，因周恩来病势严重。沉疴不起，邓颖超才不得不来看他。
邓颖超忐忑不安地迈进周恩来的房间，见周恩来睡在木板床上昏迷不醒，双目紧闭，那双终日审视战争风云的累眼暂时休息了。她用手轻抚了一下丈夫的额角，感到烫烫的，有点烧手。她凝视着丈夫那张长满胡须的面颊，感觉越来越加消瘦了，似乎只有一张手掌大，皱巴巴的干瘪的脸上，仿佛涂了一层蜡黄，邓颖超的眼角不自觉地滚动着几颗热泪。
压在周恩来腹部的冰块，受着高烧体温的消溶，清亮的雪山之水，便嘀嗒嘀嗒地掉在床下的一只木盆里，停泊在邓颖超眼角的泪珠也随之掉了下来，滴落在她风尘仆仆的征衣上..
这时小魏才“发现”邓颖超在身边，于是轻轻说道：
“邓大姐，请坐！”
邓颖超颔首不语，一直倾身伫立在丈夫身旁。
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落向西陲的余晖，渐次隐没在浓重的大山的荫翳里，遥远的雪山，失去它白灿灿的光芒，在天边留下一重重巍峨的剪影。
小魏对邓颖超说：
“邓大姐，我送你回休养连。”
邓颖超平静地说：
“不！今晚我不能回去，我要照顾恩来。”
“那你怎么睡呢？”
“我在恩来的床前铺点稻草，将恩来的包袱皮盖在稻草上作垫单就得啦。”
小魏不安地说：
“邓大姐，你也有病。”
“没关系，今晚，你们都去休息，我替你们值班，恩来生病的这些日子，你们也真够辛苦啦。”
小魏噘着嘴说：“邓大姐不走，我们也不走。”
邓颖超说：
“好！今晚我们大家一起照顾周副主席。”
邓颖超坐在周恩来床边，把周恩来脱下来的灰色羊毛背心拿过来看看，目的是趁机替他找找虱子。突围出来，部队根本谈不上讲究卫生，上上下下全生虱子，疾病缠身的周恩来，更不例外。邓颖超在闪闪烁烁的马灯光下，见背心的羊毛线眼子里，一只只虱子在有气无力地蠕动，有的虱子肥肥的，似乎喝够了血浆，行动不便，大腹便便地斜插在毛线衣眼子里一动不动。看见这么多害人虫、寄生虫霸占着周恩来的衣服，邓颖超难受极了。心想，西征以来，恩来的身子本来就弱，怎经得起这么多虱子的咬噬、折磨，哪有这么多的热血来喂养这些可恶的家伙。她一边听着周恩来的呻吟，一边用双手的大指甲挤掐虱子，挤掐一个，心里就默记着数字，心想看看究竟能找到多少？每掐一个，静静的屋子里便响起轻微的“咔吧”一声。那些肥虱的血浆甚至溅到她的手臂上，她擦了一下，摆摆头，微微叹了口气。
伴着周恩来时断时续的呻吟，大约花了两三个小时，邓颖超在周恩来的灰羊毛背心上找到170多个虱子，虱子的血把她的两个指甲都染红了。虽然如此，但邓颖超怀疑是否把毛衣上的虱子都捉光了。因为那些白色的星星点点的虱卵，还一簇簇牢固地粘在毛衣的皱褶地方，任你怎么弄也弄不干净。邓颖超只得在虱卵集中的地方，用大指甲一团团地挤掐，于是，房子里便响起一阵咔咔吧吧的声音。她又一次摇摇头，唉声叹气起来..
翌日清晨，周恩来苏醒过来，呻吟声中夹着一声声“肝疼”的叫声。邓颖超和王斌、李治赶快把周恩来扶起来，终于排出半盆绿色的脓来，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异样的臭味，大家心里一下掉下一块石头，心想周副主席得救了，接着他的烧也慢慢退下来。周恩来睁开眼，发现邓颖超在身边，感到有些意外，用一种微弱的声音问道：
“小超，什么时候来的？”邓颖超双眉舒展开来：“昨天下午。”周恩来慢吞吞地说：“我怎么不知道呢？”“你发高烧昏迷不醒，什么都不知道。”周恩来有气无力地说：“这阵，我感到腹部舒服一些，不像昨天那样疼痛了。”邓颖超看看王斌和李治，会心地点点头。周恩来服了易米丁，用冰块降了温，排出脓液以后，疾病慢慢的有所好转，烧已开始退了，可以进一点软食。邓颖超在他身边照顾了三天，便返回休养连驻地。邓颖超离开的第二天，毛泽东来看望周恩来。毛泽东走近周恩来的床边，轻声问道：“恩来，好些吗？”周恩来眨巴着一双无神采的大眼：“好多了，看来暂时不会去见马克思了。夏洮战役计划，执行得如何？
一、三军团离开班佑北上没有？”毛泽东慢慢对周恩来说：“前两天，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的索花寺开会，讨论了一下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周恩来关心地问道：“没有吵架吧。”“还好，这次开会，没有吵架。”毛泽东下意识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随即又插入口袋的烟盒中，决定不抽了。因他突然想起周恩来咳嗽，唯恐因烟味的刺激而加剧。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我在会上，依据中央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强调红军北出后，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因为这一地区，背靠草地，川敌不易过来，而临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致于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却，也是好的。所以向东向西是一个关键。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战略方针，争取向东发展。”周恩来躺在床上注意听着毛泽东的陈述，不断点头。毛泽东接着又说：“会上诸公，基本上都赞同我提出的主张，陈昌浩的态度尤为坚决。他主张我们应快速北进，集中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的既定方针。”周恩来一听，清癯的颜面立刻绽出一丝笑容。毛泽东接着说下去：“徐向前的意见也是主张应当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看来，会上没有分歧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向东了。”周恩来喜悦地说着，欣然一笑。