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摘自《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在艺术上，我们采取的政策和革命性一样，也是从低级到高级，即是从萌芽状态起，一
直到高级的，到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等最精湛的。
——摘自《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它还要有一个总司令，如果没有总司令，它的方向就会错。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他们的作品，他们说的话，就当作方向的指导。如果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没有高级的指导，他的方向就可能会错，他就会长期地停留在低级阶段不能提高。
——摘自《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l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轻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
——摘自《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4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用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摘自陈晋著《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52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
你们到中国来，我们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民都感谢。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们，就把我书写的一首鲁迅的诗送给你们。鲁迅是中国黑暗时代的伟大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者。他写的是一首旧体持，有四句，原诗为：“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诗不好翻译，可以请郭沫若翻译一下。
——摘自陈晋著《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53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
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中所有明智的领袖与党员，都是明白这种意义的。但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和悔过”。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上，描写了一个叫做阿Q的人，这个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这类人物的。
——摘自《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9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摘自《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8—739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鲁迅小传
1881年9月25日，浙江省绍兴城一个姓周的中小地主家庭里，女眷、佣人往来穿梭，热闹异常，原来大家都在忙着迎接刚刚降生的一个声音洪亮、面色红润的男婴。他急急地睁开眼睛，想看一看这个世界的样子。但当时他怎么也想象不到，自己诞生的国家——这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东方文明古国，在短短不到半个世纪里，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已被各外国列强野蛮地用大炮轰开了庄严的国门。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已日益腐朽、溃败，中华民族正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不屈不挠、坚强勇敢的中国人民一直在前仆后继、义无反
顾地为驱逐帝国主义侵略而战斗。从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捻军到义和团运动，群众运动如雨后春韭，割了一茬一又一茬，中国正处在一个即将大变革的时期。
这个伴随着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时刻降生的男孩，就是鲁迅。祖父给他取小名阿张，学名樟寿，号豫才。祖父周福清，号介孚（1937—1904年），同治举人，进士，经殿试以优异成绩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在馆读书三载，外放江西金溪知县。其间，其常因孤傲、清高、秉直的个性得罪上司和同僚，后被巡抚奏参，降为教官。不久又入京做了内阁中书。其父周用吉，号伯宜，一生不得志。年轻时只考得一个秀才，后参加几次乡试均告落第。又因体弱多病，只有替父亲守着老屋，管理四五十亩水田。鲁迅曾在1935年写给萧军的一封信中提到自己的父亲，他说：“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鲁迅的母亲姓鲁，单名瑞，娘家是会稽安桥头有名的富户。她凭借着在书香门第耳濡目染，识字知书，有一定的文学修养。鲁迅出生时，他的曾祖母也健在，家里还是一个四世同堂、表面和乐的局面。历经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外国列强入侵的动乱岁月，周家往日良田以百计、商号铺面兴隆、财源广进的兴盛时期已不复存在。但鲁迅童年，还是在无忧无虑，甚至是非常快乐、幸福的环境中度过的。慈祥的继祖母和疼爱他的母亲以及他的保姆妈妈，肚子里都装着数不清的古今传奇、市井俚语、民间寓言、英雄故事。鲁迅最初知晓的关于梁山好汉、白娘子、洋鬼子以及“长毛”的故事，大都是从她们那里听来的。鲁迅常常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菱角、莲蓬或是香瓜、茴香豆，一边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些激动人心的“说书”。除此，还有一件事情是鲁迅乐此不疲的，那就是跟随母亲到城外30里的安桥头外婆家去看社戏。这是鲁迅最早受到的文艺启蒙，也使他朦朦胧胧地产生了分辨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能力。
