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文引了章、梁、胡、冯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和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注：章，是章太炎。梁，是梁启超。冯，是冯友兰。胡，就是胡适。）
——摘自欧阳哲生编的《历史的回忆·文化名人解析系列·解析胡适》第33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要使他们像胡适之说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摘自欧阳哲生编的《历史的回忆·文化名人解析系列·解析胡适》第33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摘自欧阳哲生编的《历史的回忆·文化名人解析系列·解析胡适》第33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胡适小传
胡适原名洪，字适之，别号自胜生、藏晖室主人，笔名：铁、笑、天风等。安徽绩溪人。1891年12月17日，胡适出生于上海大东门外。1881年，其父胡传北上到京，由张佩纶推荐到吉林办理对俄边务，深得上司的赏识。后来，胡传调往台湾任台东宜隶州知州等职。1893年，胡适3岁时，随母至台寻父。在其父的教育下，胡适4岁时已认得方块字七百多个了。1895年3月，胡适随母回老家绩溪，始进学堂。因他已有认识近千字的基础，故能读《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书，他的四叔胡介如就以其父所撰的《学为人诗》教他。不久，他的
父亲去世。母亲望子成龙，居家守寡，教子极严，胡适做错了事时，她从不在别人面前打骂孩子，只用严厉的眼光瞅他，胡适就吓住了。到了晚上人静的时候，他母亲才关起房门教训他，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不要丢他的脸，出丑。”有时罚跪，或者是拧他身上的肉，无论打得怎么重，都不许他哭出声音来。胡适说：“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小时候，不知胡适感染了什么细菌，患了一年多的眼病，左治右治也治不好。有人说可以用舌头去舔好。他妈就用舌头去舔他的病眼。胡适长大成人后，每念此景此情，称赞他妈是慈母兼严父见白吉庵的《胡适传》第2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ZW)〗。
9岁时，胡适开始看小说。小说是课外读物，但在那读经的时代，老师是不准读的，因此只得偷着看。当他看了《水浒传》、《三国演义》里的许多人物和故事情节时，觉得非常有趣，于是到各处寻找小说，相继又看了《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薛仁贵征东》、《七剑十三侠》等书。此外他还阅读了一部翻译小说——讲的是希腊爱国志士的故事。胡适前后共读了三十多部书，从此眼界大开，脑子里故事越来越多，因此家族中的姊妹们常聚在一起，要他讲书给她们听。胡适说，这样讲书，迫使他把古文翻译成绩溪本地话，使他进一步了解了古文的文理，所以他14岁到上海读书时，就能作很像样的作文了。看小说还有一个好处，使他在不知不觉中得了不少白话散文的训练。这对他后来的教育、事业很有用，所以他说：“教育家要读小说。”在学堂里，胡适对“经书”不怎么感兴趣，而对《幼学琼林》、《小学》之类比较喜欢。
胡适在家乡读了九年私塾。这个学堂最早的老师是他的四叔——族叔“禹臣先生”。同学起初只有他四叔的儿子，后来才逐渐增加到十多个。胡适是其中最用功的一个学生。在母亲的督促下，他每天起得最早，总是第一个先到学校，到了便坐下念书，等老师来了，便回家吃早饭。胡适还说，九年的生活，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方面，不能不说是打下点底子。但别的方面没有发展的机会。因此性格爱静不爱动，总是文绉绉的，人们给他一个绰号叫“糜先生”。
1904年1月，胡适14岁的时候，她母亲按家乡的风俗习惯，为他订了一门亲事。三哥到上海去开办茶叶店，他母亲决定让胡适跟他三哥一块到上海去求学，以实现他父亲临终的遗言：“应该令他读书。”
胡适到上海后，进了他父亲的朋友办的一个私立学校——梅溪学堂。这学校的课程设有国文、英文、算学三科，但以国文科最为重要，也是分班的标准。胡适初分到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了。这年由于抗俄运动的发展，反对清廷的革命斗争也越来越深入，特别在上海，发生了革命党人刺杀清朝官吏联俄派分子王之春的事件。这件事使胡适的思想受到震动，因此增加了痛恨沙俄及反对清政府的革命心理。这年新出的《时报》常有批评时政的短评，他喜欢看。此外，他又读了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及其他书刊，并传抄了邹容的《革命军》。读了这些书，胡适思想有很大进步，自命为新人物，于是与几个同学拒绝去参加小学毕业考试。他认为“新人物”是不应当到腐败的官厅接受考试的，所以不到考期就离开了学校。
