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皖南事变的过程中，毛泽东娴熟的统一战线艺术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发挥，使得他的对手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军事上也落得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下场。他消灭新四军的预期目的没有达到，反而授中国共产党以口实，中共中央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新四军新的领导机构成员。新四军开赴江北，建立了以盐城为中心的根据地。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有所变化。在延安，毛泽东似乎也可以松一口气了。在皖南事变过程中，毛泽东茶不思，饭不香，睡不宁席。皖南事变使新四军受到较大的损失，但毕竟其主力没有大的损失，而且“吃一堑，长一智”，对全党上了很好的一课，帮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国民党蒋介石的本来面目。从这个意义上讲，皖南事变又是一件好事。
表面上的松弛，并不等于实际上的风平浪静。毛泽东对此非常清楚。正如1942年4月13日他在中央学习组上发表对时局问题的讲话时所指出的：蒋介石“暗中布置，想把我们在国民党区域的力量搞干净”，“想占我们的地方”，尤其是在“英美面对困难”，“苏联尚未脱离困难”，日本“决不会以主力专攻中国”，“天下莫敢予毒的良机下”，他“正好放手反动”。为此，中共中央命令各地党组织及八路军、新四军，准备对付蒋介石发动的新的反共磨擦。
但是，在对蒋介石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毛泽东仍然倾其全力以维持同国民党的合作关系。因为他相信蒋介石在此时此刻还“不会投降”，而国民党的中间势力都“不愿内战”。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尽可能减少国共之间磨擦因素，这些措施包括加强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恢复同国民党的谈判，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主张和击退国民党制造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在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方面，毛泽东提出团结对敌，周密考虑有计划的配合。1941年5月，国民党军队正组织中条山战役。蒋介石在约见周恩来时，提出要八路军给中条山战役以配合，并说如配合行动，可发给军饷和弹药，根本问题，也可谈好，还可下令放人。八路军一二九师为配合中条山区友军作战，对同蒲铁路平遥以南，白晋铁路长治以南，平汉铁路石家庄以南诸段进行破击。5月14日，毛泽东就关于配合国民党作战问题致电彭德怀，指出，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同一天，他就同一个问题给周恩来发出指示，指出，国民党在这次被日本侵略者打击以后，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武汉失守后的两年半来，日本政策是主要对付共产党，放松对付国民党，以利诱降，故两年半来，国民党对日打得很少，它也和日本一样，主要对共产党，放松对日，发动两次自毁藩篱的反共高潮给日本看，希望日本不再进攻，这个政策是根本错误的。毛泽东向周恩来通报了他同彭德怀商定的关于配合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原则，以利于周恩来在谈判桌前同国民党当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卫立煌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他曾去延安与毛泽东有过交往。1941年6月9日，毛泽东等就晋南配合作战问题给卫立煌去电，详细分析了敌、我、友三方态势，表示八路军在蒋介石和卫立煌的领导下与友军配合作战，提出直接配合和间接配合两种形式供卫立煌选择。所谓直接配合，就是八路军派出主力部队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南段、白晋南段及道清路的破袭任务，以及担任黄河北岸的控制，从侧面打击与牵制敌人，造成友军在黄河南岸、西岸堵击的有利局面。所谓间接配合，即我军担任平汉、平津、津浦、北宁、平绥、正大、白晋北段及同浦的破袭任务，从远后方、近后方牵制敌人。在电报中，毛泽东称：“今之建议纯属进言性质，如以为可则令行之，如以为不可则弃置之。”后来在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贯彻反共方针，结果吃了大亏。
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总结历史的经验，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以斗争求联合”的方针，统一战线不会破裂。因此，1941年6月28日，他致电刘少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不但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因此，在抗日过程中，不论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在根据地内，除汉好外，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一打一拉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的手段。
1941年9月，日军第二次进犯长沙，湘北处在危机之中。9月9日，毛泽东、朱德又致电八路军、新四军，指出，敌攻湘北，又犯郑、洛，国民党正集中力量抗战。我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应向各重要交通线予以可能的袭击，配合国民党之作战。为了争取时局好转，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广播讲演，呼吁加强团结。
1941年是抗战最艰苦的年头之一。但国际形势发生的最大变化，即侵略与反侵略两大阵营最后形成。1942年将是两大营垒空前激战的一年。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处理好国共两党的关系，这是毛泽东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趋势判断，蒋介石暂时可能不会发动反共高潮，“国共一时不会好转，也不会破裂，是拖的局面。”因此，毛泽东决心做更大的努力，争取“国共好转和民主共和国的前途。”(11)根据这个判断，为了争取国共关系的真正改善，中国共产党准备作出重大的让步，1942年7月9日，毛泽东就改善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给刘少奇发出指示，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让步的具体设想。他指出：“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联合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的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战后仍有与我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这就是说，毛泽东提出对国民党让步条件已经基本明朗。7月底，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动向国民党方面表示：在战后或在反攻阶段具备了北上可能条件时，我黄河以南部队可以开赴黄河以北。把黄河以南部队撤回黄河以北，这是需要极高胆量才能提出的战略设想，它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毛泽东的建议对蒋介石来讲，似乎是不可思议。蒋介石又惊又喜。惊的是毛泽东好像放弃了中共在皖南事变前后所坚持的强硬立场，蒋介石百思不得其解；喜的是蒋介石不花一枪一弹就基本上实现了他在1940年7月16日提出的“中央提示案”的划界要求。毛泽东抛出的政治绣球，蒋介石很快接受。蒋介石两次主动约周恩来谈话，随后又表示愿与毛泽东在西安面商一切。
1942年8月19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表示同意在西安面谈。
