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这座有着城墙环绕的古城，是前一年周恩来首次秘密访问并同少帅暗中会晤过的地方。它坐落在一条布满岩石的浅水河湾上。河的上方有一座古老的白塔，建造在一块隆起的岩石上，作为压住秋季洪水的法器。自宋代以来，这里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地区贸易中心，从蒙古草原来的骆驼队带来小马驹、羊毛和裘皮。伐木人用骡子拉着的高轮车运来锯木板和整棵的树干。盐从南面的城市里偷贩过来。在钟楼旁，一名草药商出售碾成粉末的狮牙、干蛇和其他家常药品。集市中，尘土飞扬的街道中人头攒动，吵闹喧攘，拥挤不堪。人们身上穿着蓝土布衣裳，头上裹着白羊肚毛巾。从西边枯干焦灼的荒山秃岭搬过来的年轻士兵们瞧着都着了迷。对于党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们来说，当然也提供了一个颇受欢迎的变化。在节假日当中，他们也会走街串巷，品尝一下风土民俗。
毛携着还没有从长征中受到的榴霰弹伤中康复过来的贺子珍，搬到了城西的凤凰山，住在稍低处的斜坡上一户富商的屋子里。作为代理党的领袖，张闻天占据了中央的庭院，还包括一大间大石板砌的会客厅，政治局就在那里开会。朱德和彭德怀落脚在附近一座稍小一点的院落里，军委办公室也与他们在一起。对他们全体来说，从保安搬过来是跨了一大步。毛有了一间起居室，他在里面会见客人，还有一间宽敞的书房，里面有格状的纸窗户，还有一只大圆木澡盆。然而，物质享受还是有所限制的。在北方严酷的冬天里，惟一的热源就是炕下的火；水要从井里提上来；而且，毛的文件，作为其政治存在的重要材料，堆放在一边的标准牌石油桶式的临时书柜里。在今后的十年当中，延安的宝塔、梯级山坡的景观和13世纪的城门，成为希望的象征和有进步倾向的年轻的中国人及西方同情者们的灯塔。然而，当一位心态冷静的旅行者1937年夏去那里访问中共领导人时，他以现实的态度、平淡的笔触，记述了那里一如现在，还是"陕西的一块穷乡僻壤中的普通中国城镇"。它所散发的"奋进中的青春、勇气和崇高思想"的浪漫情调，源于集合在那里的人们的非凡的组合。
一位上流社会的英国人，迈克尔·林赛，其父是牛津1268年创办的白利奥尔学院的院长。战争期间在延安度过了一段时间，用以培养红军的无线电操作人员，他会回忆起那一段"中国共产主义的英雄时代"。记者甘瑟·斯坦因颂扬了"原始拓荒者群体的坚定的战斗精神……他们似乎感觉到，而无论我们是否相信，前途就在他们掌握之中"。一位美国学者托马斯·比森，发现一种平等主义的相互约束，"一种特殊性质的生活"。只有不多见的怀疑论者，才能感受到较黑暗的一面---思想上的整齐划一；以毛瑟枪武装的年轻警卫就守卫在近旁，却很难被人察觉，如同众多看不见的影子围绕在高层领导人的身旁。
"延安道路"的神话，是从第一次中国内战的结束到第二次内战的开始，这十年的间隙当中，由毛开发出来的特色品牌的共产主义，将会与他就要开创的那个体制中作为最不朽的标志---长征---英雄传说结合起来。然而，在这一切尚未发生之前，毛首先还得达到从两年前他刚刚抵达陕北时就一直孜孜以求的两大长远目标：他的政治权力的巩固；以及经营出一套标有他个人印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
本质上这两者也是相互关联的。从列宁以来的每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其权威都要建立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贡献之上。这在毛的甲胄上恰恰是最薄弱的接缝。而当其党内的对手，留苏学生们及其首领王明，在俄国的大学中接受列宁主义的正统学说之时，他还身处僻野，正在打一套游击战争。毛意识到，总还有一种方法好让他的弱点转化为一种力量。十年前，在1925年冬天，他曾召唤"在中国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两千年来，每一代政权都有自己的正统学说。共产党人也需要自己独特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它将使党融入中国民族主义的深厚血脉中去；抵消俄国人培养的对手的影响并极大地加强他本人的领导权力。
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他迈出了第一步。在那里，在他的敦促下，政治局认可了这一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应当有弹性地应用到"特殊的、具体的中国条件中"，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这就是指奴隶般地坚持莫斯科的主张。
三个月后，他提出，中国党应当"自主地处理事务，对自己的能力具有信心"；苏联是一个朋友，但它的帮助是次要的。他宣布说，苏联政策和中国政策的相一致，"只是在那些中国民众的利益与俄国民众的利益相一致的地方。"
6月，在瓦窑堡的一个只有一间殿堂的小小道观里，红军大学举行了创建典礼。它的成立是用来作为毛讲解政治军事事务的讲坛。他将时机选择错了，因为三星期后这城镇就要丢弃给国民党了。但一等搬到保安，这所"大学"就立即重建起来，并以林彪担任校长。这里的条件依然十分简陋---一个天然的山洞，红军的高级将领们蹲在临时凑成的石凳子上，借助于一支尖头笔在软石板的"笔记簿"上记笔记。那年秋，毛在那里做了一系列的演讲，贯以总的标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在其中首次开发出中国特色的标记。
以强调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区别，确立本地经验的首要地位的办法，"是以我们的血的代价换来的"，毛有意识地将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基础放在一种民族形式中。为加强这一信念起见，他发起了对"1931－1934年'左'倾机会主义"即留苏学生领导层的广泛批判，他谴责他们的行为是"狂热与无知"，并寻求"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味道，而且事实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毛之能够使用这些语言而又能逃避惩罚，原因就是他不点名道姓，而且他的评论都不是公开发表的，只是针对一个有选择的军事宿将的听众群讲的。无论如何，他也只是推进到他的同事们可以接受的极限而已。而当1937年2月，他的安源时期的旧部刘少奇，此时负责华北地区党的地下工作，提出了过去的十年从总体上说是一段"'左'倾冒险主义"的时期时，其他领导人则对他恶语相加了。然而，到了夏天风向变了，当刘再次提出他的指控时，毛公开站出来支持他了。"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对政治局说，"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尽管党有过令人信服的辉煌成就，他说，仍然承受着一条"错误的'左'倾传统"。如果党要克服掉它，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这一段小插曲标志着刘的崛起，在今后的五年当中将成为毛最值得信赖的同事。
当这场关于"左"倾的争论告一段落之时，毛就重新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20年前当他还是学生时，他就没有系统地钻研过哲学课程，此时他发现前景十分可怕。那年冬天，他以训诂的形式研读了由苏联的一群理论家撰写的好几本大部头著作，其中包括斯大林的家庭哲学家马克·米丁的著作在内。次年春又开始了一星期两次的授课，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的上午，课题是辩证唯物主义。
这一次没有获得成功。他追踪作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的欧洲哲学的发展，首先是在17和18世纪的法国，然后是在19世纪的德国，然而所做的演讲却十分乏味。毛本人告诫他的听众说，"我的这些讲话还很不适用，因为我本人也还只是刚开始研究辩证法"。直到60年代中期，一想到他寻求完全否定权威的这些演讲，他总是感到不十分自在。在论证特殊和一般是"相互联系和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一点上，他的确做到了独辟蹊径，并给以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始终存在于特殊的国家形式中的辩论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但是对于他作为新手所
接触到其他大部分内容时，他却从此深陷于某一始终试图去理解的论题中。
以下两个系列要好得多，部分是因为它们更坚实地扎根于毛自身的经验之中。《实践论》发展了《反对本本主义》的主题。
在《实践论》中，是以这样的一个警句作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矛盾论》在毛的学生时代就曾对其有过启示。对立统一的提法，在他的一本当年的读书笔记中，他曾得到过提示，泡尔生的那段话是："生即死而死即生，上即是下，污即是净，男即女而厚即薄。实质上，众即寡而变化为永恒。"此时他发现，就像在他之前的列宁那样，这就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宇宙的基本规律和思想方法的基本规律"。毛评论说为了形成正确政策，有必要在任何特定的形势下去决定什么是主要矛盾，其主要方面又是哪一方。
以后的评论家们断言说，他以结合中国古代思想成分的方式，成功地灌输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直接更重要的倒是，他已经开始为中国党寻求自身独立的共产主义道路奠定理论依据了。
