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向群众寻找真理
严重的经济困难，全国人民的饿饭，毛泽东的心情是异常沉重的。他的头脑也变得清醒起来。他认识到，这几年严重错误的原因之一是思想路线出了问题，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犯了主观主义。为了扭转严重局面，渡过难关，端正思想路线是重要一环。为此，他决心恢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1960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7岁生日。这一天，他请了汪东兴、秘书、卫士七人一同吃晚饭。桌上没肉，没有酒，只是盐和油比平日多一些。席间，他说：现在者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他要身边工作人员去山东省作广泛的调查，要他们讲真话，不讲假话，不许隐瞒欺骗。虽说是伟大领袖的生日，但没有欢乐的气氛。这顿饭自然也吃不好，谁也吃不下去。夜里，毛泽东睡不着，对卫士说：“我不放心哪，他们许多事瞒着我，我出去，到哪里，他们都能作准备。你们要下去，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要告诉我真实情况。”他为下去的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个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和些，比山东好。1月21日去北京训练班上两星期课，使你们有充分精神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写完后，又补充道：“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这封信不仅表达了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深切的关心、爱护之情，反映了当时生活的艰难之状，而且也透露了他“老了”的悲凉心境，寄希望于年轻一代。
这时，中共中央正在北京开工作会议（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讨论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会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过急，过急了办不成，越急越办不成。要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毛泽东这次讲话的中心内容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他指出，做好工作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情况明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说起。要情况明，必须调查研究。他回顾党的历史说：我们有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过去我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比较注重调查研究，办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但是在全国解放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许多同志，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大概官做大了，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改，也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
确实，建国后，进了城，他成了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所到之处，一片欢呼声，一片万岁声。他已无法过普通人一样的生活，逛大街，游公园，几乎无法与普通的老百姓拉家常，聊大天。据他身边工作人员讲：1952年春节期间，他戴上了口罩，游黄鹤楼。不料被眼尖的小孩认出，结果，一片万岁声，游人像潮水般涌来，人挤成了一团，卫士和其他领导同志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保驾”突围。毛泽东自己风趣地说：“真是下不了黄鹤楼。”为了安全，毛泽东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对此，他“愤怒、痛苦，又无可奈何”。①“不能随便行动，不能随心所欲走到群众中去，这是毛泽东最痛苦的事。”毛泽东只能靠听汇报、看材料了解情况，无法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亲自作调查工作。为了弥补这种不足，他要求卫士回乡探家时作调查。为了了解的面广，他要求警卫中队的战士应来自不同的省、市、自治区，来自不同的专区，不要重复。由于“领袖”的这种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已很难向群众作调查。1958年，他虽然到大江南北的许多工厂、农村进行走马观花式的视察，但看到的是一片大跃进的假象。他在1月13日会上作的自我批评是真诚的。
为了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提出：1961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他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但要亲自抓典型，到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学校，一两个商店，进行深入的周密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而且要组织和指导广大干部去搞调查研究，教会许多人作调查研究。
在中央工作会议后，接着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会上，毛泽东又讲了调查研究问题，提出，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在实践中进行了调查。会后，他要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人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广东、湖南、浙江三省农村，作人民公社调查，然后直接向他汇报，为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依据。正在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毛泽东重新见到他在1930年写的《调查工作》一文。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由中南、华东、西南三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简称“三南”会议）上，论文印发给到会者。3月13日，毛泽东说：找出30年前我写的一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我自己看还有点道理，别人怎样看我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
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文章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场大斗争写出来的。……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①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这篇文章后来以《反对本本主义》为篇名正式公开印行。
①权延赤：《红墙内外》，昆仑出版社1989年，第56、63页。
根据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个调查组的调查，毛泽东指出：当前农村人民公社中应有着重解决两个平均主义，即生产大队内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在“三南”会议召开的同时，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三北会议”（即由华北、西北、东北三区中央局书记及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3月13日，毛泽东给在北京的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指出：对农村中存在的两个极端严重的平均主义问题，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自的典型调查，满足于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他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他表示，他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根据毛泽东的多次讲话精神，中共中央于3月23日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信对毛泽东的《调查工作》一文作了极高评价，要求各级领导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讨论。信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原因及其教训作了初步分析，强调各级领导要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自作典型调查。“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针对许多调查工作并不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为现行政策作论证的主观主义毛病，中央指示信说：“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调查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不应该抱定一种成见下去专替自己找证据，应该发现事物的真相，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调查的材料作全面的综合和分析，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观察。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信的这些意见击中了调查工作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主观主义的要害。
