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辛的开拓——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①②
17年前，毛泽东对斯诺讲过的这句话，形象他说明了我们国家走过的道路。实际上，毛泽东生前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也是这样。
曲折的道路，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失，给人民带来痛苦和灾难。但是，这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难以逾越的，是人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能不经历的过程。迄今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避免了S形的弯路，当然弯曲的性质和形式各异，弯曲的程度和纠正错误的方法不尽相同。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进行的艰辛探索，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①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时的谈话。②指1970年，这里系相对于本文发表的时间言。
一、“文化大革命”以前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的探索大体集中在这样五个时期：
（一）1955年底到1957年夏天反右派斗争以前
这是探索的开始时期，探索任务的提出，首先是以农业合作化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的结果。三大改造高潮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蓬勃展开，不仅对我们国家的历史进程，而且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有重大影响。毛泽东多次说：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
①了。毛泽东这样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1949年的胜利在他运筹帷幄之中，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之迅猛，进行之顺利，则为他始未料及。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意味着中国从此将消灭剥削制度，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这是无数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中国共产党为它的实现艰苦卓绝地奋牛了几十年！
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的到来和完成，使中国开始了“由阶级斗争到
②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转变。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像社会主义改造一样，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呢？这是毛泽东在思考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则没有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二则党的工作的着重点还放在革命上，这样，包括“一五”计划在内，那些年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对于这种“抄”，毛泽东一方面认
①为”是必要的”，另方面“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苏共二十大揭露出苏联经济工作的错误和我国照搬苏联经验的许多弊病暴露出来以后，毛泽东把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同探索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一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从农业开始，1955年10月到1956年1月，他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以及1955年12月他为《中国农村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某些按语，虽然带有当时急躁冒进的历史印记，但从其指导思想的主导方面而言，反映了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特别是发展农业的新道路的思考。
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毛泽东由对农业问题的研究，转向了对工业问题的调查。他连续听取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三十几个部长关于工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的汇报。他还准备“分别听取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关于工业、运输、农林水、财金贸等方面工作的汇报”，也准备以后每年搞一次汇报，
②找一些工厂作典型研究，“切实摸一下经济工作”。这些计划没有实现。他还阅读了斯大林1946年在莫斯科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认为苏联从1921年到1940年的20年内，增加了1400万吨钢，中国有苏联经验作借鉴，可以少走弯路，可以比苏联搞得好点，快点。
①毛泽东1958年2月28日和7月22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②毛泽东1957年3月19日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①毛泽东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②见中共中央1956年3月30日关于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工作的汇报提纲。毛泽东1956年4月28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在经过对农业、工业将近半年的调查与研究后，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讲的十大关系，在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他提出的工农业并举思想，既是鉴于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也是他在考察了农业问题之后，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随即成为党的八大的指导方针。1957年2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进一步发展了《论十大关系》的思想。这两篇著作，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阶段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晶，也是他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辉煌成果。
（二）1958年1月南宁会议到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以前
这是探索的失误时期。反右斗争的开展中断了1955年底开始的探索。毛泽东把主要精力又转到阶级斗争方面。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不仅使党对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发展规律的认识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使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脱离了正常轨道。“左”倾思想由指寻国家政治生活扩展到经济工作。毛泽东对此以前的许多正确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这次失误是从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开始的。1955年底和1956年初，有些部门和地方不顾实际可能，盲目地增加预算投资，扩大基建规模，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许多困难。周恩来、陈云等发现问题后，建议中央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必须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1956年6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传了这个思想。党的八大会议也贯彻了这个精神。这对于保证1957年的经济建设沿着健康轨道发展，提前完成“一五”计划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毛泽东对于提出反冒进是有保留的。在1956年4月下旬的政治局会议上，他主张追加基建预算投资20亿元。《人民日报》那篇社论他批示“不看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毛泽东认为反冒进给“右派分子”提供了口实。在这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批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的口号等，是“右倾”、“促退”，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进一步指出：冒进是全国人民热潮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首先没有把指头搞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长了疮，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这属于政治问题。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50米。在这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和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继续对反冒进问题进行了尖锐批评。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激烈地批评反冒进？他认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思想、两种方法、两种路线的斗争；打仗可以发动群众，社会主义建设，
