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蒋介石才完全醒悟到江西共产党根据地的革命潜力。1930年底，他发动了所谓五次“围剿”中的第一次“围剿”。他派遣10万军队去围攻苏区，但善于运用运动战术的毛和朱将军，是能够将他们击溃的。后来毛解释说：
“我们贯彻执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以
我主力各个击破敌军。我们诱敌深入苏区，集中优势兵力突然进攻孤立的国民党部队，取得主动地位，能够暂时包围他们，这样就把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所享有的总的战略优势扭转过来。”①
但是，毛后来也抱怨，由于共产党内部不和，致使在反攻中遭受了挫折。
毛为庆贺粉碎第一次“围剿”，活捉放前线指挥官”，写了一首词：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于，
不周山下红旗乱。
1931年1月，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党的领导权，随后苏区也建立了以项英为首的新的中央局。毛是中央局成员之一，但不能指挥它，他在江西的影响开始减弱。后来他叹惜道：1931年到1934年期间，我在中央没有一点声音。他的作用更多地局限在起草新婚姻法之类的民政事务上，1931年1月28日公布了由毛签署的新婚姻条例的决议、
“应确定婚姻以自由为原则，而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与买卖婚姻制度。
“但是女子刚从封建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她们的身体许多受了很大的损害（如缠足）尚未恢复，她们的经济尚未能完全独立，所以关于离婚问题，应偏于保护女子，而把因离婚而起的义务和责任，多交给男子担负。
“小孩是新社会的主人，尤其在过去社会习惯上，不注意看护小孩，因此关于小孩的看护有特别的规定。②
第一次“围剿”之后，仅用了4个月的喘息时间，蒋便在春天发动了他的第二次“围剿”，被派去捣毁苏区的军队翻了一番。但共产党仍然成功地运用了他们的老战术，毛写了另一首词，来纪念粉碎第二次“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这次只用了一个月喘息时间，蒋就亲自率领30万大军——差不多是毛的军队的10倍，发起了第三次“围剿”。可是，蒋的“长驱直入”，快速占领苏区心脏的战术，却给共产党提供了充分发挥游击战术的条件。到10月份，蒋不得不撤退，后来毛引用一个敌军将领的评论，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在夏季的战斗期间，留驻上海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于蒋的破坏，已不再是安全的了，因而纷纷前往内地各地区。周恩来假扮一个留胡子的天主教神父，首先到达了江西根据地的首都瑞金。他一旦到此，毛作为党内的下级，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只是在江西的赤色共和国的名义上的主席。周是一个与毛有着完全不同特征的人。他比毛小5岁，出生于一个满清官吏家庭，他的优雅气度使得他在共产党同伴中显得十分突出，而且他也许还把他的谦谦君子意识传染给了他们。1920年至1921年间，他在法国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小组，从那时起，他在外交和协调政治方面表现了卓越的才华。
此间对毛的行为和政策的批评越来越频繁。1931年9月1日，周在一份给根据地政府的训令中，反对毛有关战略、军队管理和土地改革的观点，毛被迫签署了一项土地法，而他本人关于对待富农的思想遭到了驳斥。他曾经主张过的关于没收土地的激进理论，现在，由党的新领导推广到各地。
在自身的沉浮之中，毛还必须以铁石心肠去面对他的朋友和妻子所遭受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命运，除了早些时候他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1931年的此刻，他又得知了蔡和森在香港被捕遇害的消息，蔡是他的同窗好友，党内最亲密的同志，他曾多次住在蔡的家中，蔡被捕后，被港英当局引渡到广州，据传，在广州，反革命侩子手扯开他的四肢，把他钉在墙上，惨无人道地毒打致死，并剖开他的胸膛，把脏腑剁成碎片。
9月间，日本人展示了他们预谋征服中国的野心，用武力侵占了满洲，并强化了在华北已取得的各项特权。显然，只有进行全面抵抗，否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很快就会扩展到整个中国。
毛起草并签署了一封红军致国民党军的公开信，号召他们起义：“士兵弟兄们！你们必须另想出路呵！你们的出路是有的——这出路就是革命！你们手里现在有的是枪炮，你们首先把你们的反动长官杀掉，然后你们同当地的工人农民与一切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把国民党的鸟政府打倒。”③
毛强烈要求新的政治局讨论这些重大的民族政治问题。例如，1932年卫月，日寇进攻上海之后，他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将所有愿意抗日的军队整编为一支统一的军队——这是一个受莫斯
袖博古和洛甫，从上海到达瑞金，一道来的还有共产国际的德国顾问奥托·布劳恩，他的中国名字叫李德，从此，毛在数量上也不占优势了。
第四次“围剿”之前，1932—1933年间的冬季，红军抢先发起进攻。5月，”周取代毛任第一方面军总政委，成为红军中的高级权威。同时，
