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文为《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的结束语。文字有修改。
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至今３０周年了。庐山之变影响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至深且巨，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并进一步向党内向中央领导层发展，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
１９８０年秋，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关于庐山会议，我曾做过一个较长的发言（《简报》刊出约两万余字），最后有这样六点简要总结：１．初期开神仙会，是迫于形势，准备继续纠一下“左”，只认识到是局部问题。认为农村已调整得差不多（还要大保食堂），工业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形势就可以很快好起来，丝毫没有认输。２．对问题认识的深度虽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是多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发了言，对纠“左”都表了态。问题从何发生的呢？就在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当时“挂帅”的柯庆施、李井泉及康生等）并不服输，还是要鼓足干劲，“气可鼓不可泄”（落实指标即泄了气）；他们又犯阿Ｑ之病，一触即跳，简直批评不得。３．彭德怀是刚直的人，讲话直率，“有张飞之勇，无张飞之细”，有些话听者有心，加之又有历史旧帐（没有解开的一些“历史疙瘩”），于是被这些人夸大其词，上纲上线，说彭的信是“反对总路线”，“反对毛主席”，“搞分裂”，组织“章罗联盟”。终于“昨日功臣，今朝祸首”。４．中途调“援兵”林彪上山，最后接管军权。林彪提出“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为批判彭德怀定了调子。５．有一批风派人物，也起了不好的作用，不过这是次要因素。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就已经形成一套“左”的错误的东西。“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这种哲学的支配之下，七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自是历史的必然产物。
以上这些认识，显然是很不够的，只是接触到一些问题，未及深思。不久前，将自己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和有关史料，全部整理出来。对这场惊心动魄、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的认识，比过去进了一步。回头看这段史实及其教训，似可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晚年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实践。在运动中，毛曾多次谈到自己的社会理想。他认为乡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公社什么都要管；“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的公社生活，是实现两个过渡（由集体到全民、按劳到按需）的最好形式，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当时不仅是毛泽东，包括中央和地方的主要领导人，都曾自豪地描述过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总之，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为了实现这样美妙的前景，还在理论上提出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废除八级工资制和家庭私有经济等观点。毛泽东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视为一场几亿人的伟大革命运动，在实践中谋求一步到位，运用战争年代政治挂帅、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大搞“人海战术”，“拔白旗，插红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依靠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来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等口号，成为一时风尚。毛泽东认为中国一穷二白是极大的好事（而不言经济文化条件太差、起点太低是最根本的困难），穷则思变，这是革命的天然基础，认为中国的农民比西方的工人先进，他们之中蕴藏着一股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然而，这个大运动仅仅沸腾了半年，问题便接踵而来：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失调，工业生产全面紧张，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泛滥成灾，农村生产力和社会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现实和理想发生了明显的冲突，迫使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不能不有所冷静，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庐山会议前的这半年中，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的主题就是纠“左”，整顿公社的所有制，对群众退赔，修改一些过高的指标等等，以便解决继续跃进的问题。
尽管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公社运动没有按照原来的设想发展下去，可是这一社会平均、公正和平等的思想，始终是毛泽东所执著追求的。“文革”之初发出的“五七指示”，曾作为“建设新世界的五七道路”：全国都要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以此达到消灭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差别的理想社会。
（二）当时纠“左”，神仙会阶段提出的１８个问题，并不意味全党上下已清醒地认识了产生“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毛泽东并未放弃对理想社会的执著追求，他将运动中的成绩和错误做了惯用的形象比喻：九个指头同一个指头的关系（这也是当时大家普遍接受的比喻）。他一直把“大跃进”、“人民公社”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不容许怀疑和反对；至于运动中有偏差和问题，则不必大惊小怪，是不可避免的，是前进中的困难，不断纠正就是了。如认为公社已整顿得差不多（还要保留公共食堂），工业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而最关紧要的是，劲可鼓而不可泄，“三面红旗”决不允许怀疑，这样，形势就会很快好转起来。毛泽东的认识，也是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共同认识。当时，有谁不愿意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呢？有谁不向往“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呢？当然，也有部分同志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比较冷静，对党内普遍滋长的“左”倾思想忧心忡忡，因此，对纠“左”的认识程度比一般人超前一些，这就是“彭黄张周及其追随者”，以及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大批人。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言事，对总路线和“大跃进”还是肯定的。他的不同意见，主要将错误出现的原因，归结为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应该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东西。彭德怀尤其张闻天对“左”的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比毛泽东深化了一层，就被认定为怀疑“三面红旗”，当然不能容忍。毛泽东当时说得明白：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因此，庐山会议也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嚆矢。
