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则渊
在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中，有关科学技术及其战略和政策方面的论述和思想，是不可遗忘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重新学习和重新认识，并加以继承和发展。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巨大成就，是同中国共产党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和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政策思想为此起到开创性、奠基性的作用。
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政策思想，是在我们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我们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重温和研究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政策方面的论述和思想，对于进一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对于学习和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是很有意义的。
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政策思想的理论基石
制定正确的科学技术政策，必须以正确的科学技术观为理论根据和指导思想。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过程中，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性质特点、社会功能和发展规律，做过许多理论分析和概括，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并以此作为科学技术政策与战略思想的科学基础。我认为，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政策思想主要建立在两个理论基石上：一是关于科学技术双重性质的观点，二是关于科学技术双重功能的看法。
关于科学技术的本质属性，马克思通过对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交换过程的深刻分析，认为科学技术本质上反映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都属于生产力范畴。不过，自然科学是这种能动关系的知识形态，反映了人对自然的理论关系，属于潜在生产力；而技术则是这种能动关系的现实形态，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属于直接生产力。从这个角度看，科学技术具有自然属性。但是，科学技术又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适应社会需要经过社会劳动的一种社会产物，因此又具有社会属性。但具有社会属性的东西本身未必都有阶级性。毛泽东明确地指出：“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①自然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虽然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但不同于具有阶级性的一般社会意识形态，不属于上层建筑，而属于知识形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因而没有阶级性。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这种社会活动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本身，包括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研究和在生产中的应用，各种实验技术、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开发与应用，都是没有阶级性的；只有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为某个阶级所控制，以其思想来支配，并用来为该阶级服务这个层面上，才表现出阶级性来。因此，随意给科学技术活动及其成果贴上阶级标签，并据以制定科技政策，对科技本身的学术活动与学派争论进行政治干预，必然妨害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以科学技术本身无阶级性，来否定党对科技工作的政治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研究的思想指导，也不利于科学技术事业的健康发展。
此外，毛泽东还分析了科学技术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其他一些性质特征。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基本原理具有世界普遍性或国际性。“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②他认为，技术在形式上还具有某种民族的或地域的特殊性，而且有些独具民族性的技术可以国际化，可以技术出口。他说：“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③制定科技政策，不独要依据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而且还要考虑科学技术多方面的性质特点。
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性质的科学分析，是其科学技术政策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如果说，毛泽东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百家争鸣”和“洋为中用”的方针，主要基于科学技术本身的无阶级性和世界普遍性，那么，关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的方针和科技队伍政策，则主要基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属性方面。毛泽东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革命运动并提到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高度，也是基于他对科学实验和生产斗争等实践形式不同性质的科学区分。
毛泽东科学技术政策思想的另一个理论支柱，是他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作用的深刻理解。关于自然科学的功能作用，毛泽东提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的思想，指出：“人们为着要从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里得到自由。”④而“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⑤他认为“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和改造两个过程的”⑥。这里，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的充分发挥，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科学具有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双重功能。但是他特别强调马克思关于“改造世界”的观点，赋与“自由”这一哲学范畴以新内容，因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认识世界的哲学、更是改造世界的哲学观点看，更加突出自然科学改造自然的功能。一般认为，科学的主要功能是认识自然，而技术的主要功能是改造自然。的确，就科学和技术的直接目的而言，二者的主要功能有所区别。但就它们的最终目的来说，二者都履行着改造自然的相同功能。如果就人们把握必然、获取自由的过程看，科学和技术之间、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之间又是交叉渗透的。毛泽东曾举例说道，“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⑦自然科学就是通过科学实验的技术手段从变革自然中认识自然，发现自然规律；当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规律进而转化为技术并应用于生产实践中，便达到改造自然的目的。这就是“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⑧的辩证过程。这就是说，科学和技术都具有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双重功能，只是二者的主要功能各有侧重而已。这是毛泽东从哲学角度对科学技术的双重基本功能所做的精辟分析。
