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如果说在九大以前是大破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路线和上层建筑的话，那么，九大以后的任务，就是在“大破”的基础上，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领域里，系统地、全面地“大立”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一切。具体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方针，就是实行全面的斗、批、改。所谓斗、批、改，是1966的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所提出的任务，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与《十六条》的规定相比，九大之后斗、批、改运动全面展开时，其内容又要广泛得多了。
实际上，在1968年下半年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启治区革委会大部分建立时，毛泽东已经提出“认真搞好斗、批、改”的问题。1968年8月，姚文元在其《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中，转达了毛泽东有关斗、批、改的指示。这就是：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这里虽然说的是工厂里的斗、批、改，但其基本原则对各个领域、各行各业都是适用的，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可继续做，此名斗、批、改。”
毛泽东希望，通过斗、批、改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实现“天下大治”的目标，建设一个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这其中包含了他希望胜利地、圆满地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在他看来，斗、批、改既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扫尾阶段。
毛泽东没有想到，对于他来说，“文化大革命”已经不是一个可以由他自觉规划和指导的运动，而已经是一个他越来越难以驾驭的异己物了。“文化大革命”前一阶段“全面动乱”所遗留下来的无数矛盾和创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斗、批、改本身脱离实际的左倾目标，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这场运动不可能给他带来一个理想社会，不可能使“文化大革命”以胜利的姿态归于结束，而实际上是潜伏着更深刻的危机，酝酿着更加复杂和惊心动魄的斗争。
毛泽东对斗、批、改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他亲自抓了北京的六个工厂和两所大学作为运动的典型，他派出了身边的警卫部队、医生等工作人员，参加这些试点的运动，以期更多地、更直接地了解实际情况，摸索总结经验，用以指导全国的运动。
“六厂二校”的经验很多，面也很广，几乎涵盖了斗、批、改运动的所有方面。例如；《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断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驻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整党建党情况报告》，等等。
1968年至1970年间，新华社总社记者多次报道了六厂二校革委会或宣传队的经验，这些典型本身也在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介绍他们各自的经验。这些经验因其权威性和全面性，对全国的斗、批、改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从总的方面来看，六厂二校经验是“左”的理论和实践的产物，它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但是，较之“文化大革命”前一阶段的“天下大乱”、“打倒一切”的来说，较之与它同时在全国一些地方仍然肆虐的极左思潮和做法来说，这些经验又有其抑制极左，“落实政策”，缩小打击面，恢复秩序，稳定形势的一面。它在一段时间里、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形势，恢复了生产，尽管这只是暂时的。
按照“大破大立”的原则，斗、批、改中的一切活动都要以“大批判开路。”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批判在形式上表现为无限上纲、声色俱厉，不容置辩，武断专横，在内容上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涉及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各项工作、政策法令和工作条例。这种批判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把发展生产力放到各项工作首位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当作“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把生产管理中必不可少的经济核算、利润指标说成是“利润挂帅”；把农村自留地、集市贸易当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把关心群众生活，注重物质利益说成是“物质刺激”；把工厂企业中的规章制度说成是管、卡、压；把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说成是“洋奴哲学”、“崇洋媚外”；把学生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科研人员钻研业务说成是“智育第一”、“白专道路”；把解放前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和建国后的文艺工作和作品，几乎都说成是“黑线”或“封、资、修黑货……。这种“大批判”进一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给各方面的工作带来了深远的破坏性后果，这种批判虽然也在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独特理解，但它更是江青、张春桥等把毛泽东的一些错误发展到极端的结果。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中的一项主要任务。1967年10月，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个批示在整党建党中被称为“五十字建党大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把“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建党的唯一宗旨，而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却只字不提，这显然是不符合国情的。