翌年，胡适转入私立澄衷学堂。因该校是一个中小学混杂在一起的学校，学校教学较为混乱，一共有十二个班，大体说来高班相当于中学，低班相当于小学。课程除国文、英文、算学外，还设有物理、化学、博物、图画等课，比较注重英文。胡适因英文、算学成绩太低，被编在第五班。第二年胡适升入到第二班。他的考试成绩常在前列，所以一年升了四班。国文老师杨千里思想比较开明，用严复译的《天演论》为课本教学生。一次，他出的作文题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胡适作此题时，老师给他的批语是“货利钱二百，以示奖励”。课下，胡适还读了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等书。由于深受《天演论》的影响，他的笔名就叫胡适，取其“适者生存”之意。适之是他二哥替他取的字。他二哥在上海主持店务，掌握经济大权，胡适一切都得听他的。由于他二哥的介绍，胡适读了朱子的《近思录》，甚觉有趣。后来他回忆说：“我思想走上赫胥黎和杜威的路，正是我从十几岁就十分着重思想的方法了。”见白吉庵的《胡适传》第6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虽然如此，但胡适更喜欢读的还是梁启超的文章，觉得他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厚的热情，让人不得不跟着他走，也不能不跟着他想。这种魅力把他带到了新的境界，特别是梁启超著的《新民说》与《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对他影响更大。他说：“《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高等的民族；《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他认为这是学界第一次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中国学术思想。但梁启超做了几篇之后，忽然停止了，使他大失所望。在失望之余，他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补全这部中国学术思想史。虽然他不敢将这个想法告诉别人，但主意已经打定。从此以后，他便开始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这就是他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出发点。胡适在澄衷学堂读了一年半，后期当了班长，常登台演讲，改变了过去见人就面红耳赤，问一答一、问二答二的腼腆状况。
1906年夏天，胡适考入了中国公学。这所学校是一部分留日学生因为日本政府公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认为这是侮辱中国而退学回国创办的。老师和学生大多是革命党人，有股新气象：穿洋装、剪辫子、用普通话教学，这些都是与众不同的。当时马君武是总教习，他看了胡适的入学试卷后，甚为惊喜，拿去给别的老师传看，大家都说是公学得了一个好学生。胡适入学时，年纪算是比较小的一个，大家把他当作小弟弟看待，给他读《民报》，也不强迫他剪辫子，胡适在中国公学三年始终没有把头上的小辫剪掉，而且也没有人劝他加入同盟会。大家认为他将来可以做学问，要爱护他，所以不劝他参加革命。但是在第一学期，他就加入了学校里几个同学办的“竞业学会”。该学会的宗旨是：“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强磨。”为了鼓吹革命，他们办了一个白话报刊，叫《竞业旬报》，在别人的动员下，胡适也用白话文写了一篇《地理学》的文章在第1期上发表。1908年《竞业旬报》复刊，胡适任编辑，从第24—38期，他以铁儿的笔名发表了不少文章，有时，全期文章从论说到时闻，差不多都是他写的。这时，《真如岛》也得到续刊的机会，直出到第十一回，因旬报停刊而止。这段时期，他在第24期上写了抨击清政府的时评，揭露清政府为欢迎美舰来访的种种丑态，并提出强烈的抗议。在此之前，胡适写了《姚烈士传》，对办中国公学而献出生命的这位教育家作了热情的歌颂，说他把办教育看作是自己对国家的大责任，而这个责任比生命还重要。在第27期上胡适还写了宣传爱国主义的《贞德传》，介绍法国的爱国女英雄贞德，期望女青年向她学习。在第26期上，胡适写了《论家庭教育》，主张改良家庭教育，开办女学堂。胡适在第24期上写了《婚姻篇》，批评包办的婚姻制度，主张父母主婚，儿女有权提出自己意见。在第29期上，重载了他为《安徽白话报》写的文章，文章提出为什么一定要儿子的问题，他说儿子、孙子，亲生的、承继的都靠不住。只有一个“儿子”靠得住，便是社会。只有你有功于社会，社会就会永远感谢你，纪念你，其他是靠不住的。以上所举，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总而言之，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胡适写了大量白话文，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而且还得到了写白话文的训练。
1908年9月，中国公学因学生会与校董会发生纠纷，结果引起160余个学生退学，另组织一个中国新公学。胡适参与了这次学潮。他们在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形下，自筹资金艰苦办学。由于经费不足，旧教员不肯来任教。在这种情况下，胡适被聘为教员，教低年级学生的英文。这时他的家庭情况已不如先前富裕，他家经营的茶叶店亏空太大，最后不得不将茶叶店让给债权人。于是他的学费来源断绝，而且还要赡养在老家的母亲，因此他决定放弃将要毕业的学习机会，走上社会自谋生计。胡适这时正是十七八岁的青年，精力旺盛，教书虽然有点吃力，但经过奋斗，还是教下来了。教了一年，据说教得还不坏。当时饶婉泰、杨杏佛、严庄、张吴若等人，都是他的学生。