①群众可以发动得更充分，“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在他看来，冒进是发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不依靠群众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前者轰轰烈烈，多快好省，后者冷冷情清，少慢差费，他主
②张前考，反对后者，甚至提出以后只能反有倾保守，不能反冒进。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带有浓厚的“左”的色调，8月的北戴河会议把“左”的思想推向了高峰。这次会
①毛泽东1958年1月20日在南宁会议上听取汇报时的讲话。②毛泽东1958年2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的讲话。
后，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像两股潮水似地涌向全国，整个国家处于极度的狂热之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泛滥，经济工作完全乱了套。
历史就是这样地捉弄人。毛泽东从主观上说，是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并且自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1958年10月2日，他接见东欧六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世界上就有这么蠢的人，像我和我们这些人，这么多年就不知道以钢为纲。今年我们才知道这一条。你把钢铁搞起来了，其他东西部可以跟上来。1959年4月20日，他对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说：现在已经打开一条道路，有可能使我们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建设一年一年地好起来。但是，实践证明，1958年“大跃进”和公社比这样的探索，既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符合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大跃进”的许多成就是虚幻的，生产关系方面的许多变革具有空想性质。
（三）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
这是对探索失误初步纠正的时期。一方面，毛泽东是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的“始作诵者”；另方面，这两个运动中的俘夸风、“共产”风等错误，也是他最早提出纠正的。他提议并主持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等，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并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在1959年2～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承认从1958年9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错误”，“党内主要倾向还是‘左’”。他表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说“中央可以不讲，我个人可以讲，我一讲，我就没有包袱了。”
毛泽东承认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当然只是就具体工作而言，并不认为根本指导思想错了。在他看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完全正确的，不能动摇的。因而，他对错误的纠正是很不彻底的。正因为这样，当彭德怀等在庐山会议从指导方针上提出反“左”问题，要求从根本上总结教训时，他认为这是比反冒进更严重的错误，是两个阶级的斗争，于是不惜冒犯众怒，挺身出来“反击”，从而中断了反“左”的进程。尽管如此，“大跃进”的教训对毛泽东来说还是深刻的。60年代，他对经济工作的指导，再没有重犯这类错误。
毛泽东在纠止他觉察到的错误的过程中，开始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他多次号召仟级干部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等著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他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具四级党委委员，建议他们“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来读书，“使
①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寻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在这次会议上，他亲自和与会同志一起，认真地阅读和讨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在武昌会议期间，他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沦纷纷。因此，他再次要求与会同志读那几本书。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强调，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比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庐山会议开始时，他还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列为会议的首要内容。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3页。
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应当好好读书，时间三至五六个月，或一年。还说，现在有些人是热锅上的蚂蚁，要让他们冷下来。去年有一年的实践，再读书更好。但是在错误地开展对彭德怀等的批判后，他中断了这个安排。到1959年冬天，才重新强调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本人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用了两个月时间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议、逐章逐节地讨论，初步地总结了他所认识到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这是他在建国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用了这样长的时间集中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当然，他的许多认识还受着当时“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许多观点是不正确的，但这次读书毕竟是一次重要的理论反思，对于他后来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重要影响。
（四）1961年初的八届九中全会到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
这是继续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教训的时期。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和新的“跃进”运动的开展，使在此之前得到一定纠正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以更猛烈之势重新蔓延开来。“大跃进”三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国民经济出现了极度困难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承认，客观规律，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
①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为了扭转困难形势，党中央在1960年底召开中央工作会议，1961年1月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和党中央尽管当时仍没认识到三年受惩罚是根本指导思想的错误，但是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了端正思想路线、开展调查研究的问题。在八届九中全会上，他指出：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提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在随后3月的广州会议上，他再次指出：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以后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
这年春天，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在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进行调查。他还要求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都深入基层，恭谨勤劳地开展调查研究，向群众寻求真理，使党的领导作风来一个根本转变。在毛泽东对农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和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推动下，其他各条战线也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由党中央主持，分别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中教五十条”、“小教四十条”、“科研十四条”、“文艺八条”等一系列工作条例草案。这些工作条例草案，尽管存在这样和那样的缺点，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把党的工作重新纳入了较为正确的轨道，使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有了重要保证。这些工作条例草案，实际上是我们党所探索到的上述各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第一批工作“法典”。