毛泽东迫切希望在整党中进一步发扬党内外民主。他批评了一些党的基层干部遇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征求党员意见的作风；批评“有些党员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遇事不先征求人家意见，自己说一通，喜欢训人。”九大期间，他又提出，这次整党建党要经过群众，不仅仅是几个党员，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以便扩大党内外民主。他认为，组织纪律性还是要有的。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他还通过比喻论述了整党建党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我们党员要吸收新鲜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毛泽东还曾提到，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
毛泽东把党的建设和整顿看作是建设理想社会的核心，他殷切地希望通过这次整党能够使党更纯洁、更民主、更有朝气，更联系群众、更有战斗力，成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核心。就他所提出的整党建党思想中的一些具体措施来看，例如联系群众、发扬民主、反对特殊化，干群平等，要有朝气等等，都包含了许多合理的因素，反映了他一生一贯的党建思想。这些思想在当时的实践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开门整党，新老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实践，新结合革委会的群众代表仍保持原工资，等等。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总的背景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加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这些积极的思想和措施不是往往落空，就是在实践中变形走样。整党建党不但不能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严重发展起来的争权夺利，以权谋私，特权腐败，无政府主义等不正之风，而且使党员与党员之间、党员与群众之间总是处于一种相互隔阂、相互戒备的不正常状态之中。特别是，在整党建党中笼统地强调朝气勃勃、强调吐故纳新，结果使许多帮派骨干、打砸抢分子混入党内，造成了党组织的严重不纯。但是，也应看出，经过整党建党，毕竟重新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遏止了江青、张春桥等企图依靠造反派掌权的企图，这对于稳定局势，打击极左势力，推进工业生产，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干部下放劳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斗、批、改中的另一项重要任务。为了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改进干部作风，实现社会平等，毛泽东一贯主张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重要途径就是干部到基层参加劳动。“大跃进”期间、调整时期以及四清运动中，毛泽东都对干部提出过这种要求。“文化大革命”中，当局势趋于稳定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干部下放劳动的问题。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 《人民日报》为此所加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新近的一个指示：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编者按》接着说：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勃勃的革命的青春。
毛泽东的出发点无疑是积极的、正确的，他所提出的具体措施也有许多合理成份，以致至今对于我们仍有许多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由于他着眼的基本点只是阶级斗争，所以实际上他又把干部教育问题、干部下放劳动问题过于简单化了。而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派性的干扰，把大批干部、教师、科学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下放劳动的方法，往往成为排除异已、惩罚干部、摧残知识分子的手段。斗、批、改中的干部下放劳动，既花费了国家的大量物力财力，又使百万干部、知识分子遭受许多磨难，在他们的心灵中留下了深重的创伤。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是毛泽东始料所不及的。与干部下放劳动一样，让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到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向工人农民学习，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完成改造世界观的任务，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甚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都是这样要求青年知识分子的，例如，他就这样严格地要求过他的爱子毛岸英。在斗、批、改阶段，他又提出了这项任务，并采取了空前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方法。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文章的编者按中转述了毛泽东的一个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学停止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也处于停滞状态，城市、乡镇里的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毛泽东的号召发出后，全国立即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几年之内，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前后共达 1600万人。这个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停止。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边疆，接受了锻炼，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为开发、振兴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正值青春年少时却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这不但对他们个人的成长造成了长期不利的影响，也造成了我国人才生长的巨大断层，严重地拖了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后腿。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靠运动方式进行的上山下乡，不仅加重了国家和农民的负担，也给知识青年和他们的家庭带来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甚至酿成一些悲剧性的后果。一些人依仗特权“走后门”，使自己的子女躲避下乡或提前返城，在当时的知识青年及其家长中造成很坏的影响，引起普遍的不满。以上种种消极现象，在当时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教育革命”也是斗、批、改阶段中一项重要内容。