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杨昌济在病中写信给他的好友章士钊介绍毛泽东：“吾郑重语君：毛、蔡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须先重二子。二子当代英才，望善视之！”
毛泽东持杨信只身赴章士钊处，请求他协助筹借款项，资助湘籍青年留法作路费。章士钊慨然许诺为其捐募。
1月5日，陈独秀发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支持“驱张”运动。
1月16日，杨昌济病逝，毛泽东以半生半婿的身份参加守灵。
［杨昌济逝世后，友人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撰文说：“杨先生在长沙，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其欣赏毛泽东、蔡和森。”］
1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刊发了毛泽东所撰写的《湖南各界公民向北京府院控张敬尧十大罪呈文》：“窃以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用是缕陈前情，迫恳大总统迅将湘督张敬尧撤任回京，尽法惩办。”
1月下旬，毛泽东在北京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在北京的一年中，毛泽东认真研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开始确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23日，父亲毛贻昌去世，下葬于韶山南岸楠竹山。
［1959年，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虔诚地为父母扫墓。对陪同他的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回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下旬，与开慧一家扶柩南下，葬岳父于板仓。
杨开慧归长沙后就读美教会学校福湘女中。
1月8日，和邓中夏、罗章龙等在北京陶然亭聚会，讨论驱张问题。
1月28日，参加湖南各代表团联合请愿行动，并作为与政府谈判的六位代表之一，揭露张敬尧的罪行。
在京加入李大钊、王光祈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
2月间，毛泽东写信给他一师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陶毅。
“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们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
这时毛泽东在北京经常去找李大钊，从他那里受教和求询“驱张”的斗争策略，同时想组织新民学会的一些会员到俄国去学习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他写信给周世钊、陶毅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文明国，我想三两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这桩事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
2月，在《湘潮》发表《湖南问题的解决》。
3月7日，与陈独秀、彭璜等人联署的《上海工读互相团募捐启》，在上海《申报》刊出。
3月12日，致函黎锦熙，谈湖南改造问题，并随信寄去《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
3月14日，致周士钊信，谈创办自修大学设想。毛泽东再次写信给周世钊，谈了他想“在很经济的可能的范围内”，“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办一个自修大学”“实行共产的生活”，并重新讲了“组织一个游俄队”的意愿。
3月间，毛泽东回到北京。
4月1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
这是一个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彭璜、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由旅沪的一些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成。
4月7日，往八道湾访周作人。
4月11日，毛泽东离京去上海。途中游览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地。
在曲阜，毛泽东拜访了孔子故里。
［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人离开北京后，毛泽东手中的钱只够他买到抵达天津的车票，到天津后不知道如何再往前走。幸好，遇到一位从北京孔德学校筹到一些钱的同学（朱谦之），借给了他10元钱，才使他能够买一张到浦口去的车票。
在前往浦口途中，毛泽东特意在山东曲阜停了下来，去看了“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的墓地和孔庙，并在相传是孔子栽种的一株枯树前停留，其实那株枯树是孔子的弟子子贡在孔子死后为其先师守灵时栽种的；然后，毛泽东又去了曲阜县城北端的陋巷街，看了孔子的弟子颜回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离开曲阜向南不远的邹县，毛泽东又去看了孟子的出生地。
在这次旅行中，毛泽东还专程去登了东岳泰山，徒步绕行了江苏徐州的城墙，因为徐州曾经是三国时期的刘备战斗过的地方；再往南，毛泽东又在南京城落脚，游览了这座赫赫有名的历史古城。
当他到达浦口时，身上已经是一文不名了。
这时的毛泽东既没有钱买去上海的车票，又被小偷偷走了他仅有的一双鞋；正在他为难之际，幸好在火车站遇见了他的一位湖南朋友，成了他的“救命菩萨”。
朋友借钱给他买了一双鞋和去上海的车票。一路上，毛泽东紧盯着自己的新鞋，生怕再被人偷跑了。］
5月，到上海，住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
“毛在上海日子开始很难，他为大班和富有的买办洗烫衣服并要来回取送。
作为洗衣店的帮工，他每月的报酬是十二至十五块钱。其中要有大约八块钱用作车费，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和私宅及旅店之间。如果说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对上海很少露出笑脸的话，我们不难理解个中缘由。”
杨昌济生前的好友章士钊在商界募集了二万元大洋如数交给毛泽东，协助他把第二批湖南学生送到法国去。余下来的一些钱由毛泽东带在身上，供他回湖南去开展革命活动使用。
《自传》：
“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章士钊）已募有一大笔款子（两万银元）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
［章含之回忆录：1964年初，主席读完英文之后，要我陪他在寒风中散步，主席身体极健，不戴围巾、帽子，我却“全副武装”还觉得冷。