毛泽东强调说：“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否则，将被敌迫我向西，陷部队于不利境地。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如欲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利的。沙窝会议前，决定由总司令部率领的左路军：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此时应向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的右路军：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靠拢。阿坝可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而向右路军靠拢。我们不应将左路军看成是战略预备队。总之，我们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因遇到一些困难，便转而向西。”
纵横捭阖，毛泽东对当前战略方针的阐释，周恩来一听，便心领神会。他虽然因病没有参加毛儿盖会议，但经毛泽东这么一介绍，他完全了解了会议精神，心想这是对沙窝政治局会议关于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
周恩来欣然对毛泽东说：
“你的考虑是对的，应该这样，我们才有希望。昨天，徐向前来看我，还带来几斤牛肉，这算是头等补品啦。徐向前也谈到这次会议的一些情况，明白表示他的东进意见。还说你在毛儿盖会议上，特别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
毛泽东笑笑说：“陈昌浩与张国焘不同啊。他虽然跟张国焘紧，但毕竟年轻，容易接受正确的主张。国焘老兄不同啊。”周恩来问毛泽东：“听说张国焘没有参加毛儿盖会议，是吗？”毛泽东哈哈一笑：“他说肚子疼，躲在四方面军总部，不愿参加。”周恩来说：“怕是沙窝会议大家不同意他的意见，闹情绪呢？”毛泽东摇摇头说：“不好办啊，张国焘是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一会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一会又说要开会研究那个问题，总是节外生枝，难以应对。”毛泽东在周恩来这里坐了一会，由于还要到前敌指挥部去开会，很快便离开了。
8月下旬，根据毛儿盖会议决定，右路军开始北过草地。一军团先行，正在病中的周恩来随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殿后。
右路军进入若尔盖大草原的边缘，开始了穿越草地的进军。
川西北草原，历史上一直为松潘所管辖，故又有松潘草地之称。它位于青藏高原同四川盆地的连接地段，范围包括热尔郎山以南，浪架岭以西，查针染子以北，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4000米以上。其地势由东、南、西三面向北倾斜，起伏不大，一望无际，茫茫无垠，为典型的平坦高原。白河（即嘎曲）和黑河（即墨曲）由南而北纵贯其间，注入黄河。河道迂回摆荡，水流滞缓，汉河、曲流横生，将偌大的草原弄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由于排水不良，潴水而成的牛轭湖星罗棋布，形成大片的沼泽，污水横流。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而成片片草甸覆于沼泽上面。在河间地带，时有相对高度在百米以下的浅丘隆起，其形态多为缓坡平岗，极少棱角锋利的山岩或陡急的沟谷。草地的气候又甚为恶劣，年平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雨雪冰雹，来去无常。时而晴空万里，一碧如洗，烈日炎炎；时而阴霾蔽日，电闪雷鸣。每年的5至9月，是草地的雨季，年降水量的百分之九十，在此期间注入地衣，使本来就泥泞滞水的草原更显出“沧海横流”的景象。四野荒茫，渺无人烟。
中共历史上一场罕见的艰苦行军，就这样开始了。这是一场人同大自然的殊死搏斗，大自然在极其残酷无情地等待着忍饥挨饿的红军。草地边缘偶尔摇曳着一束束鲜花在向着缺衣少吃的红军微笑，其实那是死神在那儿狞笑。在这片神秘莫测的土地上，既显示着大自然的凶猛与冷酷无情，更表现着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意志、毅力与顽强。
正在患阿米巴肝脓肿的周恩来，由于连续发了几天高烧，五、六日没有进食，身体十分赢弱，不要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地上行军也不行，听说要过草地北上，他勉强从床上爬起来，想在屋子里走走试试看，不料一投足便踉跄跌在地上。小魏赶快扶起来，说：
“周副主席，别急，我去报告彭军团长。”
彭德怀在三军团司令部听了小魏的报告，十分焦急，苦苦思索了一阵，然后断然决然地对小魏说一个字：
“抬！”
彭德怀把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找来，向他吩咐道：
“恩来同志生病，不能行动，你具体负责，立即组织担架队抬。实在不行的话，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他抬出草地！”
肖劲光接受任务后，回去考虑了一下，决定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弹埋掉。担架队分成几个组，轮流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等领导同志过草地。
担架队还缺一个队长，由谁来当？
干部团团长陈赓跑去找杨尚昆和彭德怀，自告奋勇愿意担任担架队长。
