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过这样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毛泽东辽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在五四时期，不仅具有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立场观点，而且曾经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因此，对当时胡适的所作所为是衷心表示“钦佩”的，以至视为自己的“楷模”。史实说明，毛泽东的这些自我表白，是符合他当时的思想实际的。也是从那时起，毛泽东与胡适之间的交往以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联系、分歧与斗争，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不可抹灭的痕迹。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04年在上海中国公学就读，1910年赴美留学，曾先后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前后，提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1938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去美国，1962年病逝于台湾。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后期，毛泽东经杨昌济的介绍，成了《新青年》最热心的读者。那时的胡适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毛泽东对胡适的名字并不陌生。特别是他1918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参加了几个学会，旁听过胡适的讲课，还去拜访胡适。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如草拟《问题研究会章程》，创办文化书杜，成立自修大学等，也都受到了胡适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吴玉章、蔡元培等人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主要负责人作了大量工作。但在这些会员即将乘船赴法时。毛泽东则决定不去法国，这很出乎大家意料。对此，毛泽东当时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1920年3月14日，他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又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非留学篇》（一）（二）（三）载于1914年1月出版的《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号。文章主旨是呼吁设立国立大学以救国中无高等学府之失。胡适不曾想到，他这篇只印发了数百份的文章在5年后会被毛泽东引为同调。毛泽东之所以决定暂不出国去法国，主要原因是由于他
想了解中国的国情，研究国内的问题，认为这样对国家、对民族更力有利，但与胡适的赞同、支持和影响却是分不开的。
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说，1919年他在回湖南的前夕，曾去拜访过胡适，“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当时不仅答应给予支持，而且实际也这样做了。毛泽东在1919年7月21日《湘江评论》上发表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这篇论文时，胡适看后便在他主办的《每周评论》第36期《新刊评介》中作了热情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有人说，胡适的这段文字，既是对湖南革命运动与《湘江评论》的支持与鼓舞，也是胡适的政治思想火花最明亮的闪烁。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热烈欢迎《湘江评论》的人虽多，但恨《湘江评论》、骂《湘江评论》的人也不少。他们认为《湘江评论》提倡男女平权、劳工神圣、反对旧礼教、批判孔夫子是邪说异端、大逆不道，面对如此巨大的恶势力，加上来自反动军阀的政治迫害，胡适当时敢于那样义无反顾地肯定和支持《湘江评论》，热情地赞扬毛泽东的文章，视之为自己的“好兄弟”，应该说这是异乎寻常，非同一般！
在胡适的影响下，毛泽东曾发起成立了“问题研究会”。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期发表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久即受到车大钊等人的批评。但在当时提出研究社会问题，促进社会改革。这对反对封建保守势力，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毛泽东很可能看到了这篇文章，并受其启发，于同年9月1日提出成立“问题研究会”，并向全国有关团体和个人散发了由他亲自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章程列出了要研究的大小问题144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国际等各方面的实际问题，其中还包括胡适十分感兴趣的“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等。该章程原拟在《湘江评论》上公开发表，由于张敬尧查封了《湘江评论》，故未能刊出。为此，邓中夏便以邓康的笔名将《章程》全文刊登在1919年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并在章程之前。附上“邓康启事”：“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后来，这个问题研究会并未发展会员，成立组织，正式开展活动，始终只是“纸面上的东西”。我们今天从这个章程的基本思想和所要研究的问题来看，显然是受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影响。毛泽东按照胡适提出的主张，成立“问题研究会”是不足奇怪的，因为当时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明显地胜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应该指出的是，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到了1920年，毛泽东对“主义与问题”之间的辩证关系，已经有了重新的认识，1920年11月25日，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说：“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力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显然，这时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主义”的重要性，否定了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对“问题研究会”的宗旨作了重要修正。
1920年初，毛泽东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时，曾经把办学的目的与初步计划向胡适作了透露，并证求了胡适的意见。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可以看出，胡适对毛泽东筹办‘工读互助团’是赞成和支持的，并建议把“工读互助团”改名为“自修大学”，这个建议也被毛泽东采纳了。胡适所以把它改名为“自修大学”，目的是要改变那种“瞧不起作工的人”的传统思想，“打破一点轻视工人的心理”，应该说这个想法是很进步的。但是，对于举办“自修大学”的宗旨，毛泽东同胡适的看法则是下一致的，毛泽东把它的目的规定为“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实行共产的生活”，而胡适对此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说：“我赞成这种有组织的工作，是因为我希望有了组织可使工读容易实行，我希望用组织来帮助那极平常的工读主义，并不希望用这种组织来”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我以为提倡工读主义的人，与其先替团员规定共产互助的章程，不如早点替他们计划怎样才可以做自修的学问的方法”。显而易见，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是与毛泽东不辞劳苦的筹建与胡适的参谋作用分不开的。
正因为毛泽东与胡适之间，不仅有一定的往来，而且在某些问题上还受过胡适思想的影响，对毛泽东所进行的一些革命活动，当时胡适也给予一定的支持与帮助。所以，当时毛泽东对胡适是很尊重的。这从毛泽东在1920年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信的全文是：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倏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
此信是明信片，正面写有“北京南他子缎库后胡同胡适之先生毛泽东寄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七·九”等字样，并盖有“九年七月九日长沙”和“九年七月十四日北京”两邮戳。信中提到的“张”即指作恶多端、为湘人恨之人骨的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1919年12月至1920年6月，湖南人民曾开展驱张运动。毛泽东为领导者之一，于1920年、月15日拜访胡适，吁请他的支持。此信写于驱张运动胜利后，表明毛泽东不仅感念胡适曾给予的支持，而且想继续借重胡适的声望解决湖南问题。此信完好保存至今，成为研究毛泽东与胡适真实关系的重要历史见证。
