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丙辰年十二月八日）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文学改良应从“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等八事入手。
2月1日（一月十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三大主义。
3月30日（闰二月八日）中华革命党通告海内外各支分部、交通部，准备恢复国民党名称。
4月，毛泽东因不满校长张干的“统治”，率领学生反对校长，发起了“驱张运动”。张干十分恼火，下令开除毛泽东等17名带头闹事的学生学籍。由于杨昌济、方维夏、王季范等老师极力反对，毛泽东受到保护，没有被开除。不久，张干被免职。
［但建国后，对于这位校长，毛泽东并未记仇，相反一直惦记着他，并给予很多帮助。解放后，他获悉张干仍然从事教育工作，生活困难，对他深表同情。1953年，毛泽东邀请他来到北京住进中南海。］（五十年后，毛泽东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3年延请张干到中南海款宴之。并任其为湖南省文史馆馆员。）
《自述》：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半不能。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春，毛泽东与萧三联名写信给来长沙参加黄兴国葬的日本友人白浪滔天，要求会面、赐教。
致白浪滔天信（一九一七年春）。
“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
［白浪滔天（1871—1922）即宫崎寅藏，日本熊本县人。早年受日本自由民权思潮熏陶，积极支持和帮助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参加兴中会，与黄兴等交往甚密。］
4月1日，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笔名撰写长篇论文《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
黎元洪在重新出山的段祺瑞的同意下就任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冯国璋任副总统，段祺瑞为内阁总理，黎元洪宣布恢复了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
6月一师开展德智体优秀的“人物互选”活动。全校400多人参加，当选者34人。毛泽东在“敦品”、“自治”、“文学”、“言语”、“才具”、“胆识”六项中得的总票最多，而且“敦品”、“言语”单项票数获第一，“胆识”一项，唯他独有。
7—8月间毛泽东采取“游学”形式，与萧子升作社会调查。历时月余，步行千里，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考察了广大农村和一些城镇、寺院、劝学所和学校，走访了一些社会人士。
女儿李敏回忆录：
“爸爸穿一件白色旧上衣，带着一把雨伞和一个布包，布包里有一套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和墨盒。他从楚怡出发，直奔宁乡，随行的还有老同学萧子昇。
在宁乡杓子冲，他们见到了友人何叔衡，经何叔衡介绍，爸爸访问了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主人告诉爸爸，他是一个佃农，一年到头，收到的粮食七成要交给东家，自己所剩无几，生活极苦，如遇灾年，日子则更难了。在一个叫宋家潭的村里，爸爸又访问了一位老农和一位青年农民。于是，爸爸对农民具有了细致、深切的了解。
离开这儿，他们又向沩山进发了。走时，他们坚决谢绝了何叔衡所送的路费。爸爸就是这样要磨练自己。
他们来到一户人家，遇见一对和善的老夫妇，并和他们进行了一场有意思的对话：
老人问：你们两个小伙子看上去不是乞丐，为什么要饭呢？
爸爸回答：我们想旅行，看看农村的情况，又没有钱，只好“游学”。
老人说：当叫花子没什么不好，叫花子总比强盗好得多。那些当官的，多数都不廉洁。我在县衙里当守卫时知道，县太爷满脑子想的都是钱。每审一个案子，给他钱多的一方照例是打赢官司，向他求情是没有用的，除非花大钱贿赂他。
爸爸一听，非常生气，他说：这是什么世道！爸爸查阅了安化县志，走访了一些贫困人家。一路上，他们遇上学校、商店、庙宇，常常写上一副对联，换几个钱。
到达沅江时，正值湖区涨水，他们就返回了长沙。
这次游学，走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许多地方，行程900多里。这次游学花了整整一个暑假。”
［回到长沙，一师的师生们纷纷问他们是怎样坚持“游学”的？毛泽东爽朗地回答说：“沙地当床，石头作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并指着一株大树说，“这就是衣柜！”］
毛泽东对斯诺回忆当时情形：“我们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他还曾说：萧子升却“放不下架子，只写对子，不送对子，我帮他听差，只好去送对子。人家舍钱一块也好，一串也好，我总不争，不受对子只拿钱的我就不要。一共搞得光洋八十多块。”
毛、萧浪游中，曾路过沩山密印佛寺。据萧子升回忆录：毛泽东当时与寺僧有对话如下：
“佛教何以在中国千年不衰？”方丈问毛泽东，“中国宗教何以能和谐共处？”
毛泽东说：“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几种宗教能和谐共存，对中国来说不是坏事。”
“阿弥陀佛！”方丈望着毛泽东，加重了语气说，“只望毛施主这句话，日后不要被忘记。”方丈又说，“毛施主日后如能到得山、陕二省，可去五台山和白云山。五台山乃我佛家圣地，白云山上有贫僧一个小师弟在那里住持，还望毛施主善视之！”
［1917年暑假，毛泽东邀了萧子升，脚踏草鞋，手拿雨伞，背背布袋，装换洗衣服、笔墨、红外线张、笔记本，分文未带，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了解各地城乡民情风俗、山水田园。他们接触访问的人们中，有种田的农民，打柴的樵夫，出卖苦力的轿工、长工，吃斋念经的和尚、道士，“学而时习之”的塾师，摇着纸扇的绅士，县衙门的小官吏、劝学所的所长。若遇到富有人家，还写上一首楹联，诗句，赠给东家，获得茶水餐食乃至几个铜钱。他们步行近千里，历时月余，记录了几本关于民情风俗的笔记，回到学校时，口袋里还剩有二块多银元。湖南一师的老师同学赞扬他们“身无半文，心忧天下”。后来，毛泽东回忆，这次游学，“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萧子升“放不下架子，只写对子，不送对子，我帮他听差，只好去送对子。人家拿钱，一块也好，一串也好，我总不争，不受对子只拿钱的我就不要。一共搞得光洋八十多块。”
同年秋，毛泽东当选为湖南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此前，这些职务均由学监和教员担任。他开创了学生任此职务的先例。