1887年，7岁的鲁迅开始跟从远房叔祖父周兆蓝（号玉田）读私塾。每天除了习字，常读的一本书是历史书《鉴略》，但鲁迅较感兴趣的，还是先生收藏的两本绘有插图的《花镜》和《山海经》。前者是一本关于花木栽培方面的书。因而鲁迅也学到了一手种花养草的技术。而他最喜欢的，是一个人坐在先生百花盛开的小园子里读《山海经》。那些神奇夸张、想象力丰富的图画，令童年的鲁迅惊叹不已。对那些插图，他也仔细地一张一张临摹，慢慢地，他自己也能作画了。1892年春，鲁迅来到绍兴城颇有名望的私塾——三味书屋，从寿怀鉴（号镜吾）先生读书。鲁迅在《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曾回忆“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除了“四书”、“五经”这些必读书，鲁迅还广泛涉猎课外读物。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里，鲁迅是一个勤奋、刻苦、努力的优秀学生，但也不乏幽默风趣。一次上“对课”，一位好表现的同学事先偷看了对题，叫：独角兽，便问鲁迅对什么，鲁迅气他心术不正，便脱口道：“四眼狗”。课堂上，寿先生一出题目，那同学出口就是一句“四眼狗”。惹来寿先生一顿训斥和同学们的嘲笑。有的对“二头蛇”、有的对“八脚虫”……寿先生直摇头，一个也不满意。鲁迅略一沉吟，对出“比目鱼”。寿先生望着他，满意地笑了。原来，鲁迅是从《尔雅》里获得了灵感。
转眼，时间到了1893年，对于鲁迅的家庭来说，这是极其不幸的一年。先是除夕之夜，曾祖母去世。紧接着，父亲周用吉以假名参加当年浙江乡试，祖父为使儿子中举，加上亲朋好友的撺掇，不惜行贿主考官，因手下人办事不力而败露。结果，鲁迅祖父周福清被朝廷判了个“斩监候”，关押在杭州大狱。鲁迅和弟弟周作人被母亲送到外婆家移居的村庄——皇甫庄。乡村还是如童年一般美丽如画，但物是人非。寄人篱下的鲁迅兄弟俩不再受到亲戚们的尊重和欢迎，还被他们暗地称作要饭的小叫花子。这给鲁迅少年的心灵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也使他第一次懂得人言可畏和人世沧桑。次年，母亲将儿子们接回家。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本以为从此可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孰料，姑母又在这一年病逝，父亲病情加剧，卧床不起。为了给父亲治病，母亲将家产一点一点地卖光当光了。鲁迅每天的工作就是：当铺里进药店里出，常常先将母亲包的衣物或首饰当了，再去给父亲抓药。然而不久，父亲的生命还是被病魔夺走了，剩下孤儿寡母。鲁迅下有两个弟弟，即周作人和周建人，还有一个妹妹早夭。眼看着昔日小康的周家败落至此，邻里亲朋却是幸灾乐祸的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竟虚伪、淡薄至此。国破家难，使少年鲁迅的眼波里，已多了一层和年龄不相符的忧虑。父亲去世后，母亲鲁瑞遵从丈夫的遗愿，继续送儿子们读书。鲁迅还是在三味书屋跟寿先生读私塾。1898年，母亲实在供不起了，鲁迅便主动要求退学回家。不久，鲁迅第一次惜别母亲和弟弟们，孤身一人前往南京求学，进入不收学费的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班读书。半年后，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学习，从此开始其飘泊不定的人生孤旅。
铁路学堂虽是一所习洋务的学堂，但却是慈禧下诏开办的。她办学的目的大概是想借鉴一些洋人治国之道，企图以此来拯救岌岌可危的清廷。学堂总办开始是钱德培，次年换上新派人物俞明震。俞明震不但自己经常看《时务报》、《译学汇编》等宣扬维新的报刊，他还为此专设一个阅览室，供学生们阅读。鲁迅对俞明震一直怀着好感，后来曾多次拜访过他。1898年6月，距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发生三年后，中国终于又经历了一场重大的政治改革运动：“戊戌变法”。但很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顽固分子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对维新派人物进行了残酷捕杀。谭嗣同等六名维新派领袖被杀害，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日本，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被扼杀在萌芽期，史称“百日维新”。尽管如此，“百日维新”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却是成功的。随着梁启超从1896年主编的《时务报》在上海问世，一时间，各种充溢着进步思想的报刊像禁锢不住的雨后春笋，纷纷诞生。除此外，西方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文艺学家的著作亦被广泛介绍到中国。如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巴黎茶花女遗事》等等。鲁迅当时虽然还是一个17岁的少年，但他就像一块海绵一样，贪婪地吸取着这些新思想、新理论知识的养分。特别是《天演论》，更是他树立早期的世界观的奠基石。他兴奋地惊叹：“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
1902年春，鲁迅以优异成绩结束了铁路学堂的学业。这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挑选了五名毕业生赴日留学，鲁迅便是其中之一。这时期的鲁迅，历经南京求学四年的磨砺，目睹八国联军践踏中华大地，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目睹“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他已经不止一次在漫漫长夜里为民族存亡命运而思考、焦虑。正是在科学救国的驱策下，鲁迅东渡扶桑，希望掌握一门实用的技术，将来报效祖国。清政府也正是抱着这样的祈望。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曾写到：“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日本虽只是个小小岛国，但它积极效法欧美，加快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国力日益强盛，一举崛起为东亚强国。随着甲午战争日方取得胜利，使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大心理的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加剧。他们嘲笑中国留学生的辫子是“猪尾巴”，辱骂中国人是下等民族等。为了学得人家的经验，清政府也只好委曲求全。1902年左右，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已经从几百人上升到几千人。当时在东京的中国人，除了清政府派遣的官费留学生，中国民主资产阶级革命者和领导人也大都流亡在此。如：孙中山、黄兴、邹容等。