对此，周恩来提出异议。9月3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坚持要亲自与蒋介石会谈。他说：“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大小，而在乘此国际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对此，周恩来仍然提出不同看法。最后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以林彪作为自己的代表同蒋介石谈判。但他仍旧明确指示周恩来：“目前似已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相当恢复和好时机，对于国民党压迫各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以求悬案之解决与和好之恢复。”毛泽东认为，只要两三星期内斯大林格勒守住，日本不攻苏，则整个大局好转便可确定。因此，“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随后，毛泽东连电李先念、朱瑞、陈毅、邓小平、陈少敏等各地领导人，要求全党一致“极力争取国共好转”，“凡可避免的国共磨擦均须避免”，并“不应刺激国民党”。9月14日，林彪代毛泽东由延安飞往西安。第二天，毛泽东分析国共两党关系与国际国内形势之间的联系，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促成国共谈判是我们目前的任务。他分析，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蒋介石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国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争起，英美苏关系好转，至于今天，国共两党间即没有大的冲突。我们目前任务，是促成两党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毛泽东获知蒋介石已由西安返回重庆，他又指示林彪由西安赴重庆，以期打开谈判之门。但是，蒋介石在接过毛泽东抛出的政治绣球后，视毛泽东的谈判诚意为软弱可欺。在同周恩来、林彪的会谈中，他采取顽固立场，一是要何应钦、白崇禧代替已经指定的张治中、刘为章为谈判主持人，二是提出以国民党“中央提示案”为谈判基础，企图通过谈判获得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劝说共产党放弃根据地和军队。蒋介石的顽固立场丝毫逃不脱毛泽东敏锐的眼光。1943年1月6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就对蒋介石的阴谋洞烛其奸，明确指出：“彼方提出以前提示案为基础及以何、白为主持人，除面子问题外，是否还有借以拖延为目的？”随后又准确判断：“国共谈判成功大概要等到实行反攻前夜。”尽管蒋介石如此顽固，毛泽东还是坚持仁至义尽，他相信“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好转，国方上层虽仍采拖的办法，而其局部与下层已发现迫切需要与我党我军调整关系的现象。”因此毛泽东指示各地负责同志：“我们应下放松每一机会和每一小的事件，主动地加强局部统战工作，改善关系，以求更加促进国内整个形势的好转。”尽管随后出现的种种情况，特别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预示着“国民党有发动反共宣传可能”，(12)毛泽东仍主张共产党方面“还是一点也不刺激国民党”。(13)1943年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使蒋介石认为反共的时机到来了，于是迫不及待地制造反共宣传攻势，企图取消共产党，建立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统治。同时，蒋介石增兵陕甘宁边区周围，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毛泽东从有关方面获悉上述情况，心里又平静又愤慨。国民党发动反共宣传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他早有思想准备；同时，又感到愤慨的是蒋介石发动反共宣传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出尔反尔。于是，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揭露蒋介石正增兵包围陕甘宁边区，内战可能爆发。他希望董必武在国统区发动广大群众及各界人士起来呼吁制止内战。同时，毛泽东指示董必武找张治中、刘为章及英美等国驻重庆使节，交涉制止。毛泽东还致电董必武具体筹划“于八九两月发动反中国的法西斯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思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
毛泽东的态度和苏美等国舆论界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严重不满，使蒋介石深深的陷于被动之中，他只好采取低调办法，降低反共宣传。这样，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毛泽东随即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发出指示，指出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虽被击退，但他们的阴谋并未放弃，在全国广泛散布要求解散共产党的舆论，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了很多这样的电文，同时，在华中与山东继续坚决地不声不响的进攻我军。日本政府公开发表诱降声明，蒋介石连一个字的驳斥也没有。蒋的部下大批的和日本特务人员及汪精卫的人员互相勾结，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毛泽东提出，我党政策是尽一切办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打内战，同时揭露国民党的抗战不力和反共阴谋，对抗国民党的反共言论，并准备自卫实力。
1943年9月13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重庆举行。蒋介石假作委屈求全。尽管毛泽东知道，这又是蒋介石的欺世之举，但毛泽东于 10月5日致电董必武，表示“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指示暂时停止揭露国民党以示缓和。10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所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社论分析了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揭露了国民党准备内战、破坏抗战的罪行，驳斥了国民党对中共和解放区的诬蔑，对于击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作了总结。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可能走向三个方向：一是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是照老路拖下去；三是改变政治方针。毛泽东严厉警告国民党：走第一个方向是死路，走第二个方向也不是活路，只有第三个方向才是生路。
在这以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再度趋于缓和。毛泽东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力避刺激国民党”，“力避由我启衅”，“保持国共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同时，毛泽东在与国民党联络参谋谈话时，再次表示准备坚持“拥蒋抗日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
随着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毛泽东开始考虑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毛泽东并不奢望在抗日胜利后，建立一个由共产党另起炉灶的政府，但也不允许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局面继续下去。为了解决建国问题，1944年1月16日，毛泽东约见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告以中共拟于周恩来、林伯渠、朱德等人中择一人或三人同行到渝见蒋介石，并举行谈判。谈判的主题就是建国问题。5月14日，中共中央派出代表林伯渠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重开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立场，尽管共产党方面作出较大的让步，但双方的距离相差太远。毛泽东密切注意着在西安、在重庆的国共两党代表的谈判。6月12日，他呼吁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和民主选举的政府”。14日，他又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明确指出国民党的失败就在于“自大骄傲，不可一世”，“没有团结与民主的方针”。