①毛泽东1961年6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经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和理论的反思，毛泽东对在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在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他说：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搞几年慢腾腾的。这对我们有利，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在这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说：这个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他提出，我们搞了11年，现在要总结经验。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就是全党全面总结经验的干部大会。毛泽东讲话，进一步强调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问题。他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在这篇讲话中，他明确提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之后所得到的最基本的经验。
（五）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
这是毛泽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个阶段，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接近尾声的时期。八届十中全会是毛泽东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又一个关节点。他对于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对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错误认识，使他在这次会后把主要注意力又转到抓阶级斗争去了。这时期，他主要思考的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方向问题。
但是，这不是说，毛泽东对经济工作完全不考虑了。他接受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冲击经济工作的教训，强调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不要干扰正在进行的经济调整工作。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之后，有的同志认为调整时期已经结束，提出进行大发展时，他同意陈云等领导人的意见，决定调整时期从1963年起再延长三年，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这些正确的决策，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圆满完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复苏和走向繁荣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也在思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法问题。鉴于经济发达国家的技术在苏联人造卫星上大以后有了飞快发展，毛泽东也强调要学习先进技术。1964年2月，他接见钱学森等科学家时说，要搞少数人专门研究防弹道式导弹，5年不行，10年；10年不行，15年，总要搞出来的。这年10月，他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指出：有可能再有10年，不仅原子弹，氢弹，导弹，我们都搞出来了。这年12月，在修改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时，他还明确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①
同时.毛泽东也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除了学习先进技术以外，还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调动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还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时，他就提出：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9页。
加政治。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思想。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强调了这个思想。但毛泽东在应用上却欠妥当。他在听到大庆、大寨艰苦创业的事迹汇报以后，在1964年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号召学习他们艰苦创业的精神是对的，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把这当成是适合中国情况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经验。实践证明，除大庆提供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寨提供了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的某些先进经验外，其他的经验不够成熟、不太科学，甚至还带有许多“左”的色彩。
随着对阶级斗争认识的不断升级，毛泽东在1966年6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探索（尽管其间也有错误）也就基本结束了。
二、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思想的基本点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探索到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主要思想，做过系统的、深刻的阐述。这些思想是我们党花了巨大的历史代价换得的，凝聚着全党的心血和智慧，其中也包括毛泽东在内。这里着重就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道路的一些基本正确的重要思想，作概要的介绍和分析。
（一）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创造民主的，安定的政治环境
毛泽东虽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注意到了对于社会矛盾的不同性质要加以分析；在解决党内和革命队伍内的矛盾时，提出了要划清两种不同性质的界限，区分敌人和自己人，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思想；但是从全社会的范围内，明确地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大类，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思想却是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建国以后，我国的社会政治矛盾实际上分为“两类三层”：即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大类，人民内部矛盾义分为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和劳动人民内部矛盾两个层次。建国头三年，解决民主革命的重大政治遗留问题（如剿匪、反霸、没收地主土地，镇压反革命），多属于敌我矛盾范围。搞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实际上是解决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和劳动人民内部矛盾这两个层次的矛盾，因为在我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已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已使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实际上是我们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实践。
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方面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由阶级斗争转向自然斗争的新时期；另方面也使不具有阶级斗争意义的其他许多矛盾，主要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起来了。能否正确处理这个层次的矛盾比能否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劳动人民，无论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既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力量；又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直接依靠力量。能否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关系到国家能否稳定，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同时，苏共二十大以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动乱，也使毛泽东感到，能否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命运的大问题；在历史处于转变的关头，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这个转变。因此，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道路的时候，毛泽东首先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理论。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个理论的提出，为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在主观愿望上，确实希望造成一个民主集中、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由于他对我国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对党内不同意见的错误分析，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撇开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反右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些在根本上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错误不论，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言，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违背了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受到了巨大损害。