鲁迅抵日不久，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家章太炎、秦力山等人便发起以反清为宗旨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周年纪念会”。这一天，是明末崇祯皇帝自缢的日子——4月26日。孙中山、梁启超等人都在与会者名单中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结果，大会召开的消息走漏，遭到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干预。但在章太炎、孙中山等人的竭力周旋下，会场从东京转移到横滨成功举行。这时，几百名留学生挤满会场，聆听当时中国革命思想家的最强音。到日本之初，鲁迅等人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和基础课。鲁迅被分在江南班。平时，除了上课，就是“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但鲁迅对那种“我在这里骂老太婆（指慈禧太后），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式的嬉皮式讲演并不赞成，认为只引得一场大笑，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通过与革命党人的频繁接触，这时鲁迅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自尊心更加强烈。
当时，中国人的长辫子被日本人讥刺为“猪尾巴”，清政府曾致电日本外交部，谓中国留学生若有剪辫者，勒令蓄发，如不蓄发，将其驱逐出境。1903年春，鲁迅毅然剪掉辫子，成为江南班剪辫的第一人。后来，他的小说《头发的故事》便是以此为题材。“富士山”被削平，使他感到浑身是那样轻松和解脱，他情不自禁地跑到照相馆拍照留念，并将此照送给了他的浙江同乡、至交好友许寿裳一张，照片后面题写一首七律，名曰《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以剪辫子作楔子，表达了他对灾难深重祖国的无比热爱，以及立志救国、献身革命的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许寿裳在《怀旧》）一文中曾解释四句诗的意思：“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办杂志、译小说》一文中，回忆鲁迅在日本的生活时说：“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鲁迅不仅研究中国国民性，他还拿日本国民性来两相比较，从中寻找中国国民性的缺点，以求抑缺扬优，振兴中华。探求救国之道和博览群书是鲁迅在日本的两大精神需求。清政府支付的留学费用，除了交纳学费和购买必需的生活品，所剩无几。因此鲁迅经常节衣缩食，以便有一点余钱可以逛东京的书店。他所买的书大都是日文版的有关西方古、近现代的文学和哲学书籍，如希腊神话、罗马神话，裴多菲、拜伦、尼采、凡尔纳等人的著作，其间，鲁迅开始着手进行翻译工作，以便将它们介绍给国内中国读者。1903年2月，浙江籍留学生同乡会创办了一份杂志名曰《浙江潮》，由孙江东、蒋百里主编。蒋百里致发刊词说：“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又说，“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吾愿我杂志亦如之，因以名。”阐述了《浙江潮》的创刊宗旨和精神。后该杂志改由许寿裳主编。鲁迅接受稿约，根据译文材料编著《斯巴达之魂》一文，发表在该刊第五期“小说”栏，文章借斯巴达的故事，激励国人坚强不屈的民族魂，以振兴中华。
1904年秋，鲁迅从弘文学院结业，没有进入清政府指定的东京帝大工科所属采矿冶金科，而是来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改学医术。因为他认为：“……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学成回国，不但可以救治像其父亲那样的病人，又可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在仙台，学习任务非常繁重。鲁迅除了学习医学方面的基础课程，还要学习二三门外语。对于改换专业的鲁迅来说，一切都几乎从零开始。但他凭着刻苦用功，使成绩在同年级的一百多名学生中，处于中上等水平。但这个成绩，很快遭致日本同学的嫉恨。他们怀
疑老师泄露考题给鲁迅，甚至给他写来充满民族歧视的侮辱信。而最使鲁迅难堪和痛苦的，不是个人受辱，而是对中国整个民族形象的严重歧视和侮辱。一次上课，老师讲完课，下课时间还未到，为了打发盈余的时间，他照例拿出一些风景或时事画片给学生看。其中一张上面是关于中国人的，画面上“一个绑在中间，许多人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绑着的人是因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鲁迅：《〈呐喊〉自序》）为此，鲁迅等不及从仙台医学院毕业，便毅然决然地退学了。因为他认识到，一个民族强盛的因素，身体素质还在其次，主要的还是精神。“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在仙台，鲁迅也遇到了真诚善良、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的日本人。有时他生病了，日本同学中也有人来问候他，关心他。但令鲁迅终生难忘的，是教解剖学的藤野先生对他的帮助和友谊。鲁迅离开仙台时，藤野相赠一幅自己的小照，相片后题写“惜别”二字。后来，这帧照片一直伴随着鲁迅，挂在他的书房里。并且，鲁迅还专门写了《藤野先生》一文，以示怀念。1906年4月，鲁迅告别仙台回到东京。同年夏，鲁迅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急忙回国，原来母亲是叫他回国成亲。为了不使母亲伤心，鲁迅只好违心地同比他年长3岁的当地女子朱安结为夫妻。从此，又为了不伤害亦是传统婚姻的受害者朱安，鲁迅只好一生端着婚姻这杯“慈母……误进的毒药”，身心所遭受的巨大创伤，自是常人所难体会的。婚后第四天，鲁迅便携同官派赴日留学的二弟周作人一起回到东京。鲁迅进入东京的独逸语学会的独逸语学校，但当学生的成分倒小些，而是积极、坚定地开始他一生的文艺活动。早期，鲁迅不是想自己创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绍、翻译，而且尤其注重翻译短篇文艺作品，特别是被压迫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同时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著作，以便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看是否可以将其作品介绍给中国，他当时关注的大多是东欧及亚非等国家的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当时的东京，已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策划中心，反清革命浪潮日益高涨。早在1905年8月，由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黄兴领导的华兴会、章炳麟领导的光复会等三个反清革命团体便联合起来，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孙中山被选为总理。因为与光复会的领导人之一——浙江同乡陶成章是朋友，鲁迅本人也加入到光复会。因此，在他的东京寓所，陶成章、龚宝铨、陈浚、陶望潮等光复会会员便三天两头登门来聊天。他们谈的话题或是目前的革命形势，或是古今中外的历史，或是文学艺术等等。有时争论开来，口讲指画，生动激烈。要推动文艺运动，首先必须有一块阵地作为支点。鲁迅开始思考办报刊、杂志的事业。