毛还在另一个重要方面脱离斯大林主义的正统了。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和作用其中的生产力决定社会政治与文化的上层建筑。此时毛有几次争辩说，这一关系可以被颠倒。"当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时，政治与文化的变革就成为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一般而言，物质决定意识。（但）我们也，事实上必须认识精神事物对物质事物的作用。"这里，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是他自从儿童时代起在人类意志力上感悟出来的信念。数十年之后，他将会给以动员国家精神的方式改造中国的两大尝试---大跃进和文化革命---提供思想基础。1937年8月，系列课程突然被打断了，此时日本对上海的进犯迫使毛将注意力转移到更直接更实际的题目上去。
这并不意味着他将哲学抛在一边。是年秋，在他的催促下，年轻一代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的领袖人物艾思奇来到延安，开始一星期的研究周游。和艾一起来的陈伯达成了毛的政治秘书。这是一位矮小而易激动的人，操着一口难懂的福建口音，发音有磕绊时就更糟了。接下来的几年当中，毛贪婪地阅读凡找得到的每一本马克思主义教材---甚至，像是他学生时代的一种回声，开始记一种"阅读日记"了，记录他曾读过的书。
在以后的生活中，毛在哲学思维中开发出一种真正的乐趣，而且，无论是私下谈话还是政治讨论，他的言谈都充满了对于深奥论点的神秘晦涩的推理和难解的引经据典，甚至他的政治局同事们也常常要磕磕绊绊地才能跟上他的话。然而，我们还是很难避免这样一种印象，对于毛来说，哲学实际上是一根魔术棒，或者说是进入思想领域内的一块跳板，而不是在于它本身的内在魅力。在建立他的作为一位理论家的资历方面，和在加强他对党的领导权方面，《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很重要的，而他只是发现写起来太辛苦了点。写作手法是呆板的说教，缺少他平素的尖刻与机敏。纯理论只是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不是毛从中获取的一个题目。
1937年11月29日，日本关东军越过华北平原无情地向南推进时，一架飞机出现在延安的上空，开始在原始的机场上盘旋。起初，瞭望员认为这是执行定期轰炸任务的日本飞机。但随后他们辨别出它的苏联标记，毛和其他政治局领导人赶到停机坪。从飞机上走出来的是王明，表情严肃，稍显过胖，是“斯大林的中国部”的首领。这位苏联领导人此时派他回来，是为了强化中国共产党对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承诺。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位瘦削的、学者模样的人，名叫康生，专司秘密警察工作，陈云在两年半前被派往莫斯科，将遵义会议达成的决议通报给共产国际。
无线电曾将王的近期返回提前通知了毛，但取道新疆的旅程耽搁了两个星期，无法知道他返回的准确日期。
是夜，红军的厨师准备了一顿晚宴。在欢迎词中，毛欢呼说王的归来是“老天保佑”，而张闻天则夸赞了共产国际的成就。随后权位上的智斗便开始了。公开场合中王很机敏，不去争夺毛的主导地位，但他的确在政策事务上对毛表示异议，以此暗示他有莫斯科的支持。在12月9日开始的六天政治局会议上，开诚布公地讨论了他们之间的分歧的关键———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
三个半月前在延安南面130公里处的洛川城的一次领导层会议上，毛曾经提出过他的战略。如果中国想打败日本，他议论说，团结起一切抗日力量是根本。但在统一战线内部，“共产党必须独立，我们必须将主动权保持在自己手里”。从政治上说，就是说在战争行动中，党应该努力发挥“领导作用”；扩大自己的队伍。还必须对国民党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性”，解释起来就是：有统一，就继续会有对立和斗争。从军事上说，意思就是做好打一场持久战的准备，八路军在持久战中将重点依靠游击战策略，避免阵地战。“游击战的基础，”毛提醒大家，“就是分兵作战，唤起民众（参加斗争），集中常规力量，（只是）当你有把握摧毁敌人的时候，在你知道可以战胜的时候作战。你可能会受损时切勿作战！”他坚持说，共产党的主力部队，必须“依据实际形势”，以一种保存实力的观点，谨慎地进行部署。
随着秋季的过去，毛感到事态证实了这一政策的睿智之处。他相信，蒋介石正努力迫使红军去承受战争的冲击力。他发起了一场运动，以确保党的官员捍卫中共的利益，而不盲目执行国民党的指示。在给红军将领的电报中，毛提出了有力的论点，游击战争的信条必须是“惟一的方针”；花拳绣腿“全然无用”。9月底，林彪的军队在晋北的平型关伏击了日本的一个师团，消灭了千余敌兵。几天后，国民党的一场集中(就是说，控制)在华南的共产党残存游击队武装的运动，触发了共产党对蒋的意图的新不安。随后又传来更令人不安的信号，在日本人的猛攻之下，北方的城市接连投降，国民党与东京单独媾和的兴趣又死灰复燃。毛较以往更加坚信，中共必须保持自己的谋略，并“抵制、批评和反击”国民党的“错误政策”。
王明刚从莫斯科归来，就采取一条不同的路线。斯大林视国民党为一个绝对必要的伙伴，让他们将日本人留在中国海湾(防止他们将注意力转向西伯利亚)。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忠实成员，因此应该尽一切努力推动苏联与国民党结盟。王明坚持说，关键问题是，在不“相互竞争”，只“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和相互监督”的基础上“巩固和扩大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统一”。像“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及党应该发挥领导作用这类事情，都是次要的。指导原则必须是：“抗日优先于一切，一切必须服从于抗日。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
当王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些观点时，毛反击说，洛川制订的战略是正确的。中共必须维护其独立，否则它就会沦落到国民党附庸的地位。他接着说，统一和斗争是相互补充的，这进入到他新近获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库存中。在统一战线的相互关系中，不可能只有其一没有其二。
对此时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首席代表的周恩来来说，对一些渴望一场全面抗日攻势的军事将领们来说，王明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有一定的吸引力，尤其是因为这明白地具有苏联的支持。据说，毛以后曾经以略带自怜的夸张语言评论道，在这样的场合，在王明归来以后，“我的权威就出不了我的这间窑洞了”。事实上，他还有足够的支持抵消王明的提议，由于双方都不想重提旧事，会议也就不欢而散了。
王的加强自身在党内基础的努力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他本人、陈云和康生都是政治局正式委员，与毛和张闻天组成书记处。但从1935年初起，张闻天一直保有的“代理党的领袖”的职位就要到期(可短期防止王攫为己有)，并且，为了“集体领导”(又一个限制王的影响的设计)，大家一致同意，未经书记处或政治局至少过半数委员的批准，任何重要的中共文件都不许颁发。由于王不久离开延安去武汉，担任党的长江局书记和中共驻国民党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因此，这些安排意味着毛和张闻天仍保留着对日常决策事务的有效控制。在共产国际的敦促下，政治局还决定着手耽搁已久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在理论上，这是王可以坚持从中获益的一步，他可能有充分理由指望大会至少确认他为党内第二号领导人。但事实上，这次会议一点也没有帮上他的忙，因为毛被推选为预备委员会主席，他嘱咐说要从容进行。
王明发起的挑战，无论如何，是毛在几乎两年半的时间内面对的最严重问题。王是中国共产党内由苏联培养出来的同事们的首席代表，具有毛一直试图打破的非同小可的影响力。他野心勃勃;他在整个党内有着巨大的威望;在莫斯科他有支持者。他只是将毛视为一个本质上的军事角色，其政治衣钵归根结底还是得交给他王明。1931年四中全会以后，王曾是一位卓越的党领袖，直到他将权力交给博古。他并未放弃东山再起的希望。
最初，王的策略显露出上升势头。1月，德国试图调解中国与日本的努力未果，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开始显示出明显的改进。共产党的一份报纸《新华日报》经批准在武汉出版，首次给予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自己的主张的一个合法手段。中共在城市中吸收新党员的工作也进展迅速。
但日本的进攻在继续着。
南京陷落。到2月，徐州受困。下一个主要目标将会是武汉。王此时评论说，该城的防务，必须是压倒一切的。如果可以将日本人阻止在那里，最后胜利就有保障。
对毛而言，王的“保卫重要地点以阻止敌人的进攻”的号召使人回想起博古“保卫苏维埃的每一寸领土!”的灾难性口号，后者导致了四年前江西红色根据地的丧失。