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正确区分和处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兴旺发达；反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受挫折，走弯路。这条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二）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这是毛泽东在探索中指出过但没能坚持实践的又一个重要思想。从理论上说，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明确的。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己指出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要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工作中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在这一年6月，他和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联名致张澜的信中，还明确指出：“今后工作重点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①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任务后，他在1955年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之后，他在1956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上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他同意八大决议提出的，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也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反右斗争扩大比之后，1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还指出：从今年起，“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在这一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补充说：要搞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南宋会议上只提了技术革命，现在再加上文化革命，就完善了，随后，在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被规定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任务。这年12月，他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时还说：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新的革命是对地球和自然界的革命。在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之后，1959年10月，他接见拉丁美洲十七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还说：过去几十年内，革命同建设同时进行，头八年我们的精力放在革命，放在扫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后两年，我们的全部精力放在建设。今后10年或20年内，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把主要注意力转向抓阶级斗争之后，1963年12月，他在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时，还指出：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
从以上部分论列不难看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主要不在理论上，从政治方面看，他的错误主要在于，第一，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心不坚定。从上述论列可以看到，他在1956年以后就反复了三次：一是在1957年夏天将反右斗争扩大化，并在这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基本正确的论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23页。
断；二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并把这个斗争引向全国，冲击了当时的经济工作；三是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抓了一段经济建设的恢复和调整，但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又把主要注意力转到抓阶级斗争了，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在建国以后，他领导全党的27年间，真正集中力量抓经济工作的时间就很有限了。仅此一点，对于一个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来说，就不能不是一个严重错误，第二，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后的思想路线不正确。这主要指1958年这一段。这期间，他是全力以赴抓经济工作的。在一月提出工作着重点转移时，他明确要求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他提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实际上就是为了帮助各级干部适应这个转变，它的主要内容也是围绕抓经济工作的。但是，由于他不断地对反冒进问题的错误批判，结果自食苦果。他自遵义会议领导全党以来长期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批掉了。他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到了巨大破坏。我们国家的这一教训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都说明，实现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对于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来说，还仅仅是走了第一步；能否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好，不仅在于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而且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三）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
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有一个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这个思想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把它概括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鉴于有的东欧国家按照苏联模式，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片面发展重工业，损害了人民利益的教训，1957年4月，毛泽东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真不是一件容易窄，建设社会主义，丢了人民；建立了重工业，丢了人民，这是不成的。①
1958年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使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毛泽东在纠正这个错误的过程中，在庐山会议前期总结教训时，提出了安排国民经济要以“农、轻、重”为序。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搞十大关系时就提出两条腿走路，可是没有很好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样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原则，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它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在这年底到翌年初，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这个思想作了具体阐述，指出：“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二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这就澄清了时“农、轻、重”提法的误解，对“并举”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解释，他还比较中、苏两国的发展道路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份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国家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下农业同时井举为最重要。这个比较，具体说明了中国道路的优点和特点。
①毛泽东1957年4月25日接见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时的谈话。
在国民经济进入困难时期以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卞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是毛泽东对他本人和党的其他领导人过去提出的思想的新概括。
毛泽东关于工农业关系的思想，是他探索到的比较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思想，至今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针。