毛泽东一贯重视对我国教育制度的改革。“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已经对此进行过一些探索，提出过一些重要思想，进行过一些实践。但是，他认为这些尝试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在《五·七指示》中，他甚至得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严重判断。从这一基本估计出发，在斗、批、改阶段，他十分重视教育革命的开展，发出过一系列重要指示。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一份调查报告的编者按中加写了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之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96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旗》杂志第3期的一篇调查报告和毛泽东亲自写的编者按，他在编者按中说：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在正在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实在不行，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1968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又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个指示：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的路线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前学校教育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错误观点。他把“文化大革命”前的学校称为“旧学校”，把“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知识分子等同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这种估计是不符合建国以来17年我国教育工作的实际和知识分子队伍的实际情况的。基于这种估计提出的教育革命，往往违背了现代教育科学的发展规律。基于这种估计提出的“再教育”任务，在实际上使广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处于一种受压抑、受轻视的地位，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种状况以及他过于强调实际操作和感性知识的教育思想，在客观上造成了对知识、科学、文化、课堂教学不重视的结果。另一方面，毛泽东希望学校教育要突出政治、德育的地位，注重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他还希望缩短学制，活跃课堂授课气氛，发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这些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映了毛泽东的创造精神，至今仍给我们的教育改革以多方面的启迪。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提出的《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这份报告把高等学校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当作“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明令废除；而规定“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缩短为二至三年；课程设置为：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要求文、理、工各科都要参加生产劳动。《报告》规定工农兵学员学习期间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教育革命”使教师在学校中处于受改造的地位，破坏了正常的师生关系。学员入学时文化基础参差不齐，学习期间文化课程大量减少，教学质量严重下降。特别是在招生时，以后门、特权的竞争取代了学生在分数、学业方面的竞争，致使“走后门”上大学成风，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利用了毛泽东的失误，并进一步把这种错误推向极端。在教育革命中，他们利用所掌握的舆论工具，在办学方针、课程设置、教材改革、教学方法、师生关系等各个方面，推行极左路线，更加重了教育界的损失。1971年4月至7月在北京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完稿、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的所谓“两个估计”，即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长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
此外，在斗、批、改阶段，还进行了“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文艺革命”、“整团建团”、“商业改革”、“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精简机构”、在基层普遍建立革委会等项运动。1970年间，全国还出现过一次新的、盲目的生产“跃进”。
与前一阶段“天下大乱”、“全面争权”相比，斗、批、改阶段在形式上不再是那么激烈、动荡，但它在内容的深刻性方面却不亚于前者。人们都在等待着那个曾经许诺在大乱之后出现的大治，但“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等激烈的运动使他们不得不再次绷紧阶级斗争那根弦；他们希望“文化大革命”能推动生产的发展，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又出现了一次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小号翻版，在狂热的政治运动之后，他们依然过着单调、贫乏和清苦的生活；他们希望在大乱之后能有一个团结、和谐的政治气氛，但“以阶级斗争为纲”又迫使他们仍然不得不相互戒备、疏远，巨大的政治、精神压力使得人们不得不具备两副面孔和双重人格，人与人之间滋生着冷漠、虚伪；人们曾经相信“文化大革命”能够荡涤入世间的一切污泥浊水，消除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但结果他所看到的是“走后门”成风，仍然难以约束的种种特权，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不正之风；人们曾经希望在砸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规章制度之后，自己能够真正成为企业、生产的主人，但不久他们就因事故猛增、产品质量下降以及各种名称的无政府主义行为而怀念起那些规章制度来了；人们曾经被允诺在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之后，将出现无产阶级文艺百花盛开的春天，但他们实际上得到的只是“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文艺，没有幽默，人们仿佛置身于一片“纯洁”的文化沙漠之中……。正是在这样的对比之中，正是在这样痛苦、仿惶的思考中，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已经所剩无几，怀疑、不满、迅速的增长着。