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封锁，中外记者很难进入陕甘宁边区。1944年6月9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发起组织“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该团一行21人冲破各种阻拦到达延安。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和扩大影响的机会。12日，他在延安接见这些记者，介绍了国内外形势，然后强调：“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在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毛泽东又着重谈了中国共产党的希望和工作，指出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民主必须是多方面的，是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党务上以及国际关系上的。统一是需要的，但这个统一，应该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这是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共产党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穿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7月22日，在团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美国军事观察组一行18人分两批乘飞机到达延安。他们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接见并设宴招待。毛泽东同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兼史迪威司令部政治顾问谢伟思进行了多次谈话，有时长达8小时。毛泽东同谢伟思谈话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如下：第一，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明确的、坚定的，现在为中国的抗日民主事业而奋斗，将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不管外国人对此是赞成还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都要坚持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第二，中国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挑动内战，并准备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避免内战，同时，也希望美国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扩大政府的基础，如果不能立即成立联合政府，也愿意就此问题进行谈判，召开党派会议来制定建立联合政府的详细步骤。第三，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的民主事业的友好支持和抗臼方面的合作。不论美国在战时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不论我们是否能够从美国那里得到一枪一弹，中国共产党都将继续采取所能采取的一切方式同美国合作，如提供情报和气象报告，协助美国空军人员，在美军于华东沿海登陆时配合作战等等。战后，中国共产党也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理解，因为美国对中国战后的重建工作能够发挥作用。中国必须工业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提高。中国共产党是完全独立自主的政党，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支配。中国革命需要国际的援助，但我们决不躺在苏联身上，苏联在战时和战后都有它自己的困难。
毛泽东同谢伟思的谈话，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对于中美关系和国共关系的根本立场，这种立场是光明磊落的，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反法西斯人民的利益。美军观察组有关人员通过访问，写了许多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方针政策。特别是谢伟思，先后写了50多份报告，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及其领导厂的解放区，增加了美国政府领导人对中共、对毛泽东的了解。9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公开提出“废除一党统治”，“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国事会议，改组政府和统帅部，组织各党派联合政府。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具体阐明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中共的“联合政府”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响应。但蒋介石却把这一主张视为“异物”，10月10日他在重庆双十节庆祝大会上，公开反对“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1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的评论，指出蒋的演说“空洞无物，没有答复人民所关切的任何一个问题”，同时指出，这篇演说说明了蒋介石坚决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暗示着他准备反共内战。评论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本侵略者，投降伪军，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要求全国人民提高警惕，认识中国的内战危险不但存在着，而且在发展着。
“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提出后，在美国政府中引起了反映。9月，美国政府派赫尔利以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10月，史迪威被撤换，由蒋介石所同意的魏德迈任中国战区参谋长。11月中旬，赫尔利开始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这时，美国政府开始调整它的对华政策，认为必须加紧巩固蒋介石的统治，扶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但这时美国仍表示赞同国共合作，并让赫尔利居中调处国共关系。美国政府寄希望于蒋介石开放一点民主，使共产党把军队交出来。只要共产党交出军队，战后就可以维持蒋介石的统治。因此，赫尔利来华后，参加了国共两党的谈判。10月中下旬，赫尔利还同中共方面的林伯渠、董必武在重庆进行了接触。
11月7日，赫尔利离重庆飞赴延安。从8日开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赫尔利举行会谈。赫尔利一开始便声明，他来延安是受罗斯福总统委托，也得到蒋介石的允许。他的任务是代表罗斯福来帮助中国军队“统一起来与美军合作”和“支持民主”。他认为国共两党都是爱国的政党，蒋介石则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并且“真正希望中国统一自由与人民幸福”。他表示愿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和吸收中共代表参加军事委员会。随后，赫尔利拿出了经蒋介石修改过的国民党的提案，表示这只是作为淡判的基础，不是一个同意或拒绝的文件。
