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八路军的抗日战略方针思想的提出和发展过程
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提出的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下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思想，是八路军长期坚持华北抗战的正确战略方针。它对于发挥我军优势，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创建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战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方针，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和完备的。同任何重要思想都有一个形成过程一样，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战略方针的思想也经历了提出和演变的发展过程。
一、对红军抗日作战原则的最早规定
七七事变爆发后，举国抗战的形势已经出现。中共中央在以中国工农红军名义请缨杀敌、要求开赴华北前线抗日的电文中，开始提出红军的作战原则问题。1937年7月14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致电说：“蒋委员长及政府决心抗日，我们非常拥护，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故愿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打其后方”。
当时，周恩来偕博古、林伯渠正赴庐山与蒋介石就国共关系、红军改编等问题举行第四次谈判。由于国民党方面坚持顽固立场，谈判未能取得结果。7月28日，周恩来等回到延安，与党中央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宜。7月29日，周恩来、博古等从延安到红军前总所在地云阳，与聚集在那里的红军将领朱德、彭德怀等商谈红军改编问题。8月1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急电周恩来，称蒋介石密邀中共领导人速至南京商讨国防大计。同日，毛泽东、洛甫电告周、博、林，第一次较为明确地提出了红军抗战的作战原则，指出：关于红军作战，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必须坚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8月4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准备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毛泽东、洛甫电告他们就红军参战问题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如下要求：（1）整个抗战是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但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应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2）“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3）依现时情况，红军以“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4）“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这四条补充了8月1日提出的红军作战原则，其中发动群众开展“武装自卫战”的思想对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形成后来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内容。这几个电文，大体上说明了洛川会议以前毛泽东关于红军抗日作战方针的基本思想。
二、洛川会议关于红军作战方针的讨论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分析抗战形势，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这是抗战开始后党中央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对于领导全党适应新的形势，实行由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原则，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领导人和红军高级将领聚集上一堂，讨论了红军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认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1、创造根据地；2、箝制与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战略阶段任务）；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敌后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他说：单从红军数量上讲，不能解释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但从红军的声望与地位看，是能实现的，要用最大力量争取在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出了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的战略方针。这里的所谓“独立自主”，是指在统一战略下相对的独立自主，一定要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所谓“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区创建根据地，依托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并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争”，是指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跑；打山地战，是为了创造根据地及便利游击战争。