毛泽东真诚而又热烈地希望在全面夺权以后，再通过全面的斗、批、改实现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当他逐渐看到理想与现实、形式与实际、理论与实践之间明显的差距后，他的热情也逐渐减退。不久，他的注意力又被“文化大革命”自身所酿成的又一个巨大的政治斗争完全吸引过去，而很少再提及斗、批、改了。周恩来等人落实和发挥了毛泽东各项指示、方针中正确或比较正确的一面，努力稳定局势，缓和矛盾，发展生产，解决了许多“天下大乱”时遗留下来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极左思潮，缩小了“左”的错误带来的损失。他们的努力受到广大干部、群众衷心的拥护和支持。江青一伙则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并把“左”的错误发展为极左，使斗、批、改阶段依然不时出现激烈的冲突和肃杀的气氛。他们必然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越来越强烈的抵制。
正当人们在斗、批、改运动中为理想的实现忙碌时，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使他们处于极度的震惊和惶惑之中。这个事件不仅中断了斗、批、改运动，也使人们在一种巨大的幻灭感中失去了对理想社会的热情与追求。
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林彪集团通过与江青集团的勾结，攫取了巨大的权力，他们的野心也随之不断膨胀。九大之后，这两个由阴谋家、野心家组成的集团之间开始了争夺更多权力的角逐。林彪一伙预感到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接班人”的地位有可能因此而发生变化，他们迫切地希望通过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由林彪提前接班。
1970年上半年，当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始筹备四届人大时，林彪集团不顾毛泽东多次明确地表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思，在不同场合几次提出要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并要求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在修改宪法的过程中，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吴法宪等人同张春桥、康生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1970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再次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并利用所谓“天才”问题把矛头指出江青集团。当时已经投靠了林彪的陈伯达与吴法宪等人在会议中按照林彪定下的调子，抓住设国家主庸的称天才两个问题，没有点名，但是用大家都明白的语言攻击了张春桥，也就是攻击了江青集团，从而造成一场混乱。毛泽东发现后，制止了林彪集团的活动，并点名批评了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矛盾和斗争达到了高潮。这场较量以林彪集团遭到沉重打击而告终。他们妄想由林彪当国家主席，用“和平过渡”的办法篡权的阴谋活动受到挫折。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党内开始了“批陈（伯达）整风”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毛泽东作了许多批示，点名批评了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并间接地对林彪有所批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改组了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削弱了林彪集团的权势，打乱了他们的阵脚，使他们陷于更加被动的境地。林彪集团眼见其宗派势力濒于瓦解，决心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
正当以林彪之子林立果为首的“联合舰队”紧张策划一切罪恶活动的时候，1971年8月中旬，毛泽东去南方巡视。他在沿途多次谈话中，指名批评林彪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他还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没有解决”，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毛泽东尖锐地提出林彪的问题，表明他不仅不再信任林彪，而且认为林彪还成为反对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
林彪、叶群通过其亲信得知毛泽东的讲话后，陷入极大的恐慌之中。9月7日，林立果的“联合舰队”下达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批准林立果这个行动的手令，林立果一伙密谋在毛泽东南巡途中对他采取谋杀行动。同时，他们还作了带领亲信骨干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准备。
毛泽东了解到一些可疑的情况后，立即机智地采取措施，使“联合舰队”的谋杀计划破产。林彪、叶群眼见其阴谋败露，于9月13日凌晨强行乘飞机外逃叛国，结果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捕，一场武装政变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断武装政变的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造成的恶果。在已经进行五年的 ‘文化大革命’中，党的领导作用被严重削弱，党的组织纪律被破坏，大批坚持革命，富于斗争经验的老干部被打倒或排斥，党的各级组织涣散，国家的民主和法制被践踏，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公开化、合法化，整个国家陷于严重动乱。这就造成一种条件，使林彪反革命集团能够横行无忌，敢于铤而走险”⑧
惊心动魄的林彪反革命事件，使得人们从通过斗、批、改实现理想社会的幻想中到现实中来。他们开始严肃地思考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到底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和前途？”“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带来天下大治？无产阶级专政下究竟要不要这样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打倒的究竟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五年来究竟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力量？中国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离理想的目标究竟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本人也因此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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