散步时，主席突然问我：“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欠了他一笔债还没还呢？”我以为主席在开玩笑，我说父亲没有讲过。要是主席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
于是，毛主席告诉我，一九二〇年，毛主席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
毛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还他这笔欠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
毛又说：“你们那位老人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债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主席必定派徐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一九七二年送满累计两万元。
一九七三年的春节过后不久，毛主席问送给父亲的钱送去没有。我说：“今年没有送。”我说父亲当初说“那就只收十年。”
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了。”（章含之，乃章士钊养女。）］
5月8日，同旅沪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聚会，会议提出，学会应劝“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态度。送别第二批赴法人员萧子升等赴法。
5月中旬，到环龙路44号医院看望孙中山。会见廖仲恺。
到老鱼阳里2号《新青年》社见陈独秀，认真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在这次赴京、沪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在与陈独秀等人的接触中，曾讨论当时自己组织的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和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自传》：
“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致黎锦熙信（一九二○年六月七日）：
同住都有意往俄，我也决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二年后，俄路通行即往。想找一俄人，学习俄语，此时尚未找到。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他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
文字学、言语学、和每时学，我都很想研究，一难得书，二不得空时，懈怠因循，只好说“今日不学又有明日”罢了。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
6月11日，湘人痛恨的张敬尧被逐出长沙，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
于张敬尧被赶出湖南的当天，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一文，提出湖南人应为废除督军制、实行湖南民治而努力。
14日，毛泽东将原先写好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发表于上海《申报》。这个月内，毛泽东还接连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阐明他的主张。毛泽东感到，张敬尧走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根除的办法是废除督军，裁减兵员以“推倒武力”统治；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他认为，一省一省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以得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当时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腐败而又专横，打着“武力统一”的旗号，连年发动对南方的征伐战争，许多人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地方自治或联省自治上面。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曾表示赞同。李大钊甚至说过：“依我看来，非行联治（邦）主义，不能改造中国。”这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小的。在北京，他就同罗章龙讨论过，想把湖南搞成中国的先进地区，就像西方古希腊的斯巴达、德国的普鲁士那样。[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从湖南到北京）》（１９７９年５月），《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５２０页。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新潮》第１卷第２号。]
从上海回湖南后，尽管他已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但对社会改良的手段仍抱有某些期望。不在实践中尝试一下，人们是很难轻易放弃自己选择过的思想武器的。毛泽东回到湖南后，曾在七月九日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7月5日，毛泽东回湖南，全力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党团的组织和湖南自治运动。首先创办长沙文化书社，传播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文化书社的任务是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传播这枝小花。第二、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组织留俄勤工俭学。第三、发起湖南自治运动，领导湖南人民争取自治自决的斗争。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依靠人民制定法律，实现自治的主张。他想通过立法的办法实现政治改良。他发动人民游行、请愿，遭到当政者的镇压。
7月7日，从上海回到长沙。
途经武汉时，与恽代英等商讨了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及文化书社与利群书社的联系问题。
［1920年7月，毛泽东领导驱张运动从北京返回湖南后，身穿破长衫，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长沙福湘女校，在选修班的教室旁找到了杨开慧。回湘后的重逢使两人格外高兴。毛泽东邀请杨开慧去省学联帮助他工作，杨开慧一口答应。］
