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景秀丽的北京什刹海前海西岸，坐落着郭沫若的故居，故居正门上方悬挂着邓颖超题写的金字木匾。院内生长着郭老和夫人于立群亲手培植的银杏、牡丹等花木。郭老的纪念铜像安坐在绿荫环抱的草坪上。沿甬道北行进四合院，前排正房西间为客厅，环境素朴、典雅，周恩来等领导人和中外友人常来此处作客。东间为办公室，书桌上静放着郭老握过的最后一枝毛笔和随身用的耳机。迎面书柜上方悬挂着毛泽东亲笔书写的《西江月·井冈山》，对面是于立群用隶书抄录的毛泽东的诗词《沁园春·雪》，在西厢房陈列室中展放着1949年3月郭沫若在机场迎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北平时和毛泽东亲切交谈的照片。这些都表明了毛泽东和郭沫若非同一般的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表明了郭沫若对毛泽东无比的崇敬和热爱。
史剧、史论育大益于中国人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从日本回到祖国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和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他的工作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和高度重视。这一时期他所创作的《棠律之花》、《屈原》、《虎符》等历史剧及大量诗文，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激励了革命人民的斗志。1942年郭沫若的剧作《屈原》在重庆上演，对当时“大后方”的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许多作家、诗人纷纷撰文作诗，高度评价《屈原》的积极意义和作用。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给中央党校的杨绍萱、齐燕铭同志的信中称赞：“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1942年2月，郭沫若写成剧本《虎符》，这是国民党政府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之后，那时候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面目已经暴露。郭沫若的剧本取材于战国时期魏国信陵君和安釐王的宠姬如姬窃符救赵的故事，借此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从而抨击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和摧残抗敌力量的暴行。剧本受到国民党当局严格的检查，在重庆只演过一次。1944年1月9日，毛泽东请董必武转交郭沫若的电报说：“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1944年3月19日至22日，重庆《新华日报》连载郭沫若为纪念明末农民起义胜利300周年而写的著名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此时抗战己处在胜利的前夜，中国革命势力空前发展、壮大。中共南方局为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抵制和克服革命队伍内部滋长的骄傲情绪，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组织一组纪念文章，意在通过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来教育革命队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是在这样的意图下写出的。文中不仅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论述了明王朝灭亡的原因，而且深刻总结了明末李自成起义由胜利转向失败的经验教训，“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无事了的一样。”不修边防，不讲政策策略，军纪败坏，妄杀部属，最终导致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归于失败。连李自成本人也在溃乱中为地主武装所杀害。这一经验，对于领导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正在向胜利转化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发表后受到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仅隔20天（即4月21日），毛泽东就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提到这篇文章，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做的错误。”1944年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了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屈原》的单行本，当天即给毛泽东、周恩来和许多在延安的朋友一一致函，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12月，郭沫若收到了毛泽东11月21日写的复信，信中说：“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汉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做，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下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毛泽东的信，高度赞扬了郭沫若在史论。史剧方面的成就，认为“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毛泽东还把《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这是党中央对郭沫若的最大信任。毛泽东的这封信，款款写来，平易而亲切，谦逊而真挚，既抒发了深沉的怀念之情，又表示了殷切的期望之意。
旧友重逢