当政治局会议2月底再次召集时，他提出了对未来战争导向的悲凉的分析。他说，国民党很腐败；中共缺乏独自打败日本的力量；日本人并没有足够的军力占领整个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将不会很快结束。正确的策略远不是保卫武汉，而是战略撤退。毛警告说，继续近几个月的伤亡惨重但又不是决定性的战斗是错误的。中国必须保存实力，以待最终可能取得胜利的那一天。他实际上并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用“诱敌深入”这个词语，但他的同事们却谁都不会怀疑他的意思:在抵抗日本时，中国应该在全国范围运用这一战略，如同共产党人在江西打败国民党军事围剿时那样。
三个月后，毛将这些主张扩大成两篇文章，以后将成为军事经典著作。文章提出了红军将在未来七年当中运用的指导原则，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在《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认为，一个大而弱的国家(中国)受到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日本)的攻击时，部分甚至很大一部分领土将会陷落敌手。在这些情况下，守方应当在山区建立根据地，如同红军在江西所做的那样，并打一场相互包围的战争，就像下棋那样，各方都从其堡垒中出击并试图占领“棋盘的空间”———可以开展游击战争的农村广阔地带。
在第二篇文章《论持久战》中，他尝试让党，并通过此时变得可行的《新华日报》，让全国的公众舆论做好准备，去迎接这样一种战略将会带来的长期而又艰苦的斗争。
尽管在国民党内投降之说尚很风行，毛却断言说，这是没有可能的，因为日本侵略的“不可理喻的和特别残暴的特性”使然，这一特性已经激起了全中国上上下下的难以泯灭的敌意。因此，即使“某些征服论者会再次匍匐在地并通敌卖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还是会打下去的。然而，快速的胜利也同样未必然。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或几年，中国将承受局部失败，日本将获得局部胜利。但当日本的补给线变得过长和战争疲劳症加剧，优势的平衡将会改变。毛继续说，像人民为保卫家园、保卫文化和保卫国土而战斗的决心这一类的主观因素，最终将会取得优势。
毛得出结论说，胜利的关键，在于动员中国人民，以便创造出一个“陷敌人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对王明来说，这是过于悲观的论调。政治局再一次分裂了。王、周恩来和博古站在一边，毛、张闻天、陈云和康生(其人一旦嗅出政治风向的转变，就会迅速转换效忠的对象)在另一边。王明明显相信斯大林会支持自己，便同意此时为军委政治部长的任弼时赴莫斯科寻求新的指示。以后在回武汉的途中，他还以公开声明的方式激怒毛，说他保卫武汉的神圣运动得到了共产党领导人全体一致的支持。
从那时起，武汉的领导人和延安的领导人分别在两地组成两套日渐分裂的共产党政权的班底，奉行矛盾的政策，颁布对立的指示。
毛在那里宣布说国民党腐败妥协，王和周恩来就去那里号召与蒋介石加强联系。当毛指示他们要搬到乡下去，因为武汉守不住时，他们就敦促城市居民仿效马德里，共和党人正坚守在那里英勇抗击西班牙法西斯分子。最后，王的人民党的主张印证了他的败亡。他呼吁城市人民起来，拿起武器守卫家园，反倒在国民党人心中勾起了对共产党城市暴动的回忆。8月，蒋介石的警察颁布了对共产党前线组织的禁令，许多较积极的组织遭封禁。长江局努力以合法手段扩大共产党影响的计划失败了。
到那时止，从另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看，王的事业遭到更加沉重的一击。当任弼时到达莫斯科时，受到了毛的老盟友王稼祥的迎接。王早先是来到苏联治疗战争创伤的，随后作为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留了下来。任和王以前在一起共过事，都是1931年江西苏维埃的四中全会代表团的成员。两人与王明一开始就很亲密。两人也都目睹了毛进入国家级领导人物的发展过程。这时，他俩决议支持毛的行动。7月末或稍早时候，无论如何还在王的政策于武汉受挫的几星期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就已达成共识，应由毛而不是王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9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天早晨，毛去了延安雄伟城墙的南门石楼下，站在那里迎候取道西安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王明。他在保安也曾这样迎接过西路军西征兵败而返的张国焘。这是毛此后已无须再用的一个姿态。他知道而王明尚不知道的是，游戏已最终完结。会议开场后，王稼祥宣读了一份共产国际赞扬中共在“复杂的环境中和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维护统一战线的努力，然后他传达了季米特洛夫本人发布的两条口头指示：
为解决党的领导层团结的问题起见，中共领导应以毛泽东为其中心，应有一种团结与亲密无间的氛围。
接下来的两星期会议，集中讨论了为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应做的准备工作，这是自1934年1月以来第一次这样的会议。毛早已决定，一俟王稼祥带着莫斯科决定的信息回来，首先举行这个政治局会议。
9月24日和27日，毛做了两次讲话。如同以往他在政治上获胜时———1935年1月在遵义；过了四个月成功强渡金沙江以后在会理；及在瓦窑堡———场合中那样，他继续采用表现豁达大度的方法。他坚持说，共产国际指示的要点是“解决党内团结”的需要。与此同时，他也摊开了各种筹码。他说，共产国际的指示，不仅为即将到来的中央全会，也为七大(他指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将负责对党的过去的行动做出评价，并选举出新一届与季米特洛夫所下的指示相一致的领导班子)确立了“指导原则”。党必须为那年夏天他所撰写的《论持久战》中所称的军事上的相持阶段做好准备。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是加强抗日斗争的标志。
9月29日召开的六中全会持续了一个多月。
在开幕辞中，毛概述了他要发起攻击的广阔的战线。他暗示说，王和他的追随者们系统地接受了外国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却没有本国文化的一丝气息：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至此，毛的目标尚很模糊。但对党的元老们来说，他倒奏出了一个熟悉的和弦。数年前，在江西，留苏学生们曾被轻蔑地称为“洋贩子”(洋屋子里出来的绅士)。
10月末，如同毛所曾预言的那样，武汉失陷，戏剧性地表明了王的战略的失败。到那时，王本人动身去出席一个国民党主持的讨论统一战线的会议，撇下政治局去做出他缺席情况下的结论。这倒是毛将其优势推行到底的一个机会。他讥笑王的口号“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并重提了他本人的“自主独立”的口号。他宣布说，不能保持独立性的任何人———又一次对王的突然袭击———就应该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与抑制民众的目的相反，在一场长期拖下去的游击战争中，民众将拿起武器进行战斗，这是唤醒他们的政治觉悟的正确手段。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还可以……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这是1927年8月他在汉口时首次精心构思的公式，那一次党领导人拒绝过他的这一公式。现在，他指责王明和留苏学生们忽略军事事务的重要性，在其掌权的日子里，在中央苏维埃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对毛说来，1938年的秋天是一个转折点。在知识结构上，他的思想已臻成熟。他的著作在吸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到传统形式的中国思想中去这一方面，显示了一种轻松与自信，这在早先的著作中是缺乏的。从现在起，毛介绍世界时将用到相类似而又相区别的精练风格，对立的推理，分析内在的矛盾，用他的话说，这是“决定一切事物的命运并推动它们向前发展”的因素。在他将近45岁生日的时候，他的思想的主线已经定型：他将继续锤炼自己的思想，但基本上已经不会有什么新东西了。
在政治上，他控制党的漫长斗争已经大获全胜。王明还是一股值得考虑的力量，但他的挑战已经告终。毛可以忍受这一点。同时，他着手巩固他所赢得的新权力。
像斯大林一样，他选择书记处作为控制党的工具。当政治局不举行会议的时候，这时的书记处接管了日常事务的处理工作。谁控制了书记处，谁就控制了中央领导层的议事日程。毛成为首领，在莫斯科为他做了如此扎实的工作的王稼祥成为了他的副手。他拒绝了担任代理总书记的提议，而宁可等到七大，如同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曾做过的那样。毛要的是实际的控制，表面上的东西可以晚些时候再说。
解散王明为首领的长江局的一项决定，使其位置进一步地下降了。原长江局的职责被重新划分开，新成立的分别是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和刘少奇领导的中原局；还有一个地位稍低的东南分局，由毛的老对手项英领导。
1938年11月，毛的生活中还发生了别的变化。全会结束后不久，那一年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的架次成倍增加了，有一次直接命中了凤凰山。毛的庭院损坏严重。他和其他领导人搬到杨家岭的一个住窑洞的村落，位于距延安城墙北面大约四五公里的一条狭窄山谷中。但贺子珍没有随行。一年前他们就已经分居了。那年11月，毛同一位上海来的身材苗条的年轻电影演员结了婚，她的银幕上的艺名叫“蓝苹”，此时却自称“江青”。