7月22日，新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发表了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通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他的目的是笼络人心，维护他还没有巩固的统治，抵制北洋军阀政府的再度干预。但湖南社会各界，由于长期深受北洋军阀之苦，由于谭延闿当时打着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再加上毛泽东等此前对湖南自治的广泛宣传，许多人对谭的诺言寄予很大希望。各种社团和知识界人士纷纷发表主张，提倡“民治主义”、“湖南自治”。
谭延闿发表“通电”时，毛泽东正在韶山乡下休息。
7月初，毛泽东与彭璜、何叔衡等发起“湖南改进促成会”。
7月31日，长沙《大公报》刊登了毛泽东的文章《发起文化书社》。毛泽东在文章中说：“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
7月下旬，参加发起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起草了会章和宣言，当选为文牍干事。
7月底至9月上旬，与易礼容等筹办文化书社。他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文化书社组织大纲》等先后发表。
［在一位与他关系颇好的女同学——她也是杨教授最好的学生之一——的帮助下，毛创办了文化书社，在湖南传播左翼文化的种子。“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他在“文化书社缘起”中写道。
毛在湘雅医院以低租金租了三间房作文化书社社址，并且还从杨开慧的母亲那里得到了经济上的援助。他甚至请书法甚好的军阀谭延闿为书社写招牌，出席开业仪式。在那个下午的开业礼典上，两个冤家对头握手言欢了。
书社营业很好，不久就在其他城镇成立了七个分社。初期最畅销的书籍有（都是中文书刊）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之研究》等，杂志有《新青年》、《新生活》、《新教育》和《劳动界》。］
8月间，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邀约毛泽东在湖南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蔡和森的来信（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两封信）促进了毛泽东相继组织党、团的活动。蔡和森来信说：“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毛泽东复信“知了就要行的。”约在1920年10月，毛泽东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团；11月底12月初建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元月，毛泽东高兴地复信蔡和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长沙党组织，是陈独秀组织的共产党的一部分。
《自传》：
“我第二次赴沪时，我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的信仰坚定不移。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8月2日，在楚怡小学校召开文化书社发起人会议，被推为筹备员之一。与何叔衡、彭璜、方维夏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和留俄勤工俭学。
［9月1日，他赶回长沙，立即参加湖南自治的讨论。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个人或联名在长沙《大公报》和上海的报纸上连续发表十四篇文章，系统地提出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有意把“湘人治湘”和“湘人自治”相混淆，实质是想借湖南人的家乡观念，为他们这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开路。毛泽东提出，湖南人民要求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因为“湘人治湘”是“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他要求把“湖南自治”搞成发自下层的政治运动。他心目中的榜样是俄国，“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民在那里办理”。
湘人自治采取什么形式呢？毛泽东设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他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他觉得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国“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这实是进行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毛泽东号召湖南带个头，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国”。他认为，湖南在驱张成功后，已经摆脱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可能率先这样去做。他设想：在这个国家里，废除军阀统治，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等等。
毛泽东这种近乎惊世骇俗的构想是大胆的，但又是空想的。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上还存在的内在矛盾：这个用来率先示范的“湖南共和国”其实近似一种放大了的“新村”；由各种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联合起来，用舆论的力量来推动谭延闿实行湖南自治，又近似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鼓吹的“呼声革命”。只要有机会，他都还想试一试。］
9月9日，与友人合租长沙潮宗街56号，“文化书社”正式营业。
连续在湖南《大公报》发表多篇文章，评论湖南自治问题。
9月16日，毛泽东与姜济寰、易培基、方维夏、何叔衡等人筹备的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在成立会上，他当选为书记干事。
9月，毛泽东受聘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主事。
毛泽东参加发动湖南自治运动，先后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等8篇关于湖南自治的文章。
［何按：此时毛泽东发起湖南自治运动，把各省自决自治看作是拯救中国的方法。他说：“胡适之先生有20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取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之外，一概不理”。］