同年4月25日，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要他通知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在5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利用一段时间对农村的若干问题（如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地问题等）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收到各地送来的许多调查报告，为了交流情况，他批转了一些报告和信件。他在5月14日给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信中说：“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主义的所谓政策。”①
广州会议后，刘少奇从4月1日至5月15日在湖南长沙、宁乡两县深入农村，同基层干部和社员进行座谈、访问，就食堂、供给制、社员家庭副业、自留地、商业、集市贸易等问题广泛听取意见，并向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
调查的情况。周恩来在繁忙的国务活动的情况下，挤出时间，于4月下旬至5月中旬到河北省邯郸地区进行调查，并及时向在上海的毛泽东通报了对食堂、供给制、评工记分、恢复社员体力和畜力问题的看法。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也深入基层，进行调查工作。
①见逄先知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共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①毛泽东：《致张平化》，《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82页。
在全党调查研究基础上，中共中央陆续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教育（六十条）、科学（十四条）、文艺（十条）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这些条例，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前进了一步，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繁荣社会主义事业起了积极作用。没有全党从上到下调查研究，就没有这些工作条例。没有这些工作条例，也就不可能调动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迅速扭转严重的困难局面。
“下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这说得很好，这也是毛泽东一贯的群众路线的思想。1958年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重要原因之一是脱离群众，不作调查研究。这也很对。但似乎也还有别的问题：像农村办不办公共食堂、搞不搞供给制、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以什么为好等问题，难道仅仅是一个作不作调查的问题吗？我想不尽然。
拿食堂为例来说。1958年，在大跃进中，有些地方的农村，在农忙时办起了临时食堂。这是从实际需要出发、群众自发办起来的，无可指摘。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村普遍办起食堂，而且与吃饭不要钱联在一起，并把办不办食堂看成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下，农村办常年的公共食堂（更不用说吃饭不要钱）显然是不适宜的，许多社员也有意见。1959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作调查的结论：不赞成办公共食堂。结果调查组成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很深印象。1961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就此作了自我批评）。也是在这一年，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经过调查，主张解散公共食堂。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办食堂。各地为了怕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也只能硬着头发办食堂，那怕有名无实。直到1961年经刘少奇、周恩来、毛泽东自己的卫士与秘书等调查后，才下决心停办食堂。
再以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级来说。自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起，毛泽东一直在考虑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其核心是究竟以哪一级为基本核算单位。1959年3月，他两次写信，提出这一问题，“要照群众意见办”，并说“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能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从一般道理讲，毛泽东的说法是正确的。在那时，通过调查、讨论，确定以生产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只有部分的所有制。这种体制仍然不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直到1961年9月，他才认识到应以生产队而不是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他在9月29日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的信中说：“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又说：“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该醒过来了吧”。为什么糊涂六年之久，是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吗？当然不是，看来是毛泽东头脑中的“一大二公”的思想在起作用，致使正确意见不能为他吸收。
再以“包产到户”来说。在1957年、1959年有些地方就试行过“包产到户”。但都被视之为搞资本主义，打了回去。1960年，为了渡过困难，恢复农业生产，不少地方实行不同形式的责任制。有的实行包产到户，也有个别地方提出分田单干。安徽省委就生产责任制问题曾三次（1961年3月20日、4月27日、7月24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书面汇报。也许因为以前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过“包产到户”，所以安徽省委的报告申辩说：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不是“包产到户”，不是单干。报告讲了实行责任制的好处，也讲了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安徽省的办法，毛泽东不甚赞同。在3月的广州会议期间，秘书田家英将安徽省的包产到户的材料转给他，同时田家英还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寡妇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好互助求生。她们讲：
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不带我们的话，要求给我们一条牛，一张犁，八个寡妇互助，爬也要爬到田里去。看到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的时候，又要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问不过去的。”信中还说，为了总结经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毛泽东是赞成田家英的意见的，立即将这份材料连同田家英的信批给政治局常委和几位大区书记传阅。陶铸赞成田家英的意见，陈云则不以为然说，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嘛！①
毛泽东虽然对“包产到户”持保留意见，但并没有立即阻止这种试验。到了这年秋，安徽全省百分之七十五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全国各省约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地区实行类似的办法。到了这年12月，毛泽东向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表示：有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可以不再搞“责任田”。安徽省于1962年3月20日作出了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
在实行包产到户过程中，确实也出现了许多问题。1962年2月中央监委发了广西自治区党委关于广西农村有不少党员干部闹单干的情况简报。简报讲了分田单干所产生的“严重后果”，（1）土地大量撩荒，征购任务完不成；（2）发生两极分化，困难户卖田、卖房和家俱；（3）给阶级敌人可乘之机，有的地富反攻倒算，要“土地回家”。中共中央于3月11日又转发了中央监委的简报。那时候，“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几乎成了同义词，两者视为一回事。恐怕类似的材料不止这一件。这些材料，当然会影响毛泽东。
不过，在那时，广大农民是欢迎包产到户的。1962年3月，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带调查组到湖南湘潭的韶山（毛泽东的家乡）、湘乡的唐家圫（毛泽东的外祖父家乡）、宁乡炭子冲（刘少奇家乡）、长沙的天华大队（刘少奇1961年蹲点的地方），进行贯彻农业六十条情况和问题的调查。田家英在调查中听到社员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呼声。田家英的思想起了变化。因事关重大，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包产到①户就不能听。”那时包产到户继续在全国发展。刘少奇在1961年湖南调查时不赞成分田到户，此时，刘少奇赞成包产到户。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召见田家英。田家英系统地陈述了他对包产到户的意见：现在全国各地实
①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64～—65页。①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66页。
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另外百分之六十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于是临时措施，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毛泽东只是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最后毛泽东向田家英发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是你个人的意见，①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意见。”其实在此之前，田家英向刘少奇、邓小平汇报过，并得到他们的支持。田家英为顾全大局说了“是我个人意见”。到了八、九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批单干风和包产到户，认为这是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问题。