与会者都表示基本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寻；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坚持主要在山地开展游击战、不作正面战斗、多行侧面战斗，坚持红军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动摇的。在会上，大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并对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的基本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勿庸讳言，会上也有些不同意见，一个是关于开赴前线出兵的多少和早晚的问题，再就是如何看待抗战中红军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问题。对后者，大家的发言更多一些。毛泽东在报告中没有直接讲到运动战，虽然指出了要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的问题，但他着重强调应以分散游击为主，对作战方针的这一面讲得较多，较为充分。看起来，这是讲的作战形式问题，但无疑体现了他长期形成的把游击战提到战略地位的思想，也说明抗战伊始，他就充分意识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战略作用。这是毛泽东对洛川会议和整个抗战历史的一个伟大贡献，也是他独具慧眼、高瞻远瞩，在谋略上胜人一筹之处。对此，应当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也应当指出，其他同志发言指出要配合以运动战也不是不应当考虑的。他们说：在抗日战争中，运动战的机会虽然比国内战争时期减少了，但游击战应与运动战紧密配合，在胜利把握较大的情况下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因此指出不应忽视运动战的作用。这种意见，反映在对于红军战略方针的表述上，主张提“游击运动战”，或“运动游击战”，或“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等，从这样的表述上就不难看出，这些同志都是主张把游击战与运动战加以结合的，不是要把两者对立起来的。这次会议时间较短。由于红军将领要统率改编部队开赴前线，对这个问题没有充分展开讨论。
长期以来，在党史研究中，对洛川会议上关于战略方针表述的不同意见，一直是作为抗战初期的两条路线斗争来看待的，重新回顾党的这段历史，回顾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领导人在这个时期的思想变化史，这种看法是值得研究的。因为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组织上说，党的会议上的不同意见都属于党内正常现象。大家都是为了抗日，为了党和红军的发展，而且基本方面是一致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这样的争论不能说具有路线斗争的严重意义。
首先，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提法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并不反对红军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的上述一系列基本原则。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明确他说过：对红军出发，无根本上不同的意见，无原则分歧。还说，战略原则是依据现时情况定的，基本上保证不吃亏，而且扩大。如果技术条件改变，它自然是可以改变的。目前是在全国范围之内成立游击支队，对敌起箝制作用，并不否认在一定条件下取得消灭敌人的胜利。这说明毛泽东也没有把两者对立起来，没有反对其他同志对运动战所提的补充意见。
其次，“游击运动战”一类提法，并不始于洛川会议。追根溯源，最初还是毛泽东本人提出的。1937年8月5日，他和洛甫（张闻天）致电朱（德）、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谈红军的参战任务说：“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问题，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箔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以出击侧面的扰乱铬制和打击，协助友军作战”，这不是“独当一面”的意思，均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的意思，“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这个电文对红军作战任务的规定是正确的。在我党文献中，这可能是首次使用“游击运动战”的概念。它说明，毛泽东本人当时并没有将这些概念作严格区别，也没有对使用不同概念赋予严重意义。洛川会议上一些同志不过是袭用了毛泽东半个多月前使用的提法，他们在袭用时也不可能赋予它不同于毛泽东的新的涵意。
第三，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都没有把洛川会议关于红军战略方针的表述上的不同意见视为路线斗争。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华北军分会10月8日训令，只是批评它指责中央有“民族失败主义”情绪和它事先不向中央报告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并未批评“训令”中关于“运动游击战”的提法，还说军分会训令的精神与洛川会
①议的方针不相冲突。在这次会上及会后，党的领导人还继续使用这个提法。任粥时在1938年5月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的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中谈到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时指出：“采取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方针，不用当时国民党军队单从正面防守办法”。还说：
②“由于我们运用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方法，首先就取得平型关的胜利。”这说明当时认为的作战方针上的两条路线是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加以对立的，运动战同游击战一起都是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并没有对它给以批评。这样的认识还是比较客观的。
①在1937年12月12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与太原军分会（即
华北军分会）精神不相冲突。但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因怕中央不同意而下报告中央是下好的。”②《任弼时选集》第189页。
三、洛川会议后毛译东对八路军作战原则的强调
