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５日在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了纠正多年来根深蒂固“左”的错误，使全党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既要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也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在邓小平主持下，党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同时要对他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对过去３０年的重大事件作出基本总结。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到１１月，中央组织全国党政军经４０００干部讨论《决议》草案（《决议》于１９８１年６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讨论中，我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第１０组（能源组包括能委和煤炭、电力、石油三部），任组长。以下是我在小组讨论会上的两次发言的速记稿和我起草的本组讨论总结性意见。
一
《决议》评价毛泽东一生，功第一位，过第二位，这个结论正确。毛泽东在前２８年，是革命的实践家，也是革命的理论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后２７年，在１９５６年以前，路线正确，但左的东西已经露头；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６年，越来越背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推行一套“左”的东西，逐渐成为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对党、对人民和他自己，这都是一场大悲剧。弄清楚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悲剧，是《决议》必须完成的一项主要任务。
建国前的２８年，历尽艰辛、曲折，毛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践和理论的正确举世公认。从早年起，他的革命实践家的品质就高于理论家的品质。长期的战争环境、经典著作译本的贫乏（他不能直接阅读外文）等原因，使他不能像马克思列宁一样，在理论上深下功夫。他一生的兴趣，似乎主要也在实践方面。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农民大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取得革命胜利，确实难而又难。毛泽东的伟大，还特别表现在长期同共产国际、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这方面（这方面人们知道较少）。
１９４９年以后，国家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农民大国的根本问题，即经济文化极其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人才很缺，人民文化素质低，地区间自然条件差异极大等等客观条件照旧存在。而从我党的主观条件看：干部多出身农民，进城后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中央也缺乏领导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经验等等，更是突出存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在发展生产力，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用的东西（包括人才）。可是一方面，对于主观条件的不利（苏联工农干部一直进正规学校培训，取得学历）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又长期摇摆不定，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搞四化）何者为重，摇摆不已，最后走到“阶级斗争为纲”的一条绝路。西柏坡二中全会的报告，对于开国之后阶级斗争与发展经济何者为主，没有说得很清楚。搞三反、五反、肃反以及反右派等运动时，感到是前者为主；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则是后者为主。总之，思想、理论、实践，没有一根主线。不像抗日战争尤其解放战争时期的领导那样，得心应手，有板有眼，循序前进。回顾一下，不能不使人感到，毛泽东没有学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在这方面下过大功夫（马克思以毕生精力写《资本论》，列宁在革命之前就精读过《资本论》，毛大概没有读过《资本论》），他在理论上没有这个准备，基础不够雄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因此，搞大跃进，经济上大乱套（“文化大革命”则是政治上大乱套）。
建国后头七年，国内外敌对势力有待解决，他的思想和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很好；但也潜伏着并已有不少“左”的东西露头（主要是农业以及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太急，没有吸取苏联教训，也没有根据中国农村和社会具体情况办事）。八大开得很好，思想、理论、政治、经济和组织等方面的决议都是正确的。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已经解决了，这标志着我们的党中央和领导的成熟。但是毛个人对八大不满意，尤其对反了他的“冒进”等等不满意；加上发生了斯大林问题和波匈事件，使他认为中国要走另一条道路，要采取另外更高明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反右派运动，整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质是不懂得资本主义有用遗产之可贵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太少。南宁会议批判总理和陈云，不满意国务院的工作，于是发明了三面红旗、以钢为纲等（也有客观原因，如上上下下有一批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奉承迎合的人，党的威信高，群众容易盲从等等）。看到大跃进出现许多一时的假象，便认为很快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庐山会议之前，对“左”的东西，有所察觉，有所纠正，但思想上并没有认输，勉强上山反“左”。彭总一封信，正好转而反右，而且从理论上提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样一来，反右派，封了党外的口；反右倾，封了党内的口。以后就走上了一条人人战战兢兢，左右为难，天威莫测，唯命是听，不能不盲目紧跟的道路。
庐山会议之后，我看不到文件，变成“局外人”，但许多感受和认识同大家是一样的。照常理说，大跃进饿死了那么多人，应该“回头是岸”了，“为人民服务”到哪里去了呢！（记得１９５０年，广西一个地区征了过头粮，饿死１０００多人，省委一把手便被撤职。）七千人大会不认真总结，反而对刘少奇报告不满，让林彪保护过关。随即就阶级斗争步步升级。一边让人家煞费苦心搞调整，恢复正常经济生活；一边退居“二线”，准备重整旗鼓。直到１９６６年，硬是一意孤行，发动“文化大革命”。于是，彻底换上一个能紧跟的新班子，更加不择手段，不顾常识，什么党纪国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都不要了，换了一套开始还有点迷人的“反修防修”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如果把那十年的“语录”全部收集拢来，下述说法并不过分：大跃进是轻视社会主义阶段；“文化大革命”是否定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阶段；否定十七年，是“政治大革命”，“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的问题，在理论上，毛泽东没有弄清楚。结果，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
喜欢读古书也是一个问题。毛曾经认为“马克思可用的东西不多了”，说经典著作读起来没味道。中国的古书有迷人的东西，也有有用的东西，但“古为今用”要非常小心。故居我去过，是满墙古籍，半榻旧书。中央开会时，他常引用古典，介绍古书，使人莫测高深，甘作俘虏。晚年“深挖洞”，赞扬秦始皇，搞儒法斗争，干脆让马克思主义靠边站。哲学思想讲辩证法归结为一个矛盾论，对立统一规律变为“一分为二”（“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也是古书上来的）。于是创造出“共产党就是讲斗争的”，要永远斗下去，一分为二永远不息的理论，将辩证法弄成形而上学。古书上有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一说，是不是对他也有影响？不然，为什么开国之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干部和群众无日安宁，拿群众的话来说，是“共产党吃不得三天饱饭，又要折腾了”。
毛泽东为什么发展到这种地步？应当怎样理解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一个人的思想、立场、观点和性格气质，是互相影响，分不开的。毛也不能例外。
“左”的思想也可以向早期追溯。毛早年接受过主观唯心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影响。他对曾国藩、康、梁、孙、黄、陈独秀等都佩服过。当学生时，受唯心主义影响，精心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强调主观意志作用。从思想上总观毛的一生，后期的“左”倾错误的思想理论观点，不是突然形成的，有一个潜伏、发生、生长、发展，最后到登峰造极的过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方向完全正确，但“矫枉必须过正”，反对洋学堂，支持和赞扬（与承认不同）农民群众的过火和落后行为，以及“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收入《毛选》时修改了），等等，不能不说有某些“左”的思想。（２０年代农民对地主的过火行为，成为６０年代红卫兵对革命干部的“革命行动”的合法根据，真是历史的悲剧。）十年内战时，敌人太强大，毛很能实事求是。但延安的整风发展到“抢救运动”，完全是“左”倾过火，却没有从思想上认真总结，让康生滑了过去，使这个阴谋家得以隐藏下来，拼命迎合，窃据高位。开国之后，基本上一直轻敌（不是指“三座大山”，而是指轻忽农民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又急于求成地搞社会主义，因而不能不经常犯“左”。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等“左”倾思想，似乎是早年的“返祖现象”。
从工作作风、方法上分析，毛一向迷信群众运动，从延安“抢救运动”，一直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李代耕插话：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是两回事，《决议》应将这个问题讲清楚，今后再不要“运动”群众了。）延安８０％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连王实味也不是。开国以后的运动，似乎是接受了教训，但也总要搞个５％，几亿人口的大国，右派就五六十万。大炼钢铁，９０００万人上山，树木砍光，至今还难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又在党内党外、全国遍地几万几十万地整特务。这种搞运动的方法，怎能不“左”？怎能不破坏国家经济，毁灭人才？言之令人痛心。
越来越迷信自己，安于搞个人崇拜（奉承迎合者之流也有责任），听不得批评。谈到王明路线和洛甫任总书记时，说“你当权不如我当权”，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从领导一元化发展到“大权独揽”，这就从制度上形成个人独断专行了。开国之前，事实上毛确实一贯正确，但党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思想中，也还有一部分其他中央同志的功绩，不能全归功于己。至于后２７年中的错误，不能说他自己没有察觉，但完全听不得批评。１９５８年，田家英跟我谈过，他离开中南海时想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指江青之流）；二、听不得批评；三、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田在主席身边十多年，这种听不得批评的感触极深。如果说，毛一直到去世前还认为十年浩劫是三七开，这只能说，或者是仍然迷信自己基本正确；或者是唯恐有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一意保自己保到底。