毛泽东首先对赫尔利访问延安表示欢迎。接着，他向赫尔利分析了中国抗战形势，阐述了中共的一贯立场和主张。他指出：中国需要团结，也需要民主，没有民主就不能团结，中共愿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原则是不能破坏解放区的抗日力量和不妨碍实行民主政治。对于赫尔利带来的国民党提案中的“五点建议”，毛泽东说明了原则性的不同意见。他强调中国目前亟待解决的不是促进“民主程序”，而是国民党彻底改变其错误政策，改组政府，组织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对于军队问题，毛泽东指出：应改编的军队，决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而是那些在抗日战争中丧失战斗力、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改组哪个军队。毛泽东还表示：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中共确实不能服从。如果要讲服从，一切抗日军队都应服从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命令。对于同等待遇问题，毛泽东嘲笑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每月的薪金只够“支”讨一包美国雪前”。中共军队不会要求与国民党军队享受同等待遇，因为那样做的话，中共军队的战士会像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一样，“虚弱得不能行走”。赫尔利在谈判中激动地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辩护，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其军队在中国战场上的溃败归因于在缅甸战役中消耗了巨大的资源，他甚至指责毛泽东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批评“有重复敌人所说的地方”，是“不公平的”。毛泽东驳斥说，他不过是重复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的话。赫尔利迫干事实，不得不有所收敛。当他意识到毛泽东的批评并不意味着中共不会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后，他提出毛泽东与蒋介石举行一次“伟大的会见”。
经过两天的谈判，赫尔利表示赞同中共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双方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 （草案）》，达成了“五点协议”：（1）国共两党应通力合作，为打败日本而统一所有国内武力，并共同致力于中国的复兴工作；（2）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联合政府，成立代表所有抗战力量的联合统帅部； （3）实行民主改革，给人民以自由；（4）承认中国所有抗日武装力量，公平分配所有获自友邦的军事装备；（5）承认所有党派的合法地位。11月10日，毛泽东代表中共在协定草案上签字，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也签字作证。同日，毛泽东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声明这个协定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抗日统一战线中所力争的，中共中央一致接受此协定的全部条款，并努力使其付诸实施。赫尔利在签字前也向毛泽东表示：“这些条款是公平合理的，”当天，周恩来与赫尔利同机飞回重庆。
但是，蒋介石认为此协定威胁国民党的统治，拒绝了这一协定，并提出三点反建议。赫尔利的态度也发生了180°的大转弯。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12月19日接见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时严正指出：中共不能被双手反绑着参加政府。如果美国要继续支持蒋介石，那是美国的权力，但不管美国做什么，蒋介石是注定要失败的。
1945年4月，赫尔利回国后公开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并扬言要帮助蒋介石以武力统一中国。蒋介石在7月召开的没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四届国民参政会一次会议上，拒绝中共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一唱一和，双簧演得颇为热闹。
针对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反共言论，新华社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 《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两篇评论，以及《再评赫尔利政策》等文章。毛泽东强调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于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赫尔利与蒋介石演的双簧戏彻底破产。
尽管美国政府和蒋介石拒绝中共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这一主张。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表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演说时，指出，1945年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用人民的力量，用种种办法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以“论联合政府”为题作政治报告，表现出他对建立联合政府的真诚和执著。
中国共产党坚持联合政府的主张，而国民党坚持实行一党专政，这就在中国人民面前摆出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感到，制定争取一个光明的中国的纲领和方针、政策，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在历史的车轮进入1945年的时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已经露出了胜利的曙光。
毛泽东为即将到来的胜利而高兴。1945年元旦和春节期间，他以少有的轻松同延安人民共度佳节。他参加元旦干部晚会，出席延安枣园春节联欢午餐。大年初一，他又给枣园人民拜年。然而，毛泽东又没有被眼前即将到来的胜利所陶醉。他立足当前，放眼未来。当人们为眼前的斗争而思索、而战斗的时候，他已经在探索、规划着未来了。胜利的曙光不等于胜利的实现。
如何将可能的胜利变为现实的胜利，一直是毛泽东思考着的问题。在这胜利的前夜，毛泽东意识到必须召开耽搁多年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便迎接和组织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便决定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做准备工作。当然，那时的毛泽东正受“左”倾教条主义的排挤，“七大”的筹备工作与他无缘。而形势的恶化使“七大”的召开根本没有可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举行会议，又提出了近期召开党的“七大”的任务，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包括王明、朱德、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准备委员会，和由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明等5人组成的秘书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的决议。随后开始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七大”筹备工作，各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选举“七大”代表。
整风运动开始后，全党对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逐渐取得一致看法。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日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统二了全党的认识，为党的“七大”作了最重要的准备。
这时，各地党组织选举出的“七大”代表陆续到达延安。而代表的资格审查成为一项非常棘手的工作。任弼时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情况，并告诉毛泽东，如果不承认所谓有问题人的代表资格，要各个地区重新选举代表，那么，新的代表到达延安，最远的地区代表在路上需花一年半的时间。这样做，“七大”就会被推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召开。这个问题不解决，无法召开“七大”。希望中央研究讨论。
听了汇报后，毛泽东经认真思考后，当机立断他说：“开会，代表全部出席，不再审查了。”于是这个难题解决了。
1945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大”预备会议。任弼时在会上作了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报告。毛泽东作了《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他说，我们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具有领导性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