他与许寿裳、苏曼殊等人筹划拟创办的第一份杂志取名《新生》。赞助资金联系好了，同仁也邀齐了，甚至封面、插图等等都设计好了，不料，随着出版之期的接近，赞助商又反悔不支持并撤了资金，《新生》最终是流产了。与此同时，光复会重要成员徐锡麟、秋瑾等先后起义失败，惨遭清政府杀害。噩耗传来，鲁迅悲愤难抑，心情陷入极度苦闷之中。一连串沉重打击，并没有使鲁迅一蹶不振，而是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坚定地行进在革命征途。其间，鲁迅写出了一系列长篇论文：《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先后发表在《河南》杂志上。这些文章，或是诠释黑格尔的进化论，综述人类演进历史；或是藉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一方面阐述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一方面批评那些“死抱国粹之士”，并指出有志改革的仁人志士尤其应重视基础理论科学的学习和应用；或是痛斥那些冒充“识时之彦”的新派人物，并阐述自己的思想立场等。尤其是在《摩罗诗力说》里，鲁迅不仅系统地介绍了充满反抗精神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欧洲诗歌和作者，还提出了文学的战斗性，并感叹，“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熙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对那些所谓的维新派人物失望的同时，这些言论也可以说是鲁迅决心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心声吧。
1908年春，鲁迅同许寿裳、周作人、钱家治、朱谋宣五人在本乡区西片町合租一栋房子，号称“伍舍”。这所房子不但漂亮美观，而且庭院广大。鲁迅等人遂遍植各种牵牛花，每到微风袭来，花香阵阵，很是惹人怜爱。这段时期，还有一件事使鲁迅终生难以忘怀，那就是他同许寿裳、周作人师从光复会领袖、国学大师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章太炎的深厚国学知识，还有他那坚定的革命精神，刚正不阿、不媚权贵的学者傲骨，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不盲从古人的文人气质，锋利无比的辩驳言论等等，都使鲁迅敬仰有加，受益匪浅。许寿裳曾回忆说，“鲁迅听讲，极少发言，只有一次，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语，退而和我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这段回忆，充分体现了鲁迅“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治学态度。次年，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册先后出版。本着文学改良社会的愿望，“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这些小说的来源多是东欧。两册小说共收入16篇，具体分布是俄国7篇，波兰3篇，波思尼亚2篇，芬兰1篇，英、美、法各1篇。同年8月，因为周作人和日本女子羽太信子结婚，使鲁迅本来拮据的生活越发艰难。为了帮助他们，鲁迅结束前后七年的留学生活，回到祖国。从此，他就像一位坚强的老舵手，在中国革命的暴风骤雨中，扬帆远航，一往直前。
辛亥革命前夕，鲁迅先后担任过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和化学教师，兼日本教师的翻译，绍兴府中学堂学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失望，使鲁迅没有一个地方干得长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曾发生“木瓜之役”，鲁迅是率先参加者。原来，该校原任校长沈钧儒辞职，清政府任命封建顽固派代表夏震武接任。夏震武上任后，对革命派极尽辱没之能事，还搞“谒圣”，“庭参”仪式，即要求教员对孔子下跪，要求教员以当时官场礼节与他见面等，将学校搞得乌烟瘴气。鲁迅、许寿裳、夏尊等进步教员纷纷辞职，以示抗议。夏震
武却仍顽固不化，非要执行上述一套不可，因而被鲁迅等人讥刺为“木瓜”。鲁迅等人与“木瓜”的抗争，是所谓“木瓜之役”。最后，这场战斗以鲁迅等人的胜利告终。不久，辛亥革命爆发。鲁迅怀着无比振奋的心情，率领绍兴府中学堂学生组成“演说队”，上街进行革命演说，宣传革命的重要性等活动。随之而来的，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和很快失败。为此，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的气力和生命。”是年冬，鲁迅写文言小说《怀旧》，亦是他的第一篇小说。小说讽刺了在辛亥革命风暴中畏缩不前，阻碍革命的地主阶层和落后文人。
1912年春，应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之邀，鲁迅前往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教育部随同临时政府迁到北京。鲁迅和其时也在教育部的许寿裳一同北上，落脚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5月，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8月，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第一天上班，鲁迅便在日记中写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许多同事每天都在喝茶、说笑、看报中打发光阴。北迁后的教育部，许多人都是袁世凯的党羽。在次长范源濂的唆使下，他们视南来的职员为异己，加以刁难排斥。甚至还成立一个“尚志学会”，对新派部员中立场不坚定者予以拉拢、腐蚀，以孤立蔡元培。封建官僚主义气息如此浓重的教育部，又如何能想到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出力呢？可以想见，鲁迅内心该是多么悲愤、无奈和寂寞。幸而，教育部长蔡元培非常注重美育，并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鲁迅便担起美育宣传和教育的工作。他除了撰写有关美术教育的文章，还多次到教育部举办的夏期讲演会讲《美术略论》。1912年7月，蔡元培辞职。范源濂接任部长。不久，临时教育会议中，美育这个教育项目即被删去了。在教育部工作期间，鲁迅还是做了许多使自己感到欣慰的事情。如：辑校了谢承《后汉书》和《嵇康集》，刻印《会稽郡故书杂集》等辑校古籍的工作；通过对出土砖石、碑帖等项考古，研究古代文化和风俗，并倡导儿童教育。他除了协助周作人做儿童文学方面的工作，自己还翻译了《儿童好奇心、儿童观念之研究》等文章。
