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3日，毛泽东就任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达陕北。
10月19日，毛泽东和贺子珍都来到了吴起镇。这是陕北的一个较大的集镇。
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并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
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常委会议，确定了常委的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秦邦宪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
自从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形势，面临着新的任务。党的建设，红军的扩大，根据地建设，群众的发动，有多少工作等待人们去开展啊！
在这个新的转折关头，每一位红军战士想的不是休息，而是战斗，战斗。
贺子珍也面临一个新的转折。
从踏上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那天起，她的心也在剧烈地跳动着。她的情绪也和同志们一样振奋，渴望在新的战斗中，为党为人民轰轰烈烈地做一番工作。
她一次再次向组织上提出分配她工作的请求。
然而，贺子珍在长征中健康受到很大损伤，长途的行军，分娩，严重负伤，身体至今还没有恢复。
然而，在这时，她又一次怀了孕。沉重的身体负担，使她瘦弱的身体显得更难支持了。
组织上和同志们非常关怀她的健康，纷纷劝她不要急于工作，再调养一个时期，把身体养好了再说。
贺子珍工作的心特别迫切，她说：“我身体是差一些，但坚持工作是做得到的。”
组织上和同志们看到她那么坚决，就说：“那你还是在毛主席身边，做点力所能及的秘书工作，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行吗？”
贺子珍仍然不同意：“我不愿当家属，我要同大家一样，做公开的独立工作。”
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当秘书不等于当家属。对于这点，贺子珍当然很清楚。她不满足于只做点秘书工作，她有自己的考虑。
她同毛泽东结婚八九年了，一直担任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支持毛泽东的工作，照顾他的生活上了。拿她自己的话说：“我是什么‘员’都当了。”
现在，革命形势发展了，需要有更多的干部独立担当起更重的担子，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的贺子珍，希望能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做更多的工作，这个愿望和要求，不是很正当吗?
在此前后， 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了面对党的新形势，如何进一步选拔干部和培养干部的问题。
组织上了解贺子珍的心情，在她随毛泽东东征回到瓦窑堡后，把她分配在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科担任科长。发行科的任务是监督、印刷在根据地通行的苏维埃纸币。
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行长是曹菊如同志。他欢迎贺子珍来担任发行科长。此时，他正忙得焦头烂额呢。从瑞金出发时，银行家大业大，有一百多副挑子，十三四个干部，可是，到了瓦窑堡只剩二三个人了，有的在路上牺牲了，有的调到别处工作去了。可是，分配贺子珍做点什么呢? 他感到为难，眼前最需要的是清点钞票，能让她干这种琐碎费神的工作吗?
可是，贺子珍眼里有活，手脚勤快，她帮助清扫完马粪之后，抓到什么做什么，先找来一些砖头，垒起两个垛来，上面摊一块板，高一点的当办公桌，低一点的当凳子。后来发现大堆钞票没人数，便主动要求搞出纳。她在凳子上坐下来，把布做的钞票放在桌子上，一张一张地认真数起来，为了数得顺畅，还不时地用手指在嘴唇上沾着口水。
当年瓦窑堡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贺子珍还带了几个当地招来的徒弟，几个月的时间就坐在马圈里数票子，管票子。工作之余则管闲事，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关心体贴新来的干部，帮助他们熟悉业务。不久，银行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币厂，她去管这个厂子，热心地张罗各种杂务事。
那时，毛泽东也在瓦窑堡，贺子珍忙得连家也很少回。银行的旁边有几间房屋，她就在西边的一间屋里住下来。有时，毛泽东晚上办完公，步行到这里来看她。
1936年6月中旬，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命令东北军进攻瓦窑堡。党中央和军委作了决定主动撤出瓦窑堡，争取东北军。
6月下旬，中央的所有机关迁到了保安，贺子珍也来到保安。
保安是个很小的县城，全县不到四百人，房屋也不多。
这时，贺子珍快要临产，她在国家银行发行科的工作无法再坚持下去。她比毛泽东早几天到达保安。
她和毛泽东在保安的家，是在小石山的一个窑洞里。窑洞很破旧，地上是湿乎乎的。顶上不时地滴水。屋子很黑，警卫员刚来时，一拿门把，被蝎子蜇了一下，几天才好。屋里没有床，盘了个土炕，一进门就上炕。屋里没有灶，烧开水在门外用三块砖头支着水壶，就算是炉子了。
毛泽东撤离了瓦窑堡来到保安后没几天，贺子珍就分娩了。她生了个女孩。
共同走过漫长的长征路的女战友们知道贺子珍快要生产了，都来看望。她们刚走到窑洞门口，见毛泽东笑眯眯地从窑洞出来，赶忙问：“生了没有?”