当然，科学技术还有更广泛的多种社会功能。毛泽东曾在许多论述中谈到科学技术对生产、经济、文化、军事、教育、思想和哲学等多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例如，在延安时期他就说过“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⑨解放后，他一再号召全党干部要学习自然科学、学习技术科学，
主张在全国人民中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在全国蔚成尊重科学、重视科学、学习科学、发展科学的社会风气。制定科技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广泛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作用，让科学技术造福于人民。可以说，重视和发挥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是毛泽东科技政策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
必须指出，在科学技术的多种功能中，最突出、最主要、最现实的功能是生产力功能。而制定科技政策的最根本目的，就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于使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充分发挥出来。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⑩科技政策思想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石就在于此。我国在通过社会革命，改变生产关系，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之后，就要通过科技政策手段，进一步调整科技工作方面的技术性生产关系，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挥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依靠科学技术来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技术的落后状态，为新的社会制度奠立强大的经济技术基础，使我国从落后的农业社会变为先进的工业社会。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从经济基础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从技术基础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11)在社会主义时期，他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2)他在这里明确强调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他还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沉痛事实，总结出“落后必然挨打”的历史教训，论证了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近代以来我国之所以多次挨打，他认为，“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因此，在社会制度改变之后，“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13)毛泽东和我们党有关发展科技经济的方针政策，正是站在这样的战略高度上提出来的。
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基本思想
科技发展战略是制定科技政策的指南和总纲，而科技政策则是实现科技战略的措施和保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是关于科学技术领域全局性、长远性发展的指导原则与谋划，也可以说是科技发展的总方针和总政策。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基本思想，是他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历程中逐步形成的。
50年代中，在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中，毛泽东就提出要同时进行技术方面的革命。他说：“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
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14)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1956年他提出要走适合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并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1958年，他再次提出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强调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完成这个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1960年，他批示了“鞍钢宪法”，提出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同时，他还提出“在企业不断进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生产技术的三大革命”(15)。1963年，他第一次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革命运动，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
从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伟大革命力量，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6)的思想。这些论述构画出以技术革命或经济技术革命运动和科学实验革命运动为主线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基本思想。
关于“技术革命”，毛泽东后来提出应当和技术革新加以区别，并对此作了明确的界定：一般小的技术改革，可以叫作技术革新；而在技术上带根本性的、有广泛影响的大的变化，叫作技术革命。他还举例说：蒸汽机的出现是一次技术革命，电力的出现是一次技术革命，当今世界的原子能(现在叫核能)的出现也是一次技术革命(17)。至于“经济技术革命”，从他的上述界说和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看，既包含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又包括对技术手段和生产方式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众所周知，发端于欧洲的近代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自发完成而事后追认的。毛泽东提出在中国有领导地自觉地开展技术革命或经济技术革命，的确是一个有创见的战略思想。
关于科学实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它是从生产实践分化出来的独立实践活动，是导致现代自然科学达到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发展的实践前提。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第一次把科学实验作为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一样重要的社会实践形式。1963年，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从哲学角度重申了这三项实践，并在同一年从战略高度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革命运动，提出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战略思想(细微的差别是阶级斗争的次序放在首位)。应当说，把科学实验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实践形式和革命运动，提到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上来，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贡献。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战略家，他的战略思想总是以他的哲学思想为理论根据的。在他看来，在经济技术、科学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国，不开展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经济技术革命和科学实验革命，落后面貌不可能根本改变。他特别强调技术革命，就在于它对改变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具有最直接的作用。