1910年2月，经原公学老师王云五的介绍，胡适到华童公学教国文，以维持生活。这期间他家已经破产，弟兄们分了家，他的母亲病重，使他精神上很痛苦。在此忧愁烦闷的时候，胡适又遇到一班浪漫的朋友，也就跟着他们浪漫了，有时也学唱戏，同学中有欧阳予倩，后来成了中国戏剧界的名人。这种浪漫生活，经过一场风波之后便中止了。
这年恰逢留美官费生招考，在亲友的资助和勉励下，胡适决定关门读书，准备应考。“他的老师王云五积极怂恿他去报考，而且帮他复习代数、解析几何，这使他非常感动。所以胡适历来对王云五终生执弟子礼甚恭。”见白吉庵的《胡适传》第11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5月，胡适与其二哥到北京应考，虽然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还是有点胆怯，怕考不取丢人，所以报名时，不敢用原名胡洪，临时改用胡适这个名字，以防万一。7月出榜，幸而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的官费生，从此他的名字就叫胡适了。这次考试分两场进行。第一场考国文和英文。国文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胡适认为，题目太死，不易发挥，于是就利用在考前读十三经注疏的知识，按自己的理解做了一篇考证文章交上去。不料那判卷子的先生也有点考据癖，甚为赞赏，大笔一挥，判了个100分。其他老师不同意说，作文那有给100的道理？这位先生说，100分还算少了呢，依我应该打120分才是。胡适的英文考60分。第一关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场考得不太好，但有第一场的分数拉着，还凑合。发榜时他考在第55名，共取70名，他也是末尾了，平均分为59.4分。从此，胡适开始了他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人生阶段，开始接受新思想，并用白话文来表达自己的见解，为后来的学习与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也可以说到美国留学是他发展的起点，这个起点是比较好的。
9月，他到了美国的纽约州康乃尔大学。在选择专业时，他很犹豫了一阵子。因为他二哥在他出国前曾劝他学工矿，而他对于这个并没有兴趣，于是做了个折中，选学农科；另一个原因是农科不交学费，他可将官费节约下来，寄回国补贴家用。
1915年9月21日，胡适离开康乃尔大学转赴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学习，系主任是杜威博士。从此胡适亲聆其教诲，成为了实验主义的信徒，但在生活中却又使他走向语文革新的道路。这是大势所趋，时代之使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逼上梁山”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的《胡适的日记》第176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年，美国中国学生会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先有一位“留学生监督处”的钟文整，极力主张废除汉字，改用字母，以为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胡适对此主张，大不为然，从国文的角
度提出问题，参加讨论，曾作文《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表示反对。胡适在文章里说，汉字之所以不易普及，原因不在汉文，而在于教授的方法。所以他说汉文乃是半死的文字，既然如此，应当跟教外文一样，需要翻译讲解，不能从背诵中去求其字义的了解。由此可见，胡适虽然反对废置文言，但是他这时已经指出它是一种“半死的语言”，而把语体文(白话)称为活的语言了。这是一种进步，也成为他在文学革命道路上的起点。接着9月17日，为了送友人梅光迪入哈佛大学，他又作诗一首相赠。胡适本来对文学革命的方向是很模糊的，但这时他想清楚了，也是形势之所迫，第一次提出作诗需要跟作文一样，用白话来写。这个观点提出后，他的朋友梅光迪及其他朋友，激烈反对，于是展开了一场笔战。胡适在争论中，不断思考，到1916年春得出一个观念：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他说：“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写了一些文章指出：在中国文学史里面，曾经有过许多次“文学革命”，自《诗经》以下，中国诗歌的流变，便是一连串的革命；散文也是如此。他们这群留学生，经过几次辩论后，梅光迪也被胡适说服了，赞成他的主张。胡适更加坚信自己的主张正确，在一首《沁园春》词里，他很有信心地高呼：“诗学革命”开始了。于是，8月21日他在日记里归纳出文学革命的八个要点：(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同一天，他写信给陈独秀谈了自己的主张。这就是《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这篇文章在《新青年》上发表后，在文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钱玄同非常赞赏，写信给陈独秀表示自己有此看法。