9月27日，长沙《大公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篇文章《释疑》。在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毛不修边幅。“你可以从他的脖子和身上刮下斤把灰尘”，一个同僚回忆说。在饭店吃饭时，他用袖子擦去洒在桌上的饭粒和酒。他常常是穿鞋不穿袜子，或是让袜子搭拉在鞋面上（他的这种习惯保持了几十年）。］
10月4日，在长沙总商会召开各界联合会。
5日，与376人在长沙各报联合发表《建设新湖南建议》书。
10月8日，出席省城教育界和其他各界人士大会，并任大会主席，讨论关于湖南自治的实施问题。起草省治请愿书。
湖南教育学会邀蔡元培、章炳麟、罗素、杜威等人来长沙讲演。
10月10日，参与组织长沙各界两万余人的自治运动请愿游行。
10月22日，与易礼容、彭璜等出席文化书社第一次议事会。由他执笔的《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为会议所通过。
10月26日，毛泽东被湖南《大公报》特邀为杜威、罗素、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来湘讲演的记录员。
10月先后发表了《“全自治”与“半自治”》等6篇关于湖南自治的文章。
当收到陈独秀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开始在湖南发展团员，筹建长沙团组织。
11月中下旬，毛泽东到江西萍乡、湖南醴陵等地考察了工人、农民的生活、生产和思想状况等情况。
11月下旬，在江西萍乡考察时，毛泽东分别致函留法的向警予、罗学瓒、欧阳泽，在京的罗章龙，留学南洋的张国基、李思安等会友。在这些信中，他总结了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湖南自立为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
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
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致罗章龙信，“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
11月26日，毛泽东写信给罗学瓒，谈处世与治学方面：“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
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
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
由劳动得来的生活是真快乐。
社会方面，须设法造成好的环境。个人方面，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至少也要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
务使全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解释。”
11月，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和第二集。
给第一师范张文亮寄去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要他积极慎重地发展团员。
毛泽东与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第一个共产主义活动小组。
［何按：在1918年到1920年间，毛两度赴京。1920年初，他在李大钊、王光祈介绍下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是“少中”的主要创始人。
这个学会是五四时期一个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分布最广、时间最长的全国性青年社团，几乎聚集了全国各地、各青年社团的精英分子。它筹组于五四前一年（1918年），成立于五四后一个多月（1919.6），发起人是王光祈、曾琦、李大钊、周太玄、张梦九、雷宝菁等人。会员中还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沈泽民、高君宇、刘仁静、赵世炎、张闻天、黄日葵；成为青年党的有左舜生、李璜（这两人与曾琦并称青年党的曾、左、李）余家菊、陈启天；先为中共、后为国民党的有周佛海；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界的更多，著名的有：杨钟舰、舒新城、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张申府、许德珩、易君左、郑伯奇、李初梨、方东美、周炳琳、康白情、恽震等人。
1920年至1921年间的“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一次是1925年底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前者，毛这样填：“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教育学；终身欲从身之事业：教育事业；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教育事业之月薪酬报及文字稿费。”
毛泽东晚年对斯诺说，他不要“四个伟大”，只想留一个：“伟大导师”。并且说明，这导师就是英语的teacher，他本来就是教师。至于“维持生活”的文字稿费，更是做到了的——也许它在数字上不能与西方作家的稿酬相比，但作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著作的作者，这笔稿酬收入意义是不同寻常的。而且，作为最高领袖，他一生私人名下的财产主要也是来自稿费。］
［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他获得了教训。他在同年11月25日致新民学会会友信，说：我对湖南政界“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了。我想对他们的法子……（惟有）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
毛泽东致罗学瓒信（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荣熙兄：
兄七月十四日的信，所论各节，透澈之至。身体诚哉是一个大问题。你谓中国读书人，以身殉学，是由于家庭，社会，和学校的环境太坏造成的，这是客观方面的原因，诚哉不错。尚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就是心理上的惰性。如读书成了习惯，便一直读下去不知休息。照卫生的法则，用脑一点钟，应休息十五分钟，弟则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并非乐此不疲，实是疲而不舍。我看中国下力人身体并不弱，身体弱就只有读书人。要矫正这弊病，社会方面，须设法造成好的环境。个人方面，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至少也要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怀中先生在时，曾屡劝我要节势〈劳〉，要多休息，但我总不能信他的话。现在我决定在城市住两个月，必要到乡村住一个星期，这次便是因休息到萍乡，以后拟每两个月要出游一次。