毛泽东关于以科学实验和经济技术的革命运动为主线的科技发展战略思想，不是孤立的，而是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总体战略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战略总格局中，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分别成为社会政治、生产经济和科学技术三个领域的子战略。三个领域的战略又是相互联系、相互结合的。科学实验和生产斗争的革命，
通过技术革命而联接起来，而技术方面的革命又同阶级斗争即社会制度方面的所有制革命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三项革命运动三位一体、环环相扣，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目标。而且，全社会的三大革命运动又同企业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生产技术三大革命相衔接，把宏观战略和微观战略贯通起来。可以说，这是我国在50年代至60年代的社会背景下，关于政治、经济、科技全面变革与发展的战略蓝图。这个总体战略构想的内容，从一般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看，同当今学术界科技界广泛谈论的相互关联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以科学实验和技术革命力主线的科技发展战略，是毛泽东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科技发展道路的一种努力。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设想，采取了两个方面的对策措施：一是制定全国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并加以实施；二是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周恩来和聂荣臻直接领导和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即《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个“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一方面根据我国工业化建设现实需要，提出57项重大科技课题；另一方面根据战后世界新技术发展趋势，在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无线电、核技术和喷气技术等新技术领域采取六大紧急措施。这个规划经过实施并提前完成，使我国一系列新技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带动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初步改变了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缩小了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特别是在这个基础上“两弹一星”的成功，不仅是核技术和航天技术两大领域的重大突破，而且标志着我国在实施技术革命战略上迈出可喜的一步。同时，毛泽东倡导的群众性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在企业和农村也开展起来。这项群众性科技活动，在“大跃进”期间虽然存在大哄大嗡等缺陷，但对于在工农群众中普及科技知识，提高技术水平，促进工农业生产技术进步，起到不可小视的作用，还从中涌现出一批象倪志福、李瑞环那样的工农技术革新家和发明家。今天，这项群众性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活动，在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生活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中，毛泽东对与此相关的技术发展道路也很关注。他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大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18)这段加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文字，表示了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给予了肯定，尤其对四个现代化关键的技术发展道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为了开辟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和技术发展道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后来一些论著、批示和信件等文献中，提出了同经济技术密切相关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和技术选择等方面的一些战略方针和具体政策思想。例如：
在产业结构方面，他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高度，提出要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投资比例，采取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多积累资金，促进重工业更多更快发展的新路子，改变过去照抄苏联模式、片面注重重工业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失调状况；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民用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关系，提出了降低军政费用比重、多搞经济建设、再支持国防建设更大进步的战略方针；他还敏锐地觉察到合作化后刚刚萌发的农村产业结构变化情况，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副业的发展、
特别是社队企业的初兴非常关注，认为中国光辉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
在产业布局方面，他认为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在改变历史形成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的时候，不能低估沿海工业的老底子，提出要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来带动和支持内地工业发展的战略思路：同时在工业宏观布局中要处理好中央直属工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关系，只能在全国范围内而不是在各个地方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技术体系。
在技术选择方面，对于是采用先进技术，还是传统技术，发展天然石油还是走人造石油的技术道路，发展西医还是中医抑或是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是否发展人造卫星、原子弹、氢弹，如何发展现代通讯技术、交通技术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肥化，以及手工业半机械化、机械化技术和工艺美术品、民族工艺技术等一系列具体技术政策上，毛泽东都很注意，并依据我国实际和专家建议，做出了具有现实性或带有超前性的决策。其中，农业技术政策是毛泽东最为关注、也研究得最为细致的一个领域，农业“八字宪法”便是他提得最具体详细的一项技术政策典型。
毛泽东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政策
为了保证科学技术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坚持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导。毛泽东指出：共产党能管科学，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19)。党对科技工作的政治领导，主要通过两方面来实现的：一方面通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保证科学技术工作按照自身的规律去发展，出成果出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力求把握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来确定有关发展科学技术的各项方针政策。下面从政策思想角度来考察其中的四条基本方针。