陈独秀认为胡适的文章写得太平和了，于是作了一篇《文学革命论》，紧接着在第二期上发表，正式打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与此同时，胡适收到陈独秀的信，信中说，让他到北大，愿把文科学长的位置让给胡适。胡适后来写文章说：自己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做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他们彼此谦虚，说对方是急先锋。其实他俩的文章在当时都成为青年的“圣经”。随着资产阶级的文化启蒙运动的开展，白话文成为正式的国文，这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桩极其重大的事，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有巨大的影响。
1917年5月22日，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的最后答辩考试，他的论文题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自此，胡适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结束了七年的留学生活，归国到北大教书。是年寒假，胡适奉母命回家结婚。12月30日，举行文明婚礼，胡适穿的是西装礼服，戴礼帽，江冬秀穿花裙，两人相对，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胡适发表一通讲话，说如何改革旧礼节等等。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引得乡亲们纷纷议论。
胡适到北大时年方27岁，正值青年，人称胡博士，在当时教授队伍里算是比较年轻的了。他在北大主要是讲中国哲学史。1919年2月，胡适将讲义整理成《中国哲学大纲》(上卷)出版了。是书一出，颇受学术界的重视和欢迎，不到两个月又再版了一次。同年，他与钱玄同、刘半农、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等人拟订一个标点符号方案并向教育部提出，请颁布实行。当时北京的教育部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于1920年2月2日将他们提的方案通知各省区，转发各校采用。
胡适在北大除教课外，仍积极从事于文学革命的活动。1918年1月，他加入《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与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李大钊、沈尹默等人轮流负责编辑。从此《新青年》完全发表白话文文章了，而且从这年的第二期开始，每期都刊有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的白话诗，白话风气一时大开。后来胡适将回国前后所作的白话诗集中起来于1920年春出版，题为《尝试集》。
是年，《每周评论》出版，因胡适不主张在《新青年》上谈政治，故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他的愿望是想学习欧洲的文艺复兴，专致力于新文化运动，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于是他写了许多人文哲学和教育方面的文章，如《实验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易卜生主义》、《建设的文学革命》等，另外，他还发表了许多演讲，如《品格之养成为教育之无上目的》、《大学开女禁的问题》、《娘子关外的新潮流》等。
1920年3月，胡适发表了《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在文章里，他根据过去教育部的规定及自己的经验，对中学毕业生国文应达到的标准提出四条要求。对中学的教育，特别是国文教育有着积极的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1919年起，教育部每年都办有“国语讲习班”，直到1922年为止。其间，胡适都积极支持讲习班，并亲自讲课。他的《白话文学史》一书，就是在这个班上的讲稿，也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是过去学术界所没有的。
1921年，胡适对《红楼梦》作了《红楼梦考证》。毛泽东评价说：“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历史的回忆·文化名人解析系列·解析胡适》第339页，欧阳哲生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除《红楼梦》外，胡适先后对《儒林外史》、《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儿女英雄传》、《镜花缘》、《老残游记》、《海上花列传》、《醒世姻缘传》等十余种古典小说进行了考证。从1920年到1933年，十四年之间，他以“序云”、“导论”等不同方式，为上述小说写了约30万字的考证文章。