1917年下半年，随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彷徨苦闷的岁月如云烟一般逐渐飘去，鲁迅又看到了中国前途的曙光。正如他自己说的：“……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地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会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了许多勇气了。”（鲁迅：《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1918年4月，鲁迅应钱玄同邀请，参加改组后的《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该杂志由陈独秀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其创刊宗旨是：反对封建主义、倡导民主主义。1917年元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登载于该刊，正式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1918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满怀革命热情，写下《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和演讲词《庶民的胜利》，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从此，《新青年》成为宣扬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奏响着时代最强劲的号角。
1918年4月，鲁迅创作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它的问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白话小说的奠基之作。这是他第一次使用笔名“鲁迅”。小说以“狂人”的口吻，对吃人不吐骨头的封建宗法家族制度和旧礼教，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和控诉。鲁迅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步入“革命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五四”运动前夕，他创作了著名短篇小说《孔乙己》和《药》及大量辛辣、精悍的“随感录”。如《随感录五十六：“来了”》、《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随感录五十八：人心很古》、《随感录五十九“圣武”》等等。这些小说和杂文，犹如一把把锋利无比的革命战斗匕首，狠狠地刺向国人被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和道德所麻痹的神经；或是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为迎接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与鲁迅站在《新青年》杂志同一立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人物，除了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外，还有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等人。针对专为攻击《新青年》而创刊的《国粹丛编》，鲁迅等人进行了猛烈的还击。在《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一文中，鲁迅痛斥这些人：“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随着“五四”运动的蓬勃开展，中国人民逐渐从封建思想的桎梏下解放出来，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探求着振兴中华民族的正确道路。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在此期间写下的《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两篇论文，集中阐发了他对于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的思想和见地，可谓是他对“五四”运动的重要献礼。1921年1月，鲁迅就胡适要求《新青年》“不谈政治”的险恶居心，复信予以坚决反对。同年12月底，鲁迅以“巴人”的笔名创作的不朽杰作——中篇小说《阿Q正传》，开始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江南一个小村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破了产的小雇农阿Q的艺术形象。阿Q一无所有，过着流浪的雇农生活。他平凡得连名姓都记不住。在生活的最底层，阿Q饱受土豪劣绅的欺凌和剥削，身心受到极度的摧残。而最可怕的，是他的麻木不仁和自轻自贱，自欺欺人。每每遭到压迫或愚弄，他便以精神胜利法来求得宽慰。如他被人打了，便在心里骂：“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他穷困潦倒，但他一句“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当辛亥革命的风暴波及到这个小村庄时，地主阶层惊恐莫名，生怕将自己现有的一切革掉了。而阿Q却怀着无比的虔诚和热情奔向它，因为他以为革命之后，“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结果，他的这个幼稚而糊涂的愿望很快就被现实击灭了。自己也成为所谓“革命党”的刀下冤鬼。小说通过刻划阿Q这一艺术典型，深刻地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阶级矛盾，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鞭挞了国人灵魂的落后一面。从此，“阿Q精神”也成为国人劣根性的代名词。鲁迅的创作动机亦正是要“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
1923年夏，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出版。集子收入他从1918年到1922年创作的15篇小说。其间，鲁迅除了创作，仍继续进行着翻译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的工作。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爱罗先珂童话集》、德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欧洲的《现代小说译丛》和《现代日本小说集》以及一些剧本等，都是这时期翻译完成的。1923年7月，因与周作人和其妻子羽太信子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鲁迅忍痛结束和全家人在北京四年的团聚生活，离开八道湾大家庭，迁到西城的砖塔胡同61号。周作人从此与鲁迅绝交。当初将全家从绍兴老家迁来北京，鲁迅原本希望一家人永不分离，苦乐与共。家庭生活的不幸，给鲁迅的内心留下的是一道又一道永远难以愈合的创伤。1927年，鲁迅创作历史小说《铸剑》，将小说的一个惩恶扬善的黑色人取名“宴之敖”。对这三字，鲁迅的爱人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一文中有如下解释：‘宴’的上部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意为鲁迅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1923年12月26日，鲁迅不顾肺病刚刚好转，前往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作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
