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指冯友兰——引者注)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摘自冯友兰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15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
教祺毛泽东——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冯友兰小传
冯友兰(1895—1990年)，字芝生，汉族，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其父字台异，字树候，清光绪戊戌科进士。冯友兰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系)。1919年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读研究生，从师新实在论者孟太格，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回中国。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28年至1952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主任，其间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教的同时，冯
友兰于1926年出版了《人生哲学》一书，193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有英文、日文译本。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总共写了六部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1947年，他用英文写成《中国哲学小史》，这本书有法文、意大利文、南斯拉夫文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共2册。1990年7月，他以95岁高龄完成了7卷本150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同年11月与世长辞。
幼年时，冯友兰在家里的私塾读书，其间接触了一些新东西，还阅读了诸如《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刊。1912年，冯友兰考取上海的中国公学。当时学校无论开设什么课，都采用英文原书，有一门课程是逻辑，所用的课本，是耶芳斯的《逻辑要义》，先来的一位先生，公开地把这本书当一本英文读本来教。从此，冯友兰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己钻研，做习题，由此又引发了他对哲学的兴趣。正是这个兴趣使冯友兰在1915年8月投考了北京大学学哲学，毕业后又回到开封，在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执教。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冯友兰与几位好友也在河南宣传新文化，响应五四运动，他们办了一个刊物《心声》，冯友兰任编辑。他在起草的发刊词中写道：“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进进步。”
1919年，冯友兰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当研究生，从师新实在论者孟太格。在学习中，他发现中国与西方交战，打了败仗，中国落后了，落后的原因在于中国没有近代科学；而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不是因为中国人愚昧，“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中国的传统哲学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力求理智的满足；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为最终目的。中西方哲学的两种理想、两种追求造成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在中西文化交战中屡战屡败。以此观点，冯友兰用英文写成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用英文原文出版)。后又用中文写出来，作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人生哲学》教科书，于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就是《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中文本，只有最后两章是附加上去的。这最后两章是他于1923年写的一篇讲演稿。商务印书馆先已将这两篇文章列于他们出版的《小百科全书》，题名为《一个新人生观》。《人生哲学》是冯友兰在20世纪20年代的主要著作。
冯友兰于1923年在美国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回中国，任中州大学文科主任。1925年到广东大学执教，不久又转至燕京大学。为什么要去广州？实际上，冯友兰主要是想到广州看看这个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人心都倾向广州，好像在抗战时期倾向延安那样。那时候，孙中山先生已去世了。广东一省，又为本省的几个军阀所割据。所谓革命中心的国民政府的权力，只能及于广州这个城市。冯友兰离开开封以前，碰见于右任，便问他：“广州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于右任回答他：“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友兰当然是想当一个革命的人，就决定去了。在燕京大学时，北京的教育界非常困难，为数不多的教育经费，也被军阀们挪用了。学校往往只发几成的工资。有一个教授，同时在四个大学教课，到了年节，四个大学都发不出工资，当时称为“四大皆空”。那时教育界人所羡慕的有两个大学：一个是清华大学，一个是燕京大学。这两个大学都是每月工资照发。冯友兰在燕京大学占了一个地位，在当时真是可遇而不可求，但他又总觉得燕京不是“安身立命之地”。冯友兰这一段的哲学思想转变过程，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他在《一个新人生观》一文中，将不同的哲学学说揉合在一起，扼要地论述了宇宙观、认识论、人生观等哲学问题，内容芜杂，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体系。其中有些思想观点后来被纳入新理学体系，成为新理学的因素并得到发展，有些思想观念后来被冯友兰放弃了。