毛泽东主张坚持集体经济、依靠集体经济渡过困难，这一原则并没有错。事实上，这种选择在那时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从当时我国农村生产力的状况、集体经济、干部和社员的思想情绪看，在广大地区、多数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的选择，也许更佳，可取得更好的效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这里讲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和包产到户三例，无非是想说明，群众和干部意见是多种多样的，有些甚至是相对立的，群众的创造也是多种多样的。如何对待群众和干部中的不同意见，究竟听哪种意见？过就需要领导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毛泽东说：“有时候不能完全听群众”，这抽象讲不无道理，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学习，并不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能否加工正确，这里有种多因素：一是原料丰富与否；二是加工制作的方法正确不正确；三是加工者的立场、思想倾向、感情；四是加工者的知识结构。1958年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并不是在当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而是当时的领导者听不进去。这表明在如何向群众学习、走群众路线问题上是大有经验教训可总结的。在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问题上要防止经验主义、尾巴主义。
二、民主集中制与认识论
经过1961年的努力，形势（主要是农村）开始好转，但困难仍然很大，工业生产继续下降。党内外从上到下对困难的形势、对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中央纠正“左”的错误的方针政策，认识并不一致。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地纠正错误，克服困难，争取国民经济尽快的恢复好转，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到会有七千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是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一开始，先将由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一个书面报告发给与会者进行讨论，提意见。在大家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再由刘少奇主持，组织了一个21人的起草委员会，集中大家意见，写出了第二稿“书面报告”。1月26日再次印发给大家讨论。1月27日，刘少奇在全体会上对书面报告作了说明。会议原定在书面报告通过后即结束。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有的同志
①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67、68页。
认为会议发扬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强调不够。不少人由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心里有话还没有讲出来。毛泽东在29日大会上讲：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一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他建议让人“出气”，不“出气”就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他号召大家发扬民主，开“出气会”，解决上下通气问题。他承担责任：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会议决定延长，与会者在北京过春节。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民主集中制的讲话，之后分组进行讨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2月7日会议结束。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又主持对书面报告进行补充、修改，主要是把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基本精神补充进去，形成了“书面报告”第三稿。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先到杭州，后到武昌，亲自整理、修改讲话记录槁，补充了许多重要内容。他做得很认真，先后改了六稿，改出后，又分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有关同志征求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他又再作修改。可以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依靠群众，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面对严重困难，他更感到应紧紧依靠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因为“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1958年以来（远一点1955年下半年以来），党内民主空气不够，民主生活不正常，干群关系、上下级关系不正常。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从多方面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
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作了系统说明。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实质是一个群众问题。他把民主集中制问题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来论述。他说：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工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了，但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又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要让人讲。他认为，如果没有“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的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群众的积①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集中不行，没有民主也不行，因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针对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这不好一点，他反复说明，领导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群众讲话。“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他以历史上的刘邦、项羽为例教育大家。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而项羽则相反，不爱听不同意见，不善于团结人。结果刘邦打败项羽。项羽演出了一出“霸王别姬”的悲剧。他尖锐地讲：“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最后要垮台的。”经毛泽东这样一讲，七千人大会的民主空气是好的，大家比较敢于发表意见。当时有这样的说法：“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毛泽东还指出：发扬民主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①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集》下册，第819、838、821页。
的重要前提。他说，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但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这种方法”。充分发扬党内外的民主，形成民主的气氛，有助于解决长期积累起来的人民内部矛盾。虽然，他强调民主，但并不否认集中的必要。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那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两者不可偏废。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和极端民主化都是与民主集中制不相容的。刘少奇曾在中共“七大”深刻指出：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常常当作专制主义倾向的一种惩罚而出现，凡是专制主①义倾向较严重的地方，那里就可能出现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刘少奇的这一番话值得我们深思。七千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总结经验，进一步认识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统一全党的思想。刘少奇的报告具体总结了建国以来，尤其是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的讲话更富有理论色彩，从认识论的高度总结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经验教训，论述了民主集中制与认识论的关系。他指出：民主集中的集中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是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如果没有民主，大家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集中统一就建立不起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是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也不可能真正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他反复说明，发扬民主，造成民主气氛，是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前提。没有民主，就不能从群众中来，也不可能真正到群众中去。