洛川会议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战前线。周恩来、彭德怀等赴山西会晤阎锡山，商量八路军人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配合原则、指挥关系和补充计划等事宜。几经协商，这个时期愿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阎锡山，同意了八路军开进我党事先提出的地区。1937年9月24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洛甫，汇报八路军开进预定地区的地理形势时说：晋西北山势较薄，转向吕梁山脉倒更好；恒山山脉绵延至桑于河右岸，颇利敌后游击；五台山脉势最高峻、蔓延极广，南北东西均不易突入，机械兵团尤难；太行山脉沿正大路两侧山势极险，亦极利游击，与大岳山脉连接最便转移。这说明周恩来等与阎锡山商定八路军一一五师开赴晋东北、一二○师开赴晋西北、随后一二九师开往晋东南的指导思想，符合洛川会议提出的独立自主地在山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原则。
但是，八路军开到前线后怎样具体开展活动？是以分散游击、发动群众为主，还是在发动群众的同时，适当集中兵力作些战斗？这是当时的抗战形势提出来需要我党抉择的问题。就毛泽东来说，在洛川会议后，他从我党我军的长远利益和抗日战争的全局出发，更多地强调八路军应分兵发动群众，开创广泛的游击战争。9月12日他致电彭德怀，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作了进一步解释，指出：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集中大兵团于一个狭小地域不便于进行游击战争；（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下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三）南京方面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当时正值大同弃守，阎锡山为挽回晋北局势，准备在乎型关集中14个团的兵力与敌会战，望八路军与之配合。八路军一一五师陈光旅及师直机关集中在平型关大营一带，准备相机袭击敌之左侧。毛泽东获悉这一情况后，于9月17日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将领，对一一五师配合阎锡山策划的平型关战役的作战部署发表意见说：“晋阎指挥下之傅、杨、刘、汤各军均失锐气，使我们不能作出这些军队能够在现阵地根本破坏敌人战略计划之结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他提出，为真正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井为扩大本身起见，建议“一一五师以自觉的被动姿式，现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
时任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从前线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此种建议提出异议，认为在敌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应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详述了对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役的看法。他说：“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你估计放弃平型关，企图在沙河决战的决心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的。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作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井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在电文中，他表示陈光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当然可以，“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林率陈旅即使能打一二个胜仗，不久也须转向五台来的”。这个电文对阎锡山战略意图的分析和对华北战局的展望都是正确的，充分地表现了毛泽东异常敏锐的战略眼光，并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但是，这个电文对八路军战略方针的两个侧面的说法确有不够精当，准确和辩证的地方，容易造成似乎在强调一个侧面否定另一个侧面的误解。尽管如此，这些说法仍然比他在洛川会议上的说法更进了一步。
9月25日，平型关战役已经打响。毛泽东接连数电，继续阐述他的意见。在致朱、彭、任、周的电报中提出关于华北我军作战的战略意见时，他说：“不管蒋阎协助与否，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在致电周恩来、刘少奇等布置华北党的工作时，他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为此目的，红军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助力。”
这些电文，主要反映了毛泽东在平型关战役前对如何贯彻红军作战方针所强调的重点。但是，开赴抗战前线的八路军将士的心情，与毛泽东所强调的重点不完全一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肩负的责任、身临的环境以及应发挥的作用均不一样。不同的客观存在，不同的“角色意识”，自然会有某些不同的意见。
当时华北包括晋北的国民党军队，实行片面抗战、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战斗力极差。在大同，阎锡山集结重兵20万，日军不过5000，尽管40比1，还是弃守。八路军总部的一份电报谈到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时说：国民党部队在平绥线作战完全不发动群众，不能机动，不搞侧击，不愿包围迂回，更不敢深入敌后独立作战。因此，较强者只能上守挨打（如汤、卫部），较弱者稍挫即惧（如傅部），狡猾者回避战争（如高桂滋部），老朽者闻风而逃（如李服膺及大部晋军），动摇者甚至引狼入室（如刘汝明），以至一点一线突破，环以包围切断，可使全阵动摇，部队溃散，大批辎重如大同弹药弃之，于是，敌军得以少数部队配备机械兵团攻城略他，纵横驰骋，所向披靡。到9月中旬，日军已进占冀、察、晋、绥各省许多城镇，直指豫、鲁等省。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抗战悲观论、对日恐惧症像瘟疫一样地传染开来。