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百家争鸣”方针。这是毛泽东总结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而提出的。自然科学不同学派、不同理论的矛盾运动，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条内在规律。由于认识自然的复杂性，自然科学不同观点、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争论是经常发生的，科学上的是非真伪并不是可以轻易做出判断的。毛泽东指出，“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的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20)这种事例在40年代的苏联和50年代的中国又重新出现。苏联曾在遗传学上强制推行米丘林学派，压制和批判摩尔根学派，还给一些科学理论扣上“资产阶级”帽子大加批判。我国也曾跟着苏联去批摩尔根学派，甚至给它贴上“反动”的标签。我国还一度把中医当成“封建医学”，提出要加以取缔，把西医看作“资本主义医学”，提出要进行改造。这种做法严重妨碍了科学的发展。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于1956年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把它作为促进科学进步的方针，作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他提倡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反对用行政力量强制推物一种学派而压制另一种学派。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科学的实践去解决。他还亲自关心遗传学的百家争鸣问题，对行政干预学派争论的错误进行批判，鼓励受到压制的遗传学家坚持真理，从而推动了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执行。
关于学习国外科学技术的“洋为中用”方针。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科学技术的一般原理在世界各国是相同的。毛泽东认为，“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21)因此，科学技术能够在世界各国各地进行传播与转移。历史表明，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在独立自主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学习和引进已经成熟的国外先进科技成果，加以消化吸收，往往是发展科技、振兴经济的一条捷径，花费的代价较少，而且是可以逐步缩短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的。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22)他认为对外国的科学文化，一概排斥和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同时也不能把洋为中用和自力更生两个方针对立起来，学习外国科技成果，可以增强自力更生的实力；而自主研究开发的能力越强，吸收外国先进成果的能力也越强。他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原理，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做到洋为中用。他还依据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的观点和方法，并以学习西医用以研究中医为例，阐朗“洋为中用”的含义和作用：“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23)
关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的方针。这是毛泽东基于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而提出来的。他通过对这一辩证关系的考察和概括，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思想。1940年，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同时又指出：“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24)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进一步讲道：“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25)正是根据这一思想，毛泽东一再号召搞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科学研究。这一方针的目的在于提倡科学家自觉地用唯物辩证法去观察和分析自然现象，发现自然规律，避免错误的哲学世界观的误导和支配，在科学研究中少走弯路。但这种哲学指导作用并不能代替具体的科学研究，不能用抽象的哲学思辨和哲学套语的简单化、庸俗化作法去取代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科学分析，更不能以现成的哲学结论为标准去裁决科学上的是非。毛泽东非常关注科学技术前沿领域的最新进展，一方面是为了进行哲学概括去丰富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是引导人们通过对科学技术问题的哲学分析，去指导科研工作更快地取得成果。例如，他对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模型研究的重视，对哈工大关于积木式机床矛盾分析的关注，都是如此。我国许多重大科技成果的取得，都是同科技工作者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不开的。其中，我国科学家关于基本粒子结构的层子模型，就是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科研工作的一个例子。对科研的哲学指导作用，能否见成效，关键在于科学家和科研人员对唯物辩证法是否融会贯通，自觉不自觉，运用灵不灵活，方法得不得当。唯物辩证法提供的只是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而打开科学真理大门的钥匙则是艰苦的科学实践。这就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研究的思想的真谛。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方针并不是具有强约束力的政策规定，而只是一个软约束的指导性方针。
关于建立科学技术队伍的基本方针。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事业，没有庞大的科学技术人才队伍是不行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一贯重视知识分子问题，重视科学技术专家。1956年，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一文中讲到：“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26)后来，他进一步从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高度上提出建立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他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庞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27)从毛泽东的许多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造就工人阶级的技术队伍放在非常突出的地位上。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工农业生产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及技术部门不断扩大，迫切需要大批技术人才，也是他提出的开展技术革命的战略思想的必然要求。但是他又是把技术队伍放在整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总战略方针中，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来看待的。为此，他提出了旨在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根据当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刚刚开始不久的社会背景，基于当时知识分子的现状和他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毛泽东提出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把知识分子作为团结对象，通过说服教育的方法，使他们的思想得到改造。其目的在于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关于建立工人阶级科技队伍的方针政策同知识分子政策是相一致的。就其主要内容而言：一是强调把政治与技术统一起来，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二是提倡结合科学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三是鼓励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用科技成果为工农服务、为生产服务。今天来看，虽然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已经过时，但他提出的造就工人阶级科技队伍的历史任务和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上述内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毛泽东在科技政策与战略上的贡献和失误