郭沫若从日本回到祖国，就一直渴望能够奔赴延安，同毛泽东以及延安的同志们见面。但是，当时他在国民党统治区，这个愿望无法实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美帝国主义的导演下，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又为此亲自前往延安，妄图置中国共产党于被动。为了揭穿美蒋反动派玩弄的“和谈”阴谋，制止内战，中国共产党决定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率代表团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当毛泽东一行于8月28日飞抵重庆时，整个山城沸腾了，郭沫若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去机场迎接。毛泽东在重庆逗留期间，广泛会见了国民党上层人物、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外国大使和中国记者，向他们介绍会谈情况，宣传我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极大地争取了群众，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毛泽东是郭沫若景仰的革命领袖和战友，自1927年在武昌分手后，他们已有18年没有见面了。这次旧友重逢，感到分外喜悦。当郭沫若看到毛泽东用的是一只旧怀表，就把自己的手表取下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珍视这件礼物。他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并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了，不要叫别人拿去。以后这块表虽然修过，表带也换过，但毛泽东生前一直戴着。这件事也体现了郭沫若和毛泽东的深厚友谊。在同毛泽东的多次会面和交谈中，郭沫若对于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及党的方针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他决心以更加鲜明的态度，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还在桂园寓所宴请柳亚子、王昆仑等人。柳亚子向毛泽东赠送一首七律，同时向毛泽东“索句”。毛泽东便把9年前创作的《沁园春·雪》录赠给他。并致信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不久，柳亚子做了一首和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们都想欣赏一下“毛润之的咏雪”原作。《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的编者吴祖光特请人搜集到毛泽东的原句，以《毛词·沁园春》为题于11月14日在该报副刊显著地位上发表，并加”按语”云：“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一石激起千层浪。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发表，立刻轰动山城，波及全国。一时间，和词、论文，乃至其他样式的文章纷至沓来，涌现于不同性质的各种报刊：或衷心赞颂，或恶意中伤，笔枪舌剑，针锋相对。1945年12月，被国民党控制的《大公报》，连载该报主笔王芸生的长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该文开宗明义他说：“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世人见面，”他攻击毛泽东有“帝王思想”，想复辟做皇帝等等。之后，一些报刊鹦鹉学舌，连续发表反动和词与文章，大有群犬吠日、鸦鸣蝉噪之势。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郭沫若一马当先，撰写诗文赞扬《沁园春·雪》，并抨击反动文人对它的攻击和诬蔑，他在《摩登唐吉河德的一种手法》文中说，毛泽东的词作“气魄宏大，实在是前无古人，可以使一些尚绮丽、竞雕琢的靡靡者流骇得倒退。”他指出，诽谤毛泽东有“帝王思想”的御用文人，其主子才是真正有“帝王思想”的人，因此他们发动内战，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进攻。郭沫若还谈了自己对《沁园春·雪》寓意的理解。他说：“我的揣测是这样：那是说北国被白色的力量所封锁着了，其势汹汹，‘欲与天公试此高’的那些银蛇蜡象，遍山遍野都是，那些是冰雪，但同时也就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外来的成吉思汗的那样一大批‘英雄’。那些有帝王思想的‘英雄’们依然在争夺江山，单凭武力，一味蛮干。但他们迟早是会和冰雪一样完全消灭的。这，似乎就是这首词的底子。”应当指出，郭沫若肯定毛词具有前无古人的宏大气魄，批判反动文人对词作的歪曲，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但他对作品“底子”的理解，与该词的实际寓意，似乎还有相当的距离。新中国成立后，在研究《沁园春·雪》时，人们对封建帝王。“风流人物”的评论，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在1958年对此词郑重批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诗人的这个说明，才真正揭开了他的咏雪词的“底子”。
郭沫若还在《新民报晚刊》副刊上发表了两首和词，赞扬毛泽东的《咏雪》，不是历史上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战国时代荆柯刺秦始皇所唱的《易水寒》所能比拟的。它气魄宏伟，意境远大，前无古人。所谓“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烧”，痛斥元耻文人是“传声鹦鹉”、“皮相轻飘”。揭露中美反动派相互勾结，妄图“一手遮天”，“欲把生民力尽雕”，发动反人民的内战。
诗词唱和
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和郭沫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互相写诗唱和，抒发自己的情怀，毛泽东还把自己的诗作送给郭沫若，请郭沫若帮助修改。