1928年，冯友兰离开燕京大学到清华大学执教，任哲学教授，后担任文学院院长。这一段时期他讲授的是中国哲学，通过多年积累，至1934年，冯友兰完成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此书的出版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这本书后来由美国学者卜德(Derk Bodde)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迄今它仍是西方人系统地了解中国哲学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
冯友兰于1934年暑假后，出访了欧洲，观光了英、德、法等国，后又获准访苏。当时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通过阅读苏联出版的英文小报，冯友兰亲眼目睹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劳作，他的结论是：“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这种评价真实而不带偏见。他还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每天所报导的消息，大都是关于政治的和在政治上出头露面的人物，有时甚至把他们的穿戴都作详细的
描写。而苏联的报纸所报道的几乎完全是工农业生产情况和劳动模范等先进人物的事迹。当时我想，这大概就是苏联的新社会和旧社会不同的地方吧。”
回国后，冯友兰作了两次演讲，一次讲演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讲演题为《秦汉历史哲学》。后一次演讲是借题发挥，借研究秦汉历史哲学之名介绍他所了解、接受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演讲中，他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此次演讲稿后来收进他193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补》。这时，冯友兰的所言所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满，于是国民党政府下令逮捕了他。后来迫于全国民主势力的压力，国民党未能进一步加害于冯友兰，旋即将他予以释放。鲁迅在这一年12月18日致杨霁云的信中说：“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它了。”这时的冯友兰，好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他可以乘此机会与南京政府决裂，大闹一场，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行列，或者继续过去的那个样子，更加谨小慎微，以避免特务的注意。“……我如果走前一条路是会得到全社会的支援，可以大干一番。可是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还是走了后一条路。”在《三松堂全集》第1卷中冯友兰写道：“联大文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后不久，有一天，蒋梦麟约我们五位院长到他家谈话。他说：‘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如果还不是，可以邀请加入。如果你们同意加入，也不需要办填表手续，过两天我给你们把党证送去就是了。’当时只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表示不同意，其余都没有发言表态。我回家商量，认为我已经有过被逮捕的那一段事情。如果反对蒋梦麟的提议，恐怕重庆政府方面说是不合作，就只好默认了。过了几天，蒋梦麟果然送来了党证。”在这本书里，冯友兰还写道，蒋介石在重庆办了一个中央训练团，叫他手下的人轮流集中受训，每半年为一期。训练的目的，是培养他们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盲目服从的感情。训练团中，也开了一些知识性的课程，聘请当时各大学的教授担任讲课老师。冯友兰也被聘担任讲授一门课的老师，课程题目是：“中国固有道德”，时间是每隔两三个星期讲一次不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清华大学被迫迁至湖南长沙岳麓山下，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又易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任文学院院长。在从北方南迁至南方一古城的途中，司机请大家在车进古城时把手放回窗内，而冯友兰却偏要将手放在窗外，他要体验这两者的区别，思考其普遍意义与特殊意义是什么，结论还未寻到，他的手臂就已经给折断了，只好住院治疗。
在长沙期间，师生偏居衡山之下，有如此安静之处读书，颇觉不易，汤用彤这时写他的《中国佛学史》，闻一多考订《周易》，冯友兰完成了酝酿多年的《新理学》一书的主要章节的写作。这时虽然大家埋首著述，但一想到战事，一想到中国沦亡的险情，不免感慨万分，倍觉凄凉。一次，冯友兰在诗中写道：“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
在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总共写了6部书：《新理学》(1939年)、《新事论》(1934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34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这个新理学体系以《新理学》为核心；《新事论》以新理学方法来分析中西文化；《新原人》以新理学的宇宙观为基础阐明人生理想、人生哲学；《新原道》表明新理学是继承中国哲学的传统而创立的新哲学系统；《新知言》则阐明了新理学在世界哲学中的贡献和地位。在《新原人》的自序中，冯友兰写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昔尝以《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为《贞元三书》。近觉所欲言者甚多，不能以三书自限，亦不能以四书自限。世变方亟，所见日新，当随时尽所欲言，俟国家大业告成，然后汇此一时所作，总名之曰《贞元之际所著书》，以志艰危，且鸣盛世。”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他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之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