他主持湖南第一师范学友会的第一件大事，是主办工人夜学，开创工人工作。他用白话文起草的工人夜学招生广告写道：“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话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过来的。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字、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这个通俗、明白易懂的招生广告，为工人考虑得具体周到，体现了毛泽东对工人浓厚、纯朴的思想感情。
他在第一师范还组织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1915年秋，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化名，在长沙各校大门口张贴了《征友启事》，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他联系，并指明是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做朋友。经过多年的酝酿，上百次的讨论，1918年4月正式建立了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成立，是受杨昌济“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影响，发起的根本原因是“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因此规定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这反映了当时思想界以“改造国民性”作为改造社会的主张。“新民学会”的命名，也反映了毛泽东等人还有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
1918年夏，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他在第一师范期间，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他这时的思想，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毕业后，他组织新民学会内的几个同学在岳麓书院半学斋设立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就是明证。后因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蔡和森、毛泽东、张昆弟都先后去北京，“事无成议”。毛泽东虽有“游学”、主办工人夜校，接近、了解、帮助工农的活动，但还是在圣人创世界——“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的观点指导下的活动，还不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但是，又如他自己所说：这时，“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这在他无数的论文、笔记和行动中得到了说明。］
7月1日（五月十三日）张勋、康有为、王士珍、江朝宗等拥清废帝溥仪在京复辟，改民国六年7月1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溥仪封黎元洪为一等公，授张勋、王士珍、陈宝琚、梁敦彦、刘廷琚、袁大化、张镇芳为内阁议政大臣，授张勋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冯国璋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陈荣廷两广总督，曹锟、齐耀琳、倪嗣冲等等为各省巡抚、都统、提督。张勋派梁鼎芬至总统府劝黎元洪退位，遭拒绝。黎元洪通电否认还政，并望各省迅即出师讨贼，恢复共和。梁启超通电反对复辟。
7月3日，段祺瑞举兵马，讨伐张勋，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冯国璋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宣布兴师问罪。北洋派将领曹锟、吴佩孚等，西南军事将领李烈钧、张开儒、方声涛等，海军总司令程璧光，广东省长朱庆澜，两广巡阅使陆荣廷等通电反对复辟，讨伐张勋。
7月4日，冯国璋、段祺瑞联名通电，列举张勋八大罪状，宣布已率劲旅，南北策应，肃清畿甸，犁扫逆巢。段琪瑞宣布就国务总理职，并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派段芝贵为东路司令，曹锟为西路司令，由京津、京汉两路进攻北京。孙中山与程璧光、唐绍仪等商迎黎元洪来上海设立政府，并电两院议员盼全体南下，自由集会，电西南六省促速商建立临时政府。
7月12日，讨逆军克复京师，张勋匿居荷兰驻华使馆，复辟失败。
8月14日段祺瑞在北京对德宣战，借机扩充皖系势力、消除异已，梦想实现“武力统一”；西南军阀出于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借“护法”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而表示愿与孙中山合作。
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谓：“愚于近人，独服曾国藩。观其收捡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
“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
“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
（“大本大源”，就是“宇宙之真理”）
“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致黎锦熙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邵西先生阁下：
省城一面，几回欲通音问，懒惰未果。近日以来，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昨十六日回省，二十日入校，二十二日开学，明日开讲。乘暇作此信，将胸中所见，陈求指答，幸垂察焉。
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而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毕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处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之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自昔无知识，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也，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道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今人学为文，即好议论，能推断是非，下笔千言，世即誉之为有才，不知此亦妄也。彼其有所议论，皆其心中之臆见，未尝有当于宇宙事理之真。彼既未曾略用研究工夫，真理从何而来？故某公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也。顾既腾之以为口说，世方以为贤者之言，奉而行矣，今乃知其为妄，宁不误尽天下！弟亦颇有蹈此弊倾向，今后宜戒，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阁下以为何如？