同毛一起生活过的女人们全都有苦难的经历。他父母给他选定的罗姑娘是一名农家女，遭受了被遗弃的羞辱后早早就夭亡了。杨开慧走上刑场以证明她对毛的忠贞不贰。轮到贺子珍，也饱受了非常的艰苦———被迫放弃五个孩子中的三个，还丢掉了腹中的第四个；与毛共同度过了他的政治生涯中最黑暗的一段岁月；长征途中又可怕地受了伤———这一切等到最后却只能发现，在他们终于能够重新过上正常生活的时候，他们却已经分手了。埃德加·斯诺回忆说，贺子珍在保安时是一位温柔谦逊的妇女，只有毛的一半岁数，只做一些家务杂活，做野桃的糖渍水果，照料他们第五个也是硕果仅存的孩子———小女儿李敏，她是在斯诺到达后不久生下这孩子的。他回忆道，在一个场合中，“她俩都突然弯下腰，发出欣喜的惊叫，原来是看见了蜡烛旁边的一只衰弱的蛾子，（一只）……可爱的小东西，翅膀呈现出一种优雅的苹果绿色，而边缘上却镶嵌着一道番红花与玫瑰一样的柔嫩的彩虹”。但是，温柔的印象却是虚假的。如毛本人所认识的那样，贺子珍精神上特别倔强，还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性格，与他本人的性格相克。“我们就像铁碰上了钢，”他在一次看过戏后对她说，“除非我们努力相互妥协和解，要不然两个人都会活受罪。”一闹纠纷下来，终归是毛必须先求和。他年轻的妻子过于倔强，决不首先低头。
在江西的野外生活和长征的困苦当中，他们由于政治上、物质上图生存的共同需要而被拴在一起。贺子珍缺少教育———她16岁就离开了学校———似乎也不怎么太碍事。她有才智，聪明伶俐。她爱毛。而在他这一边，对她也有相当多的感情。
在陕西，事情就不同了。毛夜里勤读哲学，白天也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搏杀，日子都这样地打发掉了。他如饥似渴地同知识分子的同事们谈话。急切地寻求那些蜂拥而至参加共产主义事业的学生们。贺子珍感到了受排挤。
在此节骨眼儿上，他又一次地发现她怀孕了。这次确是最后一次了。她还只有27岁。她想要过她自己的生活———而不只是继续为一个她日渐感到疏远的男人怀上孩子。那年夏天她对毛说，她决意离开他。
似乎只是到那时，毛才确实意识到他碰到棘手问题了。
贺子珍在毛死后发表的回忆录中说，他恳求她留下来，提醒她说他们一起经历过多少事情，对她说他有多在乎她。但这还不顶事。8月初，她动身去了西安。
毛派人到西安送给她一只老式的木质化妆盒，是他的警卫们做出来的，此外还有一把水果刀和其他她一直梦想的东西。他再次请她重新考虑。她却不改初衷。
当她原先的目的地上海陷落日军之手后，她动身跨越新疆，到达西边1600多公里的乌鲁木齐。第二年春天，她不顾毛的进一步吁请，并拒不服从党组织要她立即返回延安的一条直接命令，从那里继续向苏联旅行，到那里后，她体内还残留着的炮弹碎片的旧伤就可以得到适当的治疗与护理了。她寄居莫斯科的生活远非一个新的开始，反倒使她陷入了更深的痛苦之中。她到达那里后不久，就生下了她与毛的儿子，可十个月以后这个小婴儿就死于肺结核了。正当她为孩子的夭亡而痛苦不已时，传来了毛再婚的消息。她对朋友说，她希望他过得好，自己遂投身于学习当中。但夭折孩子的幻象始终缠绕着她不去。她变得十分病态与沮丧，当地政府最后确诊她得了精神疾病。毛安排让她在1947年返回中国。她继续接受精神治疗，在她的余生中一直受到一种迫害综合征的困扰：坚信她的医生一直试图药死她。
就在贺离去后不久，江青便入主了。
作为进一步的保证措施，毛决定他的新婚妻子应该待在幕后，与她以前的杨开慧和贺子珍一样掌管他的私人秘书事务，而没有任何正式头衔。对外界来说，江青就像一个贤妻良母。但在私下里，她和毛的关系常常很震荡。她不断地请求他在党组织中为她说情。让她获得特殊待遇的事儿，特别让他上火。终于，他对她咆哮起来，说她是女妖精，让她滚得远远的。
除康生外，陈伯达和另外几个人，还有党的其他元老们，从未完全接受她。毛的警卫李银桥回忆说，一天在午餐桌上，她突然尖叫起来：“他妈的混蛋!”看到毛沉下脸来，她连忙解释说，她不是指他而是指拒绝在政治上真诚接受她的“党内那帮人”。在25年后的文化革命中，在她实现了自己的权利并掌管了一份权力时，她设法对这些怀抱敌意的羞辱复仇了。
1947年中的一天，毛还是对李银桥真诚坦言了自己对她日增的失望。“我结婚结得不好，”他悔恨地说，“我太轻率了。”然后他叹口气。“江青，”他说，“是我妻子，如果她是我的一个部下，我会立马让她卷铺盖走人……可现在我却无能为力。我只有忍受她。”那个时候，毛的儿子岸英及女儿李敏，也都和他住在一起。如果不是这些较早些的也更幸福些的婚姻所产生的有血有肉的提醒者，让他做出对江青不利的心理上的比较的话，他本来很可能会更少些人情味的。然而，即便没有他们的存在，这种关系也还会变味。在公开场合，表面上的关系还维持着。
1939年1月，国民党领导人批准了一项秘密决定，要“袭击、鲸吞、限制和对抗”共产党。同一个月，毛下达了反命令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当毛咎由自取地把自己的个人生活搞得一团糟的时候，他的政治事业却臻于前所未有的高峰了。
如他在六中全会上所预言的那样，国民党不久将证明是一个最不可靠的盟友。仅仅两个月后，也就是在1939年1月，国民党领导人批准了一项秘密决定，要“袭击、鲸吞、限制和对抗”共产党。同一个月，毛下达了反命令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接下来的整整一年当中，在国民党和红军部队之间，“摩擦”作为导致冲突的委婉说法，成倍成倍地增加了。
双方都不清白无辜。共产党正以国民党为代价扩大自己的根据地；国民党决心阻止他们。但双方都不想联盟彻底决裂。毛害怕国民党会以其自由行动与日本人签署单方面停火的协议。蒋也不想失去苏联的战时援助。无论如何，国民党人逐步地加强控制自己地区内的共产党的活动；一条未经宣布的封锁线被强加在延安周边的地区。
在1940年秋共产党进行大举进攻的所谓“百团大战”之后，这种紧张关系达到了顶峰。
从与日本作战的观点说，这本当是一次伟大的胜利。2.6万人的日本军队或死或伤。但蒋看到的却是一个警告，共产党增长得太快太强。是冬，他认定是给他们一个教训的时候了。1月中，由几块以前的南方根据地的游击队组成的共产党的新四军，打算越过黄河重新布防。在皖南，他们遭到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的伏击。在一星期的战斗中，有9000名共产党人被俘或被杀。
这将两党关系带到了破裂点。延安和在重庆的蒋介石司令部之间的联系被挂起来了，在其他省会城市的中共联络办事处都关了门。但是，就是在这样极端艰难的情况下，统一战线还是太有价值了，共产党不能放弃它所获得的合法性，让红军从5万人增长到50万人。党员人数的增加使得政治局必须暂停批准新党员的工作，因为现存的组织结构已经适应不了这项工作的要求。对毛来说，统一战线有如一个“法宝”，铺平了共产党人的夺权道路。蒋介石也深知此道。但他的手脚也被捆住了。同日本的战争使这个联盟处于第一的位置上，这意味着他无法单方面结束这场战争，而又不冒重新燃起对他的“打共产党比打日本人更有兴趣”的指责风险。
最后，苏联在1941年6月介入了这场战争，美国到12月也加入了战争，这倒使两党别无选择只有捆在一起了。中国成为刚露头的太平洋联盟的一部分，需要暂时将内部对立的必要性抛到一边。双方都停了火，试图保存实力，为未来的冲突做好准备，他们都知道，日本或早或晚地注定失败之后，这种冲突是一定会到来的。
对毛而言，这意味着使党转向自己意志的新契机。
这次的办法是对党的历史做出重新评估，这是设计好的给那些占多数的怀疑论者们看看，王明及其一伙的错误，不仅在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而且在于自1931年以来他们的一贯错误，而只有毛本人才是自始至终地正确的。
从战争开始以来的四年当中，大量的地下斗争已经开展起来。1939年10月，毛本人曾写道，为适应党内获得对党史的一种共同理解的需要，以便“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统一全党，并“避免重犯历史错误”，这种重新评估是必要的。他论述道，只是从遵义起，党才是“坚定地站在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上”。对王明来说，他的拥戴者们在遵义会议前一直掌权，毛的文章就贴在墙上：毛要的就是全盘否认他们一直坚持的政策。为防止这样的挑战，王勾勒出相交换的基础。他不同毛的现实第一号地位相竞争。但毛也不该否定他个人从前的贡献。
一段时间中，这一妥协僵局似乎维持着。但不久后，到了1940年12月，毛颁布了一份包罗万象的清单，将他认为的王明集团在江西所犯的“极左错误”都罗列起来了。
毛还是不指名道姓。当刘少奇催促他给作为“政治路线”的错误定罪时，他谨慎地拒绝了。“瓜在成熟”，康生引用毛的话说：“瓜还没熟就不要去摘它，瓜熟则蒂落。我们在斗争中无须过于严厉。”
然而，那年秋天，当共产党和国民党从新四军的皖南事变惨案的破裂边缘后撤时，毛做出决定，发动他长期精心策划的伟大政治攻势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如其所称的那样，延安整风运动历时近四年。
他在1941年9月10日召开的扩大政治局会议上首先发难，采取的是批判“主观主义”的形式，而主观主义指的是不能把党的政策应用到中国条件下的现实中去。作为一般的主张，这是毛自春天以来一直在讲话中论述的话题。此时他已位居至尊。1930年的“立三路线”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说。从1931年到1934年的四中全会领导层的政策更具有破坏性。而且，问题还没有完结。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仍然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必须发动一场运动来同他们斗争。