冯友兰在《人生哲学》中破除了人与自然、宇宙之间古人所谓的“天”之间的隔阂，提出“回复与万物为一体之境界”。他认为人与天本是一体，不过天有其全，人得其偏。人心通于天心，天假人以立心，人因心而知天。不过人之所知乃是从部分窥全体，所以永远是片断的、浅层的。他还认为自己生平立说，其他什么都可丢，唯有天地境界说不能丢。其要义为，世人都不过是宇宙的一分子，那么其思想行动都要能推动人类历史合乎规律的发展，以顺应宇宙进行的过程。冯友兰曾引用杨椒山的就义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与后人补。”来诠释他的天地境界说。
日本侵略者于1945年投降后，西南联大解散，清华、北大、南开大学三校师生北返时，在西南联大的校址立了一个纪念碑。碑文是冯友兰所作，碑文简明地叙述了抗战及三校离合的经过，接着说：“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以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直到解放后，冯友兰才逐渐认识到，这一代“南渡”的人之所以能活着回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成功所致。对于碑文引用的诗经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两句，他在《自序》的最后一章题为“明志”中说：我常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因为中国人既有辉煌的过去，又有伟大的将来。……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也是最新的国家。……新旧相续，源远流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将放出新的光彩。从以上文中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的心声，是一个诚挚的思想家内心的愿望。
1946年，冯友兰接受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邀请，到该校任客座教授一年，一方面，讲授中国哲学史，另一方面，还与卜德一起翻译他的《中国哲学史》。这时，他已取得了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因为给学生上课，冯友兰用英文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讲稿。这部讲稿，在1947年离开美国的时候，冯友兰将此讲稿交给纽约一家出版社出版，题名为《中国哲学小史》。这本书有法文和意大利文的翻译本，还有南斯拉夫的译本。1985年又出版了涂又光翻译的中文本。差不多同时，冯友兰的《新原道》也由一位英国朋友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题名为《中国哲学之精神》。
1947年，中国的局势急转，解放军节节胜利，全国解放在望。是归，是留？形势逼人，要求在美华人作出抉择。有些朋友劝冯友兰定居美国，冯友兰却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住下来，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俄。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于是他辞谢了当时有些地方的邀请，只于回国途中在夏威夷大学住了一学期，于1948年2月回到清华大学。是年12月，清华大学就先北京而解放了。在清华大学解放前夕，南京国民党政府委派青年部长陈雪屏(原西南联大训导长)来清华大学。席间，陈雪屏宣布，南京方面准备一架专机，来迎接诸位先生。冯友兰坚决拒绝，他说：“自此以后，我在人事上虽时有浮沉，但我心中安慰。我毕竟依附在祖国的大地上，没有一刻离开祖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开国大典前夕，有许多著名的大学教授给毛泽东写信，决心抛弃旧思想，学习新思想。在当时的环境感染下，冯友兰也在10月5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大意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八天后，毛泽东派专人送来回信。信的原文是：
友兰先生：
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此复，敬颂教祺！
毛泽东
10月13日
冯友兰没料到毛泽东的回信来得如此之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当时颇有意外之感，只是对信中“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有点反感。心想，什么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经过30多年后，冯友兰才开始懂得这句话：我说我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话真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它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那就更困难了。要想真正应用它到实际工作中去，那就非把它化为自己的思想的一部分不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得马克思主义“化”了才行，这样的“化”岂是三年五载的时间所能完成的？没有这样的程度，而要重新写《中国哲学史》，那也不会新到哪里，充其量也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生搬硬套而已。
同年的冬天，北京郊区开始土地改革，学校号召全校师生参加工作组。冯友兰与妻子都报了名，工作组一行有十人左右，工作区域是卢沟桥及附近村庄。工作组就驻在镇中一所小学里，生活和工作的条件极为艰苦，气温常在摄氏零下10度左右。室内外温差无几，晚上人们冷得发抖，清晨起来，毛巾、牙刷冰冻有如钢板一块，钢棒一根。吃饭分派在农民家里，一顿一户，叫吃“派饭”(付款)，有时吃一顿饭，来回步行一二里。小学无礼堂设备，每次村民大会都在室外小操坪上召开，冯友兰一站好几个钟头，他蓄有长须，雪花在长须上结成小冰珠，像一串串珍珠满须皆白。晚上还要到农民家“访贫问苦”，有时来回一二十里，冒着鹅毛大雪而去，脚踏积雪而归。