此后两年，鲁迅继续兼任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并投入到短篇小说和散文诗的创作热情中，先后写出《祝福》、《在酒楼上》、《肥皂》、《孤独者》、《伤逝》、《离婚》等短篇小说和散文诗《秋夜》、《影的告别》、《复仇》、《失掉的好地狱》、《颓败者的颤动》以及数量可观的杂文、散文等等。其中一部分都先后发表在《语丝》、《莽原》、《京报副刊》等刊物上，后分别结集为《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疾风知劲草，鲁迅经过“小我”的彷徨期，仍一如既往，更加坚定地投入到“大我”的暴风骤雨般的环境中。鲁迅新的革命阵地，是他参与编撰的《语丝》周刊和他创办主编的《莽原》周刊。《语丝》创刊于1924年底。但很快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便谈到它“……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 1925年4月24日，鲁迅发起成立文学团体“莽原社”，成员有韦素园、李霁野、曹靖华等人，这新的生力军，就是鲁迅着手创办的《莽原》周刊。鲁迅明确地提出创刊宗旨，即是：“总期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并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同年夏，鲁迅还发起和支持成立了“未名社”，出版过《未名》半月刊与《未名丛书》。
1925年5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愈燃愈烈。女师大学潮运动的起因是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封建家长制。那时，杨荫榆在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唆使下，越发嚣张，对学生采取更加疯狂的镇压。5月9日，杨荫榆悍然开除许广平、刘和珍等6名学生会干部，并宣称，“即令出校，以免害群”。5月27日，鲁迅联合女师大马裕藻、沈尹默等6位教师，联名在《京报》上发表了《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坚决支持女师大学生风潮运动。胡适等人创办的《现代评论》，不但是杨荫榆的舆论支持者，更卑劣地污蔑说，此次风潮是“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对这些封建思想的卫道者，鲁迅当即短兵相接，予以强有力的反击。
1926年3月18日，为抗议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提出的无理要求，在中国共产党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北京几千名工人、学生、市民上街举行示威游行。当人民激愤地高呼“驱逐八国公使”等口号经过段祺瑞的执政府门前，遭到段祺瑞卫队的疯狂射杀，当场死亡47人，伤150多人。段祺瑞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两人也在此次惨绝人寰的屠杀中遇害。鲁迅得悉，悲愤难抑，写下《记念刘和珍君》的悼文。他在文中写道：“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
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不久，鲁迅遭到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通缉。同年8月，鲁迅同刚刚毕业的许广平一起离开北京至上海。鲁迅应邀前往厦门大学担任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许广平从上海转到广州工作。其间，他主要创作回忆性散文，并为上课所需编写《中国文学史略》。次年春，鲁迅辞去厦门大学教授职务，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尽管学校工作非常繁重，但每每遇到革命青年邀请他参加社会活动，他总是给予热心支持。正如他在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中说的：“现在就偏出来做点事，而且索性在广州，住得更近点，看他们卑劣诸公其奈我何？”鲁迅在广州经常参加公开的革命活动，如参加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纪念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会等。一次，黄埔军官学校学生请他去演讲，鲁迅作了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深刻地阐发了革命与文学的关系。到广州不久，鲁迅就敏锐地感到“革命的策源地”空气中的异样。他在发表于广州《国民新闻》的政论文章《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说：“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危机指的是那些假革命派的鬼蜮伎俩。这篇文章写下仅仅两天，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也遭到了敌人的逮捕和屠杀。当天，中山大学就有40多名学生被逮捕。鲁迅立即要求学校当局营救被捕学生，遭到冷拒。4月21日，鲁迅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职务，同年9月，携许广平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不久，鲁迅预想不到地又陷入一场激烈论争的漩涡中心。
