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件事在当时批判不断升温的意识形态领域里造成了不小的震动。但是，即使如此，人们也绝不会意识到，这一批判竟然成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在1965年初到上海通过张春桥，组织上海市委写作组姚文元等人写成的。整个写作活动是在背着党中央领导集体，背着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这样一种很不正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文章不经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意和认可，点名批判了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呛。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吴哈于1960年响应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而写成的。姚文元的文章却蛮横无阻地把该剧中所写海瑞“退田”、“平冤狱”等故事，同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批判的“单于风”、“翻案风”联系起来，从而使问题具有了特别严重的性质。
姚文元的文章说：
“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3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 ‘单于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 ‘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新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案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案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 ‘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 ‘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 ‘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 ‘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姚文元的文章通过对 《海瑞罢官》的批判，实际上是在当时火药味已经很浓的意识形态领域里，以文艺批判的形式，直接地、严重地提出了一些在党内、特别是在党中央领导层内非常敏感的重大问题。
六十年代初期经济、政治上的调整，发展到1962年上半年时，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出现了健康、强劲的发展势头。但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却被当作“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去批判和纠正。“风”虽然被暂时压下去了，但问题却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姚文元的文章借批《海瑞罢官》，旧事重提，以“退田”影射“单干风”（即“包产到户”），以“罢官”影射“翻案风”（即平反冤假错案），而以上两者又都与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密切相关。这样，姚文元的文章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批判的高潮中，以文化批判为突破口，以尖锐的形式，直接触及到大跃进以来，中经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直到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寻层内一些仍然很敏感的分歧。
“文化大革命”的这一导火线，实际上这已经明确地暗示出“文化大革命”与“大跃进”以来党内分歧的渊源。同时，它也告诉人们，这场“大革命”之所以被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这场“革命”是以文化领域里的批判开始的，是以文化批判为突破口、导火线发动起来的。
毛泽东支持了姚文元文章的写作和发表，1967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宾谈话时，谈到了这一过程，他说，开头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后头我说印小册子……。文章发表以后1个多月，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谈话时表示；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的这一评论，更增加了这次文艺批判的政治分量，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中央一线领导的不满。姚文元文章发表后。中央一线领导态度冷淡。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批评上海市不经中央批准就点名批判像吴晗这样的党内外著名人物。中央报刊迟迟没有转载姚文。直到半个多月后，迫于压力，《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才开始转载，但其所加的编者按 （系根据周恩来、彭真的意见起草、修改）及版面安排，实际上又把姚文当成了一般的学术批判文章，限制了它的政治分量。此后一段时间里，《人民日报》等不得已发表的一些批判文章，也是按照彭真、陆定一等人“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说”的意见，多是从学术角度进行批判。关锋、戚本禹等“左派”的一些批“要害”的文章，都被中宣部扣下。{ewc MVIMAGE,MVIMAGE, !09100690_0429_1.bmp}1966年2月，彭真召集“文化革命小组”扩大会议，会后起草了给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提纲的主旨，是试图对已经出现的极左思潮加以约束，把运动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以内，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不赞成把它变为严肃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纲》经在京政治局常委同意通过后，也向当时在武汉的毛泽东作了汇报，于2月12日转发全党。《二月提纲》发出后，抑制了极左思潮的发展，束缚了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等“左派”的手脚，使运动又逐渐向学术批判的方向靠近。这正如张春桥后来所说：《二月提纲》“不动声色地束缚了我们的手脚，硬把运动拉向右转，弄得很文章不能发表。姚文元、关锋写好了的讲要害的文章都压下了。”①围绕着《二月提纲》，中宣部、北京市委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矛盾急剧发展。毛泽东听信了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诬告。3月底，他在与康生、江青等人的谈话中，严厉地批评了文化革命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以及《二月提纲》。他说：
《提纲》是不分是非的，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解放后我们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包下来，当时是对的，但革命越深入，他们越反抗。我们面临着文化大革命，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必须进行这种文化大革命。②由姚文元文章及《二月提纲》引发的斗争，使毛泽东很快地，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几年来他一直关注着的“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4月2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说，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文化革命任务，吴哈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涉及面是很广的。③毛泽东表态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张春桥等“左派”开始批判《二月提纲》，他们有关批“要害”的文章也分别在中央的一些刊物L发表，中宣部被撇在一边，彭真等入被批判。在4月9日至12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决定起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5.16通知），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书记处于4月停止了彭真的工作。同月，报刊上开始了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等著的《燕山夜话》的批判，矛头指向了北京市委。
1966年初，当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受到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市的抵制时，江青在取得林彪的支持后，于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江青表示，“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时候了”。她还说：“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的时机尚未到来。”根据这个座谈会整理出来的《纪要》，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的巨大成绩，断言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纪要》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后，由他建议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央批准，于4月10日转发全党。《纪要》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里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纪要》中提出的严重政治责任不仅是对着文艺界和文艺界领导人的，而且也是对着中央一线领导的。