接着，毛泽东回顾了100多年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历史，特别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英勇奋斗的历史，指出这是中国翻天覆地的25年，革命经过失败、曲折，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做急躁，要戒骄戒躁。
在报告中，毛泽东还特别讲了“治病救人”的问题，他说，要为了救人而去治病，要救人不治病不行，要治病不救人也不行，无论偏向哪一个方面都不好，都应该改正。一切同志，要在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团结起来，像决议上说的，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样，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的，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所以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以好的态度对待他，对于有缺点的人要团结一致。
毛泽东的报告，规定了“七大”的方针和方向。会议通过了“七大”的议程。1945年4月23日下午5时，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幕。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是1941年开始动工修建的。“七大”开幕时，会场布置得庄严而又简朴，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第一次挂在党的正式会场上。任弼时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大会开幕。毛泽东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即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中国有两种命运，即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懂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毛泽东指出，既然日本现在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日本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我们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毛泽东列举了已经具备的条件，指出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的愿望是能够实现的。在开幕词的最后，毛泽东提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开幕式在《国际歌》声中结束。4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毛泽东论述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他说，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是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总结了抗日战争的经验。他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两条路线，这就是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实行积极抗战的路线即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由于存在着两条路线，便形成了两种战争：人民战争和反人民的片面战争；形成了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地区：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从比较中可以看出：两条路线，一条是胜利的，另一条是失败的。
毛泽东对人民战争、人民军队作了全面、精辟的总结。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正式军队比国民党的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这个军队之肝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方法，并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生产。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在解放区，民主政府也号召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总之，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的总口号、总方针。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拼命地反对人民战争。
毛泽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他认为，为着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迫切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这种共同纲领，可以分为一般的和具体的两部分，而一般性的纲领又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上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最低纲领，以及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两部分。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上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最低纲领，是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中国共产党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但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完全是空想。
毛泽东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具体纲领。这就是：第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第二，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第三，人民的自由；第四，人民的统一；第五，人民的军队；第六，土地问题；第七，工业问题；第八，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第九，少数民族问题；第十，外交问题。毛泽东还具体指出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解放区的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人应当继续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哪怕昨天还是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对了，就应该同他合作，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在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执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的，就要联合起来，为打倒共同敌人而斗争；在解放区，军队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毛泽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首先，理论和实践密切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谁违背了这个原则，就会走向失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通过整风，克服这些问题，党的事业才有薪的活力和生机。其次，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显著标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广大人民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共产党人必须相信群众，依靠人民，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力量。最后，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为了人民的利益，克服我们的错误，纠正我们的缺点。