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在毛晚年达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此种例子很多。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搞《海瑞罢官》起，就是背着政治局和书记处搞突然袭击。
从客观上分析，前２８年，由于敌人强大，有三座大山，还有共产国际、斯大林，这是客观的存在，也是巨大的制约，因此，毛始终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开始，才言决战。开国之后，经抗美援朝，认为美帝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认为斯大林也不过如此；１９５７年到莫斯科开会，对赫鲁晓夫当然不在话下；在党内是“鹤立鸡群”；至于民主党派，更不在话下；群众闹事，没什么可怕……总之，失去了一切制约，必然难免信口开河，随心所欲。“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当然决没有准备搞十年，也许只准备搞“水也可以覆舟”，直到武斗之后不好收拾，才搞两派联合、工宣队、部队支左等等办法。但这种制约也没有起作用，最后还说“七八年要来一次”。
毛泽东后２７年的一系列错误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大错误说明：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后成为一个一意孤行的独断专行者。这个历史悲剧，《决议》应当很好地总结，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引以为鉴。一个革命政党，必须有办法对党的领导人实行有效的监督，否则，领袖一犯错误，就会成为全局性的错误。这是我们这一代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
《决议》当然不能像我上面讲的这样来写。不过，为什么一个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人，最后竟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应当从思想到作风等方面说清楚，能有一个粗略的交代也好。
这个《决议》确实难写，写成这个样子已很不容易；经过大家讨论，相信会写得更好。《决议》必将进一步解放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更有利于四化的实现，从而使我们的党成为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党。可是，没有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理论水平和思想认识的提高，我们就还有可能犯类似的错误。
二
关于庐山会议我有一个记录本，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可以谈得比较清楚一些。
庐山会议之前
庐山会议前有一系列会议，除郑州会议外，我都参加了。先简要介绍一下几次会议。
南宁会议反反冒进，大家都知道。陈云没有参加这次会。这次会前，柯庆施曾在毛面前攻击过陈云。我是为三峡问题去南宁的，会议已近尾声。毛泽东多年来听了林一山的意见，想上三峡（因此写了“高峡出平湖”词）。会上他听说李锐是反对派，于是把我们两个人都找去。我到的时候，大家为我捏把汗。可是，听到我们两人当场的说明，又各写一篇长文之后，便采纳了我的意见。由此可见，只要言之有理，个别问题他还是听得进意见的。就在这次会上决定水利、电力两部合并，要我做他的兼职秘书。
接着３月成都会议，参加会议的各部门和各省市，都写了如何大跃进的报告，通过了３０多个决议。柯庆施提出１５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成都街上有群众锣鼓声……大跃进已经开始。会中我去汇报过一次小组会情况（乔木在座）。我进去时，毛指着我说，“这也是一个不知世事的人”。我反映了对柯庆施、陶铸两人的发言称“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我颇不以为然。毛说，“他们是有所指而言的”。我还反映了少奇发言时的感想：“跟主席比，我们差一大截”，所谓“不知世事”。乔木告我，毛对国务院的工作不满意，说“几十个部，不知都干些什么”（后来提出“以钢为纲”带动全局）。回到北京后，毛找我谈过两次。主要谈粮产如何倍增的问题。有次先同谭震林谈淮北如何水利化，批评了水利部领导。
４月广州会议，各主要工业部参加了，地方同志很少。讨论１５年超英国时，第一个汇报的是地质部刘景范，还没听十分钟，毛听不进去，中止了刘的发言。大家颇紧张。
６月间，有天找我到游泳池谈话，讲到钢要翻一番。第二天碰到王鹤寿，告知此事，他很感突然。
６月底，各大区开计划会，定１９５９年指标。各主要工业部和富春在上海帮助订华东计划，我代表水电部参加。华东１９５９年要生产６００万吨钢。开会期间，六大区互通电话，指标节节拔高。华东会上考虑的二五钢铁指标上限竟达１亿吨。这时一机与冶金两部矛盾已尖锐暴露。参加会的各部１９５９年都照６００万吨安排，唯独我没有接受电力指标。柯庆施因此对我极为不满，让人带我去参观江南造船厂等三个“跃进厂”。我走时留一封信，仍坚持电力无法满足。７月７日我给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忧心忡忡，反映华东会议高指标情况，以及各种难以解决的矛盾。从用电“你碰我挤”出发，提出“必须坚决排队，坚决分轻重缓急”。说“这次还碰到好大喜功，而对其目标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却又茫然无知的事例。有些事情需要时也可以‘霸蛮’（湖南土语，难搞而硬搞），但有些事‘霸蛮’也无济于事。大家确实都是鼓足了二十四分干劲，但是在计划上很少听见‘留有余地’。”
８月北戴河会议。钢翻一番，只好背水作战，登报。这些情况大家都知道。这次会议没有找我谈话，我知道那封长信毛看不进去。
１２月武昌会议，通过公社决议，粮食产量公布７０００亿斤。找我谈过一次话，讲到钢铁翻番之不易，问题复杂。会上１９５９年钢指标降到２０００万吨。我斗胆说了一句：“不到黄河心不死。”于是，毛提到７月那封长信，说我“写得不明朗”（我心中想：你没看进去）。陈云不同意公布７０００亿斤，跟乔木说了。王稼祥不同意搞公社决议，同少奇谈了，少奇要他去反映，王不敢。后来少奇反映了，结果毛大为反感。
１９５９年４月上海会议之前，我感到形势严峻。陈云在抓配套，抓薄弱环节。交电公司已抢购一空。一季度计划完成很差。从计委廖季立处得悉，钢的计划无法完成，问题极多。新安江缺水泥，我只好带总工去找总理解决。于是又写了封信，反映２０００万吨绝不可能完成，应赶快调整，还提出“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等意见。这封信交周太和并转陈云看了。周让我将副本寄富春一阅（以免背后放冷箭之嫌）。上海会议之初，毛找我去谈过一次（乔木先在座）。我一进门，他便指着我说：“此人是不敢做强盗的”。说我给他的信为什么要给富春看。这次谈得很融洽，接受了我们的一些意见。乔木谈了陈云不赞成公布粮产等。回来后我又写了一封信，提几点意见（毛说“只是几根骨头”）：１９５９年计划涨六次、降两次，上下摆动，工作全面被动；人们不敢大胆怀疑，怕被批评“离开总路线”；二五计划盘子要快定；要重视苏联和西方的经验；大家忘记了主席在成都会议讲过的“要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的话。两天后，开中央全会，毛讲了十来个问题。首先鼓励大家学海瑞，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场打死，但还是有臣下敢进言。”无非五怕：怕撤职、怕开除、怕离婚、怕坐牢、怕杀头。表扬陈云：“有时真理在一个人手上”。批评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乔木事后说，他这是保护陈，否则陈不能恢复名誉。）还讲了一条“李锐怕鬼”（意指我不该将信寄富春），指着坐在最后排的我，大声说：“我很感谢你呀！为什么只给我几根骨头，不给肉吃？”（这两封信都写得简明，是接受第一封信“不明朗”的教训）此外，还说“我当主帅，你小平当副帅”，大家感觉突然，不解。这次会议小平主持压指标，压到１４００万吨。
经过上海会议，以钢为纲的问题也大都暴露。总之，农业和工业两方面的“左”倾后果都很严重。农村问题虽已有所纠正，但对形势的总估计，还认为只是一个指头顶多两三个指头的问题。这时有许多省粮食已很紧张，出现成片地区挨饿的情况。广东边境县有到湖南抢粮的。会前，毛视察了两河、两湖四个省。
神仙会阶段
６月３０日，彭真召集在北京被通知上山的人，说是开神仙会，讨论１３个问题。后来改为１８或１９个问题。毛泽东６月２９日在船上，７月２日在山上，两次讲话所谈问题的简要内容如下（在山上又作了一次传达）：
１．读书。鉴于许多领导同志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地委以上干部应读苏联版《政治经济学》下卷。此书总结了苏联经验，但有缺点，如和平过渡、通过议会之类。（１９５７年右派无一根枪，还要进攻。）８月份读一个月。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好人好事”，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者；“坏人坏事”，犯错误的，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者，各省找几个例子；从去年到现在中央的各种指示文件。三本书十万字，十天读完，还要考试。大家冷一下，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
２．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报老爷，大势不好”程度。八大一次会议方针政策对不对？对！要坚持。湖南说的巧妙：有伟大成绩，有丰富经验，实际是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去年一年经验，主要是：综合平衡，群众路线，统一领导，注意质量。最主要是综合平衡；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现在盲目性减少，形势在好转。何时能彻底好转，明年五一。去年脑子发热，但热情宝贵。有些问题弄不清，为何粮紧？缺肉？似乎促进派腰杆不硬了，怪话让人说。
３．任务。今年钢１３００万吨，不能超过就算了。粮食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每年增加１０００亿斤，１９６４年搞到１万亿斤。钢明后年都只能增加４００万吨。确保质量。１５年赶英要坚持。去年做了件蠢事，好几年指标一年完成。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这几年农业第一，成立农机部。过去陈云提过，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不赞成。现在看来陈是对的。衣食住用行安排好了，就不会造反，过得舒服，才有利于建设。两种积极性：盲目和实事求是。
４．体制。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下放，现在要适当收回。强调集权，统一领导。
５．食堂。自愿参加，节余归己。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保持３０％也是好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６．学会过日子。湖北农民批评干部：一不懂生产，二不会过日子。要富日子当穷日子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按４８００亿斤标准过日子。
７．恢复三定。产、购、销，三年不变。增产征四留六。
８．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９．综合平衡，大教训之一。包括：农业本身；工业内部；工业与农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无综合平衡即无群众路线。
１０．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１１．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党不管党，生产队长代替了。
１２．宣传问题。去年浮夸，怎样说法？四大指标定高了（指１９５９年），找个适当时机改过来。粮食以后是否不公布绝对数。
１３．质量问题，争取一二年内解决。铁的含硫超过标准，出口退货，名誉不好。
１４．对去年的估计：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是一二三个指头问题。许多问题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出来。
１５．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１６．全国协作关系。破坏了原来协作，协作区要搞些调查研究。
１７．团结问题，统一思想。河南１２０万基层干部，４０万犯错误，３０００受处分，是个分裂。
１８．国际问题。对资产阶级不易一次认清，界限要分清。同蒋介石打了几十年，讲统战时一切忘了。
开会的人都上了山后，７月３日开始，分６个组开座谈会，按照１８个问题摆情况，谈意见。白天开会，晚上跳舞。《到韶山》、《登庐山》两诗（寄周小舟与乔木求订正）传开后，大家游山赋诗，很是轻松。我参加中南组。少奇和朱总都参加过这个组，各有一次发言。７月４日会上，王任重作了沉痛检讨：比１９５４年水灾更困难，５００万人几两粮，吃稀饭教训才深刻。追求密植、高产、放卫星，老老实实在说假话。吴芝圃一边向全国道歉，一边说食堂一个不垮。