（三）庐山会议的严重政治后果，首先表现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升级。毛泽东发动了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批判，并对这场错误批判进行了理论概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由此，在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提出的，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观点，就直接引申到了党内。毛泽东把彭德怀等为更好地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而提出的正确意见，视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而且尖锐到这种程度：他们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的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要按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阶级斗争”理论运用于党内，同他对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判断错误有密切关系。１９５６年９月党的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形势，对我国的阶级、阶级斗争和主要矛盾等重大问题，本来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八大报告指出：在我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已经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消灭的过程中，暴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基本的胜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今后全党全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毛泽东所同意的八大通过的正确路线，没能在实践中得到坚持。第二年，人为发动的反右派斗争，强化了“阶级斗争”理论。在１９５７年９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１９５８年５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又重提我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错误观点；更为严重的是，开始将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在毛泽东看来，既然国内还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他们的反动思想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虽然经过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受到了清算，但他们并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通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时刻在制造舆论，准备复辟；他们必然要在党内寻找其代理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从“大跃进”运动一发动，毛泽东就把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逐渐移向党内。在运动中开展的“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斗争，把社会上的种种对党不满同党内不同意见联系起来（当时在十几个省的省级干部中，揪出了“反党集团”和“右派集团”）。一些对运动有疑虑或发表了某种不同意见的讲真话的同志，当时就被认为是打白旗、促退派、观潮派。从而使“阶级斗争”理论，在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八届八中全会以后，从党的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层，都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错误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干部，许多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提出过不同意见，讲了真话的同志，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全国戴帽子的共达三百几十万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大超过右派分子。尤为严重的是，经过庐山的斗争，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接受了“阶级斗争”实践，导致了这一错误理论不断发展，斗争的范围逐渐以党内为主，矛头日益指向党内领导层，最终出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在这样一种理论的指引下，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自是当代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
（四）庐山会议直接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更加突出地显现起来。庐山会议由前期纠“左”，转为后期反右，转折点是７月２３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的批评和斗争。自此时起，没有人能再讲“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题不少”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原来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信中观点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转变态度，有的还违心地进行了揭发批判。整个会议于是形成一边倒的形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立即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对彭德怀等人算历史旧帐，作出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
本来，党内发生原则意见分歧时，如果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党的领导人谦虚谨慎，大家能畅所欲言，一切不同意见尤其是少数人的意见能得到尊重，即对党的最高领导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健全时，是非自易辩明，错误就可以避免。但经过南宁会议到庐山会议时，党内民主生活已很不正常，所谓民主集中制，剩下的只是集中，集中于一个人的意志。庐山会议的形势，说到底，就是对毛泽东批评不得，尤其是有过“旧怨”的人批评不得。那时就已经感到“全党共诛之”的气势了。
刘少奇在八大作的政治报告中“党的领导”一节，有这样一段关于发扬党的民主生活的话：“为了力求党的领导工作符合于客观实际，便利于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每个领导者都必须善于耐心地听取和从容地考虑反对的意见，坚决地接受合理的反对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对于由正确动机，按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任何同志，必须继续和睦无间地去共事，绝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体领导，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党内团结，党的组织和事业也才会日益兴旺”。八大隔了三年了，这段话人们可能淡忘了；可是４月上海会议才过去两个月，关于提倡海瑞精神－－敢于犯上直言，关于“有时真理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关于“李锐怕鬼”（说李锐上书的胆子还不大，内容写得太简略，实有赞扬之意）的话，都还言犹在耳。然而，朝令可以夕改，喜怒可以无常。拿出一顶“敌对阶级”、“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这些全党刚刚听到的话，就统统不作数了！
（五）庐山会议还推动了个人崇拜的发展。关于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特别说到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对于各国共产党员产生了巨大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历史的不幸是，几年之间，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斗争都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顺利进行，真可说是“接二连三的胜利”，使毛泽东日渐骄傲起来。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毛说过这样一些话：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把崇拜真理同崇拜个人相互混淆，毛的这种说法，实际上为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由于毛泽东多年来领导的正确，他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为全党所公认；也由于客观环境需要树立党的领袖的威信，在宣传上我们确实长期习惯于把党的领袖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而从来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中国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贡献，而不讲也包含集体智慧的结晶；把一切成就归功于毛泽东个人，很少讲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把领袖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更不讲领袖也会有缺点，也可能犯错误，等等。