到六星期后会议结束时为止，毛几乎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王明和博古为他们在江西的“错误的‘左’倾路线”而受到谴责，他们以前的同伙包括张闻天在内，都做了自我批评。惟一的小遁词是，如毛所提出的那样，准确的时间就从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本身起，留苏学生们开始犯他们的错误了，王明恰在此前回到莫斯科去了，留下了博古负责。但甚至就连这一条也起到了离间他的两个主要对手的效果。
好几个因素结合起来，促成了这一突破。
由于不断重复的绝对力量，在过去的五年当中，毛的走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的号召，已经逐渐渗透到党的集体意识中去了。他本人就是这条道路的例证，到1941年为止他的记录说明了一切。自遵义会议以来，党繁荣了；而在此前，在留苏学生们的领导下，党曾濒临毁灭的边缘。还有，毛允诺他的同事们，即将开始的运动目标只是“改正”错误思想，不是针对有错误思想的人。指导方针是“治病救人”，而不是从前那些政治运动所特具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毛以后会形容1941年9月的这次政治局会议，是他登上至尊权位的六个重大步骤之一。会议排列了在他之后的领导层名单(除去拒不认错的王明、博古之外)，认可了他随后将要发动的整风运动所制定的具体安排。
直到这一时刻为止，毛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还局限在党的最高层的精英之内。在一个到那时为止已经拥有80万党员的政党内，可能还只有不足150的人数，清楚这场并未展开的斗争。甚至连作为一名中共政治局正式委员的彭德怀，以后也承认直到一年之后他才真正抓住了涉及到的一切。普通党员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了无所闻。
但是到1942年2月，整风步入了公众范围。
当月，毛在中央党校做了两次重要讲话，并在讲话中提出了运动的目标。“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他告诫他们，“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我们队伍的良好秩序，我们必须稳步进军。”
他宣布说，将来评价党的官员，要看他们是否能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他们“读一万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书，并……一句一句背下来”的能力。
这些责难并不直接针对已经判定不可靠的王明及其余党，而是针对他们所代表的思想方法。接下来的12个月当中，当普通党员们集中学习和分组讨论，吸收那些源源不断地灌输给他们的毛的思想和党的历史观时，中国共产党的知识重心就发生了转移。马克思列宁主义智慧的源泉不再在莫斯科那里，而是在延安这里了。
1943年3月，以整风运动所产生的新的政治现实为根据，党的统治机构的组成缓缓地进入了轨道。毛被提名为政治局及一个新的三人书记处的主席，书记处中还有新加入的刘少奇，他事实上（但还不在名义上）已经成了第二号党的领导人，另外一个是任弼时，五年前在莫斯科同王稼祥一起推进了毛的事业。王本人成为在毛之下的宣传部副部长，而自从1938年转投毛的麾下后，事业同样有成的康生，成为在刘之下的组织部副部长，这是中央的另一个要害部门。而自1931年以来一直是最高领导层的一名成员的王明，从决策层被排挤了出去。
然而，真正的创新，已然是醒目的白纸黑字了。如同以往，书记处在政治局不开会的时候被授权决策。但这一次宣布说，倘若其成员不能达成共识，便由毛说了算。其中的意义不止于授予他双方相持时主席的决定权，或甚至是否决权，还意味着即使其他两名书记处成员都不同意，毛的观点还占优势。
或许，在战争期间，如此非同寻常地集权于一人之手似乎还算正当。毛的同事们可以让自己放心的是，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都是保留着最高权力的组织机构。但事实真相是，大红花轿已经把新娘抬了出去。到那时止，就连博古都停止抵抗了。王明独自一人负隅顽抗，成了其他众人的反面教材。目睹了毛的崛起的领导层其他成员，知道自己的未来取决于如何把握好与毛的关系，绝无兴趣成为去阻止他们多数人都视为无论如何都无可避免的权力膨胀的障碍物。
到1943年为止，毛已经在他的党内成就了以往任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无法企及的高位。
但他的作用还只是局限在共产党所控制的地区，就一个国家整体而言不过是一小块地盘。下一步便要启动个性与思想的宣传的流行方式，以使他能够在以下的六年当中，挑起和指挥一场武装斗争，去争取大部分人口的支持，这时候要去统一在共产主义事业下的就不仅是全党，而是全中国了。
如同25年后的文化革命那样，延安整风运动远不止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这是要给人们的思维方式带来根本变化的一个尝试。
其根子在于统一战线政治之中，统一战线需要党戏剧性地扩大它的吸引力。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在毛的敦促下，政治局同意，党的人员组成应向“一切愿意为共产党的地位而斗争的人”开放，而“不论其阶级出身如何”。这一公式在共产国际提出异议后收回了。但开门的方式还继续着。为争取所谓“中间阶级”———爱国的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也就是构成国民党政治上的支持力量的下层普通成员———起见，中共软化了它的政策。在1940年3月的一篇题名《新民主主义论》的文章中，毛提出，社会主义还保留着最高目标，但它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当前的任务就是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做斗争，这也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阶级合作的政策取得了超乎预想的成功。从卢沟桥事变到1940年中期这三年当中党员人数激增近二十倍。但许多的———如果不是大多数的———新参加者，是为爱国主义而不是为共产主义信条吸引过来的。
因此，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个广大而又混杂的党员组成，锤炼成一支纪律性强的政治队伍。
30年代初期，共产党已经令人害怕地“布尔什维克化”了，但是从那以后也产生了厌恶情绪的浪潮，希望消除任何重复出现这一情况的根源，连毛本人也希望这样。到长征结束时为止，他也曾认识到，必须找到解决党内分歧的较好途径。1935年他曾对徐海东说过，共同经历过如此艰难困苦的人不可能从根本上对党不忠的。后来，他们也曾尝试过各种新方法的设计，包括“改过自新”，就是让犯错误的同志坦白错误，并公开保证重新做人。但是，毛最终提出来的答案却源于他年轻时所学经典上的教诲。
他在整风运动开始时宣布说：“如果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确，全国人民就会向我们学习。”如同孔夫子所述，道德样板的力量———就像在江西所定义的、其后又在文化革命中再次闻名起来的那个词，“红色”———是左右人民思想的关键。然而，孔夫子在这里坚决主张，对于群众，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毛却坚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能够自发地产生革命思想。
在整风运动中，这一方法被运用到党的自身队伍中去了。毛所寻求的“启蒙运动”，本打算让党员本身志愿掀起来的：“共产党员对任何事物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然而，与此同时，他又坚持思想统一的必要性。“服从中央领导”是特别予以强调的。
毛对这种矛盾说法的偏好，成为其政治风格的一大标志。这是极其简单的一种手段，使他在一场意识形态运动的过程中能够纵横捭阖，左右逢源，诱使其真正的或假想的对手吐露其观点。
整风本来就没打算和风细雨地开展。其初衷就是要一决雌雄，不仅要针对王明及其代表的思想，而且要更广泛地针对党内一切以任何方式拒绝接受毛的思想的人。“治病救人”只是一个好原则，但毛并未允诺说不会带来痛苦。他曾解释道：“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而且，儒家的说教可能是主要的方法；但是，就像他的帝王前辈们那样，毛保留了对那些拒不屈服的人采用法家的高压措施———不是对王明那样的高级领导人，他们的地位保护他们免遭残酷的压迫手段，而对那些次要一些且更易受到伤害的人来说，其所受的苦难则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警示作用。
1942年的延安，那些顽固不化者中首当其冲的，当数名叫王实味的一位年轻的理想主义作家了。
真诚，而不是轻信，一直是多少世纪当中，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具吸引力和忍耐性的特点之一。在从战争开始以来成群成群地拥到共产主义大旗下的文艺家们当中，毛进行党内辩论并质询长期坚持的真理的号召一经发出，大字报顿时铺天盖地而来———以像“矢与的”、“轻骑兵”、“驼铃”和“西北风”这样的笔名———如同20年前的五·四运动一样。
女权论者丁玲出言不逊地攻击党对妇女的虚伪态度。她的同事诗人艾青，刻薄地抱怨毛的文化政委希望他“红肿之处，艳若桃花”。但是，至此为止挖苦得最凶的文章还是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登在3月份的党报《解放日报》上。他公开指责“延安的黑暗面”———“三等衣服、五等饭”是分配给高级官员的，此时“病号吃不到一碗面条，青年人一天只喝两碗粥”，那些握有政治权柄的人享受接近年轻妇女的特权；干部对普通人存有优越感和冷漠感。