７月４日少奇作了下述发言：去年大跃进，吃了前年的库存，预支了今年。凡事不要轻信。要有办法使人不说假话。一股风批右倾保守，拔白旗，使人老在“帽子”的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领导看好的多，估计偏高。去年二类苗比一类好。红旗队低产，白旗队高产。十一二月大吃大喝时，老农已提警告：今年不可乐观。大家挨饿，给武汉调粮。去年的错误，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小视。粮食好转才能解决副食。手工业要恢复。工厂财务混乱。纱厂炼钢，用掉流动资金。２２万吨铁，至少赔５０００万，成本高的要停产。各县盲目办工厂，１９５８年有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要充分估计；但怕说错误多了，影响积极性。讲清楚，出点冷空气，“右倾”也不怕。今年４月份报告，还有点发热，不合实际（指平均亩产４５０到５００斤）；１９６２年达到４５０斤，没作结论。赞成恢复四十条。说大话，吃大亏，粮食部不满。脑子发热，很少看到不利；困难时，很少看到有利。过与不及永远存在。１９５８年最大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教训。也证明确可大跃进，另一面又出这么多乱子，有破坏作用。斯大林似乎说过，平衡要破坏了，才知其重要。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争取不犯长期性、全国性错误；暂时错误非犯不可，有好处。全民炼钢，亲身经验，碰钉子转弯，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正确领导。立三路线，短促突击，损失完了，还不知转弯，要让历史家总结。当前毫无悲观、抱怨之必要。认识大大提高一步。半成品还有用。小高炉、小转炉，吸取双轮双铧犁教训。设备达到设计能力要时间，欲速则不达。大家注意，不要泄气；泄一点难免，不泄为好。不要责备下面，省地县，责任主要由省委担起来。干部也不要老检讨。
７月６日中南组会上，朱总的发言：农民还有私有性一面。供给制、共产风损害很大。食堂在生产上对，消费上吃了大亏。工人还得发工资，供给制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自负盈亏，可以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家庭制度要巩固起来，否则，干什么？有了钱就吃光。原则上回到家庭过日子。食堂要吃好，吃饱，有烧的，这样人心才稳定。农民想富，要使之富起来，不会成富农路线，是关系五亿人口的稳定问题。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回家好。陈云多年来对粮食抓得多紧。北戴河一时高兴起来，从粮食多了出发。工业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其他乱得不太大。农轻重安排好。农民立家立业重要。对农民私有制要看重些。苏联依靠经济核算制、商品规律，生产越来越多。要多搞粮食，变成鸡、鸭、蛋出口，换回东西。各省不要自搞工业体系，工业方向要讲。
从北京到浦口的专车上，乔木找我谈过对１９５８年的总看法，认为综合平衡出了问题。他以太阳系运行为例，说行星与太阳之间的关系，轨道运行，都是平衡关系；又说火车、汽车的行驶，也不能离开轨道与公路，否则就会出轨。在火车上，富春主持开了一次工交各部部长的计划会。会上我多嘴，讲了乔木同我的谈话。刚上山的７月３日夜，乔木又找我谈了一次，陶铸在座（后来富春也来了）。他谈到：共产风是从北戴河刮起来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张春桥参加过郑州会议），毛转得较快；毛很欣赏徐水群众那种干劲，有废除家庭的思想；他多次提起海瑞，目的却在不要出海瑞。钢铁翻一番的想法，大概是从粮食问题引起的；成都会议有些人受宠，因此发展了迎合之风（指柯庆施等）。乔木怀疑“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说法，认为许多自然现象都是平衡的（又谈到太阳系），不能套用矛盾规律。平衡内部即矛盾的两个方面，无矛盾即无所谓平衡。因此，计划工作必须以综合平衡为主。不论如何政治挂帅，必须遵从经济规律，要尊重和懂得前人（包括苏联）的经验。我们也谈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论战争规律的道理，以为佐证。７月６日夜，我又在乔木、田家英、吴冷西（还有陈伯达，他们四人住在一处）处作过一次长谈。大家又研究了平衡问题。认为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规律，因此，常受破坏。多少米煮多少饭，人走路也要保持平衡。谈到公社问题之由来，七里坪、碴牙山、徐水成万人去参观，供给制也来源于此。在北戴河提出公社等问题，无人有精神准备。乔木还谈到：报纸一反常规，毛和中央的活动、言论，均要及时报道。（为什么南宁、成都会议都没有报道？）王稼祥应当受表扬。整风、反右，整得人人都不敢讲真话。都感觉毛常有出尔反尔之事，使人很难伺候。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提法，违反按比例规律；元帅是可以下命令，要绝对服从的。富春提“运动中求平衡”，也是遁词，办不到的。这之后的几天，我还去看过周小舟和周惠。他们谈到湖南情况比邻省要好，原因是３０００个小土炉没有点火，没有搞吃饭不要钱，注意到粮食问题等。１９５８年韶山吃偏饭，也只增产１４％。小舟特别谈到他同彭总的交谈（上庐山之前，彭到过湖南），议论了主席。彭说常委内部民主生活不正常，小舟的话是：二公（刘）不便讲，三公（周）和朱总不能讲，陈和邓也很难讲，小平说话不多。主席凡事总要一竿子插到底，不愿转弯或回头。我们当时都感觉会议还有压力，缺点、问题还不敢彻底暴露，大家还不能畅所欲言。其间周小舟同乔木也有接触和交谈。
７月１１日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对形势看法不一致，即不能团结。龙云说我们人心丧尽，天安门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党内天津局、科长议论，“得不偿失”。上海一党委书记否认大跃进，辩论之后，杀头也不承认。对这些同志要讲清道理。去年四件事：钢翻番；基建１９００多项；粮食翻番；办公社。缺乏综合平衡，引起各方不满，缺点都承认。有人从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多快好省不会错。有这么些中国人，认为美国一切都好，连月亮也好。如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被打成右派）就是一个。但他的诗（指黄万里填的一首词《贺新郎》，是歌颂百花齐放的。）还想读。通过合作化、公社化、农业总增产了，苏联则否。没哪个将军不打败仗，三仗一败二胜，就有威信。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一个、最多三个指头，彭老总说一个多一点（可见此时对彭毫无戒心），成绩还是主要的。公社要整顿。对干部要有分析。北戴河被动，特别是四大指标不公布为好。郑州－武昌－郑州－上海－庐山，这几次会议，逐渐认识客观实际，腰杆才硬。像打仗一样，有缴获，有损失，有所得有所失，总不能说得不偿失。斯大林讲过：客观规律，人们适应时不感觉，破坏时才感觉。去年破坏一部分规律，才有了认识。经验从成功、失败两方面来；打仗的经验既从胜仗，也从败仗来；建设亦如此。要接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遗产。我们要快一点，要找正确道路。发现缺点快，纠正也快。苏联长短腿几十年未解决。我们有两条腿，五个并举。
张奚若说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偏听偏信，就是要偏！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一边。北戴河以来的一年，有些事搞得不好，但总是抓了工业了，自己负了责任。可能有主观主义，但总比不搞好。一年实践，取得这么多经验。不像过去只听训、走过场、签字。
毛泽东找我们两次谈话
７月１１日夜，毛找周小舟、周惠和我三人去谈话。毛说，１９５８年有些事他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也有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讲完这句话之后，我们哄堂大笑，毛本人也大笑了一阵。）关于钢翻一番，不料王鹤寿当成了法律，登报则是一波和乔木建议。又批评王鹤寿１９５８年只搞“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忘了，本末倒置。（谈完话之后，我找鹤寿谈了，动员他在小组会作了检查。）关于农业高指标的由来，我问为什么就相信亩产万斤。毛说他受了钱学森一篇文章的影响，钱说太阳能只要多利用一点点，即可亩产万斤或更多。说１９５８年粮食是否增产了三成，他还怀疑，从而讲了填平补齐的道理：增产、减产与低产一拉平，增产三成很不容易。谈到他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下半夜互相打架。小舟于是讲，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话毛也听进去了。我们谈到陈云管理经济历来稳重，还是由陈出来主管为好。毛同意让陈当总指挥，说陈有长处，也有短处，重复谈了上海会议时对陈的称赞。由此又谈到曹操打袁绍，失败之后想念郭嘉的故事，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又谈起自己４０岁以前肝火大，总觉正义在自己手中，现在也还有肝火。说毛泽覃在江西时，有次他大发脾气（或者是要动手打人），毛泽覃说：“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为此我们又笑了一阵。关于公社问题，毛说：“在七里营，记者问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谁知就登上报了：‘人民公社好’。”我们认为会议还有压力，许多问题并没有彻底揭出来，应当进一步摆开谈。关于讲假话的问题，毛说，转告大家，也不要那么沉重。说去年是几件事挤在一起了，“郑州会议后，我开始右倾。打麻将１３张牌，基本靠手气”（意指客观规律不易弄清）。我们又说到１９５８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大发展的一年（这句话也带点影射味道）；反对“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口号，说这些口号不科学。毛当即同意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了。我将当年第９期《宣教动态》送上，请他翻翻。这一期辑录了一些斯大林的语录：如果社会主义发生经济失调，其危机会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等等。
谈完话出来之后，小舟比较得意，将“国乱思良将”这些话传了出去，并说自己这次把话讲完了。这当然引起当时“左派”的议论和谋划对策。我将全部谈话情况同田家英谈了，没同其他人谈。这时我们的共同感觉是：毛的思路还比较偏在我们这一方面。因此我鼓励田将罗世发的材料送上去。田在四川蹲点（田是四川人）刚回来，在下面饿过肚子。过分密植，农民反对，为此他同李井泉有过很大争论。他发现真假两个罗世发的问题。罗是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劳模。过去罗的高产都是上面压，虚报的。田领导的工作组专门写了一份调查材料。田同我谈的事情很多。说有些问题书记处常让乔木去反映。有次他和谭老板在毛处谈话，毛拍桌而起：“就只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他怕毛再激动下去，就促谭一起离开了。田过去同我讲得多的是关于毛任性。有时一些想法（思路或意见）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别人写检讨。反右之前，为鼓励鸣放，毛当时批发一个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中），批评了放手发动群众鸣放的阻力有来自党内的，举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即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并非个别。关于废除家庭的想法，这都属于胡思乱想，我们都感到忧虑、不安。这也是朱总在小组会上反复讲要巩固家庭的原因。在庐山时，关于１９５８年的问题，我同田谈的最多。田还讲过这样一副有针对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我们都认为主席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从事理论著作为好。
彭总的信是７月１４日印发的，上面只批了“传阅”二字。就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在田的住处，我们几个人议论这封信，都很感兴趣，因信中观点同我们是一致的。我说，只有彭才有胆量敢写。当时乔木提出一个我们意料不到的看法，说这封信可能出乱子。他大概是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和观察而得出这个看法。
７月１７日下午５点到夜１０点，毛泽东又找小舟、周惠、乔木、家英和我五个人去谈话。他谈得多，也谈得比较融洽，还议论了韶山、庐山那两首诗，留我们吃晚饭，喝茅台。以下是毛谈的要点：
关于总路线，真有７０％人拥护就不得了了，真正骨干３０％也不得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