土改工作结束，工作组返校时，农民们依依不舍，特地为工作组准备了一辆小毛驴拉的车为工作组送行。冯友兰与妻子都坐在行李车上，挥手向农民告别，与冯友兰同去的有一个学生叫刘鄂培，是湖南人，生长在城市，从未坐过驴车甚至没有见过小毛驴，出于青年人的好奇心，自告奋勇，挥鞭赶车充当驾车人。一路上行车平稳，可车过丰台，小毛驴犟性发作，突然转向马路的一侧疾驰。刘鄂培慌了，大声吆喝：“吁……停！”小毛驴不但不听命令而且加速前进。“轰”的一声，小车翻倒在路旁的沟里，他马上爬起来，定睛一看，冯友兰及妻子都躺在杂乱的引李堆中。幸好，沟不太深，大家都未受伤，他连忙将二位扶起，同时已作好接受严厉训斥的准备。可谁知，平时说话略有些口吃的冯友兰，这次，却慢条斯理地说：“我看……这个毛驴……不懂得湖南话！”冯友兰以他那仁厚的胸怀和诙谐的语言，将一场惊险化为大家一阵欢笑。
返校后，冯友兰写了《参加土改的收获》一文：“在土改工作划分阶级的时候，每一个与土地有关的人都给他一个阶级成分，或是地主，或是贫农，等等。有些人是地主，可是每一个地主的特殊情形都不相同。有许多人是贫农，可是每一个贫农的特殊情形却不相同。这样看，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具体的共相。具体的共相就是共相与殊相的结合。也就是一般与个别的结合。了解了这个名词，我开始了解了我们以前的哲学思想的偏差。马列主义注重共相与具体的结合，一般与个别的结合，而我以前的哲学思想注重共相与具体的分离，一般与个别的分离。这个启示，对于我有很大的重要性。”
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请几位哲学家到他家吃饭，应邀的有金岳霖、郑昕、贺麟，也请了冯友兰。此前不久，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冯友兰是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作这一报告时，正值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故出席大会的委员都列席了最高国务会议，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冯友兰见到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既没有讲稿，也没有拿大纲，都像平常讲话一样，随随便便，有时还加上一些诙谐的话语。这时，冯友兰也应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时，正好和毛泽东是一组，小组会议在毛泽东家里开。当时冯友兰已经发表了《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其中说，一个命题有其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例如“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其抽象意义可以继承，而且实际上我们已经继承了。毛泽东一看见冯友兰进门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开会中间，毛泽东又让冯友兰发言，发言中冯友兰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他说道：照现在的讲法，有些很难讲通。毛泽东说：“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单化。”在散会的时候，毛泽东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 。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1964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冯友兰在会上就他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作了一个发言，闭会那天，毛泽东和中央全体领导同志接见到会的委员，并在一起照相。冯友兰恰好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座位背后的中间。毛泽东就座时看到他，拉着他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冯友兰说：“主席比我大。”毛泽东说：“不行了，我已经露出了老态”。接着毛泽东又问了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进行的情况，并说：“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吧？”冯友兰答道：“我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泽东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说到这里，刘少奇插言说：“你的发言很好，言简意赅。”周恩来也向毛泽东介绍冯友兰说：“这一次开会，他是三代同堂：任芝铭任老是他的岳父，孙维州是任老的外孙女，是第三代。”这次的谈话，无论是谈话的内容或是谈话的态度，使冯友兰感到毛泽东好像是对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回家后，冯友兰感慨不已，写了一首诗：
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
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
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
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196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开会，冯友兰又参加了会议。闭会时，毛泽东又接见了冯友兰。之后，主持会议的人，送冯友兰一张放大的照片，照的是毛泽东和冯友兰握手时的像，照片上也有几位诗文史哲学界的名教授。
“文化大革命”期间，冯友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家被抄，他和妻子每人每月各发12元生活费，还曾被赶出家门，直到1968年秋才被允许回到家里，还是作为宽大处理的。冯友兰不知何故，后来一个友人悄悄告诉他：“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到你和翦伯赞。毛主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在工宣队的动员下，为此，冯友兰向毛泽东写了一封感谢信。1971年5月间，毛泽东让谢静宜转告冯友兰：“你写的信看过了，谢谢你，并向你问候。”冯友兰受到感动，又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还有一首诗，托谢静宜转达给毛泽东。其中诗云：