“生了，生了，生了个大鸡蛋。”毛泽东一副高兴的表情，回答说。
战友们走进窑洞，看到贺子珍身边放着一个又瘦又小的婴儿。邓颖超对孩子有一种特殊的怜爱之情，她轻轻地把婴儿抱起来，仔细地端详着，说：“真是个小娇娇。”
于是大家都跟着叫这个女孩做娇娇。娇娇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1947年她从苏联回国，不久到毛泽东身边上学，毛泽东给她取了个学名：李敏。姓李，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用李得胜的化名，单名敏，是取自《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看着战友们对这个小生命如此喜爱，贺子珍自己却发愁，没有一点儿高兴的劲头。
她这里考虑的是，不是做母亲，享受做母亲的欢乐，而是工作。她朝思暮想的是，怎样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
还在临产以前，她就请保安老乡为孩子找个奶妈，想把孩子托到老乡家里去。她自己决定不给孩子喂奶，用这个办法节省出一部分时间来用在工作和学习上。总之，她觉得这个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妨碍她的愿望的实现。
娇娇生下刚四个月，她就把孩子送到老乡家了。
很多人劝她：“孩子太小，你身体太弱，等一等吧!”
贺子珍固执地摇摇头：“孩子拖累我，我要干革命!”
中央机关在保安呆了半年左右，又于1937年1月13日进驻延安。
把娇娇送走后，贺子珍想干什么呢? 她想到自己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的基础不行，不能适应形势。她常常爱说自己是大老粗，不是知识分子。其实，她是个非常爱学习、爱读书的人。她参加革命的时候，年岁还小，只读到高小就离开了学校。在革命的队伍里，她一直过着动荡的戎马生活；能够抽出来读书的时间很少。即使这样，她还是抓紧可能的机会学习，提高自己。有一个时期，毛泽东带着红军队伍在外面打仗，她利用这个机会，到福建上杭的师范学校，读了一段书。以后，她又在随营的训练班学习了一个时期。
但是，她感到，光凭这样的文化、政治、理论水平，适应不了当前革命形势飞速发展的要求，于是，她产生了强烈的愿望：学习去，进一步提高、充实自己。
组织上满足了她的愿望，把她送进了延安抗大。她带着伤残的身体和一颗渴望提高的心，进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高级班。
进抗大的这一天，贺子珍心里特别兴奋。她头戴军帽，身穿军服，打着绑腿，容光焕发。
抗大的学习生活是有趣的，也是紧张和艰苦的。要学马列，学政治，学军事，每天清晨还要出操。
贺子珍同其他学员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活动和晚上的政治活动。抗大的学生是集体住宿。
贺子珍跟长征过来的几位大姐编为一个小组，过军事化生活，每天的安排都非常紧张，早起下操，上午听课，下午学习和讨论，还有搞军事训练，参加劳动。身体好的同志都感到吃力，贺子珍身体虚弱，更是吃不消。但她很倔强，不但刻苦学习，还抢着干杂活，什么事情都不甘心落后。
这时，贺子珍的家已经搬到凤凰山下一家老乡的窑洞里，离抗大只有一两里路。可是除星期六外，她很少回家，坚持过集体生活。有时候需要回家料理一下家务，她总是匆匆回去一下，又赶回来。
贺子珍特别好强，在学习、活动的哪一方面，都不甘落人后面。人们天天能看到她矫健的身影，欢快的笑容。
但，有谁知道，每一天，她是用多么顽强的毅力同伤病作斗争，才坚持下来的呢?
在长征路上生了那个女孩以后，由于产后缺乏营养和调理，她落下了头晕的病根。负伤以后，大量失血，又使头晕的病状加重了。另外，在她头部、背部的弹片，时刻都在刺痛着她的神经。特别是阴天下雨，就痛得更厉害。她强忍着这一切痛苦，从来不同任何人诉说自己的不适。
然而，头部、背部的伤痕和嵌入体内的弹片，时时折磨着她。每天学习下来，她头晕脑胀，四肢无力，浑身的骨头架都像散了一样。但她一直秘而不宣，咬紧牙关忍受着病痛，振作精神，坚持学习。
有一天在课间休息时，同学们发现不见了贺子珍，到处去喊也没人应。女同志找遍了抗大的各个角落，也没有发现她的踪影。最后在厕所里发现了她。由于身体极度虚弱，忍耐超过了限度，她竟然晕倒在厕所里。
当女同学们找到她时，她仍然躺在厕所里昏迷不醒。大家很难过，有的女同志流下了眼泪。大伙把她抬出厕所，送往医务所进行抢救，许久才醒过来。
战友们把她抬回宿舍，医生很快赶来。经过检查诊断，贺子珍患了严重的贫血症，需要好好休息。她只得退学回到家里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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