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由林彪发难井一手策划，在军队中制造了对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政治陷害事件。1965年11月，毛泽东听信了林彪、叶群的诬告，提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表示了对罗瑞卿的不信任。此后不久，罗瑞卿即遭到揭发批判，被隔离审查。
在罗瑞卿受到批判的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因一些无中生有的罪名被调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陆定一也因受到诬谄，被停止工作。
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以往中央领导层内分歧的产物；而围绕着对《海》剧的批判，中央领导层内的分歧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对中央一线领导在批判中的消极态度感到明显不快。这种情绪又由于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挑拨、诬陷更为强烈。与此同时接连发生的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重大冤案。进一步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形成了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造成了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在毛泽东看来，这一系列严重的政治事件说明，“中央出修正主义”已不再是危言耸听的预言或是将来的可能，而已经是摆在人们面前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前的危机感、紧迫感已变为今天的一种强烈的现实感。他下决心要立即采取行动，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修防修的群众运动，清除中央内部出现的修正主义。
如果说，这一系列严重的政治事件促使毛泽东下决心立即采取行动来“大破”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那么，与此同时，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毛泽东又直接表露了他希望在“大破”之后“大立”的理想社会的蓝图。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就总后勤部的一份有关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写道：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上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可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可学工、学农、学军，也可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在这里，毛泽东通过对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评价和发挥，勾勒出他所向往、憧憬的理想社会的轮廓。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时起，毛泽东就立志改造社会，改造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和中国革命实践，根据他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观察，逐步地形成了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1949年以后，经过三大改造、大跃进、调整时期以及中苏论战，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不断发展。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程中，毛泽东以对马克思主义、对人民利益的忠诚，对平等、公正、纯洁的理想社会的热烈向往，不断观察和思考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努力追求实现一种完美的社会主义理想。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思路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在他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独特构想中，既有一些可贵的预见，又有一些脱离实际的空想；既有对未来的热烈向往，也有囿于以往经验的执著；既有大胆的创见，也有拘泥于本本的烙印；既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发展，也有使人惋借的滞后。《五·七指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晚年社会主义观的这些特点。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这个社会通过社会全体成员亦工亦农，亦文亦武，以及批判资产阶级的实践，逐步实现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这种社会不强调按劳分配的物质和利益，在经济上要求实现一种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他认为，通过这样的社会组织有利于培养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多方面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全面发展的人；通过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从根本上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通过亦文亦武学军事的方法使全民皆兵，形成抵御外敌入侵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毛泽东的这些独特的构想中，有对马克思列宁当年一些设想的发展，也有他对中国革命斗争时期军事共产主义的依恋。他把革命战争时期某些成功的经验绝对化，当他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些难以避免的缺陷和弊病时，就把目光投向了以往战争年代的那种战时共产主义生活。更加怀念当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单纯健康朝气勃勃的生活与实践。在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会运动中，我们曾经看到过这种关于在全国建立“共产主义大学校”的雏型，《五·七指示》实际上是他在1958年时一些构想的继续和发展。
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五·七指示》，并认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社论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并高度评价说：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可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干扰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中央一些主要报刊曾多次发表社论、文章，从各方面解释、发挥《五·七指示》，报道各行各业贯彻落实《五·七指示》的经验和形式。《五·七指示》的确成为“大立新世界”的纲领和指南。
毛泽东的一些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曾经受到党内许多同志不同程度的抵制，这在1958年之后的调整已经逐渐明显地表现出来。毛泽东对此也有所认识，也曾对大跃进中的一些设想进行过一些修正。但由于认识速度、程度的差距所导致的认识上的滞后，他越来越难以容忍调整时期那些实质上是否定“大跃进”。错误的措施和思想。他认为在他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时，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严重阻碍，而这些人正是党内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实现理想社会，必须通过一场大的运动，扫除这些障碍。
“文化大革命”前夕发生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的严重政治事件，使人们了解到毛泽东是在怎样一种危机感、紧迫感的压力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面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和《五·七指示》的发表，特别是就这两件事与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之间微妙而又密切的关系，则使人们了解到“文化大革命”与“大跃进”之间的内在联系，了解到毛泽东与中央一些领导人之间分歧的由来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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