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
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
解放以后，冯友兰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主要是忏悔。首先是对他在40年代所写的那几本书的忏悔，并在忏悔中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但是在有些时候，也发表了一些不是忏悔的见解和主张的文章。因而，到1973年批林批孔开始时，冯友兰心有余悸，担心又成为众矢之的，遭到批判。后来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我和群众一同批孔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冯友兰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在会场上念了一遍，果然大受欢迎。很快，冯友兰的这两篇文章由《北京大学学报》登出。不久《光明日报》加“编者按”予以转载，《北京日报》也转载了。这两篇文章为何如此受到重视呢？一直到1974年1月25日，冯友兰听了谢静宜在国务院直属单位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才知内幕。谢静宜说：有一次会上，北大汇报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谈到冯友兰的那两篇文章。毛泽东一听马上就要看，看后提笔改了几个字和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发表了……1975年，冯友兰所著《论孔丘》出版，对孔的评价，与前迥异。
经过50—60年代的生活波折，又经历了70年代思想的折腾，冯友兰决意空所依傍，直陈己见。80年代后他只写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实际上，解放后，冯友兰在许多问题上并未苟同于一般之论，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诸如：50年代所写的《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再论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树立一个对立面》等都属这类文章。即使像《质疑与请教》这类自我批评的文章，他仍坚持某些多年来的观点，这些文章发表后，遭到了急风暴雨式的批判，他有时迫于时势，写了检讨文章，实质上也并未放弃这些观点。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经历、教训，1979年，冯友兰抛开“文革”前已出版的两本《新编》，以84岁高龄重新开始写7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除开1982年他出访美国，接受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赠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以外，其它时间都集中用于《新编》的写作，甚至政协全国会议也不出席，终于以95岁的高龄完成全书，这时，离他去世只有五个月。
作者点评
冯友兰作为一个哲学史家、哲学家、教育家，他的著作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价值是极高的。在20世纪的70年代，他写的《人生哲学》就已经翻译成英文本，日文本。它不仅使中国哲学走向了世界，而且也为世界了解中国哲学打开了一条通道。
冯友兰首先是一位哲人。在1982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仪式上的答词中，他写道：“60年是个很长的旅程，我这个旅程充满了希望和失望，成功和失败，被
人理解和被人误解，有时居然受到赞扬和往往受到谴责。对于许多人，尤其是海外人士，我似乎有点令人困惑不解。让我借这个机会说说我的旅程的性质，或许能澄清令人困惑不解的地方。”他经常引用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来阐发其对哲学的思考，“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我有时强调这一面，有时强调另一面。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的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则欣赏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道理，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这就是我已经做的事和我希望将要做的事。”他一生的哲学著作约计670万字。
第二，冯友兰又同时是一位爱国主义者，这不仅能够从他在学术研究方面为弘扬中华文化所做的一切努力中得到印证，还能够从他虽然在人事上有浮有沉，但他始终依附在祖国的大地上，没有一刻离开祖国这一问题上得到有力的说明。当然，冯友兰同时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他的一生历经了中国清代、民国、洪宪、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抗日战争，一直到新中国的成立，又经十年“文革”的洗礼，迎来改革开放。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出发告诉我们，冯友兰的哲学思想的变化也必然有着对中国近百年历史变化的反映印迹。自解放以来，他更多的是在批判中度过的，这足以证明他在哲学领域中力争不依傍人说话所做的努力。即使在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中，他虽然也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等文章，但他所提到的仍然是批孔还要尊孔，这是哲学家在生活和现实土壤上尽的最大努力。我们毕竟不能苛刻地要求冯友兰是个神。
毛泽东认为冯友兰的哲学是唯心主义哲学，这应视为学术上的不同见解。毛泽东与冯友兰的来来往往，表明两人之间仍存在着共通之处，那就是他们都珍视中华古代文化在现实中的意义。所不同的是，冯友兰在此基础上更强调旧邦新命中的继承，而毛泽东更偏向于破旧立新中的“破”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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