在这种形势下，全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开赴抗战前线寄予厚望。我八路军将领忧国心如焚，参战情更切。彭德怀回忆说：八路军进入山西，沿途“所听街谈巷议，无不希望红军早日参战。”他本人从八路军总部出发时，就考虑八路军如何争取在抗战头一仗中打个胜仗，以提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到了雁门关下的崞县，“当阎锡山谈到以王靖国和陈长捷两军分守平型关和茹越口，另以一个军守雁问关时”，彭德怀说：“你们坚守平型关正面，我一一五师出五台、灵丘、蔚县地区，隐蔽集结在敌前
①进道路两侧，待敌进攻平型关时，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军”。就这样，身处抗战最前线的周恩来、彭德怀与阎锡山研究了平型关战役计划，决定八路军一一五师配合作战。9月24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八路军主力在灵、广以南待机，支队出东北游击，王（震）旅开阜平，贺师率张（宗逊）旅开晋西北，驰援雁门关。
①《彭德怀自述》第221页。
四、平型关犬捷对毛译东形成关于八路军抗日战略方针的完整表述的重要影响
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全国各地的祝捷电报雪片似地飞向延安，飞向八路军。董必武从武汉致函毛泽东说，国统区人民赞扬八路军的胜利，它“不仅与平汉、津浦两路战事成相反的对比，即与上海方面相比了亦令人看出八路军的不同”；新闻界“见到我们的人一开口就说，‘晋北得你们，八路军打得顶好’。”率部在陕西富平待命入晋的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陈质在日记中纪录了我军将士的反映。9月26日，他写道：“接朱、彭电：我一一五师平型关战斗缴获汽车、小摩托车、山炮、弹药甚多，被包围而继续顽抗之大批日本兵，全被我击毙”，“这是红军参战的第一次胜利，也是中日开战以来最大的第一次胜利。这一胜利虽然是局部的，但在政治上的意义是无穷的：1、证明我党的主张正确；2、只有积极地采取运动战、游击战、山地战，配合阵地战，抄袭敌人，才能胜算；3、证明唯武器论的破产；4、单纯的防御只有丧失土地。捷报传到部队中，人人欢跃，大家都以为我们出动太迟了。”10月1日，他还记道：今天“开拔，沿途群众对我们非常欢迎。特别是平型关战斗的胜利，使他们对我们的信仰更加提高”①。董必武的信札和陈赓的日记是有代表性的。它们说明平型关大捷确实对当时的抗战形势、对提高八路军的声望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八路军在平型关打运动战的胜利，也鼓舞了毛泽东，使他对把握作战方针的两个侧面的结合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以后，他的电文在布置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对于集中兵力作战这个方面给予了越来越多的注意，逐渐地形成了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样一个表述更为全面、完善的战略方针。
9月26日，毛泽东致电朱、彭，表示“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
9月27日，毛泽东致电周、朱、彭、任，说：“目前长城抗战是暂时的，阎锡山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二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但须计算这仅是战役的暂时的局面，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这个电文，对配合作战的态度比起平型关大捷前来很不一样了；不仅如此，已包含了后来概括的战略方针的雏形。
10月5日，忻口战役打响。周恩来参与作战计划的研究。毛泽东致电周、朱、彭，“完全同意周与程潜阎锡山共商决定之作战计划”，指示：我一一五师全部除一部做地方工作者外，应速集中于台怀镇以北，大营镇、砂河镇以南之山地，待敌人被吸引于原平、忻县地区并打得激烈时，袭取平型关、大营、砂河、繁峙线得手后，交友军占领该线，我军向北突击，占领浑源、应县地区开展新局面。还提醒林贺两师“不得因为主力作战而置原定地区之地方工作于不顾”。这说明毛泽东已同意我军主力用于打仗而不是做地方群众工作了。这是一个较大的变化。
毛泽东的思想还在进一步变化。从当时的形势出发，他对集中主要兵力作战这个侧面越来越加以强调。
10月6日，毛泽东致电周、朱、彭，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忻口战役的“作
①《陈赓日记》第17页、19页。
战问题之补充意见”，指出：“山西我方兵力数量在十五万以上，红军与卫立煌军在质量上可为晋北战役之领导者，山西现已处最后关头，将不得不打一仗”。他指示：一一五、一二○两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一一五师主力不仅要适时袭击大营、砂河、繁峙线，还要准备北越出长城至浑源、应县，袭击雁门、大同线，大同、张家口线之铁路，袭击张家口广灵线、广灵代县线之汽车路。还指出：“在一一五师本身，则因转移与作战频繁，要准备付出相当之代价，即应准备减员二千至二千五百，并因减员而不得不将枪枝一小部分交与地方民众武装他们。但在支持山西作战，即用以支持华北作战，较为长久之战略目的上却有很大意义。”这个电文对于打大仗所表现的气魄，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10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并告周、朱、彭、任等八路军将领，在指出“游击战争除军事部署以外，最主要的是紧密依靠乡村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时，明确指出：对游击战的部署与计划，“并不妨碍争取以主力在长城一带举行有利的决战之现时计划”。这就修正了9月17日和刀日所说的今日红军在战术性的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的观点，进一步孕育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之意。
10月25日，忻门战役正在紧张进行之际，毛泽东急电朱、彭：“你们是否准备以陈光旅使用于正大路？我以为是必要的，并且徐海东旅主力似亦有南下作战的必要”，“目前决定的战斗在正大路”；“为确实截断雁门南北大道起见，工震部似以加入雁门关一带配合宋支队作战为有利”。随着对八路军集中兵力作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愈益强调，同日，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第一次改变了对八路军战略方针的提法，指出：“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①
太原失守后，山西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进入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阶段。11月13日，毛泽东电告朱、彭、任转恩来等人，指出：八路军的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他还对八路军各部队如何打几个小胜仗作了具体部署。
