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兄：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祝贺。
毛泽东
一月九日延安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夜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大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24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摘自冯彩章的《毛泽东与他的友人》第2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诗两首，请你（指胡乔木——引者注）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摘自冯彩章的《毛泽东与他的友人》第3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罗，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哪。冯友兰就是拥护孔夫子的罗。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祟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是，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这些古董我也不劝同志们回去研究。
…………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
——摘自陈晋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149—115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摘自《毛泽东诗词集》第1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
郭沫若小传
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一户殷实的书香人家。据传，郭沫若的母亲杜福荪在怀他时，曾梦见自己被一只活泼、健朗的乳豹咬了一口，郭沫若出世后，父母便给他取小名：文豹。由于排行第八，父母又昵称他八儿，为其取学名开贞，号尚武。
这户姓郭的人家，祖籍福建汀州府宁化县，1781年左右随马帮迁居四川。一百多年来，
郭家在这个交通便利、商贸相对发达的沙湾镇繁衍生息，经营过马帮、盐业、种植业，家道一度兴旺，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户。但到郭沫若的祖父郭名德（字秀山）手里，因他轻财仗义，乐善好施，常年行走江湖，广交友朋，接济四邻而不取，从而使家道一度中落。到乃父郭朝沛一代，因他经营烟土、糟房得法，不出数年，便拥有良田数以百亩计，盐井、店铺等多家，衰微的家庭便又兴盛起来。父亲也继承了祖父乐于助人的品格，他自学中医，医术精湛，常常无偿为乡邻看病，一生拯救病危者无数。其母杜福荪的父亲为咸丰进士。杜福荪从15岁嫁到郭家，便协助丈夫郭朝沛担起治家理业的重担。杜福荪虽然从未进过私塾，但受家庭文化的熏染也知书达礼，颇有文采，唐诗宋词，皆出口能诵。郭沫若在早年发表的一篇名叫《德音录》的文章中，对母亲评价甚高，称颂：“先妣性高洁，有局度，持家有法，不严而肃，上下之辨，内外之防，厘然不稍紊。”郭沫若刚刚牙牙学语，母亲便开始叫他背诵诗词名句，给他讲述古今佳话。
郭沫若从小机警聪敏、悟性甚高。5岁时，父亲便送他进入家庭开办的“绥山山馆”读私塾，和哥哥们一起接受先生传授《易经》、《书经》、《诗经》、《周礼》、《春秋》、《左传》、唐诗、《诗品》、《千家诗》、群经音韵等经史、古诗。先生沈焕章每次检查背诵时，郭沫若总是背诵得最流利的一个，为此常常受到先生和父母的夸奖。但郭沫若最喜欢读的书还是唐诗，尤为推崇王维、孟浩然、李白、柳宗元的诗。郭沫若小时候不但聪明好学，而且颇有创作天赋，凡吟诗作对，常出口成章。沙湾的风光、日常即景、所感所想等等，无不是他吟哦的对象。除了先生规定的必读书，郭沫若的课外读物也非常丰富。因为其长兄郭开文不断从省城给弟弟们寄回《启蒙画报》、《新小说》等刊物。郭沫若的读书观，也逐渐从“由薄变厚”过渡到“由厚变博”。他懂得了有取舍的读书方法，而且喜欢找不同版本的书来比较着读。
厚重、朴实、润泽的蜀地山水，是哺育他成长的沃土，更赋予他良好的性灵。沙湾镇背衬峨嵋山第二峰，大渡河从侧旁滚滚东去。每逢赶集，远乡近邻，携带着自己的农副产品，潮水般涌入沙湾镇，进行生活必需品的贸易活动。童年的郭沫若便在读书之余，时常邀上三五个伙伴，尽情畅游在大自然中，留连忘返。现存其最早最完整的一首旧体诗为他13岁作的《居即景》，诗云：