在当时社会环境与朋友的鼓励下，胡适与丁文江、高一涵等人开始筹备办一个《努力周报》来发表言论，为社会进步贡献一点力量。1922年5月7日，该报第一期正式出版。胡适作《努力歌》一首，代替发刊词。后来《努力周报》在政治上没有多大作为，他们又办了一个副刊《读书杂志》来讨论读书心得。在这份报刊上，曾展开了两次大的讨论：一次是“玄学与科学”之争，另一次是古文讨论。在中国学术史上，这两次讨论都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1922年9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召集学制会议，讨论学校系统改革学制问题。胡适出席了这次会议，而且是学制起草人之一。这次会议拟定的学制至今仍在使用，影响深远。1923年，北京大学出版《国学季刊》，胡适在“发刊宣言”里提出三点意见，谈国学的整理方法。
1925年初，胡适因为出席了北洋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很受舆论的批评。一些报刊多认为此会为军阀的分赃会议。而胡适却不以为然，他想在政治上也进行一次尝试。社会舆论对他批评并不由此而告终。当时的问题集中在他对封建帝王的态度上。第一，他支持陈炯明的联省自治，反对孙中山的武装革命。第二，他反对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第三，他接受溥仪的召见。这些都是不得人心的事，遭到了社会的谴责。
1926年春，胡适到上海治痔疮，病好后没有回京，3月初在沪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会议，旋即与英方委员往汉口、南京等地访问。6月，胡适作《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发表在《现代评论》上。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7月，胡适与英方委员苏狄尔教授乘火车经莫斯科去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会议，会后曾到大英博物馆及巴黎国立图书馆检阅敦煌写本，发现荷泽大师神会和尚语录二万多字。这对他写中国中古思想史很有帮助。在英期间，胡适受英国各大学之聘请，作了十次学术演讲，讲题为《中国与传教士》、《中英文化关系的增进》等等。胡适12月离英赴美，又作了多次讲演。1927年6月底，胡适经日本回到上海。6月，他被选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并兼任秘书，握有实权。
1928年4月，胡适受聘为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到任后，鉴于经费不足，各学院遂裁并为文理学院与社会科学院，自兼文理学院长，请高一涵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聘梁实秋、陆侃如、冯沅君等在文理学院任教。胡适对青年才子像沈从文等，不拘资历，大胆聘用。胡适当校长，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但每星期总有一天到校去上课，讲文化史等课，听的人总是很多。自从胡适接掌该校后，各方面都有改进，可以说是中国公学的黄金时代。后来出的人才不少，理科比较闻名的有吴健雄。胡适常以此事为自豪。
1929年1月，胡适因事离开上海，到北平出席协和医学校的董事会。胡适在北平小住后即回上海。这年4月，国民党政府发表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内容抽象、笼统。胡适认为这道命令没有具体规定，于是写下了诸多文章进行批判，如《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和《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胡适的上述言论，引起国民党人极大不满，因此，他们组织力量对胡适进行批判。
1930年4月，他发表了《我们要走哪条路》一文，胡适说去年我们几个朋友讨论的是“中国的现状”问题，今年我们讨论的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胡适先谈个大概，于是他提出目前的任务：要铲除和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的国家。根本方法，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主张。
1931年1月，胡适到上海出席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争取中华基金会支持十万元，作为合作条款，供设立研究讲座及聘请专任教授等用。会后，胡适被邀来北平重整北大，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经过八个月的筹划，北大文学教育有所发展。
1934年，他发表了《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针对当时社会上对教育缺乏信心的各种非议，作出了评论。胡适任职北大期间，即邀请他的好友徐志摩来帮助他佐理校务。胡适、蒋梦麟等人改组北大，对出版工作也是很重视的。1931年起，他们陆续恢复了一些刊物，其中有《北大日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1932年5月，胡适等人又创办了《独立评论》周刊，用它来发表他们的政见。这个刊物一直办到1937年7月为止。胡适在其创刊号的引言中说：“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仗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个刊物，后来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入侵的情况下，还在宣扬避战求和的主张。