历来讲认识论，不讲民主问题。其实民主与认识有密切的关系。有了民主，才有思想自由，才能让各种不同意见都说出来，并展开讨论、辩论，这样可以避免或减少认识上的片面性，可以使认识不断深化而不致停留于某一点。作为一领导者，只有具有民主作风，广开言路，从谏如流，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才能团结人。若实行个人专断，家长制，一言堂，那就堵塞了言路，必然陷入主观性、片面性。认识是社会的认识，认识受社会条件制约，政治是其中之一。历史证明，民主政治有助于认识的发展，学术的繁荣，专制政治则阻碍认识的发展。中国“独尊儒术”以来的封建社会，欧洲的中世纪，就是封建专制政治阻碍认识发展的明证。
三、自由与必然的辩证规律
面对严重的困难，面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一部分同志中产生埋怨和悲观情绪。为了振奋精神，毛泽东在讲话中用很大的篇幅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阐述了认识是一曲折的过程，讲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规律。他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上，从1921年党的建立到1945年“七大”，一共24年，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历了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我们才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没有充分经验，是不可能充分认识中
①刘少奇：《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61页。
国革命规律的。他讲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民主革命规律的艰难历程，目的是要引导广大干部认识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达到自由王国。”①关于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要有一个过程，要有一定的代价，这是毛泽东在1957年就说及的。不过，那时他“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②高”，在时间上“要缩短一些”。
在1958年大跃进时，他头脑发热，对认识经济建设规律的艰巨性大大低估了，以为已基本掌握了。到了1959年2月，他头脑稍为冷静，承认：我们搞经济还是小孩子，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错误。1960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即18日的上午，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文中最后说：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能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用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利用这些规律为社①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在下午的会议上，他又作了说明，指出：认识过程中错误“难免论”是正确的，列宁就是“难免论者。”机械唯物论就是一次完成真理。
1961年1月18日，他在八届九中全会上说：凡是规律总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找到。民主革命花了28年才成功，希望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像搞民主革命那样长的时间，是不是20年就取得经验，比民主革命少8年，过去想缩短很多，看来不行。同年8月，他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说：讲到社会主义，不甚了了。你们说有一套，我还不大相信。毛泽东的这些话可以说是对上面所引1957年话的一种修正，对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的艰巨性有了新的认识。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他坦诚地说：到现在为止，“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调查它，研究它。”②在1958年时，他以为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时，碰了钉子，认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
①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6页。②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1页。①毛泽东：《十年总结》，《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第385页。②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9页。
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他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在对建设规律的认识上，他提出：“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①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是经过曲折后取得的。他深切地感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难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到改变我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他的这种认识有助于克服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急性病，有助于防止骄傲自满。
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他对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作了如下的总结：“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在谈论必然与自由关系上，人们常常（毛泽东本人也是这样）爱引用恩格斯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名言，而往往忽略了恩格斯的另一句话，“自由是在于根据对于自然界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②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理论工作者谈话时说：“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这句话不完全，只讲了一半，单讲理解就能自由了？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和依据这种理解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他的这一说明把恩格斯的思想（尤其是为人忽视的那一点）更清晰、更通俗地表达出来了。后来，他将这一思想增补到《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现在讲话中“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的表述中“客观世界的改造”是1964年后加上的。
恩格斯正确地指出：自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文化上的每一个进①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可他又说：“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②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恩格斯的理解，包含有（起码容易使人认为）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绝然对立的意思。毛泽东对“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理解与恩格斯稍有所不同。1964年12月，他在修改周恩来在全国三届一次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了一大段话，其中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③史永远不会完结”第二年，他在重读自己的旧作《长冈乡调查》时写的批注中又说：“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
①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9、833页。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154、323页。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154、323页。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154、323页。③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著作选读》卷，第845、846页。
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④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进一步阐明了必然与自由的辩证关系，表明自由是具体的，历史的，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由，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仍然有盲目的必然性，仍然有不自由的领域，仍然有一个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的问题。
④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著作选读》卷，第845、8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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