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大跃进”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毛泽东深感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理论准备的欠缺。1959年下半年，他建议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读两本书”。一本是《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第三版）。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学习，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统一认识，总结经验。
在这次学习运动中，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照例身先士卒，带头认真学习。1959年至1960年初，毛泽东与身边的几位理论工作者认真地阅读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结合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边读边议，议论风生。使我们感到熟悉和折服的是，他读的是经济学方面的书。但在他的谈话中，哲学问题仍然占有相当比重。这位哲学大师一出手便把着眼点较多地放在了方法论方面。
谈话中，他比较冷静、全面地整理了建国以后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一些重要思想，其中涉及经济、哲学、政治、历史等诸多方面。谈话使我们有可能看到，经过初步的反复和沉淀之后，毛泽东以比较系统、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些基本思想。两次谈话均涉及到许多哲学问题，其中既有许多精当的论述，也有一些片面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当时哲学思考的一个基本轮廓。
关于哲学的功能，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哲学为政治服务。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660哲学当然要为政治服务，特别是在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的条件下，但它又不只是为政治服务。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它还要为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其他方面服务。
对于由于“大跃进”而引发的有关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的争论。毛泽东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指出，思维与存在不能划等号，两者不能等同。“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它“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他主要地不是从本体论，而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谈及这个问题的。他说：“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转化为事物。”毛泽东的这些言论，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精辟地阐明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
对于唯物辩证法，他又特别强调了对立统一规律在整个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他说：“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与此密切相关的，他还谈到：“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他批评了教科书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谈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倾向。他指出：“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又说：“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这本书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又由此谈到：“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67)毛泽东的这些言论，主要是 在重复他以往的一些基本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论及唯物辩证法时，他并没有重申几个月前在庐山会议上有关“斗争哲学”的观点，关于“斗争”的问题，他只是在个别地方一般性的谈了一下，这是他的疏忽，还是说明当时斗争哲学的思想在他的哲学体系中还没有最终确立？
结合着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感于“大跃进”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他还多次谈到了认识论中的一些问题。“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似乎是有感于“大跃进”以来的一些实践，他说：“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68)在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时候，毛泽东的这些言论，不仅给人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和方法，也使人们感到特别亲切。虽然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但当他比较冷静、比较系统地钻研社会主义经济学时，他还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受到社会实践的限制。可惜的是，或许是理论上的不彻底，或许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他并没有把这种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彻底地运用于对“大跃进”的分析与反思之中。
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比较集中地谈到了他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在社会发展中一个独特的观点。他认为，“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现在看并不容易。”为什么生产力发展，反而不容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他解释说：“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去了”；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69)在这里，他已经很明确地表明，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生和进行来说，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并不具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强调的那样重要的意义。生产力越落后，人越穷，才越能产生出革命的动力。而生产力越发达，资本主义影响就越深，革命就越困难。
穷则革命富则修的理论，是毛泽东对本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总结。这种总结有其科学的、合理的一面，如本世纪绝大多数建立过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原来都不是发达甚至是很落后的国度，贫穷所造成的尖锐、广泛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危机的确是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这一思想就是对这一历史过程和实践的正确概括。但是，这一观点的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它把社会历史某一阶段，某一部分的经验绝对化，因而一方面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意义，另外一方面则不适当的提高了精神、道德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因为穷和富都是通过他们所由产生的精神、道德来作用于社会的。在此之前，他也曾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表述过这样的思想，例如在他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些著作中。但在这次谈话中，这一观点表达得更为突出、明确，下面这段话更能说明这个问题。“法国《快报》评论中说： ‘穷是中国革命的动力’。‘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好。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70)
在谈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时，毛泽东总结和发挥了他以往的思想，把突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作为重点。在谈话中，他多次谈到：“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他说：“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的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日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71)作为对中国革命、苏联革命的总结，他的这些结论是正确的、深刻的。但如果因此忽视了从最终的意义上说，革命形势的造成以及革命的胜利，仍然是生产力一定程度发展的产物；如果因为落后国家可以率先进入社会主义，而忽视社会主义的巩固与发展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那就片面了。在这里，他忽视了明确地区分在革命进程中的先后和在理论上谁最终决定谁这两个不同的问题。总之，毛泽东正确概括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突出特点，但如果把这种概括所抽象出来的先意识形态再政权再生产关系再生产力的顺序，当作应使意识形态比生产力更重要的根据，那就值得推敲了。
整个谈话显示了毛泽东一个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即对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精神反作用的高度重视。他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应特别重视政治思想、阶级觉悟，在社会主义时期依然如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72)这个正确的结论对我们的各项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在今天，在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注重人们物质利益的条件下，毛泽东重视政治思想、革命精神反作用的思想，对于我国社会长期、全面、稳定地发展，更显示出其深刻、长远的价值和意义。
谈话中，他多次批评了教科书只讲物质刺激、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偏向，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广大劳动者，强调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强调政治挂帅的思想。这些有创造性的思想包含有许多正确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因素，指出了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优势和特点，特别是在他所说的“政治”还不具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容时，更是如此。