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努力奋斗，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迎接胜利日子的到来。
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发给大家。在大会上他又以生动、形象而又诙谐的语言强调了路线问题，几个政策问题和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
毛泽东突出强调了农民问题和革命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路线、纲领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里面有一个队伍，有一个敌人，有一个队伍的领导者、指挥官。这个队伍就是人民大众，这个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个指挥官就是无产阶级。所谓人民大众，主要就是农民，所谓人民战争，基本上和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没有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一切革命。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100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所谓无产阶级领导，主要就是领导农民。过去的右倾和急性病，都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当然，作为党来说，当作领导思想来说，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就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忘记了这一条，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权问题上，和我们争的主要是国民党的反动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大买办的代表。我们的方针是既团结又斗争，讲到斗争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
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和口头报告以巨大的理论逻辑力量震撼着代表们的心灵。在讨论毛泽东的报告时，气氛非常活跃。许多代表畅所欲言，或者具体地总结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或者对过去党内所犯的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深入开展批评，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也进行了自我批评。
“七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一次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也是“七大”通过的党章最大的历史特点。
从5月24日开始，“七大”转向选举议程。选出一个什么样的中央委员会，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大问题，也是毛泽东长久考虑的问题。在筹备“七大”的过程中，党内一些同志有不同的推测。现在“七大”已经进入了这项议程，毛泽东必须代表中央政治局，代表主席团阐述这个问题。24日“七大”举行第16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代表主席团作了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
他说，主席团认为应该要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大会必须采取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新的中央委员会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但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扩大，如此才能适应目前党的情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按照这样的标准，毛泽东着重说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犯过路线错误的要不要选？如果我们不选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人，甚至绝对化，一个也不选，那就不好，就不恰当。因为一个人在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不选他们，并不能保证不出差子，不翻筋斗。七次大会应接受过去的经验，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只要他已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我们还可以选，鉴于历史，为着将来，为着全国人民，为着全党，我们要采取现实主义的方针。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团结更多的人在我们的纲领下，争取他们和我们的合作、团结。
毛泽东强调这个问题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通过整风运动，全党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有了比较一致和比较深刻的认识，到“七大”召开的时候，代表们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不愿选王明以及其他犯错误的同志进中央委员会。这与毛泽东长期强调的“治病救人”的方针和干部路线相悖。因此在选举方针的报告中，他反复强调这个问题。
第二，要不要照顾各方面？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有许多根据地，各地有许多军队，这个事情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消灭山头，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法。新的中央应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使我们党能够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这样，我们的缺点就会少一点。
第三，是不是要有各方面的知识的人才选？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应该是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的新的中央委员应该是包罗各种人才的，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个山头，不一定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一个人通晓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的中央委员会，即从集体求完全，而不是从个人求完全，从对现实的学习中来求完全。
毛泽东提出，中央委员会要包含这样一些同志：大批未犯路线错误的同志，一批犯过路线错误又改正错误的同志，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大批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一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多的同志，大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少的同志。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就可以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
毛泽东又解释了这样的中央岂不是太庞杂了，会不会落伍，会不会再犯错误，这样选是否不公平等问题。