不要怕乱，乱了才好治（大概是谈到１９５７年反右前情况引起的。周惠说，学生还是不上街、不打扁担好。乔木也是怕乱的，以人长浓疮需要白血球攻为例，说：全身溃烂，白血球失去平衡，则无法治了）。
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信。计委这次来了反对派的人（指贾拓夫、宋平、韩哲一），正面的有富春一个够了。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也进不去。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敌人有隙可乘。六个大组打乱，再分成若干组讨论（这是７月１１日夜，我们反映同一个地区的在一起发言有妨碍，第二天就重新分组了），不要一个腔调。国务院那么多部组成的院，不包括省，任何一个工厂总办在一个省，权力集中不易。过去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敌委员会。中央红军８万多人，到吴起镇剩７０００，开干部会说比过去强（干部经过锻炼），当时许多人不同意。（这还是指１９５８年虽吃了亏，但取得了经验。）反复讲１３００万吨来之不易（这是当时１９５９年落实指标，有人说是否右倾机会主义了），就是不能完成，也不要如丧考妣。只要真正鼓足了干劲，指标没完成也没有关系。成绩讲够很重要。他们（各省书记）在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这段话是田谈到同李井泉的争论引起的。）
田反映了罗世发问题之后，毛说，现象与本质不容易弄清楚。万人检查团是形式主义，不能深入了解情况，不会说真话。称赞《宣教动态》、《外事动态》办得好，应当办《经济动态》。关于粮产估计，比１１日夜那次谈的更谨慎，说真正高产的只有５％，一般水平是９５％，而我们只能立足于９５％。全国年增产３０％不大可能。
又谈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道理。（谈到这个问题时，乔木一言未发，他是不同意这个理论的。）毛颇同意乔木建议，让工业部长们下去当几年厂长。说孔夫子作过会计，管过田地（职业为道士）。政治挂帅，不能代替具体的经济工作。我们又提到还是由陈云挂帅好；乔木并说，少奇意见，还是让陈主管计委好。
这时彭总的信已经发出。毛从彭的信谈到洛川会议，说华北军委分委的决定不同意中央游击战的方针。
这是７月１７日，彭的信还刚刚传阅。从这天谈话的内容以及情绪来看，我认为，这时毛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要发起一场反击。但对彭的信（及彭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谈到洛川会议，是让我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他的，也是启发我们不要倒向彭一边。同１１日夜间的谈话相比较，这时无疑有变化了，要找“左派”朋友谈了。同我们这两次谈话之前，还没有传出正式找哪些人谈过话。田家英有内线（警卫副官、英文秘书林克、机要秘书等，都同他关系较密切），有什么动静，他会知道。当时都知道找我们谈过两次话，大家都想探问，摸摸风向。我是守口如瓶的，怕惹出麻烦来。
田家英从他的内线得知，毛这时找各大区人谈话时，还说要印发《阿Ｑ正传》，让大家受点启发，不要自己的缺点、毛病触动不得，像阿Ｑ一样，一触即跳。
彭总的信和《会议纪要》
在座谈１９个问题时，毛即指定了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和我几个人，起草一个《会议纪要》，由乔木当组长。各人分写一或两个问题。我负责写“综合平衡”，乔木写总结性的一段。（１９８８年写《庐山会议实录》时，我才查清‘《纪要》共１２个问题，正式名称是《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我还写了“加强企业管理和产品质量问题”。）从人员组成情况来看，毛当时还是希望这个文件是一个纠“左”的文件，谭、曾不是主要起草人。神仙会原来不准备开很长，十天半月结束，通过这个《纪要》，大家下山各奔前程。可是这个《纪要》和彭总的信先后发出之后，形势就逐渐起变化了。《纪要》在各个小组中引起程度不同的非难，非难大都集中在乔木写的总结性那一部分，又特别攻击其中不要忘记苏联经验那一段。我在小组会上（组长是林铁，这已是７月１８日以后）就听见有人说，总结１９５８年经验的说法，看不下去；今天的缺点是否“左”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非难，我们几个起草人都在各自的小组会上为《纪要》辩护。
这个时候，发生周惠闲话事件。周惠在同别人闲谈时，半认真半开玩笑说，１９５８年无非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圆滑）；看风使舵。又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这话传出去了，引起轩然大波。总理为此在７月２０日专门开过一次会，批评了周惠。黄克诚在这次会上同谭老板有过争执。黄是７月１７日上山的，第二天早晨二周与我三人去看过黄。黄同情我们的观点，说他在书记处会上说过：现在讲话很难，我黄克诚总还算是一个敢发表意见的人，现在也不敢讲话了。所谓有压力，在神仙会阶段就存在的。
彭总的信出来后，成为小组发言的中心议题。许多人都赞成彭总的观点。记得东北组（组长欧阳钦）几乎全部赞成（这在《简报》上都有反映的）。自从参加中央会议以来，由于自己工作人员的身份，我从来没有在小组会上发过言。关于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浮夸风的报道，吴冷西似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有天我们两人一起散步，他鼓励我发言。我大概是７月２１日发的言，指出１９５９年高指标来自１９５８年的华东计划会议，没有点名地批评了柯庆施（发言刊《简报》）。说彭总的信，精神是好的。７月２０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也作了长篇发言，也谈到会议压力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在山上，彭同张住得靠近，他们两人有过交谈。从７月３日到１０日彭在西北小组共发过好几次言，当时并未引起很大议论。
围绕彭信和《纪要》，所谓“左”和“右”两方面的意见和分歧，才逐渐明朗。我参加的小组会上，浙江同志说形势很容易好转，如绍兴一抓，鸡和鸡蛋都供过于求。这个发言引起叶季壮极大兴趣，因为当时外贸很困难。
刘澜波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住在一栋楼），但当时所有内情我都没有同他谈。有天他告诉我：柯庆施向他谈到，毛跟柯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跟他一起二十年，还是一介书生。使我想起广州会议时，毛谈到要善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得要死。（这次会乔木等没有参加）。我连忙将柯庆施的话告诉田家英。田说，毛对乔木，是既爱之又恶之。田跟我谈到，他们的估计，“左派”司令部由柯庆施和李井泉挂帅，他们攻《会议纪要》，攻彭总的信，也攻周惠，这些都是由他们发动的。正在这几天紧张交锋之中，一天吃午饭时，陈正人将彭的信指给我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指谁？为什么说“有失有得”？“得心应手”这些话还不是有所指的。陈对我说这些，也许是好意，怕我陷得太深。我心中明白，我的发言得罪了柯庆施。这时许多说法都传出来了，说彭的信刺很多，许多话都是影射主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是路线性质问题，路线错了，要换领导才能改正错误；书记处的人，“左”、“右”一半对一半；等等。彭在西北小组发言，说了“操了我四十天娘”的话；彭总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等等，也传出来了。
毛泽东当时除找我们谈过两次话外，当时还找各大区负责人谈过话。究竟柯庆施等怎样在他面前攻击彭总（以及我们这些“右派”），详情不得而知。毛同中央常委同志，这时肯定没有交换过意见。有以下二事为证：
７月２０日左右，晚上跳舞时，我坐在总理的旁边，我问总理：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总理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即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我的记录本上，７月２０日记有少奇提的三个问题：１．（１９５８年）是“左”倾错误还是右倾错误？２．去年三个月时间，是否犯了路线错误？３．１３００万吨是否右倾？３０００万吨是否左倾？
此外，以下情况也是最好的证明：从７月１２日到２２日，总理三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讲陈云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要略有节余。去年全冲乱了，单生铁即补了１５亿。总理认为继续跃进，过分紧张；综合平衡工作没有做好，不能这样过日子，特别是三材太不平衡。冶金部今年２４个亿，上半年已经用了１９个亿。从而提出问题，指标到底放在哪个杠杆上？基建到底铺多大摊子？由于毛７月２３日的讲话，总理主持的会议当然中断了。
去年听黄克诚说，彭本不准备上庐山的，是他催促彭上山的。在湖南视察时，小舟陪着彭总，谈得比较融洽，许多观点一致，上山之后，小舟动员彭写的信。信中有些材料是贾拓夫提供的。
毛泽东７月２３日讲话
下面７月２３日毛的讲话，是根据本人当时记录本的详细摘要，内容如下：
看了发言记录、文件，与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听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劝这些同志听坏话。党内外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修长城倒台；我们修天安门，一塌胡涂。党内有许多动摇分子，看得不完全，有火气。有的人历史有问题，挨过批评（广东军区）。江西党校有集中反映，党内代表也是右派，可以辩论，三四年再转过来。这回会内会外结合，地方太小，不然把右派都请来开会。越讲得一塌胡涂越好，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这一名词。顶一个月，顶三四年，十年，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原因是做了一些好事。现在腰杆子不真正硬，多数派要硬起来。什么猪肉、头发夹子、肥皂等有所失调，工农商交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据我看，没什么紧张。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公社运动，碴牙山书记告诉我，七八九这三个月，每天３０００人参观，徐水、七营里也是这么多人，到那里去取经，其中也有县、社队和省地委干部。大概是出了真理，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有一些，只想搞多搞快。三个地方三个月９０万人朝山进香，如此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你们心是好的，事实难于办到，要有步骤，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农民一个时期有狂热性。春节前后，两个多月不高兴，干部下乡不讲话了，请吃稀饭、蕃薯。因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群众不欢迎。说服这些干部。三四月风即压下去了。现在听说大多数转过来，留恋共产主义的是少数。平调东西要收回，几亿人受到教育，不能你的就是我的。没读政治经济学，不知等价交换，价值法则；公社一级不懂一点不好。不识字，可以给他们讲课。北齐斛律金作《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按：此歌乃敕勒民歌，非斛律金作。）斛律金一字不识，可以做到丞相（按：北齐左丞相是斛律光，不是斛律金。）柯老讲１５年全民进大学。农民、工人不是也学哲学吗？同他们讲课，比知识分子易懂。
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我们作过多次检讨，他们没有听到。有些问题这次不会解决，有些同志不会放弃观点。要养成习惯，听得进坏话。我少年时代也是一股火气：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这个原则还不放弃，硬着头皮顶住，学会这一条。如果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对另一部分同志，在此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一些同志是摇摆的，在历史上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历史上四条路线，现在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蒋邦谓我“秧歌王朝”）。这部分同志扭秧歌，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对动摇分子不赞成带帽子。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则是资产阶级泄气性、悲观性。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就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总理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陈云和小平没有参加庐山会议）。那次批周、陈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失有得”，失放在前，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带帽子：资产阶级动摇性或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帝国主义压力之下。