杨尚昆说：
“干部团的担子重，还是带好你的部队吧。”
陈赓用恳求的目光凝视着杨尚昆说：
“政委，恩来同志病重，把他抬出草地比什么都重要。”
彭德怀打量着陈赓：
“可以考虑。”
陈赓乐了，进一步说：
“我当过医生，一路上可以照顾恩来同志。”
杨尚昆笑了，对彭德怀说：
“陈赓为了想当担架队长，还会找理由哩。”
陈赓认真地说：
“我真的当过医生。”
“在哪？”杨尚昆问道。
“在大上海，我陈赓挂过牌子开过医院，除了拔牙，接生，别的我都能治。”
彭德怀白了陈赓一眼：
“算了，别瞎吹了，你那是冒牌货。”
杨尚昆说：
“老陈，既然老彭同意，你就赶快去准备一下吧，部队马上要向草地进军。”
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也报名要参加给周恩来抬担架，自愿在陈赓的名下当一名担架队员。
部队进入草地后，几乎是无日不雨。雨水不仅淋透了战士们的衣服，也掩没了部队前进的路线。有些地段，连续几十里水深没膝，藏族的通司（向导）也难以寻找过去游牧留下的痕迹。时值8月，也正是草地冰雹肆虐的季节，鹅卵般大的冰雹，有时铺天盖地而来，红军在这茫茫草原上连个藏身之地也寻觅不着。这一片泽国水乡，除偶尔有堆堆笼笼的灌木丛出现于缓坡平岗之上外，其他什么树也没有。如果有谁偏离了部队路线，陷身淤泥，就难以自拔了。
陈赓领着担架队员，抬着周恩来、王稼祥等重病号，在草地上艰难地行进着。
陈赓、杨立三和担架队员也着实可怜。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又缺少粮食和盐巴，有时是野菜充饥，好的时候，一捧青稞面便可以果腹。但常常是饥肠辘辘，饿得头昏眼花。衣单乏食，冻馁交加，一个个体质相当虚弱，而脚下的路又是如此的难行。几次周恩来挣扎着要从担架上爬下来，不让同志们多受一份苦，可都被担架队劝阻了。大家总是坚持要抬，好像这是神圣的任务，什么天大的力量也不能动摇。
杨立三本来已经是相当一级的干部了，完全可以协助陈赓，照拂好担架队，作个管理人员就得了。可是，他坚持要为战士们分担一份劳累，把担架放在自己的双肩，尽一份责任。他之所以要这么做，是由于周恩来的人品、人格力量鼓舞着他，支撑着他，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示一份对周恩来的崇敬，对革命的忠心。杨立三和战土一起，孱弱的肩上放上沉沉的担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大雨倾盆而降，陈赓赶快举起一块油布，遮住担架上周恩来的上半截身子，而他们呢？则个个淋得落汤鸡似的。只要保住了周恩来，他们自己，则全然不顾了。
担架队员的脚，在潴淤的污水草地潦乱地跨着，步步吃力。如果被乱石砸破了，那饱含大量毒质的浊水浸进伤口，立刻便会红肿，继之而糜烂，疼痛难忍。钻心的痛楚，常常使肩上的担架颠簸震颤，牙齿都快咬碎了。杨立三始终是个干部，不像战士们经常扛枪抬炮，双肩时时锻炼着。不久，他的肩膀被磨破了，担架放在上面，苦不堪言，战士们劝他不要再抬了，可他坚持着，默默地承受着痛苦的折磨，他肩上伤口渗出的血，与衣服沾在一起，很快结成一层层暗红色的血痂。污垢、血迹、衣服完全凝固在一起了。晚上，露宿草地的时候，杨立三不但感到肩痛，颈子也疼痛起来，脖子直挺挺的不能动了。一歪就难受。草地行军，真是行路难啊！何况肩上还放着一副沉沉的担架..由于周恩来尚在病中，需人照顾，休养连批准邓颖超照顾周恩来过草地。
一天，邓颖超接到通知，马上去追赶周恩来的担架，天忽然下起雨来，越下越大，没有一间房，没有一棵树，只有一些低矮的灌木丛，但无法藏身，四野迷茫，到哪里去找一个躲雨的地方呢？想着病中的周恩来，她冒着大雨，撑起那把破旧的红油纸伞，沿着部队前进的路线，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草堆里穿行。走啊，走啊，她不小心陷入沼泽，她不敢再动弹了，她知道如果用力将越陷越深。就这样半截身子插在泥淖里好长时间。她的肺结核病本来就没好，凉水又浸击着她的下半个身于，瞬间她感到透不过气来，头晕目眩，浑身窒息般难过，接着咯咯咯地一阵猛烈咳嗽起来。腐败的草根，经过污水的长期浸泡，升腾起一股恶臭，混合着赤痢粪便的奇臭，一阵阵灌进她的鼻孔，她感到阵阵恶心，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才好过一点..
“呀？是邓大姐，你怎么啦——”休养连的战士小吴经过这里，看见邓颖超这般模样，惊叫起来。赶快伸出手慢慢将邓颖超拉了出来。“赶路心急，不小心陷进泥沼里，幸亏遇到你，不然还不知要陷多久呢。”
邓颖超站在一丛草堆上，一边拧着裤子上的污水，一边说着，不断打着冷噤。小吴赶快脱下自己的一件衣服披在邓颖超身上。“周副主席的病，好些吗？”小吴关心地问道。“我就是去看他。前几天发高烧，肝脓肿，有点危险。”“我们一道走。”小吴搀扶着湿漉漉的邓颖超，沿着草地上稀稀拉拉的足迹，一步一步朝前迈去。
邓颖超紧赶慢赶，总算赶上了周恩来。她身上的湿衣，也因体温的不断“烘烤”，渐渐地变得半干起来。她来到周恩来的担架旁，见彭德怀正在向周恩来汇报情况，她不便打扰，也没赶快和周恩来打招呼，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周恩来默默地看了看她，向她深情地点点头，也没说什么。
周恩来的担架搁在一个小土丘上。周恩来坐在一块干草堆上，草堆上面覆盖着一块油布。彭德怀和他的特务员站在周恩来身边。彭德怀看见邓颖超赶来，亲切地招呼她，问她的健康状况。邓颖超也有好久没有看见彭德怀了，见他的身体比从前瘦多啦，脸色黑黄、憔悴，眼囊浮肿，一看便知是劳累过度，又缺吃少眠，于是关心地说：
