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伟人的历史性会见
1949年12月16日，莫斯科车站建筑物上挂满了鲜艳的中苏两国国旗，威武雄壮的三军仪仗队和军乐队，依次排列在车站的广场上。不知是东道主的有意安排，还是偶然的巧合，一列专车刚刚停靠月台，克里姆林宫大楼里的钟声就“噹噹噹”地响了起来，时针正指向中午12点。
一位身材伟岸的人走下车厢。他就是莫斯科今天要迎接的尊贵客人一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罗申等到车站迎接，他们由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介绍，同毛泽东——握手。
由于气候寒冷，欢迎仪式一切从简。毛泽东和苏联领导人检阅了仪仗队。在欢迎仪式上，毛泽东发表了书面讲话。随后驱车前往代表团下榻的斯大林别墅。
一个伟大的时刻来到了！当日下午六点整，克里姆林富斯大林会客室，苏联党政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大、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走进门来，正式会见中国贵宾。毛泽东和斯大林，这两位从未晤过面的伟人相互之间对视了片刻，他们不经介绍，就互相迎上前去。
“您好！欢迎您的光临！”斯大林亲切地问候。
“非常高兴见到您！”毛泽东热情地回答。
两双扭转乾坤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莫斯科会晤，不是一般性的外事会见。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中苏两国本身，这是一件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事情。会见的一方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人之一，领导两亿苏联人民前进的最高统帅；而另一方是一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新中国的伟大领袖。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会晤。毛泽东深知，这次会晤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战，英勇抗敌，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才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堂堂正正地站起来了。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会见，让世界上干千万万的革命人民感到欢欣鼓舞，也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为之震惊和恐惧。
历史的回顾
凝视着这位从湖南韶山冲走出来的中国革命的卓越领导人，斯大林赞不绝口，由衷地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听到这儿，毛泽东万般感慨地答道：“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毛泽东言犹未尽，斯大林却迅速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即使不知情者，大概也能从斯大林的话中多多少少听出点弦外之音。的确，在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深深打上了斯大林的个人烙印。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同苏联领导人节拍之间的不和谐，应该说，斯大林的个人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一位外国记者曾不无感慨地说，毛泽东与斯大林确实是一对不打不相识的“冤家”。
说冤家无疑是过分了。无论是毛泽东也好，斯大林也罢，他们都是矢志终身为共同的理想——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伟大的革命家。然而，在中国革命如何搞的具体问题上，他们之间就不那么吻合了，甚至有过严重的分歧。有分歧就必然有矛盾和斗争。毛泽东从来不否认十月革命经验的普遍意义，但这位在中国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革命家，无疑比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更清楚中国革命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历史上，共产国际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高度的集权性。只要越雷池一步，轻则罢官免职，重则招来杀身之祸。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敢于与共产国际持不同政见者，是极少数，而毛泽东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右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却一错再错，致使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等人，推行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向国民党反动势力妥协，退让，因而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倒在敌人的枪弹之下。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大败了。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做法深为不满。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开辟新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使得革命力量不断壮大。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这时竟派来一个既无革命经验，又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者王明，让他执掌党的领导权，排挤毛泽东，免去其党内军内的领导职务。中国革命在上明和共产国际所谓的军事代表李德的错误指导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受严重失败，红军队伍损失90％，白区力量几乎全部丧失。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从危难中拯救了中国革命，尽管‘斯大林对于毛泽东这位从山沟里出来的革命家是否能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仍抱怀疑态度，但终究看到王明等人确实不争气。斯大林默许了毛泽东未经他同意而获得的领导权。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毛泽东和斯大林再次发生意见分歧。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担心：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会导致中国的分裂。毛泽东从中华民族的大局出发，回电斯大林，阐述了我党对处理这一事件的态度。后来的事实表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中国时局的转折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明贯彻“国际路线”，推行右倾投降主义，使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曾经规劝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组织联合政府，解散自己的军队。而斯大林在二战结束前夕的几次国际性会晤上，同蒋介石达成的秘密协议，更是伤害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感情。