７０万个生产队，７０万条错误，都登报，一年也登不完，这样，国家必完蛋。帝国主义不来，人民要起来革命。专办讲坏话的报纸，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他们不是右派，象中间派，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１９５６年下半年、１９５７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还有３０公里。现在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有益、有害？有害。
食堂问题，是好东西，无可厚非。赞成自愿参加，节余归己。保持1.3即好，1.5亿人。坚持下来了不起。希望达到一半左右，２．５亿人。《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不仅节省劳力，还节省物资。有的用上了自来水。建议河南为食堂搞一套机械化。科学院到昌黎县调查，有右派出来说，无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有许多事根本料不到，如计委是计划机关，却不会管计划。各个部、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开始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真没有料到！我、总理、少奇根本未管。为自己开脱一下，因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８月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对建设根本外行。没有领导，哪来英明。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当说在我（过去说周、陈）。实在是一大堆事未办。“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柯讲６００万吨。我６月讲１０７０万吨。北戴河发公报，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９０００万人上阵。始作俑者，应绝子灭孙。补贴８０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即由此而来。浪费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为好铁奋斗。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列宁热情磅礴。有话就讲，口说无凭，立此为证。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讲过，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明哲保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触不得；一部分方向危险。始作俑者，其无后乎。１０７０万吨，我下的决心；其次，人民公社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公社决议是我建议写。当时碴牙山如获至宝，记者问我，我说“好”，便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推不掉。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总路线是个虚的，见之于农业、工业。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分担一点。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他死了好多年，列宁才来。那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列宁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来一国可胜利，可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反对巴黎公社，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巴黎公社起来后，马克思赞成，估计会失败。但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当然划不来。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像１９２７年失败了？缩小到1/10？不能这样讲。刮了一次共产风，全国人民受到教育。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
如果说富春、鹤寿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柯老要搞６００万吨，那第一个责任是我。屎都拉出来，人就舒服了。
“不仅对事，也要对人”
毛泽东讲话完了，即散会。彭总在门口挡着毛，说他的信是向主席个人写的，并没有让大家来讨论。
我的心情很沉重，与田家英、吴冷西（还有陈伯达）四个人走出会场，散步了很久，谁也没有说一句话，都感到沉重之至。走到一个石亭中，田用木炭枝在石柱上写了这首旧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晚上，我到周小舟、周惠处，大家都不能接受毛的讲话，觉得再无处可诉了，满肚子意见要发泄。小舟特别激愤，建议到黄克诚处谈谈。我不赞成，怕有人看见犯嫌疑。小舟坚持去，于是给黄打电话，黄不赞成去，他也不愿来，但拗不过小舟的坚持，只好同意我们三人去。小舟和我都有点火气。小舟谈到斯大林晚年问题。说袁世凯称帝时，下面单独办一种报纸给袁看，专门讲劝进的话。意指毛仍偏听偏信。我说，这不是钓鱼吗？还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不能一手遮天。黄说：“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他比较冷静，劝我们有意见还是当面谈。我说这时正在火头上，谈不得。谈话之间，彭总走进来了（他住在黄的对面房）。房中无多余椅子，我忙站起让座，心中觉得不大好，示意小舟辞去。我们三人即起身出来，各自归去。但出来后，被人碰见了。随即毛知道了此事。于是７月２６日传令：划清界限，不仅对事，也可以对人。大概第三天起，我们在小组中即开始挨批斗。小组会批评我的第一天，习仲勋说我还算是中间偏左的。可是有人受柯庆施的指使，说我在火车上讲１９５８年出了轨。柯之不放过我，原因就在我曾在小组会发言批评了他。康生也不放过我，说我是中央的“间谍”，在延安挨过抢救，住过保安处，因而对党怀恨。还散播谣言，说我的父亲是红军杀掉的（我的父亲死于１９２２年）。别的小组也传出，有“文班子”，也有“武班子”。
７月２３日到２９日之间，田家英还悄悄跟我联系。有天晚上他来住处告我：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我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谨慎。田还告我，问过总理，没有我的名字（后来的“决议”，我被列入“追随者”）。这期间田还告我二事：在毛居处大区负责人会上，有人说彭就是纳吉。毛一人在房时，林克在旁，对林克说：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个右派。
“对人”之后，批斗升级，小组会上提出“湖南集团”和“军事俱乐部”。为了消除毛的疑虑，田转告乔木的主意，让我给主席写一信，以释去２３日夜间的疑心。我于是向毛写了一信，说明２３日夜间是怎样去黄克诚处的，谈了些有关湖南的情况（那夜也确谈了湖南形势），黄劝我们有问题找主席谈。特别说明彭总进来后，我们立即离去。当然隐瞒了“斯大林晚年”之说这些要害。信晚上送去，第二天（３０日）大早，就找我们四人去谈话。毛说，不了解黄克诚的历史。谈了一军团、三军团的问题。提出（传说彭黄）“父子关系”问题。黄说明在江西被打成ＡＢ团时，是彭救了他，因此同彭的感情关系始终很好；但在某些政治、思想问题上，同彭常有争论，有不一致处。毛就说：政治、思想、感情是统一的东西，“我自己的思想感情总是一致的”。并说，这些疙瘩要解开（意指过去不了解彭黄关系）。随后又说，同我们几个人不通心，同小舟尤格格不入。我们反映会议空气太紧张。毛说，要容许交锋，容许自由辩论。还跟我们谈到遵义会议之前，怎样将张闻天和王稼祥争取过来的故事。我们提出“湖南集团”的问题，希望能予澄清。毛说，这是一种误会。
谈完出来后，遇见田家英，我将“解疙瘩”之语告他，田说，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面。当然他们知道内情。
这时，田还告我他们的几点看法：彭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让小组批斗，太不应当了。慨叹毛这样独断专行，晚节不终。还担心总理也牵扯上，这些党的元勋应当受到保护。由于《纪要》同时挨批，他们也有自危之感。
８月１日常委会及最后阶段
常委会开了两次，第一次是７月３１日，第二次才是８月１日。当时我那个记录本只摘记下８月１日的会议情况。写《庐山会议实录》时，我才找到７月３１日记录的原件。
８月１日上午１０点到下午５点（中间没有休息，吃的包子），由毛泽东主持，开中央常委会。参加的有少奇、总理、朱总、林彪、彭真，以及彭总和贺龙。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我四人旁听。彭真让我做记录。（记录本今年找到了，铅笔字迹了草、模糊，尚无时间整理出来。）
林彪大概是２３日以后才上山的，他当然是搬来的主要“救兵”；可能担心军权旁落，已决定让林接管国防部。但在会上并没有同意彭辞职。这个会议是算彭的历史总账。一多半时间由毛讲话，讲的内容很广泛，从江西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到斯大林，几次路线，苏联教训，等等。彭在谈到一些历史等方面情节时，有不少对话。总理只问过他与彭总一起同斯大林谈话后，斯大林送彭出门说过什么话这一件事。少奇也只问过长征时在三军团一件不关紧要的事。彭真解释过延安整风时，平江暴动士兵委员会人员受审查事。
第一个发言的是朱总，内容比较温和，“没有击中要害”。没等朱讲完，毛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总司令红了脸，就停止发言，直到散会，没有再讲一句话。接着就是林彪发言（我的记录本上没有朱总的发言，也没林最初讲的几句话，但我记得极清楚，估计彭真、黄克诚、周惠也可能记得清楚），只简短几句，可说“击中要害”，为整个会和斗彭纲领定了调子。林彪说：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毛前一部分谈井冈山，几次军事情况和几次历史路线斗争。打长沙，打南昌，打吉安、九江，打赣州等等。
彭插话：１９３４年一二月，我已转了，认为仍由老毛领导好，过去事实可作证明，我同黄克诚谈过。
毛说：李立三多高多大，你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华北局受长江局领导，听王明的话。高饶事陷得很深。纠“左”比纠右难吗？第二次王明路线，高岗死了，王明至今不认错。纠正铁托容易？整右容易，请包整王明。高饶能改？３８年，右倾联系资产阶级，“左”倾联系小资产阶级。路线本身不能改，要让别人来改。几次路线都摇摆，心里恨得要死，由于挨了整。今后也很难说。（彭插话：６１岁了！）
以下又讲了一段大跃进的过程。说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说主要是一平二调，三收款只二个亿；搞平均主义，无非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说过去食堂留一半、１到郑州，以为我是不办食堂之人。食堂无可厚非。平江一个大队书记下令解散，第二天群众自动集合办起来。赫鲁晓夫很不喜欢公社，总有一天给张楼梯让下来。物质基础，西欧雄厚，波兰、东欧也不错，但办食堂、公社难。我们物质条件就是人，要组织起来。物质条件好，不出政治觉悟。中国东部几亿人，土地少，组织合作化较易。苏联地广人稀，如入无人之境。
北戴河高兴中埋伏了不高兴。比例问题，今年５月已解决。原来谈１９个问题，未提反右倾。北京就有人越落越低、气越泄。彭的信和《会议纪要》，很有功劳。小舟等人主要锋芒对着除自己人以外庐山会议所有的人，要发牢骚，要出气，要讲失调原因，被插了白旗。（小舟插话：并非出气问题。）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随后对彭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