周的支持者在根据地政府年，也攻击毛的土地政策是“右”倾。尽管有这样的窘迫困扰，但毛仍专心致力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立法工作，并提出了很好的、细致的设想。8月，在一次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他作了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讲，强调共产党治理区域内的300万群众，必须自力更生。他责备那些以为在革命战争时期，不可能从事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等到最终胜利后的和平条件下才能进行的意见是不对的。他特别强调必须做好土特产品的生产。我们必须“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④他还继续关注国际事务，在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通电中，表达了他对李顿报告书在中日问题上的虚伪态度的轻蔑：“国际联盟是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联盟。”⑤第四次“围剿”在僵持中结束，毛作了一首词，谈论它的结局：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11月，共产党取得了一次侥幸的胜利。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举行兵变，试图建立一个与蒋介石对立的民治政府。起义之前，十九路军的领导人在上海与共产党有所接触，可是，过于谨慎的共产党人未作出明确反应。红军和根据地政府——即毛和朱——签署了一件与这个非共产党起义者联合的文件，但是，政治局却认为福建的起义者主张的是虚伪的民主，不值得支持。毛和朱则希皇福建事变的发动者能真正给予该省人民以自由权利，并与共产党结成真诚的联盟。
正当毛朱争取实现联合时，兵变已被忠于国民党的军队镇压了。在结成有成效的联盟机会丧失后，毛也加入了对政治局的公开抨击。假如更为迅速地采取行动，福建的兵变军队就可以得到红军的支援，这样兵变就有可能成功，就可能控制相当大的领土和资源——尽管瑞金的军事战略家必须斟酌，从苏区派出援军，会不会危及自身的安全。后来毛抱怨他的党内对手，错误地处理了福建事变。
毛40岁生日后不久，1月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中央全会，毛的所有政策都被攻击为右倾路线。毛已预料到会上将发生些什么，所以就通知一个同伴，以健康原因，未参加会议。可是，德国顾问奥托·布劳恩的回忆却说：“博古讽刺地说，毛又犯了‘外交病”。使毛感到愤忿不平的原因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将不是由他而是由洛甫来作；另外，他希望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要求，没有被批准。’⑥
在中国革命处于紧要关头之时，在瑞金所有的主要中国领导同志中，奥托·布劳恩发现：“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40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咸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当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毫不相干的盾（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话）回答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19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类似这样的格言和比喻，我们还可以随意举出一些例子，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但其效果还是明显的，因为它们毕竟适合了一定的具体情况。毛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
“..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毛从来没遭贬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然而，市劳恩自己就不懂中文，充其量仅认识不多的几个字。——作者注）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例如他常常讲无产阶级，但是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丐。..”⑦
但是，博古和他的朋友，以及共产国际都不想抛弃毛，他们意识到他在根据地已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尽管三年以来毛派不断遭到斥责和排挤，毛还是再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但是，这一次他只是一个傀儡。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目中超过半数，并选举了自己团体的人担任主席。这样，他们就敢于选举毛，如果他不与他们合作，就可以随时撤换他。毛的职务是名誉性的，没有实权，而洛甫实际上差不多成了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首脑。
毛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中的两段话，表明了他仍代表着的力量。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158第9章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最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官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部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⑧