（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这是毛泽东在纠正1958年“共产”风的过程中提出的。他针对当时出现的反对商品生产、否认价值规律的观点，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现在有些同志，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他提议在起草的会议文件中写上“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的商品，加一个‘社会主义’”，以便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赞同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上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他明确他说：“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指出：“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还强调说：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下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行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毛泽东的这些观点，虽然是从斯大林那里引发出来的，但比斯大林讲得明确、坚定。
毛泽东还进一步阐述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说：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公社内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实际上牛产资料各部门之间也有价值法则起作用。还说：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在社与队、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只能是买卖关系，必须遵守等价交换原则。他批评“共产”风说：“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一平、二调、二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恐慌。
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大矛盾，一个大问题。”
为了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缓和与农民的紧张关系，毛泽东提议对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这一级干部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客观法则，违反它，要整得头破血流”。他还提议，这次郑州会议拟定的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要加上价值法
①则的内容。后来文件中写上了“物资劳动，等价交换”一语。这次会后，他了解到广大农民普遍要求清算公社化和大炼钢铁中所调生产队的物资、劳力等项账目的情况。在3月下旬的上海会议期间，他进一步指出：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不可能。
①这个方汁的完整提法是：“统一须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从现在的观点看，毛洋东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认识，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实践中也犯了错误，但是经过这次总结教训后，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基本上坚持了上述观点。1959年底1960年初，他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1962年七尸人大会期间，他在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时，增加了这样一段话：“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这个概括，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的理论总结。
（五）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扩大主业自主权，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中央和地厂的关系问题，在毛泽东讲的几大经济关系中，除了工业与农业两个产业是最大的关系外，就是最重要的关系了。这个关系，一方面是经济关系，属于生产关系；另方面涉及行政管理体制，属于上层建筑范围，鉴于苏联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把地方卡得很死造成的许多弊端，毛泽东认为，像中国这样幅员大、人口多、情况复杂的国家，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这对建设社会主义有利。但是，建国后的经济管理体制，很大部分是因袭苏联的。因此，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工业、财政、商业管理体制实行部分权力下放。
虽然在1958年“大跃进”中，一度权力下放过多，出现过分散主义倾向，但随后迅即得到了纵正。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总结教训时，毛泽东认为，中央管得多，统得死，这是我们国家管理体制中的主要倾向，因此，仍然要强调发挥地方积极性，他说：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下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问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他还把我国同欧洲相比较来强调这个问题，指出：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那时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夭，经济发展很慢。他主张既统一，又分权；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各省尽可能都搞一套。1960年3月，他在天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还说：要把我们这个国家看成“联合国”，一个省就是一个“国”，我们中国是个“联合国”。这以后，中央和地方关系虽然几经调整，但地方的自主权仍较少。因此，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就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问题写信给刘少奇，提出要扩大地方自主权。他说：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这里虽然是就一部门的问题而言的，但提出的分成原则有普遍意义，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了经验。
与强调发挥地方积极性相联系，毛泽东还强调发挥企业的积极性。这也涉及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关系问题。1956年4月2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问题。他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一长制毫无疑义是不要了，不过形式上的决议案还没有通过。至于企业的独立自主，列宁所谓独立自主到如何程度，请你们大家注意研究。我想，企业应该有怎样一种独立性呢？我随便这么讲，不是很正确的语言，叫做要有点“独立王国”，就是要有半独立性，或者是几分之几的独立性，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没有一点“独立王国”，那么事情也很难办。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的，请大家研究。在这里，毛泽东对一长制的批评，被实践证明是虽有合理内核，但育一定的片面性。但是，暂且撇开这点，他在近30年前就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来研究，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为了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把经济工作搞好，毛泽东还在探讨如何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问题。1964年1月，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托拉斯问题的汇报时，他表示赞同刘少奇关于建立托拉斯企业的设想。他说：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比如说，企业里用了那么多的人千什么？人要吃饭的，要消耗的，用那么多的人，就是不按经济法则办事。还指出：商业为什么不能按经济渠道管理？为什么只能按行政区划设置机构？打破省、专、县界嘛！就是要按经济渠道办事。
毛泽东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的这些意见，虽然还有不确当、不完善之处，但它说明毛洋东已经在叩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门。只是他随后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仅堵塞了继续探索改革的道路，而且使国家的整个经济濒于危机。这是一个悲剧。
（六）工人是企业的主人，提倡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实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的“三结合”
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后，就在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的特点。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除了依靠生产力本身的几个因素外，还必须使生产关系的变化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生产关系内部，所有制的性质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而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在不断地变化，因此，他很注重通过改善人与人的关系来促进生产的发展。在他主持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提出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与工人建立平等关系；要改革束缚群众积极性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提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生产管理”。根据他的建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决定，这以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一度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虽然在某些方面有过不切实际的要求和形式主义的缺点等。