彭说：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达到此程度。跟不上，掉队远，这种分歧多。立三路线自己是动摇的。许多历史事件，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然后谈湘鄂赣历史，一、三军团问题。在平江时有人问，何时革命胜利？我说等胡子白了总要胜利，因而挨斗。对立三路线并不那样坚决，但也没反对。谈富田事变。张辉瓒搞反革命布告（打倒毛，拥护朱彭黄）。主席过去曾送我两本书：《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批语还记得，一直带在身边。（这一段话是不同意三七开）接着谈到抗战时期。毛说，打蒋介石１０年，打红了眼；抗日一来，忽然漂亮了。这是暂时的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林彪插话，谈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说是弼时作的决定。批评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彭谈百团大战的过程，怎样逐步扩大；战后才搞武工队，对以后整伪军也有好处。谈到“张飞”的外号是毛取的。说自己对敌斗争是坚决的。马克思主义没学通，但盲从也不行。“我有农民无政府思想，叫’主席‘都不习惯。在北京打过八九次电话，找不到，面谈机会少，得不到具体帮助。养成孤僻性格，无事不上三宝殿。”然后谈到同毛的关系是对半开，毛则坚持三七开。两人相持不下。毛强调，多次重要时期，从没有写过信，为什么这次要上万言书。责备彭背后议论；“我同常委之间、同别人，从来没讲过你什么。为了使你安心工作，给林彪发转业费。”之后又回过来谈１９５８年，谈到抗美援朝时同朝鲜领导人的关系。最后谈到《内参》不可不看，决不可尽信。《内参》是专搞黑暗的。彭最后表示三条：不反革命，不自杀，可以去作田。
８月１日晚上开大会，总理通知：“问题不少”即右倾机会主义，怀疑、动摇总路线；向党、向中央、向主席进攻，打着所谓无产阶级旗帜，向所谓“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这一切有思想根源，有体系，有活动；彭的信起了反面教材作用，等等。
８月２日召开中央全会。毛长篇讲话，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八大二次会议定的路线究竟对不对？起初神仙会，并无紧张局势，有些同志要求民主，感到说话不自由，有压力。后来才了解，他们要求点紧张形势，要言论自由，想攻击、破坏总路线，要破坏、批评总路线的自由。重点在去年是否工作基本做坏了？１９５７年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看来是这么回事。社会主义之命运由我们掌握，应该团结，现在有分裂倾向。对犯错误的同志，经过批评、斗争，达到团结。一看二帮，还是有希望的。无非改或不能改。立三路线、王明路线，一时跑到那方面，形势有利，经过说服，可以过来。在延安时，洛甫开始不承认是路线错误；《两条路线》书一出来，就承认了。这回旧病复发，向楚太子大喊一声，有病要治呀！寄生虫作怪，可潜伏，气候适宜就出来了。上山原来总结三句话；后来就在“问题不少”上发生问题。现在改换题目：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问题。
８月３日起，到会１６２名中央委员分成三个大组，批斗彭德怀、黄克诚和张闻天、周小舟（和张一组）四同志。斗争自然是激烈的，无限上纲上线。一直开到８月１０日。我参加彭总这组。康生尤其激昂慷慨。也听到他这样的发言：你们搞俱乐部，搞阴谋活动；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搞革命活动。
这个期间毛批发了好几个文件。关于安徽省委书记张凯恺解散无为县公社食堂的批语：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叛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漏网残余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要挽救他们，就要进行彻底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
８月１０日，我被调到黄克诚组去对证一个问题。结果，７月２３日夜二周与我在黄处的谈话，有关斯大林晚年的议论被揭发出来，这就使斗争更火上加油，白热化起来。
８月１１日开全体大会，毛长篇讲话，从世界观方法论讲起。说历来犯错误的是唯我主义、极端主观唯心主义。３０几年，阶级立场没有变过来，总是格格不入。这些同志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格参加党。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党员称号不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纠“左”比纠右难？历史经验证明：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哪里去了？骂人民公社，是地富反坏骂，兄弟国家怀疑。对大跃进，内外怀疑。指标搞高了，只要略有增产，农业有无一成？一成就是跃进。可能三成，还得了。
高饶事件，有的保护过关，实是彭高联盟。庐山两种气候，好得很。另一种是同罗隆基接近，政治上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这次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问题，其实是鸡毛蒜皮。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至少国防部、外交部、湖南省三地未吹遍。浮夸风吹一吹极有好处，总要吹的，这一切都是好东西，大可教育全党全民。然后又讲哲学，讲必须政治挂帅。“自由、平等、博爱”（这时特别从北京调来当年彭在太行写的文章），根本不懂马列主义。
第一书记挂帅，实在讨厌，我却高兴；你挂帅，不如我挂。只要大家通过，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集体领导要不要？赫鲁晓夫强调的。有无集体领导？有无民主言论自由？这次要求民主，要求集体领导，鼻子不灵，头两周不灵。庐山两个司令部。这次满足同志们要求，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以后一个月开一次中央全会都干，天天开，免得老说没有民主，个人独裁。你那个军委会有无民主集中制？现在攻不民主自由，他们要搞政治挂帅，搞小跃进、不跃进。（延安）华北座谈会操四十天娘，操二十天不成，这次满足四十天，加五天，听你操，满足操娘欲望。现在要求民主自由，同章罗联盟一个性质。资产阶级有了民主、自由、博爱，无产阶级就无反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博爱！你讲我搞阴谋，就大鱼、小鱼、吃人鲨鱼一起钓（２３夜，我讲过钓鱼问题）。
想把秀才们挖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听到这里，我倒放心了，知道田家英等不致受牵连。）周惠挨了边，小舟不交心。
我怎么一百八十度转变？（这是小舟讲的）我是蝙蝠，开头属俱乐部，７月２３日是转变了。臭屁、香屁都放，通通让人讲话。估计有两重性：革命、反动，完全不革命不合乎事实。彭同许多人不合作，不单反对我，七个政治局委员，有几个合得来？十个元帅，九个合不来。大将、上将有几个合作？从不提团结口号。三十一年关系，难道庐山就分手？不应当分手。欢迎最近几天同志们进步。
８月１３日至１５日，开全体大会，彭、黄、张、周作检查，大家批评，当然进一步加码，尤其逼彭承认是老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要定性质：是魏延、冯玉祥、纳吉、铁托。（说实在的，这十多天会，我的心理状态极复杂，产生一种很悲观的情绪：这是中央委员会，竟没有一个人敢讲半句公道话。）
８月１６日开大会，通过决议，毛泽东再作长篇讲话。开首说，庐山会议解决了大问题，总结经验就要这样总结。１９个问题变成第二位了，犯错误同志帮了大忙。之后说彭德怀犯过五次路线错误，依历史顺序又算了总帐：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接着谈海瑞问题，说海瑞历来是左派。我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彭黄问题带复杂性、曲折性。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人们不理解，由于不了解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次大会打了防疫针。大家要对他们做工作，要往来，采取热情帮助态度，要开团结大会，要看作是我们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最后还谈到，估计７０％的右派可以争取过来。牛训练三年才耕田，岂可人而不如牛乎？刘仁静现在当翻释，要给人出路嘛！立三也改了。（林彪最后插话：这次会，避免了大马鞍形，避免了分裂。）
关于庐山会议，《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文本，则这样定性：“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得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上面就我的记录本，将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的情况，作了一个概述。特别是将毛的几次讲话、谈话要点录下，以便了解会议和毛在山上思想变化的过程。回头看这段史实，试作如下总结：
１．上山之初，毛泽东迫于形势，准备继续纠一下“左”，只认识到是局部问题：农村已调整得差不多（还要保食堂），工业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形势就可以很快好转起来，丝毫没有认输。因此，是开神仙会，有闲情赋诗，开十来天，讨论好若干问题，通过一个《纪要》。
２．对问题认识的深度虽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是多数。不仅彭总、少奇、朱总都发了言，表了态，总理直到７月２３日前，一直召集国务院各部领导开会，算细账，抓调整。问题从何发生的呢？就在从毛主席起，大体还是有这么一部分人（主要是当时挂帅的柯庆施等）并不服输，还是要鼓足干劲，强调气可鼓不可泄（认为落实指标即泄了气）；大体还是这一部分人又犯阿Ｑ之病：触动不得，一触即跳，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人为财死”。毛当然要靠诸侯，不能靠秀才。
３．彭德怀是刚直的人，讲话直率，“有张飞之粗，无张飞之细”，有些话听者有心（伤了人），又有所谓历史旧账。那些进谗言邀宠之人（其中有阿Ｑ们），加油添醋，渲染上纲，说“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于是毛沉不住气，主观武断为是“反毛”，是“魏延反骨”作怪，要“搞分裂”，组织“章罗联盟”。（这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也许还有这样一种因素：凡属反对过自己的人，又不转变为百依百顺，一遇到机会，就不惜当场廷杖，乃至“昨日功臣，今朝祸首”。
４．军权不能旁落。机不可失，调林彪上山。林彪看似讲话不多，也没有在大会上张牙舞爪，慷慨陈词，但三言两语，起了定调的作用，有“护驾”之功。
５．当然，在这场惊心动魄、关系党和国家历史命运的大斗争中，有一批风派人物，也起了不好的作用，不过这是次要因素。
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就已经有了一整套“左”倾的东西。“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他的这种哲学思想的自我支配下，七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自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了。
三
我们第十组全体同志，经过１２次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写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意义深远，衷心拥护，并希望尽快写好。这个《决议》很难写，写成这个草稿很不容易。它的基本内容是好的，包括对毛主席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说明。但是大家感到还有不够之处。综合１２次讨论大家一致的意见，主要是有关长达２０年“左”的错误的形成及其原因等现分六个专题，简报如下，供修改时参考。
（一）《决议》是否以两条主线来写：一条是八大路线，以发展生产力搞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条是搞政治思想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思想、理论、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串起来写，这样更是非分明，以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１、以毛泽东为首的“左”的错误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开国以来，一整套“左”的错误思想和实践，在党内逐渐产生、发展，终于占了统治地位。第一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已经出现了某些“左”的错误。如“三反”、“五反”定指标，限期抓“老虎”，整死或冤屈了一些人；三大改造，原定十五年，实际三年完成，搞得太急，超过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的觉悟程度；反右派严重扩大化，整了５０多万“右派”，副作用极大。