讽刺和批评都是需要的，他说，但文艺家们必须知道，他们属于革命界限的哪一边，那些(像王实味)用他们的精力去刻画“无产阶级的所谓‘黑暗’”的人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革命队伍中的蠢虫”。他继续说，艺术的目的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家的“基本任务”是，成为群众的“忠实代言人”，将自身融入到群众的生活中去，并赞美他们的革命斗争。
四天后，王被押上一场思想公审大会。纵然他采取的是一种较温和的形式，但他还是60年代斗争会的一个雏形，连续两星期，他的党内同事们辩论他的错误。毛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定了调子。他把王比喻成一只蚂蟥，还指示要称呼他为“屎味同志”，这是用谐音改变名字的无聊文字游戏。那位勇敢诗人艾青吟诗道：“他的观点真反动，他的药方真有毒；这样的‘人’不配称为‘人’，更不必说是同志。”就连反叛的丁玲也认定公开指责他是上策。依照整风的逻辑，王只是洗罪还不够。他的作家伙伴们公开羞辱他。他的“公审”首开一种集体揭发惯例的先河，成为此后数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对付唱反调者的一项基本措施。
随后，他被从文学会中开除出去，这意味着不再允许他创作了。“其余每一个人”，一位参与者回忆道，都“甩掉了思想包袱”———换句话说，保住了自己的皮———长吁了一口气，决心今后低头做人。
然而，毛还是不相信这些作家们得到了足够的教训。王本人拒绝改变初衷，坚持说他所写的东西都是希望党好。据康生说，延安知识分子中有90%内心里都同情王。整风运动因而扩大化了，丑化王的努力转入高潮。在他遭“审判”期间，他已经被扣上托洛茨基派、“反党思想”的帽子，还说他具有一个“肮脏和令人作呕的灵魂”，盘踞在他精神世界的是“一个反革命的大粪坑”。就这样，他还是被作为一个犯错误的同志对待，可能还会被挽救过来。第二年春天风气一变，王被正式指控为一名国民党特务，并且领导着一个托洛茨基派的“五人反党集团”，已经“钻进党内以摧毁或暗中破坏党”。
最后他被安全部即党的保安警察的官员带走，同行的还有其他200名政治上不可靠分子，拘押在枣园的一处中共秘密监狱里。“反党集团”是一个纯粹而简单的阴谋诡计，康生从此逐渐玩熟了这一套把戏。王同其他四名据称的成员，两对已婚青年，彼此仅稍稍相知但享有相同的自由观点。这些就是“阴谋”之所及。那些置身界限之外的人将会发现，儒家的天鹅绒手套已为法家的斧钺所取代，而这正如毛此后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案例已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了。
在将王逮捕后，毛下令说，既不可释放也不可杀掉他。在拘押中，他成了“一个脸呈死灰色的青年”，说话时“背书似的”，被当做警告党内其他人等的活的教材，一旦他们在毛所指定的路线上动摇起来，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1947年春，在共产党员们从延安撤离时，贺龙是地方军事指挥员。西方人通常将他描述成红军中的罗宾汉，一个鲁莽大胆、浪漫、爱劫富济贫的传奇式人物。但像其他将领们一样，贺龙也是一个固执而无怜悯心的人。他们痛恨像王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他们抱怨文学上没有自由之时，年轻的将士们却在血洒疆场。一天早晨，贺龙下令，在靠近黄河旁的一个村子里，将王实味处死。毛听到这一消息后，咬紧嘴唇一言不发。
与毛在党内坐稳头把交椅相伴而来的是日渐增长起来的个人崇拜。20年代末，在华南的那些操广东口音的村民们已经在编织他们称之为“莫达冲”的“匪渠”的神话了，当局是杀他不着的。但是在全国范围推动他的作为中国共产主义旗手形象的决定，却随着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出版而迟到了十年。斯诺写过，他在毛的身上觉察到“某种天命所归的力量”。毛也明显觉察到这一点。1935年冬在描写陕北风光的一首词《沁园春·雪》中，他曾充分地显露出他的雄心勃勃的衷曲：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随后毛将思想转到在他之前观赏到这同一景象的中国古代帝王———秦始皇、汉武帝和宋太祖……他写道，他们都曾战胜过，而且都是白璧微瑕。“数风流人物，”毛宣称，“还看今朝。”
这一对比之蔑视纲常与胆识过人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当红军还只能召集到几千装备不整的士兵时，毛已经看到他本人作为共产主义新时代的奠基人的形象，随时准备去博取从先辈帝王那里承袭下来的至圣冠冕了。
这样，在精神上，从长征———其坚忍不拔的史诗般的伟大功绩也作为牺牲献给了这一使命感———结束时开始，毛逐渐受到这一思想的感染，即他本人就是一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非凡人物。打从那里起，他只不过是跨越了一小步，一旦时机成熟，便可推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
1937年6月，或许并不是时间上的巧合，在《真理报》首次刊登毛的一幅肖像前几天，新创刊的中共周刊《解放》也刊载了一幅。这是一幅木刻画，阳光照亮了毛的面部。六个月以后，毛的第一部著作选在上海出版发行。1938年夏又经历了另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其时毛的忠实助手林彪，撰文写了他的天才领导，终毛之余生，这一短语被滥用过度，以至毛本人都感到腻味了。与此同时，毛与他身边的人的关系也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延安早年的西方旅游者们都为该地的不拘礼节所折服。毛不打招呼就可以赴宴或玩牌去。共产国际的顾问李德写道：“那里发展出了或许本来可以称为社会生活的东西。”
1938年春，维奥列特·克雷西马尔克斯，一代显赫的无畏女旅行家中的一位，战争期间独身一人做穿越东方的旅行。在她应邀到毛在凤凰山的院落时，发现外大门由一名手提轻机枪的士兵守卫着，而在内大门则又有一名警卫挎着“以前我从未见到过的裸露的最大的砍刀”。就在不到十年前的井冈山甚至瑞金的那些逝去的岁月里，毛和其他领导人还是住在农民中间的。此时，无孔不入的等级观念渗透其中了。毛不再去看别人，他们都来朝拜他。那年稍晚些时候，他征用了城里仅有的一部交通工具，一辆捐赠的雪佛莱牌货车，作为他的代步工具，车上漆有炫目的英文大字“救护车：纽约华裔洗衣工人王家救亡协会捐赠”。政治局其他领导人仍然步行。
不是每一个人都欢迎此时附加在毛身上的最高级———“最富创造性的”、“最有素质的”、“最富才干的”、“最有权威的”———滥用现象。就连毛的最执著的支持者之一刘少奇，也发出了一个谨慎的警告。他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篇文章里写道：“我们禁止盲从，也禁止任何偶像崇拜。”
随后到了1942年11月，从欧洲传来的消息使这种犹豫沉寂下来了。“红色凡尔登”———斯大林格勒战役，如毛所称，是大战的转折点，预告了法西斯轴心国的最终崩溃，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重新爆发冲突的时刻也更临近了。
敌对双方的阵营都重新调整了注意力，建立一个象征性首都，以适应迫近的为国效忠竞赛的需要。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出版了一本书《中国之命运》，重申了他作为中国统治者的地位。几天之后，毛也跃升至政治局主席，因而也是共产党党魁。在各自控制的领土与人口的对比上，蒋还占着较重大的优势。但是这种差别正逐步缩小。蒋的书在白区中小学及大学中要求强制阅读。毛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义》的著述成为红区的指导纲领。
两个月后，作为对于西方盟友的一种姿态，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国际，毛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了。中共此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一个国家级政党了。
当两党对抗中的人员规模问题越来越迫切需要加以确定之时，毛周围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一个新高潮。
这就是专有名词“毛泽东思想”被创造出来之时，也是其“选集”首版编纂之始。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东方红》被创作出来了：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毛的肖像张贴在遍布红色中国各地的村庄的墙上和公共建筑上。学校也以他命名：在延安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山东有“泽东青年学校”。蹒跚学步者也被教会歌唱：“我们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翌年冬，劳动模范们发出信息，高呼毛是中国的“救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该词具有可上溯到皇帝与上苍之间古老的联系纽带的神话色彩。1944年春，应邀去种植首株小米，象征性地耕种了第一垄土地。
然而，依然缺少一个因素。
综观中国历史，对于一个觊觎权力的新王朝来说，对过去的总结在创建政治基础中往往发挥关键的作用。在毛的情况下，还有一个斯大林统治俄国的额外榜样。这位苏联的独裁者在对最后的敌手进行肉体消灭的大清洗之后，采取的最初行动之一，就是在1938年颁布他自己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一年后的延安被指定供干部学习之用。以后，它又被包括在整风运动所采用的教科书之中，作为一种对毛的同事们依然有效的信息。