毛泽东在1950年底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探索道路进行理论反思时，进一步强调了建立平等关系、改善企业管理的问题，强调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他说：我们的经济，如果干部下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的合作。还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全民所有的企业，集体所有的企业，都有一个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他对国营企业在解放后十年间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进行了总结，然后指出：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对企业的管理，采取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1960牢3月，毛泽东在转发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情况报告》的批示中再次强调“两参一改三结合”问题后，我国的许多大型企业陆续试行这种管理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地肯定了这个制度，并且把，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制作为实行这种制度的一种具体形式。此后，这便成为了我国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
这个制度是毛泽东在改革我国沿用的苏联企业管理制度的过程中提出的，自然带有探索的性质。就其体现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这个指导思想来说，这个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对于管理现代的企业来说，这个制度是不完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我国的企业管理制度作了许多重大的改变。
（七）实现四个现代化，在50年至100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求索的目标。在1953年公布过渡时朗总路线的任务以后，根据毛泽东在修改、审定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的意见，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四个现代化最早的说法，主要体现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了建设现代科学文化问题，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增加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在1959年底1960年初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从1964年底1965年初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起，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成了我国人民为之奋斗的根本任务。
实现这个任务是项极为艰巨的工程。毛泽东考虑到它的艰巨性，在时间的估计上，曾作过多种设想。例如在1955年3月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在这年10月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又提出：大约在50年到75年的时间内，就是10个五年计划到15个五年计划，可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956年9月，他在接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又说：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须要50年至100年的时光，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他一度将时间的估计提前了许多。但经过困难时期以后，他不仅回复到了原来的估计，还认为可能更长一些。1961年，他同蒙哥马利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他继续提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在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后，1963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的长远规划时，为了实现四化任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随后，周恩来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第一步，大约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第二步，力争在本世纪末。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的我国经济建设远景规划的宏伟蓝图。十二大关于在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规划，以及随后所讲的关于在建国100周年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设想，正是根据建国后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同时考虑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的上述估计和规划而提出的。
上述七点，只是围绕着经济建设问题所列举的比较正确或在主导方面是正确的一些最重要的思想。这既不是毛泽东的全部经济思想，也不是说这些思想都是完全正确的。指出这些，只是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党的某些探索思想的历史发展，丝毫没有要掩饰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之意。在文中，笔者已多次指出他在探索过程中的一些严重失误，以及他的一些有严重错误的理论观点。后面还将对他的错误观点进行分析，因此，这里就不再将他在这方面的理论错误和实践错误集中起来一一论列了。
三、新的历麦时期对毛译东的探索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新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并继续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进行探索。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标志着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时期的探索，从遵循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从借鉴和沿用建国后的行之有效的经验，从汲取毛泽东的一些正确的探索思想等来说.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探索的继承，但是，若从其真正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变，否定了毛泽东的错误的理论和过去的许多不符合实际的错误政策，改变了不少僵化观念，对一些历史经验作了新的概括等方面来看，则不仅对毛泽东的探索思想有重大发展，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重大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丰富的经验。毛泽东生前十分希望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能像在民主革命阶段一样，对中国的新经验有所总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发展。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作了初步总结之后，1958年3月，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创造出来的。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那很危险。这年5月，他还指出：对马克思也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人。十月革命是列宁做的，马克思没有做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马克思也没有做过。“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1959年底1960年初，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写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在列举俄国党和中国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以后，指出：现在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到了60年代，毛泽东已入古稀之龄，一方面感到人老体衰，精力不济；另一方面，想总结新经验，写出新著作的雄心未混。1964年3月，他对部分中央领导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那都是以前的著作了，现在也很想写一些东西，但老了，精神不够了。这年6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继续说：现在学这些东西（指《毛泽东选集》——引者），我很惭愧，都是些古董了。要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