“军团长，你要注意身体哩。”彭德怀回答说：“不要紧，我比恩来同志好，你要好好照顾一下恩来。”邓颖超点点头。彭德怀转对周恩来报告三军团过草地的遭遇。进入草地，三军团减员严重，每天都有死去的战士，有的走着走着倒下去便起不来了，有的人陷进泥沼，越陷越深，也起不来了。有的吃有毒的野菜中毒死了。有的喝有毒的脏水拉赤痢死了。疾病、瘟疫、赤痢泛滥。草地还没走完，有的干粮告罄，找不着野菜的时候，只得吞嚼火烧水煮后的皮带、枪带、皮鞋、马鞍。战士们饿得没法，为了活命，偷杀牲口的事也出现了。军团政治部作战处长黄克诚有匹骡子跟他好久了，他怕人家偷杀，晚上他睡在帐篷里，把心爱的骡子拴在手上睡觉，有人一拉骡子，他就会惊醒过来，心想，只有这样才会保住骡子的一条命。黄克诚暗自庆幸想出这个办法，晚上大可安心睡觉啦。前几夜，黄克诚在帐篷里睡觉，老不安稳，只要一听见响动，便要爬起来。他时不时地听见这冷酷索寞、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响起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声，不消说那是骡马在哀鸣，呼救。这些畜牲，跟着受苦受难的西征战士，越过千山万水。坚强的女战士，有时依附着它们的尾巴，爬过高耸入云的雪山，渡过湍急的险滩，多么可爱啊。这时，它们的主人没有吃的，难乎为继，于是它们的命运就更悲惨了。它们更加没有吃的，更加消瘦，一副皮包骨，它们病痛，但还要挣扎着驮着辎重、伤病员、物件，一步步艰难地前进着。战士们为了活命，这时也顾不得纪律了，不得不痛心地举起“屠刀”，向它们要“粮”，以填补一下辘辘饥肠。它们呢，对于战士们的所作所为，不能反抗，也无法反抗，只有眼睁睁地鸣起一声声伤心的惨叫，算是对这悲惨世界的告别。这惨叫声，是怨恨呢？是控诉呢？是对这艰难岁月的留恋呢？对特别怜爱骡子的黄克诚来说，一听见这声音，便揪心般痛，要在过去，他会立刻去把杀骡马的战士教训一番，甚至给以处罚。可是在这非常时期，严峻的日子里，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战士们的行为，似乎也无可指责，只有悲怜与侧悯。只有严管好自己的牲口不要丢命就行了。
黄克诚想了这个拉着牲口僵绳睡觉的好办法，的确睡了一个安稳觉，消除了几日来极度的疲劳。可是第二天清晨起来，他发现自己的骡子屁股后边有一块肉被人家剐去了，草地上滴着的血有的已经开始凝固，被剐去的地方红翻翻、血淋淋的。伤残的骡子是已经痛过了？还是痛得麻木了？一声儿没有呻唤，看见自己朝夕相见的主人来了，反倒甩着干瘦的尾巴，似乎在向主人报告它悲惨的遭遇。黄克诚一阵难过，抚摩着骡子的头、发现骡子的眼眶里漾着一层晶亮的东西，难道骡子在流泪？责备谁呢？骂谁呢？向谁去发火呢？这时都无济于事了..最后，黄克诚只得心疼地将这头掉了半边屁股的骡子交给政治部处理，终于把它杀了，以急救饥寒交迫中的红军..
周恩来听了彭德怀的汇报，心情沉重万分。他问彭德怀：
“据你们沿途收容和掩埋的死尸，减员估计有多少？”
“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已有三、四百人，还在逐日增加。”
“啊——”周恩来长长叹了口气，接着嘱咐彭德怀：
“要特别注意改善给养，组织有经验的人挖野菜，尝‘百草’，各人不要乱挖乱吃；要尽量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辎重和干部坐骑，腾出马匹、牦牛供宰杀食用；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团结友爱精神，不准丢弃伤病员。依靠广大指战员的高度觉悟和坚强毅力，走出草地！在绝望中求生存！在绝望中求胜利！”
周恩来交待完毕目送着彭德怀走下山丘，然后才和邓颖超交谈起来。
十、身陷囹圄
廖承志刻蜡板保住一条命
沙窝会议后，中共中央为了迅速北上，实现《夏洮战役计划》，对左、右两路军作了进一步调整：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领导人有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辖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以及军委纵队一部，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领导人有周恩来、毛泽东、洛甫以及前敌指挥部的徐向前、陈昌浩等。辖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以及红军大学等，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首先占领包座、班佑地区，再向夏河前进。
张国焘率部来到卓克基，刚在一座寺庙住下，黄超即来报告，说曾中生对扣压他给中央的信不服，押解的路上一直为在杂谷脑未能见到中央慰问团的同志有意见，要求见张国焘，并与之说理斗争。
张国焘的心情本来就有些烦闷，沙窝会议上，他的一些意见未被中央采纳，相反还遭到毛泽东等人的反对。因此紧接着召开的毛儿盖会议，他就不愿意参加，托病缺席。由于他找不到更多的理由来反对《夏洮战役计划》，于是不得不勉强执行。心想，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退却主张，并未真正拥护北上方，针。黄超这时来报告曾中生的情况，更在张国焘的烦恼上面增添了一层不快。
张国焘看了一眼面前站着的黄超，极不高兴地说：
“这个曾中生，气焰越来越加嚣张，留着是个祸害。有一天，他如果真的见到中央的人，我们就麻烦了。”
黄超心领神会地说：
“张主席，你的意思是把他除了？”
张国焘压低声音说：
“秘密干掉，不留痕迹。”
黄超附合了一声：
“这个好办。”
张国焘又说：
“干掉曾中生与处决许继慎不同。现在有朱德、刘伯承和一方面军的好些人在身边，不能让他们知道。”
张国焘1931年11月，在白雀园杀害许继慎时，手段十分残忍。在白雀园的曹家河岸，许继慎被张国焘捆绑着，叫他的打手一鞭一鞭抽打身子，要许继慎交代他的“反革命罪行”。刚强的许继慎始终没有承认他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压根儿没有“组织一个领导机关”——反革命的军事委员会，自己更没有当这个委员会的什么主席，没有把部队拖到长江边“去消灭缴械，扯青天白日的旗帜，投降蒋介石的计划，”从没召开过什么“秘密会议”，..