闲居无所事，散步宅前田。
屋角炊烟起，山腰浓雾眠。
牧童横竹笛，村媪卖花钿。
野鸟相呼应，双双浴水边。
翠色一片的稻田，袅袅升起的炊烟，白雾弥漫的山腰，悠然自得的牧童，走街串巷的卖花婆婆，翩翩飞翔的野鸟……这一切，构成一幅多么令人神往的乡居图啊。
“戊戌变法”之后，清政府被迫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改办新学。1905年，郭沫若考取乐山县高等小学。擅于思考、分析事物的郭沫若，这时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分辨善恶能力。对一切靠权势、武力、陋习等等压迫别人的现象，他最是深恶痛绝。一次在乐山高小，郭沫若作为大家推举的代表，为学生争取礼拜六假日同校方谈判。不料谈判受挫，郭沫若也遭到校方的排斥。郭沫若在此仅读了两年高小，即升入嘉定府中学。在嘉定读中学时，有一次去看戏，他因看不惯一家会馆的老大带人欺负他的同学们，便愤然出手打了那个老大。不久郭沫若因参加学潮运动，被勒令退学回家。但这并没有丝毫减退郭沫若对革命、民主、平等的向往和追求。辛亥革命前后，郭沫若积极投身到各种社会进步组织的活动，与青年学生一道请愿、游行、贴标语等，为推翻帝制、推动辛亥革命的成功而摇旗呐喊助威。
在小学和中学，郭沫若先后遇到两位使其受益匪浅的老师。一位叫帅平均，一位叫黄经华。两人都曾从师于清末著名经学家——提出《春秋》“三传一家说”的廖平，他不但知识渊博，对经史文学造诣颇深，而且讲课深入浅出，善于对学生谆谆诱导。郭沫若开始研读《尚书》、《史记》，就是在这个阶段。他尤其钟爱《史记》。其中的《项羽本纪》、《伯夷列传》、《屈原列传》等等，都是他反复品评圈点过的。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一文中曾说道：“我的好议论的脾气，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或者就是从这儿养成的罢？”他后来在回忆童年生活的文章中曾多次提到阅读古文的嗜好。如《庄子》、《楚辞》、《文选》、《史记》等，都是他一再反复咀嚼过的。勿庸置疑，少年时代打下的坚实古文、古史根底，为其日后创作历史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约在1908年左右，郭沫若开始系统地接触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著述。除此外，他对外国有关文学、哲学名著也有所涉猎。
1910年，郭沫若考取成都“四川省高等分设中学堂”的插班生。1912年毕业后，在“实业救国、科学兴国”的爱国主义精神鼓励下，郭沫若先后考入成都高等学校理科班和天津陆军军医学校。但不久郭沫若又改变主意，放弃当军医的打算。在兄长的帮助下，郭沫若得到赴日本留学名额，从此踏上起伏跌宕、波澜壮阔的人生旅程。1914年1月13日，郭沫若搭乘的海轮抵达东京。最初半年，他将精力大都花在紧张的学习中。直到7月，郭沫若才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正式成为一名中国的官费留学生。一年后，他顺利地通过了日语
、数学、化学等课程的考试，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那时到日本的留学生除了读一年预科，还有三年本科才能升入大学。本科阶段，除基础课外，另开设有德、英、拉丁语的课程。掌握了熟练的外语，使郭沫若那颗时时被缪斯女神拨动的心弦，得以接触到丰富的外国文学。当时，日本正掀起泰戈尔热。泰戈尔的《新月集》、《园丁集》、《吉檀伽利》、《爱人的赠品》等，郭沫若凡是找得到的，都将它们收集起来了。除此，他连跟泰戈尔的诗格调相近的其他诗人的作品也不放过，如比利时诗人梅特灵克等人的作品。他喜欢泰戈尔那带着清新、朴实、浪漫、优美、富有寓意的小诗和散文诗，这些诗犹如一滴滴晶莹、清爽的甘露，滋润着异国土地上诗人孤寂的心田。郭沫若感觉自己“一跃便年轻了二十年”。其间，他还曾将泰戈尔的诗作译成中文，向国内的中国读者推荐。