1959年6月25日至27日，毛泽东离别故乡32年之后，重返韶山，在故乡度过了难忘的3天。此时，他已年近66岁，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他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年华和亲人——从妻子到弟弟妹妹，甚至还有心爱的长子，望着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抚今追昔，思念逝去的亲人，痛悼死难的烈士，更热爱朝气蓬勃的故乡人民，1959年6月底，毛泽东告别韶山，怀着轻松喜悦的心情，登上位于江西九江的庐山。他远眺鄱阳湖、扬子江，眼前呈现出一派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的壮观景象。这一切使毛泽东激情澎湃，诗兴勃发，数日内相继写下了《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9月7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说：“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郭沫若于9月9日和10日两次写信给胡乔木，直率地提出了修改意见，9日的信说：“主席诗《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透迤’4字，读起来似有踟躇下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识何如。”10日的信说，“主席诗‘热风吹雨洒南天’句，我也仔细反复吟味了多遍，觉得和上旬‘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识如何。古有成语，曰‘挥汗成雨’”。胡乔木将两信转呈毛泽东。9月13日，毛泽东又写信给胡乔木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毛泽东根据郭沫若等的意见，将《七律·登庐山》中的两句做了修改。
1961年10月18日，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观看浙江省绍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出戏是根据《西游记、第二十七回改编的，在小说里，孙悟空的第三棒就打死了“白骨夫人”。剧本将后半部改为，白骨精从第三棒下逃脱·又待孙悟空被逐，乘机降住唐僧和沙僧，猪八戒侥幸逃脱，请回孙悟空，设计除掉白骨精。全剧最精彩处，是孙悟空化作白骨精之母，要白骨精在师父面前三现原形，使唐僧悔悟。演出结束后，绍剧团的同志要郭沫若提出意见。10月25日郭沫若便挥笔写成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赠与绍剧团。诗中写道：“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很显然，郭沫若的观剧感，主要集中在唐僧身上，他是痛斥被白骨精欺骗的唐僧的，并把他作为打击对象，认为他死有余辜，这是郭诗的基调。不久，毛泽东在广州读到郭诗，他不同意把被白骨精欺骗的唐僧作为打击对象的偏激看法，于是写下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诗云：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字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1962年：月6日，郭沫若在广州看到毛泽东的和诗后，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当日步原韵再和一首《七律·再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诗是这样写的：”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郭沫若在这首和诗里，把自己原诗中“千刀当剐唐僧肉”，改成了“僧受折磨知悔恨”。毛泽东看过郭沫若送上的这首和诗后，回信给郭沫若说：“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毛泽东同时还将他的近作《卜算子·咏梅》迭给郭沫若看。
60年代初，国际局势继续动荡，反华浪潮继续袭来，但中国人民顶住了重重压力。同时由于落实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政策，经济困难的严重局面发生了转机。实践证明中国人民不但抗得住外来的压力，而且也能顺利渡过国内的困难时期，对此郭沫若感受良多，心情振奋，因此在辞旧迎新之际，填《满江红》词一首送呈毛泽东，词中写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人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该词发表在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上。郭词意在热烈歌颂中国人民在国外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反华思潮泛滥的局势下，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英雄气概，并对在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导下的革命前景，抱着必胜信心，当时正在广州的毛泽东从《光明日报》上读到郭沫若的《满江红》词后，非常感动，自然而然地激荡起久蓄胸间的诗情，填成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这首长调：“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材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在读过郭词那大晚上，“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时而凝眉沉思，时而昂首吟哦。忽然，他停住脚步，坐在桌前写上几句，又摇摇头，把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在不断的吟哦、写作中，这首名篇诞生了。次日清晨，工作人员发现纸篓已装满大半。”写成后。毛泽东立即抄送周恩来，并特意提醒：“郭同见1月1日光明日报”。后来，他又进一步推敲，直到改成同现在正式发表的一样为止。如今这首气势磅礴、挥洒自如的名篇手迹已镌刻在“毛主席纪念堂”南大厅正北的汉白玉壁上，供人们瞻仰。