毛泽东本人未能实现他提出的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担当起了这个光荣任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发展是多层次的，多方面的，从宏观来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把原来基本正确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原则向前推进所作的发展。例如，十二大提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的理论，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理论。它们不是在否定过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恰恰相反，是在肯定的基础上把过去的理论向前推进了。
另一类是通过否定过去的许多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原则而作出的发展。这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突破了以往的传统观念，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而对社会的震动更大，理论意义更为深远。这里着重谈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探索，对社会主义的固定观念的几个重要突破，也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过去的某些理论观点的重要发展。
（一）多种经济成份，即多种所有制形式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被认为是单一的公有制社会，在1953年刮“共产风”时，还出现了急于由集体与全民两种所有制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倾向，以为越是单一、纯粹，社会主义的“品位”就越高。撇开这种特殊时期的幼稚病不言，根据传统的观念，社会主义也只存在全民与集体两种形式的公有制，不允许私有制形式的经济成份存在，党的领导人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曾经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有所放宽。例如，周恩来提出，可以保留小量的私有制作为第三种所有制。陈云提出，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甚至毛泽东本人在1956年12月同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时也说过：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只搞两年退却就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工人250万，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开设私营大厂，订条约，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到了1964年I月，他还提出：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
毛泽东等人的这些思想，从现在的眼光看，无疑也是开明的。但是，它主要被当作个别、特殊问题看待，没被当作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来思索，更多地表现了政策观念的灵活性，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来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后，我们国家出现了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在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党中央对这种多维的经济结构作了理论概括，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份”的新概念，认为我们国家现在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具有多种经济成份即多种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种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除了公有制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外，还存在着公私合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人经济和私人经济（包括外商企业）等多种所有制形式。这种多维结构，与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不同的。因为在那时社会主义公有制尚未在全国占绝对优势；个人经济和私人经济主要不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作为它的必要补充而存在，而是按其自发趋势在发展。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份概念的提出，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列宁、斯大林提出集体所有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念的首次突破，那么，包括允许私有制存在，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的提出，则是对马、恩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又一次重要突破。这种突破不是主观随意的，从主观意愿来说，虔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更希望维护传统的观念。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不仅在中国，还有许多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都共同地提出了多种所有制问题，实践要求发展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只有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改变一些与现阶段实际不相符合的固定观念，扩大自己的外延，才能适应新的形势。对某些传统观念的改变，不仅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恰恰相反，给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血液，赋予了强大的活力。
多种经济成份、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但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在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处于分散形式的、规模不大的私营经济带来的问题，不可能改变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性质。
（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与提出集体所有制相联系，列宁、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货币，已经突破了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观念。但是；这种突破也受到了当时历史的局限。例如，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内起调节作用。就毛泽东来说，一方面，他比斯大林的观点前进了，认为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价值规律也在生产领域内发生作用；另方面，他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认识仍然没有突破斯大林的框子，把它们同计划经济规律的作用相对立。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他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法则所调节，即不是为价值法则所指挥，而是为计划所指挥；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是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不是利用价值法则的内容。在1959年底1960年初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还说：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加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当成无效劳动、上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营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看一这是非常值得的。毛泽东的这番话，在政治上，是为他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作辩护；从经济观点看，则反映了他对价值规律作用的认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错误观念才被纠正。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研究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之后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又一次飞跃。它承认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的、固有的本质属性，从而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许多论述。理论观念上的这一飞跃，不仅对中国共产党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会发生巨大影响；而且为那些原来资本主义不够发达、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现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何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将另辟溪径。
（三）共同富裕与先后富裕
在全社会范围内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同坚持公有制一样，坚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如同把社会主义设想为只是单一的公有制社会，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具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哪一种更符合实际一样，对共同富裕原则也有一个如何理解的问题，即什么是共同富裕？如何共同富裕？