毛泽东借鉴古代政治家的用人之道，提出德才兼备的标准和任人唯贤的政策。他善于根据斗争任务的需要，果断地组织干部队伍和建立领导核心；他长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和矛盾，坚持“五湖四海”，团结广大干部，包括犯过错误的干部；他善于运用辩证的观点识别人才，并能用其人所长；他具有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护人才，以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磨练人才的独特风格。
6月9日，“七大”举行第19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员。毛泽东投完自己的一票又回到自己的位置。代表们投完票，开始唱票时，或三五人一起谈论着，或者在礼堂周围散散步，活动活动筋骨，而毛泽东还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动都不动，认真听着监票人的唱票声。他心里很不平静。他最担心的是王明不能当选。尽管他利用各种场合阐述“五湖四海”的干部政策，也反复强调要善于团结一切同志，包括犯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但他不知道代表们是否接受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耐心地等待着，每当王明的名字增加一票时，毛泽东又稍微轻松一下，直至王明的票数过了半数，他才离开自己座位，加入同志们的谈论中。大会执行主席任弼时宣布中央委员名单，王明、博古、李立三等一些曾经犯过严重错误的人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为新当选的中央委员鼓掌。
10日，“七大”举行第20次会议，除了其他工作外，还要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在选举前，毛泽东作了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报告，他指出，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意义也是重大的，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他特地提出王稼祥的问题。毛泽东说，在6月9日的选举中，王稼祥未能当选中央委员，我在这里关于这个问题要讲几句话，王稼祥是犯过错误的，但他是有功劳的，第一，他在六届四中全会后作为到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的成员，是赞成和信任我们的；第二，对开好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起了重要作用；第三，以后在中央主持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所以主席团把他做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毛泽东还提出，东北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人当选才好。其他新加上的候选人，也希望同志们选举时注意。
毛泽东讲完后，大会开始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王稼祥也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6月11日，“七大”举行21次即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大会上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大会闭幕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接着，毛泽东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他说，一切中外反动派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他最后说，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相互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最后，全体代表高唱《国际歌》，执行主席彭德怀宣布大会胜利闭幕。6月19日，举行七届一中全会，毛泽东等13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这是一个经过反复比较、反复选择的领导集体。毛泽东作为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众望所归，希望所在。他的核心地位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完全成熟的标志。毛泽东思想被确立党的指导思想，正是这个党兴旺发达的反映。在中共七大召开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争取中国走上光明之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继续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努力。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愿望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1945年2月2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议，先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如何结束党治和改组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而蒋介石拒绝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坚持要组织一个有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季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4月2日，赫尔利也在华盛顿发表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国共两党在实行民主政治，建立联合政府问题上不同态度的鲜明对比，毛泽东在“七大”上对联合政府的具体阐明，使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他们纷纷发表意见，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对毛泽东是很大的鼓舞。在国民党公开拒绝中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后，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钓等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毛泽东不仅设宴热情款待，把他们奉为上宾，而且先后同他们促膝交谈中国社会、政治形势和发展的种种问题。在同毛泽东的交谈中，黄炎培坦诚相告，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厥，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到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的话引人深思，它既是黄炎培本人观察社会，观察历史，观察人生的真知的见，又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期望。毛泽东听后，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用民主来打破历代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跳出这种兴亡周期率。毛泽东这种充满自信的见解给黄炎培，给其他人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带来了希望。
通过会谈，中共同黄炎培等达成共识，即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7月5日，黄炎培等离延安返重庆，毛泽东等到机场送行。
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从酝酿到提出，渗透着毛泽东的心血。他执著地为建立联合政府而呼吁，而奔走，而努力。尽管联合政府因国民党蒋介石的作梗而未能成为现实，但它毕竟为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光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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