于是，许继慎被鞭打得更厉害了。张国焘嫌鞭打还不“解恨”，在场喊叫着：“将许继慎绑到马上，拖！拖！拖死这个家伙。”于是，曾经驮过红军指挥员、红军将领的战马，而今又拖着一个五花大绑的、曾经驰骋沙场、叫敌人闻风丧胆的“罪人”，在沙滩上喋血。
曾经驮过红军指战员出生入死的战马，受着张国焘罪恶的鞭子一阵猛抽，不得不在凹凸不平、极为粗砺的沙滩上狂奔起来。不一会儿，沙滩上便留下斑斑血迹，许继慎被折磨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等到沙滩上的一粒粒鹅卵石被鲜血染红了时，许继慎已经被活活拖死了。除心毒手辣的张国焘一人外，连政治保卫局执行的“刽子手”们，都惨不忍睹，暗自掉泪。
张国焘在杀害许继慎时，因远离中央，所以敢明目张胆，气焰嚣张。而今他在与黄超策划杀害曾中生时，因惧怕中央知道问罪，所以不得不采用另外的手法。
一个月色朦胧的秋夜，3个夜行人走在卓克基北面的森林里。透过灰白色的月光，可以看出三入中走在中间的是红四方面军将领曾中生。旁边的两人，不消说是保卫局执行“任务”的。由于长期关押，曾中生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体质明显下降，因此步履踉跄，加之又是夜晚在森林中躜行，他更是上气不接下气。曾中生不耐烦了，没好气地问身边的保卫局人员：
“你们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来到这个鬼地方？”
一个押送曾中生的个头高一点的保卫局人员回答道：
“你不是要见张主席吗？”
另一个保卫局人员接着说：
“去左路军总司令部。”
曾中生犯疑，当即问道：
“张国焘会住在这林子吗？”
高个回答说：
“跟着我们走，不会错的。”
秋风届凉。曾中生边走边感到身子冷飕飕的。林子里的葛藤菁草也不断牵扯着他的衣裤。他错误地相信保卫局人员的话，艰难地迈动着步子。
曾中生边走边想，这次见到张国焘，一定要把“托陈取消派”、“右倾首领”等等帽子掀掉。张国焘诬陷我曾中生，以立三路线的观点，反对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形成小组织式的斗争，结果助长了改组派、AB团、第三党。他回忆起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南江县木门召开的军事会议之后，张国焘爬上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宝座，自认已站稳脚跟，对反对他错误作法的干部，可以大张挞伐了。于是便在部队和地方党组织中开展所谓反右斗争，把在小河口会议上抵制他们错误领导的干部，统统打作“右派”、“反党分子”，先后秘密杀害了邝继勋、余笃山等人。廖承志等则长期遭到软禁。
往事历历，曾中生一想起就怨恨难平，怒火横生。心想，这次见到张国焘，非叫他说个清楚，即使遭杀身之祸，也在所不辞啦。这不简单是为自己洗雪冤屈，同时是为被张国焘错杀的同志伸张正义，鸣冤叫屈。我曾中生对革命忠心耿耿，何曾有一点点反党行为？怎由他张国焘一手遮天，胡说瞎道？我曾中生受辱期间，写作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听说你张国焘看了也认为“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人手执一本。”并批准于1933年10月正式印成单行本，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下发红军广大指战员。一个真正的反党分子，会写出这样的书吗？何况正处在冤狱之中！..
曾中生一想起这些，沉痛的心海，怒浪掀腾，脚下的步子不自觉地加快起来，想尽快见到张国焘，把心中郁结许久的话，赶快倾倒出来。谁知不小心碰着地上的树桩，他打了一个趔趄，跌倒在树叶枝桠覆盖的林地上。
走在他后面的保卫局人员急问：
“怎么啦？”并用手将曾中生拉起来。
走在前面一点的那个个头高一点的保卫局人员不耐烦地对后面的伙伴说：
“兄弟，差不多了吧，老子的脚杆也走软了。”
后面的人回答说：
“随你便，你说差不多就差不多。”
曾中生从林地上爬起来，还没站稳脚跟，对押送他的人说的黑话还没弄明白，接着猛地飞出一条黑黑的绳子，紧紧套住他的颈子，他还来不及问一声这是为了什么，便痛苦地叫了一声“哎哟”。一声惨叫，在寂静暗灭的森林里结束了一个戎马疆场、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的生命..。
张国焘听了执行“任务”的保卫局人员回来报告后对黄超说：
“在部队中宣传，说曾中生通敌，掉进河里淹死了。”
张国焘随后又问黄超：
“廖承志近来怎么样？”
黄超回答说：
“廖承志还比较老实，成天在刻蜡板。”
张国焘点点头，说一声“好！”
廖承志是1933年秋天被派往川陕革命根据地去的，开始任中共川陕省委常务委员、川陕省总工会宣传部长。次年初任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遭到撤职处分，并受到拘禁，失去自由。
26岁的廖承志，因在17岁时就曾赴日留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后经中共中央的介绍，转赴德国，在汉堡大学读书。不消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知识分子，字是写得很好的。加之母亲何香凝是个国画大师，少年时的廖承志在母亲膝下看母亲作画，朝夕濡染，也对丹青爱好起来。书法、绘画，对于廖承志来说，虽然算不得精通，不能称为大家，但在被张国焘监禁的日子里，可派上了用场。他虽然不及而立之年，但已经学会了比较丰富的斗争经验。因为他在20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前的1925年，还是一个17岁的青少年时，就在广州投身过“五卅运动”，并发动岭南大学工人罢工。他的早熟，应该说是来自父亲廖仲恺、母亲何香凝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影响。