然而，斯大林到底是一个知错认错，有错能纠的马克思主义者。1949年7月，在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一再表示承认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过错误。他问刘少奇：“我们妨害过你们没有？”刘少奇客气地回答：“没有。”斯大林诚恳地感慨道：“妨害了，妨害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这时的斯大林一点没有那种自以为是的神态，态度十分严肃，深感内疚。他还对客人不住地称赞，中国共产党是成熟的党，中国的干部都是成熟的干部，有水平。
当着客人的面公开承认自己有错、赞扬别人有水平。这对处于权力巅峰的斯大林来说，真是难能可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离开西柏坡，乘车进京。他一脚刚踏入车门，一只脚还在地上，就扭头望着周恩来，幽默他说：“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心领神会地微笑着点头：“我们应当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周恩来都很清楚：这可不是一次容易通过的考试，失败了没有退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接管的是国民党腐败政府留下的烂摊子：经济衰败，百业调敝，物价飞涨，商品奇缺，人们忍饥挨饿，社会百孔干疮。另一方面，美国同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在大陆的失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新中国采取了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政治上孤立的敌视政策。国民党残余势力盘据台湾，随时配合两方势力，兴风作浪，妄图把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新兴国家怎样生存、发展，成为摆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头等大事。在外交政策上与苏联结盟，这是中国政府在当时国际形势下的一个重要决策。
1949年10月初，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主要领导人，一起来到北京铁狮子胡同（张自忠路），对苏联专家来华援助中国建设表示热烈欢迎。
1949年12月，建国才一个半月，毛泽东就把一大堆国内事务留给刘少奇处理，自己率团前往苏联，同斯大林进行最高级会晤。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充分肯定，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国际革命中加重了砝码，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斯大林转而关切地问毛泽东：“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你有什么想法和愿望？”毛泽东以他那惯有的幽默和诙谐回答说：“这次来是要完成某项事情的，应该搞出个什么东西的，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尽管中方翻译作了较灵活的翻译。然而，直率有余的东道主们还是被毛泽东那看似具体、实有所寓的暗示给难住了。贝利亚竟不知深浅地笑出声来。而斯大林却在仔细琢摸毛泽东的话，并婉转地继续询问。毛泽东向斯大林表示，他想让周恩来来莫斯科一趟。斯大林仍未解其意，反问毛泽东：“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完成个什么事情，请周恩来来干什么？”
斯大林想：无论苏中签订什么条约或协定，理应由他这位苏联统帅和另一个代表中国人民的首领毛泽东来亲自签署。至于签订什么样的条约，苏中双方可以商谈。在历史教训面前，苏方不愿再犯以往的错误。而毛泽东对此则有着他周密的考虑：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这是关系到我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让周恩来这位卓越的外交家，自己的亲密助手来苏，可以在起草中苏条约的过程中，更好地同苏方打交道，同时也给自己与斯大林最后定夺留下回旋余地。
1950年元旦，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明他的首次访苏目的：商谈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讨论对华贷款、两国贸易等问题。毛泽东在招待会上的谈话，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震动很大。
斯大林终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让周恩来来莫斯科，着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外长级会谈。周总理对条约草案进行逐条、逐字、逐句的研究、斟酌和修改，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出发，仔细推敲。
中国共产党十分珍视中苏之间的兄弟友谊。祝贺斯大林的70大寿，成为毛泽东访苏的另一重要目的。为了表达对斯大林的崇高敬意，在访苏之前，我国就准备了丰盛的礼物。毛泽东亲自起草给山东分局的电报，要求调购山东出产的大白菜、大萝卜、大葱、梨共两万斤作为寿礼。并从江西、湖南征调湘绣、瓷器、茶叶、竹笋等大量土特产品，装满了一节车厢，运往苏联。值得一提的是，为此，当时还出了点小小的插曲：“东北王”高岗、中南党政军首领林彪，为了争宠斯大林，自作主张，张罗了好几车皮礼物，准备运往苏联。毛泽东发觉后，制止了他们的做法。把礼物退回沈阳。
12月21日，斯大林70大寿之日，苏联党和政府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庆祝大会，兄弟党的领导们纷纷前来祝贺。毛泽东紧挨着斯大林坐在一起。怀着对这位领袖的深深敬意，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同，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祝愿他健康长寿。在观看文艺演出时，两位伟人同坐一个包厢。演出结束后，观众全都起立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和毛泽东频频向群众挥手致意，全场顿时欢声雷动。充分体现出中苏两国人民的真挚情谊。
1950年2月14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中方代表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等领导人参加。苏方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等党政要员。同时签署的还有：《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等于约。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随后，站在最中间的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耀眼的闪光灯下紧紧握手，互相祝贺。
历史证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它不仅对于巩固中苏邦交，促进两个大国之间的团结和友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使中国获得了苏联在政治、军事、外交上的坚决支持，而且极大地鼓舞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沉重地打击了西方孤立中国的反动政策。就连西方国家官方人士及新闻机构也惊呼：中苏条约“必然会成为反殖民地宣传的强有力武器”。它“拆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台”，美国“国务院伤心地承认了这是一个事实”，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最黑暗的噩梦”。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奠定了中国50年代前期外交政策的基础，为甲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重要的外部条件。总的来讲，在建国初期，苏联对中国的建设帮助是巨大的。斯大林派了大批专家来华，给予中国大笔贷款，帮助中国的各项建设，其中有48个工程项目都由苏联方面提供无私帮助。可以看得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是诚恳的。