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北方局。向对上述部署不甚理解的同志进行解释。他说：（甲）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计，是中央己定下的方针，谁也不应该对此方针发生动摇。（乙）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决不能束缚红军主力的适当的使用与适当的转侈，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丙）红军主力的使用决定于今后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下决定于山西一省的形势，你们不要仅看局部，而且要看到全国。
（丁）应该及时预防红军主力需要转移时，在同志中（勿）丧失坚持山西游击战的自信心，这几条解释，正确他说明了八路军战略方针中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分散兵力发动群众与集中兵力进行战斗的关系，较之以前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78—379页。
随着日寇继续南进，为了遏制民族投降主义、激励全国人民的抗战情绪，毛泽东越来越要求八路军多打些运动战。12月5日，毛泽东和回到延安参加十二月会议的彭德怀。联名致电朱、任说：对进攻冀察晋边之敌。“在确有胜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的歼灭和有力打击，增加敌恐怖与进攻困难是必要的”。12月29日，毛泽东电告朱、彭、任等前方将领，进一步指出：在此次敌南进过程中，我军须集中必要兵力在有利条件下打二三个好的胜仗，要及时完成必要的作战准备，以免临事仓皇。
正是基于抗战形势的发展所引发的以上一系列的认识变化，在1933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系统地总结华北抗战的经验，对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方针作了科学的概括，第一次公开提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下放
①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提法，发展了洛川会议上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思想，比起其他各种提法也都全面和准确。它既强调了游击战争这个战略基点，又兼顾了运动战这个不可缺少的方面。这样的概括获得了全党的普遍拥护。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6页。1940年12月，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还将这个方针表
述为“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3页）。
五、关于八路军的抗日战略方针研究的几点评说
以上从思想上的角度论列毛泽东关于八路本抗日战略方针的提出、变化和完善的过程，丝毫无意于贬低毛泽东在抗战的实践和理论上的杰出作用。这里只是想通过具体事实说明：
第一，毛泽东在抗战初期的思想也是发展的，变化的。用凝固的、无变化的形而上学态度未看待毛泽东的思想，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第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提法与“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提法.虽然基本精神相同，但不能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从认识史的角度说，这两个提法表述上的差异，反映了毛泽东对八路军战略方针的认识发展过程。当然，应当指出，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思想是战略性的，基本方面是正确的，任何忽视它的伟大历史作用的观点都是不对的，也是非历史主义的。
第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抗战初期的实践表明，要开到前线的八路军不集中兵力打几仗的想法有些不切实际。从长远利益着想，从警惕蒋介石假手杀人的阴谋来考虑，少打甚至不打的策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又要看到另一面，不尽快打仗，国民党不准，全国人民不理解，八路军将士也想不通。平型关大捷以后的一系列战斗证明，在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把握有利条件，集中兵力进行必要的运动战。才是正确的方针。这也是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解释过的思想。八路军从1937年9月出师直到1938年4月粉碎日军九路围攻这段时间内，主力部队事实上是以集中作战为主，并进行了部分的运动战。这是适应了当时抗战形势的需要，是对基本的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的灵活运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作战方针所作的完整全面的表述，可以说是对这个时期作战经验的科学总结。
第四，应当充分认识平型关大捷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在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前后认识上的变化，说明此战不仅有巨大的政治影响，而且对统一党的领导人的思想认识，正确地看待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最后形成关于抗日战略方针的科学表述，起了推动作用。这可以说是平型关大捷的理论意义。
第五，毛泽东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认识也有一个进步过程。诚然，在洛川会议上和会后，一些领导同志对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认识不够，偏重强调打大仗，这有片面性。但是，这个认识上的偏颇不属于路线性质。况且，通过抗战的伟大实践，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对我军抗日战略方针的认识在基本一致前提下的不同侧面的有所偏重都趋同了，大家的认识都统一在《论持久战》的表述中了。自此以后，在参加过洛川会议的领导人中间再没有出现有关作战方针的争议，尽管一个时期对有些作战问题的认识不完全一致。这是抗战中我军能够取得一系列对日作战的胜利，并不断得到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原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