当然，从当时毛泽东整个思想来看，他对反作用的强调已经出现了一些偏颇，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有些时候，把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例如在“大跃进”中。第二，把思想的作用与物质生产力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当地对立起来。他批评教科书在很多地方强调机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认为“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只靠机器不靠觉悟当然不行，但是强调机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并不一定就是贬低人的觉悟的作用。第三，把政治思想工作与物质利益原则不适当地对立起来。他对教科书有一个突出的不满：“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的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他还说：“教科书不强调政治挂帅，只是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73)教科书中是否存在把物质利益绝对化的错误姑且不论，但是结合“大跃进”的实践及他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将物质利益与政治思想对立起来了。
除了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外，毛泽东还多次谈到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而且显然，在一些谈话中，他的这种强调是有些“过”了。例如，他说：“我们在合作化以前和以后，大多数地区的农民进行生产所使用的工具大体上一样，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变，但是生产关系根本不同了。农村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作为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某一阶段的描述，他的这些论述是正确的。但因为当时他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偏差缺乏了解，忽视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依赖关系，并因此进一步把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绝对化，希望通过进一步提高生产关系的公有制水平来发展生产力，因而对人民公社化运动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到1958年底至1959年上半年，他对公社化运动所带来的问题有了一定认识，但这种认识还是初步的。在谈话中，他还认为“搞大公社是个重要问题……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首先是大，接着必然提高 ‘公’的水平……。”这段话表明，经过1958年“大跃进”之后，他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生产关系在他的眼中，还是一个有些抽象的、带有一些道德色彩的概念。只要有了共产主义精神，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实现较高级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越先进，对生产力的作用就越大越积极。而私有制或农村合作化组织中的个体成份，还是被当作消极的、必须引起警惕的因素。“苏联集体农庄中，个人副业收入占的比重很大……这说明，他们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完成，还有一个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在阅读教科书时，他也发现，苏联的农民比我国农民富裕，但他们那里个人副业却相当强。“比较起来，一方面我们的农民还很穷，另一方面，我国农村的公有化程度却比他们那里高。”(74)他认为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但他却循着另外一条思路来考虑这个问题。结果，这个对比使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即苏联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完成。
根据自己对生产关系的理解，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造所不可能解决的一些问题 （如个人副业），或强制解决但必须会以其他形式重新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如包产到户），采取了某种程度的否定态度，认为是单干、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改造不彻底的表现。在谈话中，他就把庐山会议前有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当作富裕中农私有观念对公社化的抵制。他有关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的根源，一部分就是来自他思想深处对生产关系这种抽象的、道德化的理解。
在社会发展阶段及发展速度的问题上，毛泽东仍然坚持以往的观点。他对教科书中所说“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提法表示不满。“‘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如果从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 ‘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都是不能 ‘彻底巩固’的。”又说：“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要巩固它，但是这种巩固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远的巩固下去。”对于东欧一些国家合作化搞得慢的原因，他的看法是，“他们在土地改革以后，又没有趁热打铁，实行集体化。”而我国则不然，“土改之后紧接着开展了广泛的互助合作运动，由此一步一步地、不断前进的把农民引向合作化的道路。”(75)
除了强调社会历史这种不问断的发展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这种发展所具有的一种革命的意义。他指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他批评道：“教科书中说：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的。只能说，不需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革命，但是还要有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革命。”(76)从这些谈话中至少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已不存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种性质和规模的革命；第二，但是还存在着革命，这种革命主要是指从一个发展阶段到另一个发展阶段的飞跃。他赋予这种飞跃以革命的意义，同时赋予革命以非常广泛的内涵，这反映了他对革命所包括的飞跃、发展、转化、质变等内容的向往。在谈话中，他曾多次表示对书的写法不满意，认为写得沉闷。但有时，当他看到书中出现“革命”一词时，便精神为之一振，用他的话来说“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对“革命”的这种偏爱，反映了他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的一种积极进取，反对保守、停滞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他不断革命思想的重要基础。在当时，不断革命的思想并不具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容。
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我国当时所处发展阶段，谈话中，结合教科书中的论述，毛泽东的认识又有了一些发展。他说：“马克思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 ‘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但这个转变时期与过渡时期的关系如何，两者如何衔接，他似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尽管“大跃进”已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但在此时，他却对“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很有文章可做”，起码说明满意的文章尚未做出，在过渡时期问题上，他采取了一种审慎的、科学的态度。“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77)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跃进”的高潮时期，他也曾谈到过“建成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等问题，但却未对他们做出相应的解释。而在“大跃进”的急于求成的狂热稍稍降温以后，他开始谨慎地考虑这些问题了。他坦率地承认，对于他来说，这些问题也是有待研究和解决的。这种谨慎和探索的态度反映出经过“大跃进”的高潮之后，他在社会主义社会理论认识上的深化。当然，这种探索和研究还只是初步的，它们可能导致怎样的结论和结果，当时还是难以预料的。
在谈及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时，毛泽东重申了他在反右派运动以后的观点，批评了教科书“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的缺点。教科书中有一处说，在苏联，谁战胜谁的问题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完全地、永远地、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了。他对此很不以为然，指出“说得太死，不合乎实际。”他还说：“教科书说，在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完全不对。”在谈到我国的情况时，他重复了1957年的一些观点。“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他进一步指出：“1957年的斗争，1959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鉴于1957年特别是1959年的经验，他更明确地表示：“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政治决议中说，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实际上，在反右派运动之后，毛泽东就已改变了八大前后一段时间里对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看法，但当时他的这种变化还只是初步的，还不太稳固。所以在1958年上半年发动“大跃进”时，全党的工作重点就放在技术革命和生产建设方面去了。他当时并没有明确意识到主要矛盾和工作重点之间的巨大矛盾，而在庐山会议之后，当他再次提出主要矛盾问题时，他的认识显然比1957年更深入、更明确了。这不仅在于他重申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而且在于他已经初步地把主要矛盾与工作中心联系起来，形成了以阶级斗争推动各项工作的思想萌芽。例如，他说：“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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