第二阶段（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５年），是“左”的错误形成和发展的阶段，提出了所谓“三面红旗”：否定计划经济，搞大跃进；在农村，高级社尚未巩固，又搞人民公社化，吃饭不要钱，想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片面强调主观能动性，提出了“总路线”。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应当正视这一悲剧。三年大跃进，从经济到人的思想，受到很大破坏和搅乱。１９５９年在庐山会议上反右倾，使“左”倾错误进一步升级。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毛没有改正错误，随后沿着“左”倾错误越走越远。１９６２年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进一步大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１９６４年搞“四清”，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整了一批又一批人。
第三阶段“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统治全党，造成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特别严重的是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败坏了党的光辉形象，在人民中产生了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和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
第四阶段（１９７６－１９７９年），从粉碎“四人帮”到三中全会，毛主席虽然逝世，但华国锋继续左的错误，造成目前经济调整极其困难的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宣告“左”的错误的基本终结。三中全会以后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是正确的。
２、过去二十年的根本分歧。
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党内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倾向的斗争。一种是八大制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左”的错误。毛以他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地位，使“左”的错误长期占统治地位，使八大路线无法贯彻。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不同程度地包括中央和地方一部分同志），同“左”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和一定的斗争。
八大决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对我国当时社会矛盾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八大根据这个基本论断制定的政治路线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解决这个矛盾。这条路线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当时中国的国情。
有关组织路线，在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很明确地规定，要坚持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和反对个人迷信、个人突出。思想路线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毛泽东从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主义出发，坚持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主要矛盾，也就是后来确定的九大路线：“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四清”要整党内走资派。到“文化大革命”，越发展越玄，在社会上找不到资产阶级了，就索性肯定“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并宣布，“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种完全背离我国社会现状也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分析，以及据以制定的政治路线，只能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打倒一切，给全党、全国人民造成十年浩劫。
３、两条主线、两种倾向的斗争。
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即不赞成八大决议中有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论断，并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违反八大路线。第一次是１９５７年反右派，用“引蛇出洞”的不正当办法，开展反右派斗争，整了５０多万“右派”，从此失信于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第二次是１９５８年１月，在南宁会议上错误地批判反冒进，批评周恩来、陈云（实际也涉及刘少奇），为他推行一套“左”倾错误扫除障碍。紧接着进入三年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的一次大破坏。
对毛泽东“左”的错误第一次大的抵制是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会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作了调查研究，准备上山反“左”倾。会议开始阶段，毛泽东对一部分同志的谈话中，也表示要纠正“左”倾错误。但当彭德怀按正常程序写了一封完全正确的信，张闻天作了长篇很深刻的批“左”发言后，毛泽东即独断专横地发动了一场反右倾的斗争，全国整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第二次是从１９６０年冬开始，经过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首先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总结了三年严重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不得不轻描淡写地讲了几句自我批评的话，实际上并未正视自己多年来的“左”的错误，仍然不顾大家的反对，继续坚持“左”的错误走下去。第三次是在调整任务尚未完成，广大人民还没有完全解除饥饿状态的情况下，毛泽东又将斗争升级，在１９６２年７月北戴河会议和９月十中全会，又大讲阶级和阶级斗争，批“黑猫白猫”，批包产到户，批单干风，批翻案风，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１９６３年又要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毛泽东沿着“左”的错误越走越远，虽然受到抵制，但他一意孤行，到１９６６年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发动“文化大革命”，乃至把党内大多数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统统打倒。
在十年浩劫中，党章、宪法遭践踏，党的正常生活遭破坏；政治局、国务院名存实亡；３０名政治局委员打倒２７人；书记处１７人打倒１４人；１０个元帅，除病故、休养的和林彪外，全部被打倒或靠边站。上自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即使在这种困难形势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仍然作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如“文化大革命”前夕，彭真提出“二月提纲”；“文化大革命”已经泛滥之后，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等严厉批判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１９７２年总理主持中央工作后，在四届人大重新提出了四化任务；１９７５年初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一方面在政治局批判“四人帮”，一方面抓全面整顿，批判派性，平反了部分冤假错案等等。至于全国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抵制和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出现了坚持反对四人帮，不惜以身殉的张志新、郭维彬等一批英雄人物。１９７６年在天安门广场和全国许多大城市掀起群众性的“四五运动”，是广大党员和群众自觉同“左”的错误进行公开斗争的一次高潮。
回顾我党２０多年来同“左”的错误斗争的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虽然由于种种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使毛泽东整套“左”的错误长期占了统治地位，使坚持正确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是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仍然坚持进行了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贺龙和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功绩，以及张志新式的英雄人物，在《决议》中应有充分的反映。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希望，增强对我党的信任，提高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
（二）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问题。
评价毛泽东的一生，功是第一位的，过是第二位的，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建国以来的２７年如何评价，写法上应认真斟酌，以求既能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又能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在建国以前的２８年，是革命的实践家，也是革命的理论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历尽艰辛、曲折，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践和理论的正确，举世公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取得革命胜利的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这不仅对中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伟大的贡献。
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２７年，在１９５６年以前，路线基本正确，全党胜利地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成绩显著，但他的“左”的思想已经露头。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６年，他背离了八大路线，也越来越背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推行了一套“左”的错误的东西，个人迷信发展到文革十年中的造神运动，由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变成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这对党、对人民和毛泽东自己，都是一场历史大悲剧。说明这一悲剧的原委，吸取造成这场悲剧的教训，是《决议》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
评价毛泽东的功过，还必然涉及到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由于他的晚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给概括毛泽东思想的确切内容，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大家认为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思想混乱。为此，建议在《决议》评定毛泽东功过一节中，宜于肯定毛泽东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坚持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这一基本原则，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有若干新的补充。