赴日留学期间，他参加日本社会科学研究会和反日大同盟活动，三次被捕，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党派他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宣传部及革命互济会工作。1928年冬，也就是在他20岁的时候，中共中央又将他派赴德国，一度转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德国留学生反帝大同盟与中国语言支部工作。翌年，由中共中央负责人翟秋白派赴汉堡中国海员中做工运工作，曾赴荷兰、比利时等国，在中国海员中开展宣传组织活动。1930年，他在荷兰领导成立“西欧中国海员工会分会”，后任汉堡海员俱乐部书记，领导中国海员罢工获胜。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在党领导下，投身异域的革命活动，竟搞得风风火火，又一次遭到德国政府当局驱逐出境的“礼遇”。廖承志回到祖国，党又派他赴苏联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五大。1931年冬回国到上海，次年初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中共党团成员。后接任全国海员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兼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参与领导白色恐怖下的海员工人运动。1933年春，因叛徒告密被捕，后经营救出狱。同年秋天，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
从上面的简历可以看出，年轻的廖承志，踏着父辈革命足迹，不管是在远东的日本岛国，还是欧洲的异国他邦，抑或是神州繁华的都会，都留下战斗的足印。一次又一次的被驱逐出境，一次又一次的从别国的土地上撵出来。无形的枪林弹雨，把他铸造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以致当他来到张国焘身边。无端遭到张国焘的迫害时，他便不得不学会另一种斗争艺术，学会怎样与张国焘相周旋，学会怎样的保存下来不遭杀身之“祸”，一朝获得自由后，更好为党工作。
廖承志在与张国焘斗争时，在这个被关押的特殊战场上，充分运用了他的书法与绘画的这个特长。
张国焘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廖承志的画画得很好。那是在廖承志刚被拘禁不久的一个午后，张国焘装着关心来到廖承志被拘押的楼上，发现廖承志正在用铅笔作画。于是皮笑肉不笑地说：
“廖承志，你还会来这两下哩。”廖承志停下手中的铅笔，回答说：“少年时代，常看母亲作画，于是也就信笔涂鸦，学着母亲画起来。后来得到母亲指点，于是爱好日浓。”
张国焘拿起廖承志作的铅笔画一瞧，见是红军在向川北的“干人”（穷人）宣传：一个头戴大军帽的红军站在一株树下的板凳上讲话，周围围着一群打着赤脚的“干人”，穿得十分破烂，有的衣不遮体。树旁的祠堂上刻着两条红军标语：“打土豪，分田地！”“赤化全川！”
张国焘笑笑：“画得不错嘛！今后多画一点画向群众宣传。”廖承志说：“我是闲得无聊，没有事干，作画消遣。”张国焘表示关怀地说：“你一边闭门思过，好好认识错误，一边画点画，替红军作宣传，将功补过，不是很好嘛。”廖承志摇摇头说：“我画的东西，稍有不慎又怕被你认为是反党罪证，吃罪不起，更不敢拿出来示人。”张国焘回答道：“不要紧的，这和你的错误是两回事，不要混为一谈。”廖承志苦笑了一下：“我的错误，我的什么错误？哎——”本想继续说下去，但欲言又止。张国焘说：“反正你的历史不清楚。你父亲是国民党的大人物，你要交代你同国民党的关系。前年春上，你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是怎么出来的，有没有出卖革命同志？这些事都说清楚了吗？来川陕苏区后，你又有一些‘反党’言论。你的错误很多，问题不少嘛。”
廖承志憋着一腔怒火回答张国焘说：“我十来年的革命经历，党中央最清楚，我没有丝毫隐瞒过组织。没有做过一点对不起党的事。”张国焘不耐烦地说：“好了，我们不谈这个，反正你有问题，你犯有严重错误。”随即拿起桌上的一叠画稿欣赏。
张国焘见廖承志每张画稿的题或落款都有一行或几行字，说明作画的时间地点，有的还即兴诌上几句，点点画的内容含义。张国焘赞赏道：
“你的字写得不错嘛，有些诗也写得好。刻写红军教材、党员课本正缺人哩。你不如为政治部做点事，以赎罪愆。”
廖承志笑笑：
“刻蜡板，我倒会，前几年做海员工作时学会的。”
就这样，廖承志这个被张国焘关押的犯人，开始成天在拘禁的小楼上刻蜡板，刻写党员课本与红军教材，同时还为红军画点画。张国焘看着廖承志有用，也就没有加害于他，而廖承志也就靠着刻写蜡板的那支钢笔和一支画笔，保全了他的性命，不然他将同许继慎、曾中生等人一样，遭到极为悲惨的命运。
这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桩怪事了。一个共产党的“罪犯”，在被拘押的日子里，刻写党员课本让中共党员阅读。当时“左”得出奇的张国焘，怎么又丧失了警惕性呢？难道他不怕廖承志在刻写的课本中放毒？
廖承志靠手中的两支笔，生存下来，他暗自庆幸。于是他格外钟情于这两支日夜摩挲的笔杆。心想，不是因为它们的保护，说不定哪一天就去见马克思了。张国焘的凶残与不人道，他是知道的。许继慎在白雀园被马活活拖死的事，是尽人皆知的。但廖承志不知道曾中生在卓克基北面的森林中被张国焘派人用绳子活活勒死的事。如果当时他知道了，一定会毛骨悚然，怒火万丈！同时加倍对张国焘的警惕！
廖承志在被张国焘关押的日子里，一天他经过一个藏族的喇嘛庙前，他将口袋里仅有的几个钱用来买了几炷清香，几根蜡烛。但他没进喇嘛庙里去进香，而是从庙门匆匆一过。看管他的保卫局人员问他买香烛干吗？廖承志轻描淡写地回答说：
“留作以后用。”
年轻的、不谙人事的保卫局人员，当然不知道廖承志的良苦用心了，一个大大的疑问号挂在他的脸上。他也不便多问，毕竟廖承志没有干什么坏事。于是只得跟在廖承志身后，默默地朝着对于廖承志来说没有自由的小楼走去。
廖承志的一门心事，这个红小鬼哪里猜得着哩！
原来是廖承志准备在飞出牢笼的那一天，将刻写蜡板的钢笔与作画用的画笔，连同画具一起，供在面前，然后点上香烛焚祭，他还想要虔诚地叩上几个头，感谢它们的保护..
