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张”、“自治”与我们的根本主张〔１〕（一九二○年十一月）
礼容这一封信，讨论吾人进行办法，主张要有预备，极忠极切。我的意见，于致陶斯咏姊及周惇元〔２〕兄函中己〈已〉具体表现，于归湘途中和礼容也当面说过几次〔３〕。我觉得去年的驱张运动和今年的自治运动，在我们一班人看来，实在不是由我们去实行做一种政治运动。我们做这两种运动的意义，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澈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说到这里，诚哉如礼容所言，“准备”要紧，不过准备的“方法”怎样，又待研究。去年在京，陈赞周〔４〕即对于“驱张”怀疑，他说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实，就不要“驱张”。他的话当然也有理，但我意稍有不同，“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但有一条件，即我们自始至终（从这种运动之发起至结局），只宜立于“促进”的地位。明言之，即我们决不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我意我们新民学会会友，于以后进行方法，应分几种：一种是巳〈已〉出国的，可分为二，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柢的学者，如罗荣熙萧子升〔５〕之主张。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６〕所主张的共产党。一种是未出国的，亦分为二，一是在省内及国内学校求学的，当然以求学储能做本位。一是从事社会运动的，可从各方面发起并实行各种有价值之社会运动及社会事业。其政治运动之认为最经济最有效者，如“自治运动”“普选运动”等，亦可从旁尽一点促进之力，惟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习气，尤其不要忘记我们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计划。至于礼容所说的结合同志，自然十分要紧。惟我们的结合，是一种互助的结合，人格要公开，目的要共同，我们总不要使我们意识中有一个不得其所的真同志就好。
泽 东。
根据１９２０年１２月出版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原件第２集刊印。
注释
〔１〕本文是毛泽东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２集时，在易礼容１９２０年６月３０日给毛泽东，彭璜的信后所加的一段文字，无写作时间。通信集第２集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编定，１２月出版，据此当写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易礼容当时为长沙文化书社经理，参见本书第４６２页注〔２〕。 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分别见本书第４８４页注〔２〕和第５１８页注〔１〕。
〔２〕周惇元，即周世钊，见本书第２８７页注〔４〕。
〔３〕１９２０年７月初，毛泽东由上海经武汉邀易礼容一同回湖南，途中与易礼容说过关于做事要有准备的问题。
〔４〕陈赞周，见本书第２９页注〔５〕。
〔５〕罗荣熙，即罗学瓒，见本书第２８７页注〔１〕。 萧子升，见本书第１７页注〔２〕。
〔６〕蔡和森，见本书第２８７页注〔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