1962年筹备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同意在《人民文学》5月号发表他30年前“在马背上哼成的”六首词。《人民文学》编辑部请郭沫若写些诠释性的文字，以帮助青年读者。郭沫若欣然同意，于5月1日写成一篇《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发表在同年5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和同日的《人民日报》上。5月9日郭沫若收到《人民文学》编辑部送阅的小样，立即写信送请毛泽东“加以删正”。郭沫若在文章中说，毛泽东同志的诗人人爱读，处处弦诵，然而在事实上却未见得人人都懂，首首都懂，郭沫若举自己对《娄山关》的理解为例，说：今年3月初在广州的一次诗歌座谈会上，曾经为这首词请教过广州诗歌工作者，他们的见解就很不一致。这首同上阕写的是清早，下阕写的是晚上。我曾问过广州的同志们：这词所写的是一天的事，还是不是一天的事？他们的回答便有分歧，有的说是一天的事，有的说不是一天的事。可见，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诗同并不一定真正首首都能读懂。文中还写道：”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诗作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是一天的事，曾经把新旧《遵义府志》拿来翻阅过，查了由遵义城至娄山关是70里，恰好是一天的路程。清早由遵义城动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进一步考虑，却发现了问题。红军长征第一次由遵义经过娄山关，是在1935年1月。第二次经过娄山关回遵义。是在当年2月。就时令来说都是冬天。为什么同的上阕写的却是秋天？”西风’，‘雁叫’，‘霜晨’，都是秋天的景物。这怎么解？要说主席写词不顾时令，那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才进一步知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的秋天；下阕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这一层，全词才好像豁然贯通了。”“‘西风烈’，不仅是自然界的西风，也隐喻着受帝国主义支持的敌军力量的相对强大。在这时拂晓的长空中，有下弦的残月，天上有南飞的归雁，地上有长征的红军，马蹄声零碎，喇叭声鸣咽，气氛是悲壮的。但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在党和红军中树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中国的革命便来了一个转折点。《娄山关》这一首同就是遵义会议前后的革命气势的生动的反映，在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又以百倍勇气重新迈上证途，尽管眼前有多少道铁门关也要雄赳赳气昂昂地超越过去。前途的障碍是很多的——‘苍山如海’。流血的斗争是要继续的——‘残阳如血’。但尽管这样，必然有胜利的明天。”“我对于《娄山关》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虽然没有当面问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究竟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或许有人会问：一首词中所说的一朝一夕为什么所表示的不是一天？这在我们中国的诗歌中倒并不是稀罕的例子。”
然而，郭沫若在广州诗歌座谈会上所说的话，竟是错了。这是毛泽东看了《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后告诉郭沫若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对《娄山关》这首词的写作背景还作了如下的说明：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仗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2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2、3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此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100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同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场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毛泽东的这段说明，对我们研究他的《娄山关》这首词是很重要的。
从1957年到1966年初，郭沫若发表了近20篇论述毛泽东诗词文章。这些文章代表了当时毛泽东诗词研究的最高水平，并有自己鲜明的特色。首先，由于郭沫若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又是毛泽东的诗友，他了解毛泽东某些诗的写作背景及作者的有关想法，因此，他的不少文章传达出了毛泽东的诗外之音。其次，郭沫若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他对毛泽东诗词中的典故非常熟悉，他的解释常常使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第三，郭沫若的诗人气质，使他对毛泽东诗词的意境，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但是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有时主观随意性过强，确有不切实际之处。对此，他一旦发现并认识到自己的失误，便马上公开纠正。作为一位杰出的学者，郭沫若对自己的缺陷采取了光明磊落的态度。
1965年，毛泽东还曾请胡乔木就《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征求过郭沫若的意见。郭沫若把修改意见写信告诉了胡乔木：“词两首，以后忙着别的事，不曾再考虑。我觉得不宜改动过多，宜争取早日发表，6月30日我去过井冈山的根据地，在那儿住了两天。井冈山主峰和远处的罗霄山脉耸立云端。同志们告诉我：那些地方有原始森林。又黄洋界老地，当年战场犹在。‘飞跃’我觉得可不改，因为是麻雀吹牛，如换为‘逃脱’，倒显得麻雀十分老实了。‘土豆烧牛肉’句，点穿了很好，改过后，合乎四、四、五为句也较妥帖。唯‘土豆烧牛肉’是普通的菜，与‘座满嘉宾，盘兼美味’似少相称。可否换为‘有酒盈樽，高朋满座，土豆烧牛肉’？‘牛皮葱炸，从此不知下落’，我觉得大露了。麻雀是有下落还露过两次面。”
毛泽东和郭沫若在诗词的修改和唱和中，互相切磋，精益求精，不仅使诗词的主题不断深化，意境不断升华、结构不断完美、语言不断凝练，同时也体现了两位伟人对社会，对人民、对艺术的高度负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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