廖承志深深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经过千辛万苦，右路军终于越过茫茫草地，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部队进入半农半牧的巴西、阿西、班佑地区。右路军中的中央队及军委机关驻阿西。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前敌指挥部驻巴西。两地相距约四、五十里。
距离巴西、班佑100多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胡宗南部在那儿扼守。上下包座相距数十里，包座河纵贯其间，山高路险，森林密布。守敌据此险隘，筑碉修堡，胡宗南又急调驻守漳腊的伍诚仁第四十九师，星夜奔集包座，企图扼住红军北进。
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之前，强占包座，出师甘南，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如若失此战机，红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徐向前、陈昌浩请示党中央，建议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承担攻取包座的任务。必须赶在敌援兵到来之前，速战速决，然后集中兵力打援。其具体部署是以三十军的八十九师二六四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八十八师两个团和八十九师另两个团位于包座西北地区，相机打援；以四军一部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守敌。一军作预备队，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徐向前的指挥所，设在上下包座之间的一个山头上。
8月末，二六四团向大戒寺一营守敌发起攻击，一夜激战，歼敌两个连，余敌退据大戒寺山后的碉堡里顽抗。30日夜，援敌四十九师先头部队进抵大戒寺南。为诱使援敌全部进入红军的伏击圈内，二六四团略予抵抗后，奉命撤至大戒寺东北。是夜，敌进大戒寺。翌日，敌师长伍诚仁率师部进到大戒寺以南，令3个团的兵力沿包座河东西两岸进击，企图压迫红军于上下包座附近而聚歼之。当天午后3时，红军下令反击。埋伏在山林间的八十八、八十九师指战员，一举楔入敌3个团中间，将敌割成3块，激战至晚，将敌四十九师大部歼灭。
与此同时，四军一部也向求吉寺之两营守敌发起猛攻。很快歼敌1个多营，残敌继续凭险固守。徐向前亲临求吉寺前沿指挥。由于寺庙的院墙又高又厚，敌人又在庙后的山上筑了坚固的工事，控制着制高点，很不好攻，红军打得异常艰苦，十师师长王友钩壮烈牺牲。
包座之战，三十军打得英勇顽强，战果辉煌。是役，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4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枝，轻机枪50余挺，电台1部，粮食、牦牛、马匹甚多，为右路军北进甘南打开了一条胜利的通道。
却说张国焘自沙窝会议勉强接受北进的战略方针后，率左路军越过草地向北开拔，由于中央知道他北上意志不坚，恐中途发生变故，中央政治局在草地艰难的行进中，于8月24日将毛儿盖会议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电告他，坚定他北进的思想。电报说：
..我军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甘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地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这一方针是估计到政治、军事、经济、民众各种条件而决定的，而且目前为我们主观力量能够执行。
针对张国焘的西进思想，电报还着重指出：
..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则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大不利之地位。
电报最后明确表示：
..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断不宜以右路突出黑错、旧城，致失先机之利。
与此同时，徐向前、陈昌浩也以张国焘的老部属、老关系、老朋友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敦促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河、洮河、岷州前进。徐向前和陈昌浩在电报中说：
..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就在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右路军之三十军进击包座的战斗中，陈昌浩为红军的前途虑，再次致电张国焘，殷殷催促“左路军宜很快向此方进，不然前进道路必为敌阻。”
右路军占领了包座，大军北向。然而左路军那边，不见动静。右路军左等右等左路军前来会合，终竟不至，党中央十分焦急。毛泽东派人将徐向前、陈昌浩通知到他下榻的地方，对他俩说：
“昌浩、向前，包座为我军占领，北进已无敌阻拦，你们能否做做张总政委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速来。”
徐向前说：
“如果左路军过草地有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
毛泽东问陈昌浩：
“你说哩？”
陈昌浩答道：
“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毛泽东当即表态：
“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
毛泽东考虑片刻，用铅笔在军委信笺上拟了一个电报槁，递给徐、陈二人：“你们看，是不是这样？”
徐、陈阅后都表示没有意见。毛泽东然后在电报结尾落上昌浩、向前、泽东三人的名字。
毛泽东草拟的电报指出：敌薛岳主力尚在平武、广元、昭化一线，吴纵队因二、六军团胜利正被抽调中；蒋令胡部绕道开西固，计程近万里，而胡欲待薛岳到松潘、南坪接防后，才集中开进；于学忠仅有一部在两当、徽县设防；目前文县、武都、西固、岷州一带虽有唐维源之十二师，鲁大昌之十四师，但碉堡未成，也较空隙。从下包座地区去岷州仅六天路程，且路大、房多，粮足。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一、三军控制罗达地区，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这样，两条平行向东路线就为我军控制，随时可以与胡宗南有把握地作战。待左路军到达后，以两个支队分向南坪、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毛泽东、周恩来、洛甫、陈昌浩、徐向前等人不断敦促张国焘北上。这段时间，羽书交驰，函电频催，张国焘不得不有所表示。8月30日，他向位于卓克基、马尔康一带的左路军第二纵队发出向北集中，准备向右路军靠拢的电令。同时，他亲率第一纵队向班佑移动。
但是，张国焘始终不愿放弃西进方针，更不同意党中央关于两路军集中北进，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决定。
早在8月中旬，毛泽东等就曾电告张国焘，红军主力不宜深入阿坝地区，但张国焘置若罔闻。左路军一路占领阿坝后，为遂其出甘边、青海的意图，张国焘即命新成立不久的中共川康省委以阿坝为中心，大力开展工作，争取“赤化草地”，使阿坝成为新苏区之一部。同时，命令第一纵队一部向黄河以北探进。该部以阿坝格尔底寺和尚罗车儿兄弟俩为向导，由上阿坝翻山沿结柯河北行，进占了黄河东岸之齐哈玛。因缺乏渡河设备，加上黄河北岸有“南番”牧主唐隆古洼的武装阻击，该部红军未能找到渡河点，驻齐哈玛数日后，只得沿来路返回阿坝。