四种迷，说得最透澈，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人每人给一张就好。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然〈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惟我的感情不是你所指的那些例，乃是对人的问题，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发见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信用。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作文时也有）。
“工学励志会”，听说改成了“工学世界社”，详情我不知，请你将组织，进行，事务等，告我一信。通信尚未到。交换报一节弟可办到。请陆续将稿寄来（寄长沙文化书社交弟）。
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获〈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在事实上，天下无数男女的怨声，乃均发现于这种婚姻制度的下面。我想现在反对婚姻制度巳〈已〉经有好多人说了，就只没有人实行。所以不实行，就只是“怕”。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巳〈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想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巳〈已〉有婚约的，解除婚约（我反对人道主义）。没有婚约的，实行不要婚约。
同盟组成了，同盟的各员立刻组成同盟军。开初只取消极的态度，对外“防御”反对我们的敌人，对内好生整理内部的秩序，务使同盟内的各员，都践实“废婚姻”这条盟约。稍后，就可取积极的态度，开始向世界“宣传”，开始“攻击”反对我们的敌人，务使全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解放，都纳入同盟做同盟的一员。我这些话好像是笑话，实则兄所痛憾的那些“家庭之苦”，非用这种好笑的办法，无可避免。假如没有人赞成我的办法，我“一个人的同盟”是已经结起了的。我觉得凡在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我是早巳〈已〉宣言不愿加入这个强奸团的。你如不赞成我的意见，便请你将反对的意见与出。此祝进步。
弟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12月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肖子升及留法的全体新民学会会员复了一封很长的信，详谈了新民学会的方针是“改造中国与世界”，方法是赞成蔡和森前些日子来信的主张：“先要组织共产党”、“走俄国人的道路”。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深切赞同”；对无政府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还于1921年元旦，召集新民学会长沙会友讨论蔡和森的来信。在第一天的讨论会上，何叔衡主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赞同何叔衡的发言，并加以发挥。他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教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独尊马克思主义了。］
致蔡和森等（一九二○年十二月一日）：
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方法问题。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做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昇则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俄工——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
我对子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和子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地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地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工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12月5日至6日，长沙《大公报》连续发表毛泽东的文章《怎样去做才有真正的劳工团体出现》，指出：“工人们要想和雇主奋斗，应该先有强固的团体，然后才不会失败，没有强固的团体以作后援，贸然向雇主宣战，没有不失败的。中国各地方的劳动者，也屡次发生罢工风潮，结果多半是失败，就是没有强固的劳工团体的缘故，所以现在中国的劳工运动，最要紧的一着，就是赶紧组织一个强固的劳工团体。”
他明确指出新民学会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一种是已出国的，可分为二，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底的学者，……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一种是未出国的，亦分为二，一是在省内及国内学校求学的，当然以求学诸能做本位；一是从事社会运动的，可从各方面发起并实行各种有价值之社会运动及社会事业。
惟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会习气，尤其不要忘记我们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计划。”
15日，在长沙报纸上刊登致警察厅公开信。
12月间，毛泽东还在长沙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杨开慧等十几人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
毛泽东在长沙组建了多个共产主义小组，其主要成员都是新民学会的会员。
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中，毛泽东要求学员们努力做到：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
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
不标榜，不张扬，不求急效，不依赖旧势力。
头脑清新，富战斗精神、互助及牺牲精神。
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
［冬天，两人便结婚了。寒假相约到板仓过春节。婚事不摆酒席，不做嫁妆，不坐花轿，不举行婚礼。用他们两人的话说，是“不作俗人之举”。这在当时是惊世之举。
婚后，杨开慧继续在学校学习。每逢假日，便从学校出来与毛泽东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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