长期以来，共同富裕被简单地视为“均富”，即完全平均，同步富裕，否认差别，反对“冒尖”。其实，这是粗俗的平均主义思想，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因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按照社会主义的科学观点，差别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没有差别、完全平均的社会，就是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可能这样。共产党人的主张是承认差别，缩小差别；由承认差别到缩小差别，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共产党人的责任，只能按照客观情况制定正确的政策，努力缩短这个历史过程，而不是取消这个历史过程。如果不是这样，共同富裕就会成为共同贫穷的代名词。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很不清醒的。1958年刮“共产”风时，他曾视“吃饭不要钱”、“供给制”等等为共产主义因素。他很憧憬三国时代张鲁的原始社会主义政策，并用来为人民公社化运动推行的平均主义措施作历史论证。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他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入，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头搞。他搞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有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在随后武昌会议期间，他对陈寿著《三国志·张鲁传》写过两段批语。一个是流传较广的1958年12月10日批语，讲中国农民革命斗争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其中，也提到张鲁“置义舍”、“吃饭不要钱”等等，但在这之前的12月7日，他还写过一段话，对张鲁的原始社会主义政策大加赞赏。他写道：这里（指《张鲁传》——引者）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的先河。大约有1600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这段批语，毛泽东当即涂掉了，这一方面说明他并不坚持、也没有要宣传这些思想的意思；另方面，也说明这曾经是他思想的一个兴奋点。作为研究资料（也仅仅如此），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思维轨迹。
当然，毛泽东并不主张回到张鲁时代去。在纠正“共产”风时，他对于“一平二调”是坚决反对的，已如前述。但是，他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反对“共产”；另方面又认为不可太富，甚至认为“穷”（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比富好，对富裕之后存在着忧虑。1956年2月，他听取工业汇报，讲到“一穷二白”时，就曾表示过：农民要富，但不可太富。土地国有了，拖拉机、抽水机，大型的应当国家掌握，不能交给农民。1959年底1960年初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认为外国评论讲的“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这句话很对，说：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在讲到劳动报酬时，还说：报酬以不死人，维持人民健康为原则，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不好；在我国土改以后，农民不敢“冒尖”，以穷为荣，以富为过，这是一个好现象。1960年10月，他接见斯诺时说：将来财富应该集中在公共事业上。个人的生活要比现在有所提高，要提高一倍、两倍、三倍、四倍，或者更多一点。大多就对身体不利，对人也不利。到了晚年，他的这些思想发展得更严重。1973年6月，他还说：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我看，越穷越好！就想革命啊。1975年9月，他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恩时还说：中国现在还很穷，穷了好，比你们富好，人一穷，他就要斗争。毛泽东的这些话虽然是极而言之，有的甚至是反话，需要辩证地理解，就其“穷则思变”，要革命、要斗争而言，也有其合理因素；但他对穷与富的看法，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观点。他的这种思想无疑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否定了这种错误观点，批判了平均主义思想，实行了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依靠勤劳，先富起来的政策。这个政策，在实践上使国家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理论上对传统观念是一个重大突破。
部分先富政策（“部分先富”似比“部分富裕”的表述更能表现动态过程。它强调了富裕只是先后之别，而不将部分人的富裕凝固化。因此还是采用“部分先富”的提法）并不否定共同富裕原则，而是为实现共同富裕原则所采取的具体步骤，实际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来看，它是按劳分配原则的具体体现。按劳分配原则首先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一部分社会成员由于技术高，劳动多，贡献大，取得更多的劳动报酬而先富起来，是这个原则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说，它体现了事物发展的波浪式规律。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大国，全体社会成员不可能在同一时间，以同等速度共同富裕，只能经历由点到面、由部分到整体、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全体质变这样一个不断扩大、逐步提高的过程。在我们国家，由于存在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再加上实行正确的政策和其它措施，部分先富政策不会变成血与火的剥削制度赖以复生的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社会主义传统观念所作的突破，对毛泽东的探索思想所作的发展，这里不一一阐述了。从这里，人们不能不思索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理解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论，从客观存在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来考察社会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规律，使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由空想变成了科学。这是社会主义认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飞跃。但是，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还是个实践问题。它不仅要求理论的科学性，还要求实践的科学性。
怎样的社会主义实践才是科学的呢？首先，必须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决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这是无疑的。但是，仅仅承认这一条是不够的。无论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还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都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也就是说，要使社会主义的实践成为科学的实践，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就是要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探索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在理论上承认这一点是容易的，在实践中真正做到却并非易事。在我们党，毛泽东是最早提出这个原则的。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中，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大部分实践中，坚持这个原则，先后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泽东在理论上提出了这个原则，在主观上也想坚持这个原则，并且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由于缺乏建设经验，由于“左”的指导思想，还由于受了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成的若干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的束缚，没能探索出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建设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摒弃了那些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观念，才逐步确立了这一条正确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再次给人们以非常重要的启示：社会主义的实践也有一个从原则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从宏观体系和基本理论原则来说，是经受了实践检验的。但是从微观方面看，它原有的某些原则、观点或结论，并不一定都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正确概括。它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由实践来修正、补充和发展。因此，当这些原则、观点或结论同众多的而不仅仅是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矛盾，同搞社会主义的人们的长期反复的而不是个别偶然的实践相抵触的时候，更必须在这个十分简单但又非常根本的问题上进行选择。
一切坚持从实际出发，一切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探索的基本经验。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实践。
（写于1986年夏，原载《党史研究》1987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