可是，毛在政治上所受的屈辱仍然存在。2月间，他彼免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样，又失掉了一个更有实权的职位。（同一个月，他的勤务员找到了一个搪瓷饭盒，因此，他不再使用他的喝水缸子吃“三层饭”了。）3月，洛甫以同一个委员会的名义发布训命，批评了由毛主持的查田运动。
与此同时，蒋介石发动了他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敌人动员了近百万军队，采用了新的战略战术。第四次“围剿”时，蒋已经开始使用他的德国顾问推荐的堡垒体系。在第五次“围剿”中，他把希望都寄托在堡垒政策上了。
共产党试图以阵地战来抵抗强大的敌人，这显然是灾难性的。1934年4月，广昌战役失败后，共产党内对于军事战略的主张出现了分歧。毛称广昌战役是一次“大灾难”。
他指责来取分散兵力的堡垒战术是消极防御，并在没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就轻率发动进攻。布劳恩回忆说：“他利用一切机会，不断重复数落着这些罪名，甚至不惜进行人身攻击。他在公开会议上很少这样说，但在背后同他的亲信交谈时，就竭尽诽谤之能事。”
毛之所以选择布劳恩作为他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可以理解的，布劳恩对此解释说，他毫不含糊地在他的同胞中煽动民族自尊心和仇外情绪，进而推论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理解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况。⑨
广昌失败后，5月初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白博古主持，提出了一个张慌失措中拼凑的计划。毛建议进行四面反攻，虽然这会把红军分成四部分，但每一支在不同方面的进攻都可以吸引国民党军队，从而创造打破“围剿”的机会。他的建议也未得到支持。最后，会议接受了周恩来的折衷方案，在石城以北建立强大的防线，并派遣一支红军先遣队越过敌人防线袭扰闽浙，以及秘密组织从中央苏区撤退。
如果说毛在军事政策的纷争中，对未来有所预示的活，但他于1934年夏所写的一首词却并未表现出他对未来的这种预见性：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因此，他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以北上抗日来为撤出江西根据地辩解，因为日本在华北的扩张正在加剧。当时，日本人已经越过了长城，击败了在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并扶植从前的小皇帝溥仪为新的“满洲”国的傀儡统治者。
然而，当第五次“围剿”残酷地推进到苏区时，毛突然再度屈辱地遭到中央委员会的斥责，说他在土地问题和军事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被排挤出所有党的会议。他可能是和他的湖南同乡刘少奇一起，隐居在瑞金城外儿英里远的名叫沙洲坝的村子里，刘也是被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排挤的。
8月，毛在距瑞金以西60英里的县城干部的住所中遭到监禁，第三次被从中央委员会中清除出去。由于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在瑞金的博古的共同努力，此时，毛面临被永久排除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层的前景。由于身患疟疾，发着高烧，只得请一个名叫傅连障的教会医生治疗，所以毛没有作出反应。
当听到他披监禁的消息后，一个后来脱党的老伙伴龚楚，带了一些酒和鸡看他，他们一边吃一边回忆上井冈山之前第一次会面的情形。日落后，他们又喝了很长时间，当他的朋友要回去时，毛打着手势说：“唉，井冈山同志的天下一去不复返了。”⑩
但是，城镇乡村仍然不断落入敌人手中，10月初，毛由于他的谨慎和作为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的有限职权，参加了有周恩来、博古、布劳恩，以及其他领导人的高级负责会议，决定撤出江西根据地。两个星期后，长征就开始了。
注释
①坟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53页。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暂行婚姻条例的决议》，1931年11月28日。③《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1931年9月25日。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1页。.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1932年10月6日。
⑥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65页。⑦同上书，第73—75页。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8—139页。⑨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95页。⑩约翰·E·鲁易，《作为反对派的毛泽东（1927—1935年）》.斯坦福1966年版，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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