但是，“党史的澄清”问题，如其精心选择的称呼那样，继续困惑着他。
在毛一方，问题的要点是，如同斯大林以及历朝历代的中国帝王那样，势将忍受没有对手的权威原始史料的尴尬情况。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和李立三已经名誉扫地(瞿秋白若非作为烈士献身，必定也会如此)，但资料却不足。已被抛弃的王明、博古的政治路线也缺乏足够的资料。对非毛泽东思想的揭露和批驳却必须彻底进行。中国以往的帝王史上不乏此类先例。18世纪的大清皇帝乾隆，导演了一场极其恐怖的文字狱，要一劳永逸地根除煽动性思想。
又过了18个月，他才对他想要达到的控制程度最终感到满意了。从1943年末直到1944年春，作为毛的指定人选，刘少奇发动了对把王明送上台的四中全会的攻击，每一个人都曾与王有过牵连，从张闻天和周恩来开始，都做了洗心革面的自我批评，接着由其同事轮流批评。
1944年4月，随着一切抵抗都偃旗息鼓，毛准备结束这种自我鞭笞的无节制行为。他宣布说，王明和博古无须像俄国的老布尔什维克们那样接受反党罪行的惩罚。党的政策回归于怀柔了。
毛也对“抢救运动”的过激行为做了一个无语的道歉，向集会的干部们深鞠一躬，以作为一种补偿的表示。
在新的钦定本党史中，毛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的“错误观点”的斗争，他本人自1935年以后的正确思想的胜利，都被作为一个单一而连续的整体的连接部件加以描述。
又过了一年，体现了这一原则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本由1945年4月的中央全会予以通过。因为每一名高层党员与他所曾直接卷入的事件相关的阐释都有利害关系，这个《决议》先后被修订了14次。事实上，此类事件的某些细节引起了如此之大的争议，以致这类辩论不得不从七大最初定下的议程中转移到先行召开的中央全会中去，因为全会的规模较小，更便于控制。从团结的利益着眼，博古被定为起草委员会的一名委员(表明他认可了对他本人以前的政策的批评)，王明最终也被劝说写了一封信承认错误。重建起来的对于团结的认同感洋溢在
整个大会期间。在毛的坚持之下，博和王两人都重新被选入了中央委员会，尽管是倒数第一和第二的位置。由于其“左”倾偏差而被点名的李立三，远在苏联而未能出席大会，在那里他含羞忍辱地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15年，他甚至连大会的召开也一无所知，居然也保留了委员的席位。
毛成了全党的主席，此前只是书记处与政治局的主席。刘少奇被确定为他的第二号人物，预定的接班人。周恩来在名单中排位第三，尽管有着某种暗示说，他整风后仍然处于试用阶段，毛允诺他在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中向后放一些。这是一个并不十分微妙的提示：周是依照毛的意愿留任的。朱德总司令排位第四，任弼时第五。
七大结束时，毛最终取得了权力的融合，这是遵义会议以来他孜孜以求的意识形态和一种能引起大众狂热拥戴的无法形容的领袖气质的融合。一些年来，他的来访者中那些敏感的人不知不觉地体察到正在发生着的变化。1939年，埃德加·斯诺发现他获致了圣哲般的安详。埃文斯·卡尔逊记述了他出神入化的气质。但李敦白在将毛与周恩来做了比较后说得最好。他写道：“与周在一起时，我觉得他是朋友，也是同志；与毛泽东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似乎就坐在历史的旁边。”
到1944年夏，欧洲的战争风潮强烈地倒向联盟国一边。意大利投降了。美英联军在诺曼底登陆。一度不可战胜的德军给勇于为国捐躯的苏军从东方推挤到本土的边境上。在亚洲，日军同样动荡不安。日军一次大规模的攻势仍在中国进行，但在另一处的太平洋的舞台上，他们正节节败退着。当东京的最高司令开始盘算不可想像的本土守卫之时，斯大林和罗斯福已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日益迫近的战后秩序的构建上。
1944年7月22日，一架带有美国标志的飞机出现在延安上空。它所引起的感觉几乎和五年半以前王明的到来一样强烈，不只是因为就在它打算着陆时，在下跑道的一刹那，左轮撞上了一个大土墩，致使它突然而猛烈地向一边滑倒，机身上留下了一个大窟窿，整个飞机戛然而止。就这样开始了所谓的“迪克西使命”，美国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直到1970年初为止)的与中共建立官方通讯渠道的公开尝试。令人惊异的是，没有一个人受伤，并在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以后，这一小组的美国联络官员被送至他们的馆驿，双方在此开始学习相处的经验。必须提醒美国佬的
是，在想要什么东西时，他们不可大叫大嚷地喊“BOY”(侍者)，而要礼貌地叫他们“招待员”。中国人则首次发现自己与非共产党的西方人处于准外交关系中。毛定了调子，下指示把“我们的朋友”这个词加进《解放日报》的标题，以显示对这项使命的欢迎态度。他和其他领导人应邀观看了用汽油驱动的电影放映机放映的好莱坞音乐片，还有像查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一类的流行影片，并因此而取消了作为延安的主要社交活动的星期六晚舞会。
如同这个小组的被正式定名那样，派遣美国观察使团的决定，是罗斯福、斯大林和蒋介石三人之间三角策略的一部分。每一方都想以牺牲另外两方的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的利益。
对蒋总司令腐败独裁并日益失去民心的政权在有效推进战争上的无能为力，美国人已经感到腻烦了。他们要的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一项和解协议，以中止不断发生的相互伏击事件，合力驱逐侵略者。
斯大林担心美国在中国的保护权地位的创立，想要与国民党政府建立条约关系，并要求中国人保证在未来任何强权斗争中保持中立，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尤其是铁路与港口的租让权。同时他还对国共之间的一项协议感兴趣。
总司令本人坚定不移地反对国共和谈。但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共同压力下，他勉强地屈服了。1944年11月7日，罗斯福总统的个人特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动身到延安来并开始了一项斡旋努力。
不巧的是，没人想到提前捎个信说将军正在途中。当带着迪克西使命的装备从重庆出发的每星期一次的美国飞机抵达延安时，周恩来恰好就在机场，吃惊地看到出现了“一位具有军人风度而又十分英俊的男人。他身穿见所未见的缝制得极其漂亮的军服，胸前佩戴着标志各场战争的各色绶带。绶带那么多……美国打过的战争此人可能都参加了”。在有人告诉他这位尊贵的来访者是谁之后，周连忙跑去找到毛，并临时召集一个步兵连拼凑成一个仪仗队。但那一天的可惊奇之事才只开了个头。赫尔利从一个俄克拉荷马的孤儿爬升到一位石油百万富翁，可以说是美国
资本主义的化身，其人骄狂自大犹如一只孔雀，喜爱摆弄照相机。使团的不少人回忆说，他在接受检阅时，“伸直身子，挺起胸膛，像一个得意洋洋的小伙子那样高叫印第安人的战争呼号”。毛与朱德瞠目结舌，感到难以置信。
赫尔利三天时间的访问，结果变成了颇具美国政策特色的误解中国的实际教训，直到25年之后理查德·尼克松当上了美国总统时为止。
两星期后，和平努力便告搁浅。当迪克西使命的指挥官戴维·包瑞德上校12月做最后一次和平努力时，他被淹没在毛的反指责的旋风之中。
包瑞德报告说，毛的态度“极其强硬”，并且有好几次他都是大光其火。“他一次又一次向我们大叫：‘我们将不再让步！’‘蒋介石那个王八蛋！’还有‘（他）在这里，我要当面痛骂他一顿’……周恩来则以平静的话语支持毛泽东所说的每一个问题，会谈结束时，我感到，对于两位聪明、无情、坚定的领袖，我所谈的都是白费唇舌，他们绝对相信他们的地位所具有的力量。”
当然这就是毛的做戏所要传递的印象。但是包瑞德的结论给这些共产党人贴上了过多的油彩。在1944年年底，他们有70万人的军队，控制了9000万人口的地域。蒋有150万人的军队，控制了2亿人口。国民党的军队“仍然是强大的”，毛在数月以后警告说，红军若是低估他们将是十分冒险的。
就在这种背景下，赫尔利将军的和平努力，尽管做法十分拙劣，却给了毛以很大的帮助。他把蒋拖进了讨论之中，有助于使共产主义事业合法化。蒋要么树敌于其美国盟友和所有那些在爱国基础上而不是在政治基础上支持他的人，要么他就脱不了身。
美国的斡旋给了毛一个巧妙改善共产党在国际上形象的机会，说服那些紧随迪克西使团的后尘而蜂拥到延安的中国人。中共是一个温和的党派，基本上是由土地改革派构成的，共产主义色彩较名义上浓不了多少。不过就在六个月前，这只特别温和的“兔子”倒着实把斯大林吓了一大跳，当时他对美国驻苏大使阿沃里尔·哈里曼说，毛及其同事们都是优秀的爱国者，而不是“麦淇淋共产党人”，意思是说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一种观点不仅很有利于他推进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和平调解的努力，而且也反映了他对毛派教条的正统性的真实怀疑)。毛在其《新民主主义论》的大纲中表明，中共当前的目标并不是苏联的共产主义，而只是一种混合经济，但这两者是一致的。在赫尔利交易之后，这一“温和运动”进入了高潮，并倾向于一种强烈的亲美情结。毛大声疾呼表示怀疑说，是否“把我们称做民主党或许是更恰当的”，整个儿把“共产主义”这个词给甩掉了。他以为，美国是援助中国现代化的“最适当的国家”。他还问一名美国记者，他是否认为西尔斯·鲁巴克愿意将他的邮电业务延伸到中国来，倒着实把这名记者吓了一大跳。