“四一二”政变之后，针对反动势力越来越猖狂，革命形势急剧恶化的局面，一大批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富有革命进步思想的文化界名流纷纷来到上海，他们希望联合起来，共同推动一种新的文学运动，即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运动。这些成员主要聚集在“创造社”和“太阳社”两大革命文学阵营。前者成立于1921年，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田汉等，主办过《创造丛书》、《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报刊；后者成立于1927年冬，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村、孟超、洪灵菲等，主办刊物有《太阳月刊》、《新流月刊》、《拓荒者》等。从1928年1月起，他们就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纷纷撰文，展开广泛而热烈的探讨。由于他们自己也刚刚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在实际运用中不免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正是基于此，他们不但没有看出鲁迅在“革命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价值，反而错误地将鲁迅等“老作家”作为首先发起猛烈攻击的对象，使鲁迅在这场新文学阵营内部关于“革命文学”口号论争中，一时成为众矢之的。这些攻击和诋毁性的文章一时骤起，如冯乃超发表在1928年1月《文化批判》创刊号上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黎于第二期上发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钱杏村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和《批评与抄书》、《死去了的鲁迅》，成仿吾的《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郭沫若发表在1928年8月《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上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等等。鲁迅面对向自己发起的错误攻击和排斥的狂轰滥炸，先后写下《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和年纪》、《革命的咖啡店》、《文学的阶级性》等一系列文章，予以迎头反击和纠正。这些文章，在充分肯定革命文学的同时，严厉地指出了“革命文学”绝不是简单地虚造声势，尖锐地批判了那些空喊口号、逃避社会现实、互相吹捧等等不良现象。并指出，我们只有一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读通读懂，真正地用唯物史观武装思想，才能健康地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造。
这期间，鲁迅自己，却是认认真真地仔细研读着马克思主义著作，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唯物辩证法》、《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历史唯物论》等等。鲁迅在《三闲集·序言》里写道：“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纠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1930年3月，在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的号召下，在鲁迅、夏衍、冯乃超、蒋光慈、冯雪峰等人的积极响应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告正式成立。成员包括“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同仁，以及一批受鲁迅影响的年轻无产阶级文学作者，还有从日本回国的茅盾、周扬等人，都陆续加入“左联”的行列。“左联”的理论纲领是：“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作了后来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此后，鲁迅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坚强战士和主帅，率领左翼文艺队伍，同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的文化“围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鲁迅还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反帝反战同盟。
鲁迅一生作诗不多，但每首诗都是有感而发、饱含真情、意味悠长。正如郭沫若在《鲁迅诗稿序》中说：“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现在能看得到的鲁迅诗作，共有78首。其中旧体诗63首、自由诗3首、讽刺诗3首，民谣体讽刺诗4首。他的这些凝练、隽永的诗也同他的小说、杂文、散文一样，充满了革命的、战斗的激情，不但是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战士的思想写照，更是他同敌人进行不懈斗争的一个侧面的反映。如他的七律《无题》：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1931年2月7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中国共产党员、“左联”青年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李求实、冯铿，同时遇害的还有其他中国共产党员，一共23人。噩耗传来，鲁迅怀着巨大的悲愤心情，连夜写下上面这首诗，以悼念自己的同志和朋友。除此，鲁迅不顾个人安危，还先后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记念》等文章，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和血腥屠杀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和控诉。另一方面，他十分注意关心和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多年来，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发现和帮助那些有为的青年，使他们的才华得到充分显示，如冯雪峰、柔石、胡风和著名翻译家孙用等人，都曾得到过鲁迅热诚的关怀。而鲁迅对祖国木刻艺术的贡献，更是意义深远。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木刻运动非常敏感，千方百计加以镇压。30年代左右，爱好木刻的青年们组织了一个团体：一八艺社，当时，该社经费紧张，鲁迅便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挤出一部分钱，托冯雪峰送去。他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的弟弟是一个美术专家，鲁迅特地请他给一八艺社的成员讲课，自己义务担任翻译，并与郑振铎合编了《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两本中国水印木刻笺纸选集，还同曹靖华收集了苏联现代木刻家作品，取名为《引玉集》出版。