前面我们力求按照邓小平关于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从散见于毛泽东著作中有关科学技术的论述，对毛泽东科技政策思想作出较为完整准确的概括。在开展这项研究中，我们发现存在三个反差：一是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同毛泽东的大量著作相比，同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哲学、文艺和教育等方面的著述相比，少而分散，不成比例；二是毛泽东在科技方面的论述同全党有关科学技术政策的文献相比，同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这方面的著述相比，同样显得少而零散，不成比例；三是毛泽东在科技方面虽然论述较少，但份量很重、观点鲜明、见解深刻、言简意赅，论述虽然分散在许多著作、批示和信件中，但涉及面却很广，有关科技与哲学、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政策和战略等许多方面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几乎都谈到了。对毛泽东有关科技及其政策和论述在量和质两方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他一生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点之所在，也看到他对科技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战略问题的思想，确实洋溢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智慧，散发着战略家的眼光，从中看到这位历史伟人在一定历史时代的条件下所能做出的贡献和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与失误。
毛泽东对科学技术政策思想的主要贡献及特点，概括地说主要是：
其一，他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从科学技术的本质观、价值观和发展观上，尤其是从政策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基石上，来确定科学技术的政策和战略的。这也为我们指明了研究科技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其二，他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战略高度上，把科学技术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革命力量，提出以科学实验和技术革命为主线的科技战略思想的，并倡导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活动，力求探索出一条中国自己的技术发展道路。
其三，他提出了“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又红又专”等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和造就科技队伍的重要原则，既体现了党对科技工作的正确领导，又符合科技工作的特殊规律，并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形式来表征其政策内容，而使其家喻户晓，深得人心。
总之，毛泽东在科技政策思想上的历史功绩集中到一点，就是他为我们党和国家科学技术政策与战略的形成，起到开创性、奠基性的作用，为我们建立完整的科技政策体系和科技发展战略，提供了正确的观点、思路和方法。他对一些重大科技问题的正确决策，他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同历史上任何伟大人物一样，毛泽东也有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在科技政策战略思想上也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失误。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战略实践上对技术革命的急躁冒进和用阶级斗争为纲对待科技工作，二是在政策理论上对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估计。这种失误是同他晚年所犯的“左”倾错误联系在一起的。让我们分别做一些分析。
如前所述，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战略思想，主要是在5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一开始他主张把社会制度方面的所有制革命同技术方面的生产力革命结合起来，但是在他的推动下原定15年实现的三大改造却用3年时间就提前完成了，这导致他认为可以加快技术革命的步伐，迅速赶上世界科技先进水平。尤其是1957年在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于1958年他提出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这当然正确)，并试图在“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之外，用“大跃进”的方法，以“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的群众运动方式高速度地完成技术革命。显然，这是试图超越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必经阶段，使处在手工生产方式为主的中国，在短时间内毕其功于一役来完成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二百年的两次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这种对国情估计上的主观主义偏差、在技术革命上的急躁冒进和在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一起，随着“大跃进”的失败而告结束。可惜，他关于开展技术革命并把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上的正确战略思想，也因此而未能坚持下来。由于他对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作出错误估计，把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党的工作中心，再也未能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主要任务，因而科技工作也相应置于次要地位。60年代初尽管他提出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社会实践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大革命运动的战略思想，但由于阶级斗争放在“纲”的最高战略位置上，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却当成“目”，从属于“反修防修”的阶级斗争之“纲”而在现实中被忽视，这不仅未能实现“纲举而目张”的设想，而且“抓纲带目”变成“以纲代日”。所以，当50年代后期关于以技术革命为重点的科技发展战略思想在“大跃进”的战略实践上遭受挫折后，60年代以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为内容的科技发展战略，实际上基本成为虽有战略思想而无战略实践，虽有战略高度却无战略地位的一种空想战略。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统帅一切、统帅科技工作的思想，在“文革”中被“四人帮”加以利用而被极端化，在科技界造成阶级斗争决定一切、冲击一切的恶果。这也是毛泽东本人始料未及的。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未能适时引导全党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转到发展生产力上；他本人一度想转移工作重点却未能如愿。从客观上来说，由于他大半生都生活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形势迫使他主要致力于社会变革。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28)这恐怕不是自谦，而是准确的自我评价。即使从这个角度看，由于他把注意力集中在阶级斗争上，因而也未能找到适合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具体的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从他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上工业“以钢为纲”和农业“以粮为纲”的“三纲”方针看，从他对科技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重视不够看(从他的一些论述看，对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还是明确的、强调的)，都说明他对生产力问题确实研究不够。这是他在科技战略的实践上既一度冒进而后又被搁置这种双重失误的一个主观原因。