长期这样宣传的结果，个人崇拜就自然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当然，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宗法伦理观念和小农经济的影响，几十年在农村环境和农民战争的影响，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理所当然把毛泽东看做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一些老革命家，他们的革命意识中也难免受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更何况那些别有用心的人。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当时的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正确的个人崇拜”之说，自然得到了党内高级干部的赞同，可以说，当时都是以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荣的。７月２３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发言中，讲到“始作俑者”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深感彭德怀上书言事伤了毛主席的心。老帅劝说彭德怀作检讨时，这样说道：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这种党内以个人是非为是非，不提倡独立思考，讲义气而不讲真理，大家确是安之若素的。因此，在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刘少奇又向全体与会者，专门讲了一下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和个人崇拜的问题，说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党内也有人学赫鲁晓夫，搞反对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从而批评了彭德怀，认为这实际上是对于党、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力。
神仙会阶段，尽管对“左”倾错误认识的深度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应当说是占多数的。不仅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是如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都发了言，表了态。直到７月２３日前，周恩来一直召集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和地方负责人开会，算细帐，抓调整。除开毛泽东立意要反彭德怀的右倾，剪除这一“历史隐患”之外，以柯庆施、李井泉、康生为首的一些人，都触动不得，一触即跳，他们决不服输，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他们还到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加油添醋，渲染上纲，说“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这也就促成毛泽东主观武断：彭德怀这回要“挂帅反毛”，是“魏延反骨”作怪了。林彪上山之后，虽讲话次数不多，也没有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张牙舞爪，但他三言两语，起了批彭定调的作用。庐山会议后，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之后，就进一步推动个人崇拜的发展，终于使这个野心家在“文革”期间有大肆活动的机会。无情的历史说明：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后果，就是一旦领袖犯了错误，就必然导致全党跟着犯错误，造成全局性的错误。
（六）庐山会议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比当年给政治生活造成的危害更为直接。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动下，各地不顾“大跃进”运动已经产生的严重比例失调和农业出现的危机，仍盲目坚持继续跃进，使国民经济日益紧张，造成严重的饥荒。突出表现为：农业生产大倒退。根据后来的统计，１９５９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１３．６％，粮食实际产量只有３４００亿斤，比上年减产６００亿斤，仅为最后调整计划的６２％。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重工业继续追求高指标。１９５９年，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４８％以上。钢产量达１３８７万吨，比上年增长７３．４％，生铁达到２１９１万吨，增长６０％。原煤、机床、发电量等也大幅度增加。１９５９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由上年的３５．２％，提高到４３．８％，与此相反，农业的比重由３４．３％降到２５．１％。基本建设战线进一步拉长。１９５９年全国基建投资在上年急剧膨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８１亿元，增长３０％，总投资规模达到３５０亿元。由于基本建设战线长，投资效果差，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６９．２％，比投资效果已经相当差的１９５８年还低５．６％，积累率异常膨胀，由上年的３３．９％，猛增到４３．８％，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积累额增加致使消费额比上年减少了２２亿元。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１９５９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１５％，而粮食征购量却比上年增加１４．７％，农民口粮大幅度减少。全年平均消费水平由上年的８３元降到６５元，下降了２２％。
１９５９年底，国民经济已经步入严重困境，可是，陷入“左”倾冒进狂热的人们，看不到也不愿意承认严峻的现实。１９６０年１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仍然估计，当年将是一个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计划完成钢产量１８４０万吨，并提出了八年完成农村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国家计委编制的１９６０年计划，仍然以“大跃进”为基本指导思想，提出继续进行“反右倾斗争”，争取国民经济的不断跃进。然而，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客观经济规律，企图用主观意志推动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的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方针，只能导致更为惨重的失败。１９６０年，农业继续减产，总产值比大幅度下降的１９５９年又下降１２．６％，主要农产品都比上年大幅度减产。其中粮食减产５３０亿斤，棉花减少１２９２万担，油料减产５２．７％，生猪头数减少３２％。轻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了９．８％，在棉布、棉纱、食糖、卷烟等主要轻工业生产严重萎缩的情况下，重工业总产值却比上年增长了２５．９％。许多重工业产品产量，都比上年大量增加，其中钢产量达到１８６６万吨，比上年增加４７９万吨。基本建设战线继续拉长，积累率一直维持很高的水平。１９６０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３８８．７亿元，比上年增加了３９亿元，基建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达３１％，是开国以来最高的一年。国民经济各部门正常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出现赤字８１．８亿元，货币发行过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日益困难，从１９６０年二季度开始，许多大城市粮食库存挖空，各地普遍缺粮缺布，全国被迫压低口粮标准，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减少民用棉花的供应定量。主要商品都实行凭票凭证限量供应。全国人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１９５９年，全国人口增加１１１３万，净增率为10.19‰，１９６０年，人口减少１１００万，净增率为－４．５７‰；１９６１年，继续减少３４８万，净增率为－３．７８‰。
由于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不仅直接造成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连续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更为严重的是，如前所述，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错误发展，终于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庐山会议是全党和整个民族的历史悲剧。值得庆幸的是，具有生命力的政党和民族是决不忌讳自己前进中经历过的挫折和犯过的错误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正视失败，才能从失败中得到启发，才能吸取教益，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庐山会议的是非功过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从而走上拨乱反正的大道。历史证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是经得起重大挫折和重大失的；一切沉重的历史包袱，我们已经和正在卸去，我们会更轻装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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