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受到极大的震动，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1972年2月会见毛泽东的尼克松在其《领导者》中曾这样描述说：“他身体虚弱是很明显的。在我们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经不能很好他讲话”，他“灰黄的脸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⑨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尽管83岁的毛泽东思维仍然清晰敏捷，但身体却更加虚弱了。面对着国内动荡的局势，他已深感力不从心了。
1966年，他满怀信心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在长江中劈波斩浪，畅游近15公里；他在北京八次精神焕发地接见1600万红卫兵。他对这场运动的正确性、合理性深信不疑，对自己驾驭这场空前的运动充满信心，但不久，他就发现了这场运动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运动一次又一次地超出了他所制订的时间表，一次又一次地超出了他所设计的轨道。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个由他亲自发动起来的运动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难以控制了，1973年以后，真正使他感到为难的不是如何进行这场运动，而是如何结束这场运动，如何把从“潘朵拉”盒子里放出去的妖怪收回来的问题了。他曾几次想通过遏制极左思潮、打击极端行为，实现安定团结、恢复生产、工作秩序以胜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但这种意图很快又导致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甚至否定。而他希望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努力又一次导致了极左思潮再起和政局的动乱。这种两难的境地使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毛泽东，这个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建设事业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具有伟大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个终生热烈追求实现伟大理想社会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这个强烈地希望中国能够早日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民族英雄，他晚年这种壮志未酬的激烈情怀常常透过他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表达出来。毛泽东爱诗，他爱读诗，爱写诗，诗言志，歌咏言。如果说他在50年代及1966年以前更倾心屈原、枚乘、三李等浪漫主义的篇章的话，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70年代后，他却似乎独钟于辛弃疾、张元斡、陈亮、岳飞等豪放词人的作品。
70年代初，明显地是受到当时运动中各种反复的影响，在工作之余，他经常吟诵北宋词人张元斡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除此而外，还有张孝祥的《六州歌头》：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梦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羶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蠢，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于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有时他还高声背诵岳飞的《满江红》。当他因眼疾开刀，无法看书时，便叫身边工作人员人给他朗诵这些辞章，经常听用昆曲演唱的 《满江红》。
1975年，当他再一次处身于两难的矛盾中时，他感叹自己年事已高，体衰多病而壮志未酬，也常常慷慨悲歌这些豪放派词人的诗词来抒发自己激烈、豪迈的情怀。他有时以年击节，高声背诵南宋爱国词人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疆场！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政治局委员会谈话、批评“四人帮”时，要叶剑英念辛弃疾词《南乡子·何处望神州》：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望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此时，这些豪放派词人的作品之所以能引起毛泽东如此强烈的共鸣，一方面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力透纸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勇豪迈、慷慨激昂的气概，另一方面，也是作品所透露出来的一种难以压抑的烈士暮年，壮志未酬，抚今追昔，心事浩茫的抑郁苍凉的心境。
毛泽东临终前曾经说过，他这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解放了中国，把蒋介石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另一件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后一件事，赞成的人少，反对的人多。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上帝才能知道。⑩
1976年9月9日，中国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逝世。毛泽东的逝世，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并使他们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深感忧虑。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权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党中央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战略家和军事家。他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起，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革命生涯中，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特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出来的党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过去是我们的事业取得巨大胜利的基本骨干，现在和今后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宝贵中坚。
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进行了多方面的艰巨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丰富的经验，也发生过一些失误，特别是他犯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在晚年，毛泽东仍然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没能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国际上的压力，执行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着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永远把毛泽东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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