1921年7月，毛泽东联合湖南各界知名人士27人，在长沙潮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租了3间房，创办文化书社，作为在湖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总机关，毛泽东亲任书杜的特别交涉员，在书社经售的书报杂志中，有胡适的《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他翻译的《短篇小说》、《杜威五大讲演》，还有其他一些介绍实验主义的读物，如杜威的《实验主义》、《现代教育的趋势》、《美国民族的发展》等。毛泽东把这些书作为经过严格选择的有价值的新出版物郑重推荐给广大读者。
如何从政治思想上评价前期的胡适，这是个众说纷坛的问题，但最早对胡适作出认真评价的是毛泽东。1923年4月他在《新时代》创刊号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说：“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三派之中，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式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这里，毛泽东对当时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作了正确的分析，把胡适划归为“非革命的民主派”，是属于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大民主派”，指出他既有非革命的一面，又有民主性的一面。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胡适采取了积极争取的态度，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为实现国内和平、团结，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尽力。1945年7月，傅斯年、黄炎培等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到延安“商谈两党团结、共建国内和平问题”时，毛泽东曾要傅斯年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为此，胡适于8月24日特地从美国致电毛泽东，电文如下：
润之先生：
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达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日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病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18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20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佛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50年前仅得44000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1200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董君谈话要点，今特陈达，用供考虑。
从这篇电文中，可以看出，胡适对毛泽东的问候是感到欣慰的。但其主旨是在于规劝毛泽东，应以英美合法的议会选举为途径，“努力忘却过去”，放弃用武装斗争来夺取政权，以期使国共两党的纠纷，得到圆满的解决。但是这是与毛泽东所坚持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直接违背的，是毛泽东所断然不能接受的。因此，电文发出之后，虽由王世杰直接转交毛泽东，但迟迟未给予回答。对此，胡适在1954年为司徒雷登所著的《回顾五十年》一书写的序言中，曾作了如下的回顾：“的确，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信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日本既已投降，中共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中共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却得到压倒优势的胜利，获得今后5年里没有人能够跟他抗争的政权。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了重庆，陪他同来的有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也是一个外交的生手。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经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是的，当时毛泽东没有给予回电，以后也没有给他回电。
1949年春，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毛泽东为了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虚伪性，批评国内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的幻想，在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这样短的时间里，他接连以新华社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5篇文章。在第一篇文章里，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胡适之，直言不讳他说：“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这是抗日战争以后，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第一次公开的指名道姓批评胡适。明确指出他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极少数人”之一，这一段话，实际上也是对胡适在1945年8月所发电文的回答，说明了胡适提出的所谓“建立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通过和平手段而取得政权等等建议，全是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相违背的，并且已为历史所证明尾错误的。尽管如此，该文在最后还是明确地宣布，对于那些“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仍然是采取“争取和团结”的态度，号召先进的人们，应该“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的最后。还是以“争取、团结”为主旨，再次宣称：“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这里所说的“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的人，显然是把胡适包括在内的。可见，即使这个时候，胡适已离开大陆，并且在美国发表支持蒋介石的言论，毛泽东仍然是从统战观点出发，抱着争取团结的愿望，期待像胡适“这样的人”，弥台裂缝消除分歧，回归大陆，事实说明，在毛泽东统战策略的感召下。像翁文灏这样与胡适有过密切来往。而且身居国民党要职的人，终于在1951年从国外回到大陆。相反的，胡适不仅无动于衷，而且在到达美国或台湾后，却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二系列反共的言论，表明了他所坚持的反共立场。
1954年，毛泽东发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开展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这对于清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在古典文学及其他学术领域的影响，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有重要作用的。但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对胡适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不对的。胡适也极力为自己申辩，对毛泽东思想多方低毁，可见其政治成见是多么根深蒂固。实际上，毛泽东对于胡适在五四时期的功绩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是有所肯定的。这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等著作的有关论述中可找到答案。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的一次讲话中，既肯定了“批胡”运动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不能全抹煞胡适”，因为“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谈到新旧“红学”时，曾明确的指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说明了毛泽东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也是有所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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