毛泽东主席离苏前夕，王稼祥大使为毛泽东举行盛大告别宴会。出于对毛泽东等中国贵宾的尊敬，斯大体率领苏联党政主要领导人破例应邀出席招待会，客人们都惊呆了。连苏联官方都承认这对斯大林来说是仅有的一次。毛泽东在事前就关照过斯大林，如果身体不支，可以随时提前退席。然而，斯大林还是礼貌地坚持到底，斯大林的这一举动，使世界舆论和西方政界人士从中看出毛泽东和中国在斯大林的心目中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
苏联之行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出访，也是他与斯大林的唯一一次会晤。当毛泽东的专列就要驶入中国境内时，历史已经为这次关键性的访问打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开始了中苏友好关系的蜜月时期。
战火的考验
几十年的战火硝烟结束了，该是共和国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时候了。然而，无情的现实又一次打破了人民的美好愿望。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招牌，纠集十几个国家的军队，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美国同时派第7舰队进入我国台湾海峡，插足我国领土台湾。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与李承晚军队配合，对朝鲜人民军南北夹攻，越过三八线，侵占平壤，战火很快蔓延到中朝边境鸭绿江边。朝鲜形势急转直下，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毛泽东、周恩来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当美李军队越过三八线后，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严正声明：中国不能容忍帝国主义对自己邻国的侵略行为，决不会坐视日益紧张的朝鲜局势。10月1日，金日成给毛泽东发来求援电报，请求中国特别援助，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动援助作战。
一方有难，八方相助。苏联也十分关心朝鲜局势。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询问我在东北边境兵力部署情况，能否出兵助金日成一臂之力。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从中国的国家安全考虑，毛泽东复电斯大林：中国决定以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到朝鲜作战，以支援北朝鲜，打击美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
在当时现实情况下，对毛泽东来讲，作出参战决定确实是一个艰难的抉择。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家满目疮瘦，百业待兴，饱经几十年战争之苦的劳动人民渴望和平安定，以恢复和发展经济，过上幸福生活。另外，党和政府又不能不正视另一种现实，既然中国要派兵在朝鲜同美军交战，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有可能成为美国空军轰炸的目标。因此，出兵朝鲜必须取得苏联的支持和帮助。毛泽东当机立断，派周恩来秘密前往苏联，同斯大林会谈，探询苏方的态度。
对于朝鲜问题，应该说，斯大林和苏联是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行为的。在联合国安理会，苏联拒绝参与对朝鲜问题的表决，以示抗议。在同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亮出了苏方对待朝鲜战争的底牌：苏联声明过苏军已全部从朝鲜撤出，再派兵有困难，这等于直接同美国交战。我们可以在中国派兵的条件下，给中方供应武器装备，同时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毛泽东明白了：在朝鲜问题上，斯大林是有自己的考虑的。他不愿出兵，归根结底，还是怕苏联卷入同美国的直接军事对抗，担心酿成一次新的世界大战。而毛泽东估计，5至15年内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后，斯大林才发觉毛泽东的预言是对的。
决心已下，管它是纸老虎，还是真老虎，我们偏要摸摸它的屁股，中国人民就是有这种气魄。1950年10月25日，毛泽东命令彭德怀率领几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协同朝鲜人民军作战，同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者决一雌雄。到1951年6月，先后发动5次重大战役。美军被赶到三八线的南侧，双方战略成对峙状态。美国侵略军猖狂气焰遭到中朝军队的沉重打击，傲慢的杜鲁门到底领教了毛泽东的厉害，只好求助于斯大林，要求双方停战，签订协议。斯大林请求毛泽东给美国一个体面台阶。
抗美援朝的目的已经达到，毛泽东同意停战。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朝鲜战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蜜月之后的中苏关系也经历了战火的考验。
毛泽东沉痛悼念斯大林
生老病死是人类生命运动的必然规律，尽管个人崇拜的狂潮一直把斯大林当作神来敬仰，但他是不可能“万寿无疆”的。1953年3月5日，从遥远的莫斯科传来了令千百万人震惊的不幸消息：斯大林逝世了！
毛泽东在获悉斯大林不幸逝世的当天，立即率领朱德、周恩来等党政主要领导人，前往苏联驻华使馆吊唁，请潘友新大使转达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对斯大林的无限沉痛悼念和崇敬之情。毛泽东还亲自发布中央人民政府令：在哀悼期间，全国所有部门、单位一律停止宴会、娱乐活动，并下半旗致哀。毛泽东随后派周恩来代表他前往苏联参加斯大林的葬礼。
为表达对斯大林的怀念，毛泽东在3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署名文章——《最伟大的友谊》，对斯大林的一生进行了高度评价，称他是当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献出了崇高的智慧。我们为失去了这样一位伟大的领袖和最真挚的朋友而感到无限悲痛。毛泽东坚定地表示，要把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永远保持下去。
3月9日，在莫斯科为斯大林举行追悼大会的同一天，北京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60万人的追悼大会，并要求在全国各大城市举行悼念活动，以哀悼这位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
对斯大林的逝世，毛泽东是十分悲痛的。尽管这位苏联领导人在几十年的中国革命中。对毛泽东存有不少的怀疑、误解与不信任，甚至有过压制和排挤。但毛泽东早已摆脱了这些历史的恩怨。随着1949年底的那一次伟大的历史性会晤，毛泽东与斯大林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毛泽东敬仰斯大林，斯大林也很敬重毛泽东。斯大林一向比较傲慢。而对于毛泽东，他则完全不同，他很尊重这位东方大国的领袖，重视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尤其是俄文版的发行，同斯大林的关心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在斯大林一生的最后几年里，凡是涉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事情，无论巨细，他都亲自过问，亲自处理。这充分表现出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敬重，对中国的重视。
（唐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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