（三）毛泽东犯错误的主观原因。
毛泽东由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变成长期坚持“左”的错误的独断专行者，客观原因是，一方面，我国的封建制度历史悠久，基本上是个农民国家，专制主义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我党长期在战争环境中活动，民主集中制不够健全，又受共产国际和苏联斯大林集权领导的影响，加上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以及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落后等原因。但亦有他本人的主观原因：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同美帝国主义交了手，认为美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上台，揭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认为苏联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国内三大改造的胜利，比预料的迅速，认为中国自己有了一套经验。于是，在这种形势面前，胜利冲昏了头脑，逐渐把中国也把自己摆在世界革命领袖的地位，忘乎所以，失去自知之明。反右派，封住了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嘴；反右倾，封住了党内坚持正确意见同志的嘴。大跃进失败了，又不认输。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采取了不承认主义。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一意孤行，走上了唯意志论的道路。
毛泽东还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法家治国和农民战争打天下的种种影响。他历来欣赏秦始皇、刘邦、朱元璋，却不谈汉文帝、李世民。自认“坑儒”比秦始皇还多。直到临终时，还念念不忘汉高祖的遗嘱：“安刘氏者勃也”。到了晚年，常用中国的古书来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深挖洞”来自明初朱升给朱元璋提的建议。深居中南海，不接触群众，连政治局委员都很少见。让江青当政治局委员，发号施令；毛运新当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最后当高级联络员，把自己同外界隔绝开来，将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一意孤行，乃至给别有用心的林彪、四人帮以可乘之隙，陷入他们的罪恶包围，酿成个人与中国历史的一场大悲剧。
毛泽东迷信群众运动。从延安“抢救运动”开始，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都是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来发动和领导，一切工作、一切事情都要大搞群众运动，而且一次比一次升级，破坏性后果一次比一次严重。每次运动都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整掉大批干部，使党和国家不得安宁。这种运动群众的方法同群众路线完全是两回事，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今后应禁止搞这种“群众运动”。
毛泽东远贤人，亲小人，喜欢奉承，听不得批评，使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之流投其所好，得到重用。而同生死，共患难，正派刚直，不唯命是从的战友，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贺龙、邓子恢、谭震林，以及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被认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接近右派的边缘”，“右倾机会主义头子”，罗织罪名，或一棍子打死。
晚年在作风方面，出尔反尔，言行不一，这方面问题也多。１９５６年八大决议是自己举手通过的，后来不认账。庐山会议先表白要当反“左”倾的头子，后来又亲自发动整“右倾机会主义”。指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炮制批海瑞罢官文章，发动“文化大革命”，更是搞突然袭击。“二月提纲”明明是自己批准的，却说是彭真背着中央搞的。请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时，说“人才难得”，后来又说得一无是处，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个伟大人物的个性和气质，这种偶然性的东西，在历史过程中，常常起着影响历史前进和倒退的作用。毛泽东也不例外。分析主观原因，这类问题无法回避。
总之，应当从主观、客观上找根源，即他的错误的思想、观点、理论，从他的早年、中年到晚年，有一个潜伏、发生、发展到形成的过程。关于已成为党的指导原则的毛泽东思想，过去我们有过基本的总结，举世公认，作为人民的财富，今后应当继续坚持和发展。但对于他的错误思想和理论，也应当将来龙去脉理清楚，作为教训，避免今后再犯类似错误。建议适当时机毫无遗漏地编出一部内部的《毛泽东全集》，以便一方面总结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从中理清他的错误思想源流。
（四）必须把第四阶段写进决议中。
建国以来的第四阶段要总结，必须写进《决议》。理由是：第一，只有把这一段写上，才是完整的建国三十一年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第二，只有把这一段的是非分清，才能肃清“左”的错误的影响，统一思想认识，推动四化建设。第三，在写这一阶段开头，应概述一下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粉碎“四人帮”，华国锋是有功劳的，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可是，从粉碎“四人帮”到三中全会，左的错误继续发展，表现在：
１．在政治上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坚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把“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并在十一大全面加以肯定。
２．在思想上宣传两个“凡是”。在１９７７年３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在同年２月７日的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为纠正“左”的错误设置了重重障碍。
３．搞个人迷信。华国锋以“英明领袖”自居，到处挂像，到处题词，大唱“交城山、交城水”。大加宣扬“你办事，我放心”，名曰维护毛主席，实则为了树自己。
４．迟迟不给刘少奇、彭德怀、陶铸、彭真等同志平反昭雪，不让邓小平、陈云等出来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多次发生杀害张志新式革命同志的事件，过早地宣布揭批查结束，阻碍清查“四人帮”的深入发展，包庇了一批有严重错误的地方领导人。这些，他都是有责任的。
５．在经济上又搞了一次冒进。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同志提出“四个一点”。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新建和续建１２０个大型项目，包括十个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等等。其中引进项目２２个。继续搞高指标。１９８０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到１９８５年要求粮食达到８０００亿斤，原油２．５亿吨等等。三年大跃进搞“小土群”；这次冒进搞“大洋群”，经济上同样造成很大损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领导下，纠正“左”倾错误，制定了正确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实行起来掣肘重重，步履艰难。因此，我们认为，让华国锋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是不合适的。
当前，思想上、组织上的“左”的流毒严重，要肃清必须做艰巨的工作，《决议》应作出必要的规定，否则留下后患。
（五）《决议》应充实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１、关于八大路线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转折关头召开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提出了用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解决社会矛盾的社会主义建设总任务，并相应地制定了正确的政治和组织路线。这次代表大会是我党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八大制订的路线，是切合我国实际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如果八大路线能够顺利执行，我国决不会像现在这样落后贫困。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展了八大路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八大路线的重大意义将会越来越明显。
２、关于“三面红旗”
《决议》应该充实经济工作的内容，我们认为，“三面红旗”是毛泽东“左”的错误在经济工作中的反映，它的流毒，至今还在损害我们的国民经济。总路线的头两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反映了精神第一的唯心史观；第三句“多快好省”，不能反映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大跃进，是一个盲目蛮干，大轰大嗡的口号，已经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破坏；人民公社化，来自毛泽东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理想，吃大锅饭，搞穷过渡，超越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多年的惨痛教训，已经证明，“三面红旗”是违反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
３、关于党的“九大”和“十大”
毛泽东背着中央政治局，依靠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一伙，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发动“文化大革命”，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被打倒，或靠边站，党的正常生活被扼杀。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先后召开了“九大”和“十大”。召开“九大”的目的是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让林彪当接班人，并把一大批造反派头头选进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委，牢牢地控制党权。不久，林彪叛国摔死，又召开“十大”，让王洪文当上了党的副主席，王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结成了“四人帮”。这是我党历史上最阴暗的一页，《决议》应该对“九大”、“十大”作出适当的评价和结论。
（六）《决议》要认真总结党的领袖搞个人独断专行的教训。
在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如何监督党的领袖，防止搞独断专行，这个问题国际国内都没有解决好。我们党已经付出沉重的代价，一定要总结教训。一是禁止搞个人迷信，不要过多地宣传个人；二是加强集体领导，健全民主集中制；三是不要兼职过多，要有个制约；四是废除终身制；五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对各级领导人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经过批评教育，坚持不改者，要给予纪律制裁，直至罢免。
为了提高大家的认识，再次要求中央编印一批历史文件和资料，作为讨论学习党的这段历史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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