停停走走，踟踟蹰蹰，张国焘率左路军向班佑进军途中，离开刷金寺的第三天，忽然大雨倾盆，噶曲河陡发大水，张国焘站在河边望着滚滚黄水直叹息：“这么大的水，如何过得去。”
站在张国焘身边的刘伯承说：“我和一些人亲自去试过，河虽然涨水，但有的地方河面宽，水并不深，部队渡河没多大问题。即便是暂时渡不了，稍停几日，等水退了再渡。”张国焘双手拤腰望着远方不高兴地说：“算了，算了，还是掉过头去，回到刷金寺再说，我们只好南下一场大雨帮了张国焘的忙，更坚定了他南下的主张，说不定张国焘在心底暗自庆幸这场突降的大雨哩。和刘伯承并肩站在一起的朱德神色凝重地看了张国焘一眼，望着奔流不息的河水说：“北上，是经过中央几次讨论后定下来的，现在右路军已经过了草地，我们怎么好翻悔呢？”张国焘不以为然地说：“情况变了嘛，过不了河，这怪得了我们？”朱德坚持说：“想想办法，还是过得去的，右路军在等我们哩。”张国焘说：“不要紧，我给徐向前、陈昌浩发一个电报去，说明一下情况就得了。”朱德和刘伯承对视了一下，两人疑虑不安的目光碰在一起，没有表态。
因为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对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有裁决权。当天，张国焘就率部西返，立刻致电徐向前与陈昌浩并转中央：
..噶曲河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侍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且恐多阻碍。”
毛泽东收到张国焘来电直摇头，自言自语说，张国焘连北进的方针也不同意啦，实际上是要南下。
其实，张国焘编造的理由并不能成立。毛泽东知道，四方面军有一支100多人的造船队，西渡嘉陵江时立了大功，即是噶曲河水涨，无法徒涉和架桥，这支造船队也可以就地取材，营造简便的渡河工具。所谓粮食缺乏，也是个借口。因为阿坝那些地方，粮食与毛儿盖地区相比要多，张国焘来电也说过。
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棵，总算越过了草地，那么大的困难也都克服了，左路军在阿坝筹的粮食，肯定不会比右路军的少。为什么又不能过草地呢？更况右路军还要带粮食去接应左路军。张国焘分明不愿意北上，这两点理由怎么能自圆其说？无非是找找借口而已。这是毛泽东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得出的结论。
毛泽东捏着张国焘的电报找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一一商量，大家心里十分焦急，因打开包座之后，如不把握住战机，迅速北进，敌军向北奔集就麻烦了。机不我待，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右路军中的先头部队——一军继续乘胜北向，同时再电催张国焘来巴西地区会台，中央在巴西继续等待左路军的到来。于是右路军中的前敌指挥部令一军一师为先头部队，向甘肃南部迭部地区的俄界探路开进。而敌在文县、武都、西固、岷州一线的兵力不多，又筑碉未成，难以阻挡红军的突击。
右路军久等左路军不至，陈昌浩也特别心焦，他既是新增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前敌指挥部的政治委员，可以说党内军内都任有要职，他与徐向前一样，都希望张国焘率领左路军赶快越过草地北来，因为这不是关系张国焘一个人的事，是关系全局，关系左路军命运的大问题。于是他成天往中央驻地跑，向党中央请示考虑如何使张国焘转弯子，如何说服张国焘迅速北上，寻求出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毛泽东、洛甫、周恩来等人与陈昌浩几经磋商，最后研究出一个以前敌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发出一请示张国焘的电报：
朱总司令、张总政委：
..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昌浩、向前九月八日
在研究这封电报的内容时，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博古几个人，真动了一番脑筋，颇费一番心思，因此措词极为考究。电报有五层意思，但终其一点，是希望张国焘率右路军赶快北上。
电报的第一层意思强调由于一军打开包座，已扫清北进通道，创造了红军向北突击氓州、南坪的有利条件，告诉张国焘，右路军中的一军，已向甘肃南部的俄界进军，是否继续向甘肃南部的罗达前进，让三军跟进，把握时机北进消灭敌人。如果迟疑不决，将贻误战机，令人痛心！但是否能此行动，向张国焘指示，因为他是红军总政委。言词恳切，态度诚挚，希望部队北上的一颗红心，仿佛在电报的字里行间跳动。“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何其急迫！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电报的第二层意思是说明中央十分尊重张国焘坚持南进的意见。“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泽东、洛甫认为只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实际上这些话的后面已经否定了南进的主张，因在过去张国焘参加的若干次会上，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都分析过北上、西进或南下的利弊，几乎都一致认为只有北进才有出路。所谓交换意见，不过是一个缓冲，是争取张国焘改变态度的一种变相说法。毛泽东、洛甫这两个在党内军内负有要职的人物，这时不得不以此姿态，表示要同张国焘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军内争端。因为毛泽东、洛甫知道，张国焘对他俩的印象不好，他俩不可“锋芒毕露”，让张国焘更加反感，在这非常时期，团结高于一切。忍让的策略是必不可少的。
电报的第三层意思，把周恩来抬出来。说周恩来坚持北进：“周意北进便有出路”。周恩来历来在党内军内地位很高，又是中共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其资历至少可以与张国焘平起平坐，甚至比张国焘这个政治局委员还高一点。张国焘就说过，一、四方面军中，就只有他与周恩来两人是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其他的都是在以后的会议上增补的。把周恩来这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抬出来，看能否“镇住”张国焘。
第四层意思，以徐向前、陈昌浩的口气，说团结的重要，说不愿分散主力，要让左右两路军并肩前进，并直截了当分析了当前的战略方向，何为上策？何为下策？也只有长期跟随张国焘的诤友，才能这么旗帜鲜明地劝谏张国焘北上，因为张国焘不会怀疑他们有什么不良的动机。是否容易接受北上的主张呢？
电报的第五层意思，意在说明迫不得已之时，才实行下策，即右路军南下与左路军一道。但笔锋马上一转，“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这仍然是北进的去向，终希望左路军北上。
看来，毛泽东等人在与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上，在拟定一份电报时，也是煞费一番苦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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