圣人，既得大本者【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惟宗教家见众人以为神奇，则自神奇之，如耶苏、摩哈默德、释迦牟尼。）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吾见今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大亦不可哀哉！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某君语弟：人何以愚者多而智者少哉？老朽者聪明已蔽，语之以真理而不能听，促之而能动，是亦固然不足怪。惟少年亦多不顾道理之人，只欲冥行，即如上哲学讲堂，只昏昏欲睡，不能入耳。死生亦大矣，此问题都不求解释，只顾目前稊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弟谓此种人，大都可悯。彼其不顾道理者，千百年恶社会所陶铸而然，非彼所能自主也，且亦大可怜矣。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愚者当前，则只曰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此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一种笼统之社会制裁，则对于善者鼓吹之，对于恶者裁抑之。一切之人，被驱于此制裁之下，则相率为善不为恶，如今之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种种之德，无非盲目的动作。此种事实固佳，而要其制裁与被制裁两面之心理，则固尽为盲目的也，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吾人欲使此愚人而归于智，非普及哲学不可。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知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他日当为书与阁下详论之。现届毕业不远，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强而为之，定惟徒费日力，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为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惧。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家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未立，所忧盖有三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三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三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阁下于此，不知赞否若何？又阁下于自己进修之筹画，愿示规模，作我楷法。思深言长，聊欲尽意，不觉其琐。
乡弟泽东谨上八月二十三日］
黎阅此信后在日记中写道：“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8月25日，孙中山召集“非常国会”，决议组织护法军政府。
段祺瑞重新上台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在上海集合同志发表《讨逆宣言》。
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首脑，称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
孙中山通电全国宣布段祺瑞为民国叛逆，否认北京政府的合法地位，誓师北上，发动了护法战争。
9月10日（七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
九月间，与蔡和森等人结伴到湘江游泳、冒大风雨登岳麓山锻炼体魄。
爬山、露宿、风浴雨浴也是毛泽东锻炼身体的方法。1917年9月23日张昆弟的日记中还记有：“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后，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起，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点钟矣。”有一夜，暴风、雷电交加的时候，毛泽东遍身水淋淋地来到蔡和森家，原来他刚从岳麓山顶跑下来，他解释道，这是为了体验《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那句话的情味，并借以锻炼自己的胆量。
张昆弟记毛泽东的两次谈话（一九一七年九月）。
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
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
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又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9月25日与罗学瓒等发起成立一师湘潭校友会。
10月8日一师学友会改选，毛泽东当选为总务（实际主持会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以前均为教员担任）。
10月30日，毛泽东执笔写作了《工人夜校招生广告》，写明了“这个夜校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得到了众多工人的响应。
10月底至12月，主办一师工人夜学。起草招生广告，招生120人。毛泽东主持开学仪式，兼任历史课教员，设置并填写夜学日志。
11月7日，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毛泽东1949年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1917年11月10日，孙中山给列宁一信，代表国民党向布尔什维克党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争。
列宁称这封信是“东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代表列宁回信：“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我们的失败就是你们的失败，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在这伟大的斗争中团结起来”。］