“九一八”事变以后，胡适看到国土被日本吞食。一次，胡适对他的一个老乡说：“日本真要动手打，我们只有同它打，拼到底。”从这句话中可看出那时胡适的一些思想动态。1933年春，长城抗战结束，胡适为抗战烈士公墓碑撰写碑文，纪念英勇作战的死难烈士。“一二·九” 爱国学生运动中，他一方面批评政府不该调用武装殴打徒手的学生，另一方面对学生的罢课横加指责，说什么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西安事变”爆发后，胡适在给张学良的电文里，骂张学良“是国家民族的罪
人”。说什么张和他部下的举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并宣称拥护政府。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蒋介石决定在庐山召开全国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举行谈话会，讨论对日政策。胡适被邀到庐山，受到蒋介石的召见，接着参加会议。胡适在教育组对国防教育发表了四点意见。这次在庐山，胡适发言最多。他还说：“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虾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可见他对时局是很关注的，特别在教育方面。8月，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大学酝酿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胡适被提为北大代表。此校10月1日在长沙开学，后搬到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该校在抗战时期培养了不少人材，作出应有的贡献。胡适对这所学校的创建，建议颇多，可以说他是发起人之一。八月，他被聘为“国防参政会”参政员，后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使节赴欧美争取国际支持。1938年9月，胡适在英国访问时忽然接到政府任命他为中国驻美大使的通知。1941年12月，胡适访问美国总统罗斯福，晤谈太平洋战争。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上，胡适被指派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会议期间与董必武进行了交谈，要求共产党放弃武力，遭到反对。
1945年9月，抗战胜利 ，胡适被国民党政府起用，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国民党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到南京，转赴上海乘船去美国，胡适写下了《陈独秀的最后见解》等文。后来，他又受聘为普棱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他通知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领袖。1952年，胡适第一次返回台湾，被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人类科学文化史编辑委员会”委员。次年，胡适又到美国。1954年，胡适第二次返回台湾，出席台湾当局召开的“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不久，他再次离开台湾到美国。胡适多年流亡海外，老来尤其思念故国、家乡。胡适于1958年离开美国，回到台湾并在台北定居，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主持了三次院士会议。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会议后，在欢迎新院士酒会结束时，因心脏病猝发，与世长辞。
作者点评
近年来对胡适的介绍和研究逐渐增多了，对胡适的评价一样，也逐渐走向公允、朴实、平心静气了。当然，不同的观点和视角仍然是有的，而且永远会有。不过，对胡适的认识，应该是一个自由讨论的过程，而且是一个逐渐趋同的过程。
胡适是本世纪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又是在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中引起诸多争议的人物之一。对他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评价，同对他的政治活动和政
治主张的评价一样，不可能完全分离开来。后一方面往往左右着至少是严重地影响着前一方面。在当时当地的生活中，尤其是这样。现在作历史的研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当时当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政治纠葛，由于时过境迁，现在来看，色彩就没有原来那么浓烈了，而作为学术界思想界的人物，留在历史上的主要还是其人在学术和思想上的开创和贡献，这些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尤其加重了。