毛泽东的另一个重大失误，是他对我国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左”倾错误分析与估计。前面曾经谈到毛泽东历来重视知识分子、重视造就工人阶级科技队伍，并且对旧中国知识分子状况做过相当精辟的分析和估计，并据此提出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失误在于没有根据情况变化重新做出正确估计，并及时进行政策调整，而且当我们党贯彻执行这一政策，我国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1956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宣布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时候，毛泽东却作出相反的估计。他认为，知识分子大多数虽然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由于“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29)他不是用“为谁服务”的政治立场而是用世界观标准，而且以“完全”、“基本”属于什么世界观来划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这就近乎用他自己一再反对的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界值来苛求知识分子了。这种错误标准和错误估计，导致后来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而阶级斗争扩大化又使毛泽东否定党的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而认定阶级矛盾是长期的主要矛盾，并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列入“第二个剥削阶级”。这严重伤害了广大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的感情。
1962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再次重申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当中央对此出现争论，周恩来要求毛泽东表态时，他竟未置一辞。这表明他仍然坚持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世界观标准与“左”倾估计。其结果是科技界知识界在“文革”中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正确方针被改为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错误方针。尽管毛泽东对科学家很尊重，同他们交朋友，却对整个科技队伍做出“左”的估计。他自己提出要建立的工人阶级科技队伍，已经初步形成并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却断定基本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因为这不是他理想中的世界观“完全”是纯粹无产阶级的科技队伍。即使如此，绝大多数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始终同党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兢兢业业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证明了广大知识分子确实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上述两方面的失误，主要根源于他晚年的某些“左”倾理论观点，也说明他带百空想色彩的某些理想模式的碰壁，同时还反映出他急切改变我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意愿上的主观偏差，反映出他探索中国自己的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道路的某些努力遭受挫折。因此，他的这些失误虽然是根本性的、战略性的失误，但毕竟是探索者在探索中的失误，是为变革梨子而尝试梨子滋味却尝到苦果的失误。他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贡献，同他一生对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贡献一样，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毛泽东晚年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失误，现在可以告慰的是，他在这方面的失误，已经早为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纠正过来了。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气魄，从纠正毛泽东在科技战略与政策思想上的两大夫误入手，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在坚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队伍是工人阶级组成部分的两个理论基石上，对毛泽东的科技政策思想作了创新和发展，邓小平关于经济是中心、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的协调发展战略思想，关于经济体制、科教体制、政治体制相配套的全面改革战略思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以及有关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使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进入一个系统、成熟的新阶段，并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组成部分而日臻完善起来。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也相应进入繁荣进步的黄金时期。毛泽东生前提出的彻底改变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状态、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任务，无疑还需要做艰苦的努力，但光辉灿烂的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注释
①(14)(19)(27)(2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4页，第182页，第351、472页，第462—467页，第407、409页。②③⑤⑥⑧(13)(18)(20)(21)(22)(23)(26)(2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8页，第748页，第485页，第485页，第485页，第848—849页，第849页，第784页，第754页，第742页，第748页，第718页，第829页。④⑨(24)《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⑦《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7～288页。⑩(25)《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9页，第874页。(11)《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7～239页。(12)转引自龚育之《一段历史公案和几点理论思考》，《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11期。(15)转引自1977年9月14日《人民日报》。(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页。(17)转引自钱学森《关于新技术革命的若干基本认识问题》，《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4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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