11月9日，工人夜校开学后，毛泽东白天上课学习，夜间给工人们讲授历史，还要执笔主写《夜校日记》，将一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但他从不觉得辛苦，反倒认为这正是磨练自己的好时机。
15日，率学生自愿军缴直系傅良佐部溃兵3000人枪。
［政局动荡不安，造成了长沙街头满是散兵游勇。11月间，毛泽东组织一师的学生志愿军100多人，出小吴门设伏进行截击，收缴了北洋军一旅溃兵的武器。
在此次截击中，毛泽东看准了时机认真组织、充分利用地形周密部署，指挥得当、果断出击而大获全胜，首次表现了他在军事上的指挥才能。］
李敏回忆录：
“1917年11月，爸爸做了这样一件事，从这件事发生的过程里，人们看到了爸爸初露的军事才能。
原来，一天下午，北洋军阀的一支部队由湘潭、株洲向长沙溃退。当时长沙一带兵力空虚，溃军则大肆骚扰百姓，到处抢掠。
消息传到了学校，人们都不由得慌乱起来。
爸爸稳住了大家的情绪，对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对大家说：现在溃兵疲惫不堪，只要我们把学校的学生志愿军组织起来加上城里的警察，就可以击败溃军。
学校同意了爸爸的意见，并让他具体负责实施这个计划。
爸爸于是组织了200多位大胆的志愿军，手拿木棍，分成三队，对溃军形成了包围之势。
溃军小心地逼近了，距布防不远时，爸爸命令警察开枪，学生志愿军则在煤油桶内燃放起鞭炮，并齐声呐喊：“缴枪没事！”“缴枪没事”。溃军十分心虚，遭到这个袭击，便不敢抵抗了。他们还真的缴了枪。
爸爸免去了长沙城及学校的一场兵灾，他的胆略表现出来了。”
12月下旬到济阳南乡文家市铁炉冲陈绍休家、西乡土桥炭坡大屋陈章甫家走访，并作社会调查。
［10月下旬，毛泽东基于尽可能多地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以学友会的名义开始筹办工人夜校。指出：“……现实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犹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一种神圣不可捉摸之物……疏通隔阂，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此则千百年后改良、进步之成绩。”
12月，毛泽东开始筹备成立新民学会，准备“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
《自传》：
“在一九一七年，我和几个友人发起了新民学会。会员约七八十，其中有许多人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中成了有名的人物。
这许多团体大半都是在陈独秀编辑的著名新文化运动杂志——《新青年》影响下组织起来的。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读这本杂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
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帮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我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
这年下半年至次年上半年在听杨昌济所授“修身”课期间，在作为教材的泡尔生所著《伦理学原理》上，写了约一万五千字的批注。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最后几年，主要是按照自己的自学计划学习哲学、伦理学，对不感兴趣的课程应付了事，甚至根本不进教室，而去自修室。教师们都理解他，谅解他，称他是“一个特殊的学生”。
他仔细研读了鲍尔生著、蔡元培译、杨昌济讲授的《伦理学原理》。该书约有10万余字，毛泽东在书的天地行间写的批注有15000余字，不少篇章留下了用红、黑笔打记的圈点、单框、三角、叉等符号。这是一本二元论的书。1950年周世钊去北京把这本书送还毛泽东。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派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当年，毛泽东批注的内容都是抒发自己的伦理观、人生观、宇宙观、历史观，以及对原著观点的批判和引申，少数是对原著观点的简要赞同语和章节目的提要。凡原著中合乎自己的观点的地方，不论唯物论还是唯心论，他都圈点、写眉批。
从《伦理学原理》批语中，可以得知他这时的思想观点是：1、认为“个人有无限之价值”，“发达个性”，强调个性解放，从“无我论”到“唯我论”，即强调“个人精神主义”，强调加强伦理修养、完善身心，歌颂“心之力”。2、主张变革，变革旧传统、旧思想，创建新观点、新思想。3、重事实、重现在、重实行。4、重矛盾、重斗争、重转化，有辩证思想。不过，他这时的辩证思想过于强调相对性，如观念即存在，有限即无限，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这就把辨证法变成了相对主义了。
1917年毛泽东《伦理学读书笔记》（摘录）：
“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以排除之。此种之动力，乃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全其人格之源，即此书所谓自然之冲动，所谓性癖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
“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虽有迷信之人，此乃吾人称其人过甚之言，彼未有自认为迷信者也。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凡知识必建为信仰，当其知识之时，即心以为然，此以为然之状态，即信仰也。吾人既由道德哲学而知良心之内容，则其对于良心之服从也必更勇。否则，既知不信，必陷于矛盾，必彷徨而无孔不入适。”
“偷盗之不可为者，最大者为人格方面之关系。其次则为幸福方面之关系。偷盗为暗昧之行径，为卑劣之手段，为之，于其人格之尊严立时破坏也。”
“如阴阳、上下、大孝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之类皆是。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
“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
“余曰：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想，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保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
“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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