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可以说是一位大专家、大学者。其主要贡献的方面是：哲学思想、历史观点、哲学史观点、考据学、红学的人民性、政治思想、文学思想、文学史观点、红学的艺术性。胡适在上述九个方面的贡献，影响极其深远。
胡适治学范围极其驳杂。在上述九项之内的每一项里他都能写出极高水平的具有原创意味的作品，其深度往往在他人之上。从他19岁时执笔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到他70岁还孜孜不倦注释的《水经注》等等，数十年“拿绣花针”的功夫，都属于这一类。那是一种象牙塔内纯学术性的工作，也是任何学人、教授、硕士和博士都应该做、都可以做的工作；只是工作有轻重、贡献有大小、成绩有上中下之别罢了。而胡适一辈子津津有味地严谨地去做，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的学人很难做到。对于胡适，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见多”始能“识广”。一些专家，大多是某一行的专材，在“见识”方面，他们就无法与融会贯通的胡适相提并论了。正因为如此，胡适在人文科学的每一行之中，都可算是个专家，在每一行，他都有第一流的“敌人”。擂台遍打、拳友如云，自20年代以来，他与许多学人论战；50年代，举国上下批判胡适。老实说，不仅大陆上批判胡适，而且台湾也批判胡适。大陆明摆着批，台湾暗地里批。国学大师钱穆就暗批了他一辈子。不过钱氏所批的只限于“国学”。而胡适最精通的“西学”，他就无从着手了。其实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贡献并不在整理，而是要走上“再造文明”这一更高阶层，那就不是专到中国字纸篓、专钻中文故纸堆的国学大师们所能胜任的了。这是一种现代化的工作。所以胡适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更高一层次的贡献是启蒙性的贡献。写启蒙性的作品，在学术水平上，可能远不如、也可能远超过写“学术性”作品的作者。因为那都是一种面向群众深入浅出的作品，形式上近乎通俗体或新闻体，很难被当时的学术界所接纳。因此它的学术性是高是低，那就要看作者和读者的学术修养了。就以胡适的成名作《文学改良刍议》来说吧，它表面看来是一种空泛无当、内容问题重重的社论、边栏一类报纸文章。现在我们如以类似的文章投到报刊，可能都要被退稿呢。如投到什么学报或学术刊物，那就更不必说了。事实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第一次在纽约发行的《留学生季报》出现时，也没哪位正视他一眼。可是一到陈独秀、蔡元培等人眼内，它就身价百倍，一跃而成为“文起百代之衰”的革命宣言了。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那也是一部启蒙性巨著，后来衍伸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许多人眼中，它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
一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升华到最高境界，用文字表达，往往都是多余的了。同样的，我们如谈胡适，就不能拘泥于胡适的什么著作了。他已变成一个时代的宗师，已超脱了什么《胡适文存》、《文选》、《胡适全集》等文字所要表达的内容了。——简言之，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地位” 和“作用”，已进入“不立文字”的超凡脱俗的“化境”。 例如我们今日要谈“民主”，就必然要提到“胡适”，“胡适”就是“民主”；“民主”就是“胡适”，二者已无法分割了。其实“胡适”并未有系统地发挥过“民主”的理论，但是“胡适与民主”这些内容，今后将要被“胡适学”的专家们去研究。其他有关胡适的内容，如“新思想”、“新文学”、“新诗”、“白话文”、“实验主义”等等，无一不走向这条路。究其实胡适又写过几篇深入的研究实验主义的论文呢？但是今日又有谁能把“胡适”与“实验主义”分开呢？“胡适”就是“实验主义”；“实验主义”就是“胡适”。这就是胡适在历史和社会上的作用，也是时代和社会对胡适的造就。胡适一辈子讲学的要旨，就是叫他的学生们“做个不受人惑的人”——“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继承、研究胡适，就千万不能忘掉这遗教的中心要义。对老师我们要“半肯半不肯”。我们要不受人惑，就要先从不受老师的迷惑做起。
胡适一生著作丰富，桃李满天下，对我国新文化运动和教育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在哲学、文学、考证学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功绩，算得上一代宗师。但其政治上保守，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结果走上反人民的道路，不被人们称为老师。这就是他的悲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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