从1930年起，鲁迅先后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巴尔底山》与人合作编辑过《萌芽月刊》、《十字街头》、《前哨》（第二期起改为《文学月报》）等刊物。“左联”作家们就是利用这些文艺阵地，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轮又一轮文化“围剿”予以强有力的回击。其时，以胡适、梁实秋、陈西滢、徐志摩等为代表的新月派，于1928年在上海创办《新月》月刊，沦为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的文化“围剿”阵营的急先锋，他们打着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文艺旗号，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大肆进行攻击和诋毁。对此，鲁迅陆续撰写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章加以猛烈还击。紧接着，鲁迅又发起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左联作家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对王平陵、朱应鹏、傅彦长、叶秋原等一批反动文化掮客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斗争和批判。1931年至1932年间，以胡秋原、苏汶等人为代表，自称是居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左翼文艺阵线外的“自由人”、“第三种人”，鲁迅、瞿秋白、周扬、冯雪峰等人起而撰文，从理论上和思想立场上揭露他们在“创作自由”掩盖下真正的反人民性的阴谋。此外，鲁迅还创作了一些历史小说及一大批极富战斗力和艺术性的杂文。在鲁迅眼里，形式活泼、短小精悍的杂文一向是“匕首”和“投枪”，他便熟练地操起这一利器，同国民党反动派、同法西斯、同戴着各种面具的反动文人们作战。这些作品分别收集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集》、《故事新编》等专集里。这一时期，鲁迅还翻译了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等外国名著。
到1934年8月，鲁迅的肺病已经非常严重。但他拒绝住院或出国治疗。次年底，随着“左联”的解散，引发一场革命文艺界内部关于文艺为抗日斗争服务问题的争论，即“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简称“两个口号”的争论。这场尖锐深刻的论争，对明确抗日斗争时期文艺的服务宗旨和建立文艺抗日运动的统一战线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促进作用。早在1932年，鲁迅即针对当时革命文学的表现方式出现的一些偏颇，撰写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严肃地指出了某些无产阶级作家片面树立“横暴”的形象的错误。他认为，我们不但要批判那些死心踏地的“资产阶级走狗”，还要同那些站在路边观望的、哪怕是只能同走几步路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一同前进。1936年开始，鲁迅的病情极度恶化，体温常常持续在摄氏37度半并继续往上升，体重只有37公斤。但他一直不愿去医院治疗，希望利用有限的时间，多做点工作。他身边的亲人、朋友，甚至国际友人们，看着他脸上病态的红晕，听着他那痛苦的哮喘，无不忧虑而心痛。6月5日，宋庆龄专门致信鲁迅，信中说：“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在病情如此严重的时候，鲁迅始终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一边同病魔作坚决斗争，一边继续举起锐利的革命思想武器，挺立在反封、反帝、反资产阶级第一线，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地废寝忘食、呕心沥血。
就在他去世的前两天，即10月17日，时值日本作家鹿地亘在胡风的协助下，在上海将瞿秋白编的《鲁迅杂感选集》译成日文，翻译中遇到难题。鲁迅得知，便拖着病体从家中来到鹿地亘处热心地帮助解决，晚上回来后，又连夜继续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文章还未来得及写完，过度疲劳加上白天出去受了风寒，鲁迅的肺病又发作了。高烧伴随着剧烈痛苦的哮喘，从18日凌晨开始无情地侵袭着鲁迅，尽管经日本医生须藤的全力抢救，仍控制不住病情的急剧恶化。
1936年10月19日清晨5时25分，鲁迅永远地阖上了那双深邃、智慧的眼睛。享年56岁。23日，鲁迅的灵柩被人们缓缓从上海万国殡仪馆抬出。他的遗体上，覆盖着一面上书“民族魂”三个大字的锦旗。自动汇集的成千上万的人流，默默地伫立在灵柩两旁。在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在宋庆龄、沈钧儒等人的筹备下，鲁迅追悼大会隆重举行。鲁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刚正不阿、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必将永远传承在每一位中国人心中，催促、鞭策后来人奋力前行。
作者点评
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作战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但他所经历的战斗却比穿梭在枪林弹雨中更残酷、更惨烈。因为他面对的，是祸害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是凶残野蛮的帝国主义、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主义、是制造白色恐怖的国民党反动派，以及防不胜防、用暗刀子杀人的小人……等一切恶势力。
1936年10月19日，他逝世的消息，传到长城内外，传到大江南北，传到了延安。中共中
央和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联名从陕北发来唁电和《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及《致国民党与南京政府》两份电报。唁电称：“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全国震悼。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这样写道：“……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江泽民在鲁迅诞生11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他向全国提出“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的号召，要求学习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坚韧的战斗精神和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的精神。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代表全中国人民对鲁迅的崇高评价，也是鲁迅精神和人格的真实写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