这一切手腕都不是正直坦诚的，却的确起到了宣传的效果。到1945年1月为止，共产党人打算给美国国务院提出秘密提议，让毛和周访问华盛顿，同罗斯福总统会谈。蒋作为中国惟一领导人的主张，是任何自尊的西方政府能够予以支持的，突然之间却开始显得有争议了。毛私下里希望美国或许可以援引赫尔利使命失败的例子，在他一直坚信最终必将重新开始的国共冲突中保持中立的态度。
一个月后的雅尔塔高峰会谈又一次把水搅混了。罗斯福和斯大林同意将蒋的政权作为缓冲国处理，将美国控制的太平洋地区与苏联控制的东北亚分隔开来。作为这一协定的一部分，这位苏联领导人，在毛毫不知晓的情况下，允诺不再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政府。与之相应，美国和俄国都开始压迫各自的被保护人接受某种形式的联合。
毛看上去像默许了。在他向中共七大提出的报告中，作为一种选择，他提出一项和平执政路线的综合战略。但他的怀疑观点也是过于明显了。同一天晚些时候在给代表们所做的一场富于幻想的即席讲话中，他把蒋———以前他形容为一个“流氓”———比成一个脏脸汉。一直到今天，他宣布说：“还是请他洗脸。不是要割他头的政策，就是请修改他的错误的政策，年纪愈大的人愈不愿意洗脸。”
七大结束时号召扩大红军，从（1945年7月）90万人发展到100万人；为城市暴动做好准备；着重强调了运动战而不是游击战。在给军事将领们的密码电报中，毛警告说，内战的重开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必须利用余下的时间做好必要的部署。
三个月以后，正当这些准备处于最活跃的进行之中时，俄国人终于向日本开战了。第二天，8月10日，朱德命令共产党军队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蒋随后指示说，日本将领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毛又陷入了泥淖之中，连忙打电报向斯大林求助。其后，在当月15日，这位苏联领导人投过来一颗炸弹。莫斯科时间下午3时，就在日本人投降数小时之后，蒋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伏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签署了一项联盟条约。
对毛而言，这是斯大林1936年的背信弃义行为的重演，当时在西安事变中他曾下令释放蒋。这位苏联领导人再一次为了苏联的民族利益而出卖了中共。毛已经得知俄国人与国民党人正在会谈。但他对雅尔塔达成的谅解却一无所知。现在，一切都已昭然若揭：如果内战爆发，中共将独立作战。
共产党的政策顷刻之间发生变化。一切对于国民党以及对于美国的批评都停止了。城市暴动的计划被延搁了。红军部队接到通知，要与美国军队合作解除日本人的战斗力。8月28日，在赫尔利将军的陪同下，毛登上一架美国飞机赴重庆，去同国民党进行和谈，留下刘少奇在他不在时负责党的工作。作为莫斯科常驻延安代表的塔斯社记者孙平，在其日记中写道，毛仿佛是去受难似的。
他要去扮演一个难堪的角色。蒋有着美国人毫不含糊的支持，并且苏联也表示友善中立。随着谈判的延续，国民党军队可以逐步调防，以便去占领日本人仍在盘踞的地区，而红军却被挡在一边。如果红军有所失控，蒋就会责备共产党缺乏诚意而选择军事解决。
在和谈继续下去的六个星期当中，这两个人面对面见过四次，达成一项谅解备忘录，其中双方都承诺“坚决避免内战”。蒋还接受了召开一次各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以讨论一部新宪法的建议。就像在早先的谈判中那样，更宽泛的协议受阻了，由于蒋坚持要中共将其军队及其所领导的地方政府置于国民党的控制之下，作为一揽子解决的一个前提，毛当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然而，还有更重要的是，会谈举行期间，相关的国际关系发生了变化。
8月，当重庆和谈开始时，美国和俄国都公开承诺对中国事务不加干涉。
到10月份，当谈判结束时，5万名美国海军士兵开始在华北沿海登陆，表面上是协助解除日本人的武装，但实际上是要代表国民党去占领北京、天津和其他主要城市，并为了预先阻止俄国的南进；此时苏联军队正谨慎地纵容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东北的占领。雅尔塔之后仅八个月，一个中立的中国作为苏联和美国的扩张的缓冲地带的思想，已经开始失去意义了。在欧洲形成的冷战，迅速地传播到了东方。
东北成了这些新对抗的焦点。
11月14日，在美国的军事支持下，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军队防守的山海关发动攻击。这是长城末端控制着内陆北进路线的战略咽喉要地。六天以后，林彪报告说该镇失守且无法夺回。形势又倒回到夏天时的情况。双方都朝着全面内战的方向残酷无情地推进。
斯大林再一次粗暴地割断共产党人脚下的根基。
到此时为止，中共领导人已习惯于苏联的背叛行为。然而，这一次却是毁灭性的打击。平素极为冷静的彭发火了：“一个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来打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倒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事，能允许这样做吗？”然而，中国共产党对此无能为力。如同在8月那样，他们默默地顺从了。
毛在这些事情上无能为力。他的神经衰弱症又犯了。自打1924年毛绝望地撤退到韶山时起，他在政治上首次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他看不出下一步如何行棋了。
最后还是杜鲁门总统将毛解脱出来。对于美国海军越来越深地陷入一场国外内战的前景，美国国会的焦虑不安逐渐上升。11月27日，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赫尔利愤而辞职，促成了美军的撤离。杜鲁门宣布了乔治·C·马歇尔接替赫尔利的任命，马歇尔是以对盟国的物资援助来促进欧洲复兴计划的始作俑者。马歇尔打算执行的中国新策略有两大目标：国共之间的停火并导向政治解决；让苏联撤出中国东北去。
当消息传到延安时，毛数月来首次看到一线希望的微光。如果美国人要的是中国的和平，他们就必然会迫使蒋停止对共产党阵地的进攻。
马歇尔12月21日到达重庆。十天之内，他把双方都劝回到和谈桌旁。周恩来按照毛的指示，接受了国民党的主要条件：政府军队进入苏联控制地区和解除南部日本军队武装的行动自由。1946年1月10日，双方签署了一项停火协议，三天后生效。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当中，马歇尔所创造的推动力保持了和谈的继续推进。到2月底，双方都惊讶地发现，他们已经就共产党军队统一编入一支非党派的新型国民军队一事达成了协议。这可真是，即便在战时统一战线的高峰时期，也会证明是难以企及的一项议题了。
但是，不久就出现了这一和平进程迫切需要着手解决的预警信号。
3月份，也就是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城发表有关“铁幕”的著名演讲的那个月，美苏之间的全球紧张关系正在升级。随着苏军开始从中国东北的回撤———1月的停火协议并不包括这一条款———蒋使得白宫相信，除非国民党军进入该地区以再次声明中国的主权，否则整个的中国东北将会落入共产党的势力范围。毛此时此刻还在为临近的一揽子政治解决的前景大伤脑筋，最初只是认为，总司令不过是试图加强其谈判地位而已。但是到了3月16日，随着国民党的继续推进，他才首次意识到重新开战的可能性。一星期后，他指示林彪发动反攻，而
不管和谈的结果如何。4月18日，长春落入林彪军队的手中；十天后又轮到了哈尔滨。
东北的战斗又打响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冲突。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毛继续敦促其他地区的共产党将领们坚持停火，除非国民党首先进攻。
6月，大规模的冲突爆发了。在又一次短暂停火的一个月后，战火蔓延到整个中国的北部和中部广大地区。
回首过去，毛的领导地位未受丝毫影响。对于大多数追随者为农民所组成的一般意义上的党来说，他还是那个“大救星”和东方的红太阳。他的同事们可能会在背后嘀咕政策上的使人困惑的摇摆———从战争到和平，又回到战争———但是无人敢于向他挑战。毛已然成为不可缺少的和不能替代的向导，未来共产主义事业的象征。
一旦到了外交政策迷雾廓清，苏军撤退完成，大国争夺的焦点转移到欧洲之时，毛的那一份老牌的自信就又回来了。面对一个他熟知的敌人———国民党，而且是在他所熟知的领域———中国农村，他重新得心应手起来。在一连串的中共中央指示中，他旧话重提，回到那个再三试验过，并且在江西时和在打日本人时十分奏效的老战争原则———诱敌深入，并要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弱小之敌。放弃领土以保存实力“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那年夏天他对同事们说，“否则，最后胜利将是不可能的。”
翌年春，当延安本身受到威胁时，他的译员师哲沮丧地问他，他们能做点什么以防止该城的陷落。毛大笑不止。“你的想法不高明。”他说。“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蒋介石一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论语》上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们也可以打到南京去。”
两星期后的1947年3月18日黄昏，护卫着毛和其他中央委员会领导人的纵队撤离了红色首都，开始北上。延安插曲就此结束。
由于篇幅所限，本连载刊发到此为止。(《城市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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