“既嗜好了泰戈尔，便不免要受他们的影响。在那个时期我在思想上是倾向着泛神论（Pantheism）的，在少年时所爱读的《庄子》里面发现出了洞辟一切的光辉，更进而开始了对于王阳明的礼赞，学习静坐。有一次自己用古语来写过一幅对联，叫做‘内圣外王一体，上天下地同流’，自己非常得意。”见《郭沫若谈创作》第3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他在《王阳明礼赞》中也说，因为王阳明，他从此被导引到老庄哲学、印度哲学以及欧洲近代初期大陆唯心主义派诸哲学家，尤其是斯宾诺莎，从此“发现了一个八面玲珑的形而上的庄严世界”。可见，影响郭沫若树立了“泛神论”的宇宙观的，还有老子、庄子、孔子、印度哲学和“泛神论”学说的代表——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中西两种文化逐渐在郭沫若心中交汇，使他达到了“一旦豁然而贯通”的地步。为此，他还曾作诗《三个泛神论》。正当他为“泛神论”弄到“疯狂”的地步时，1916年8月，一位婀娜多姿、温柔纯洁的日本女子佐藤富子与他邂逅，两人一见钟情。郭沫若还为其取名安娜。不久，这对被爱情之火熊熊燃烧着的异国情侣便开始长达20余年的同居生活。1919年9月，郭沫若首次以沫若为笔名发表新诗《抱和儿浴博湾》和《鹭鸶》。沫若，其名取自流经故乡的大渡河（沫水）和雅河（若水）的简称。爱情的滋养和巨大动力，犹如一把开启宝藏之窟的钥匙，彻底打开了在诗人心底沉睡的缪斯女神的心扉。他收录在处女诗集《女神》中的许多诗，都是为心爱的人安娜吟唱的。如《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这一时期陶醉在爱情中的郭沫若，突然喜欢上了德国诗人海涅的作品。因为海涅的那些自然、明朗、朴实、火热的爱情诗，比起泰戈尔的超凡脱尘的小诗，更贴切他当时的心境。不久，雪莱、歌德等德国大诗人的作品，也陆续为郭沫若所熟悉和喜爱。尤其是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那些狂放、抒情、热烈的充满积极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诗作，使郭沫若“在诗的感兴上发过一次狂”。从格式上，它们并不拘泥诗歌的格律形式，但又充满鼓点般的韵律美。如一条惊涛击岸、蜿蜒奔腾的江河，高奏着雄浑、激昂的冲锋号，如《为了你，民主》、《咚咚！咚咚！战鼓啊》、《啊，船长！我的船长哟！》、《哦，法兰西的星！》、《神秘的号手》等，这些作品无不强烈地震撼着诗人那颗年轻的赤子之心。郭沫若后来曾说：惠特曼的《草叶集》到我眼前时，正是“五四”运动发生时期，“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惠特曼诗的狂放不羁的表达格式，使郭沫若沉淀在胸中的如同火热岩浆的情感得以尽情、自由地宣泄。在他创作的《凤凰涅》、《女神之再生》等名篇中，他高歌凤凰和女神的再生，诗人自己就恰似一只翱翔在烈火中的凤凰，充满对黑暗、腐败、残酷的旧世界的憎恨和诅咒，他满怀激情地歌唱光明的、美好的新世界的到来，就像他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
哟！无限的太平洋提起它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的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彻底摆脱了一切束缚，合着“五四”运动“狂飙突进”的精神节拍，诗人似乎就站在波涛翻卷、大气磅礴、无边无际的北冰洋、太平洋的岸边，顿时油然升起豪情万丈、气贯长虹的大丈夫气概，直要以排山倒海、锐不可当的力量，将那旧的、腐朽的、压迫的、落后的、桎梏的、一切一切的恶势力掀翻、推倒、消灭。这种气概，不正是象征着上个世纪上半叶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残酷统治下的广大中国劳动人民的愿望和气节么！当时，几乎每天都有灵感不期而至，诗人便随手抓张纸片，迅疾地记录下来。于是，充满狂飙突进，洋溢着饱满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的《女神》就这样诞生了。它的问世，被誉为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奠基之作。
继1921年8月《女神》出版以后，郭沫若又先后出版了《星空》、《瓶》、《前茅》、《恢复》等诗集。但他自己却说，写了《女神》以后，他已经不再是“诗人”了。“或许《女神》以后的东西要高明一些”，但“产生《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没有了。”诗人早期在谈到创作体会时，曾一再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必须是有感而发。对灵感的侵袭，郭沫若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有过形象而生动的体验：“《地球，我的母亲》是民国八年学校刚放好了年假的时候做的，那天上半天跑到福冈图书馆去看书，突然受到
了诗兴的袭击，便出了馆，在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把‘下驮’（日本的木屐）脱了，赤着脚踱来踱去，时而又率性倒在路上睡着，想真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皮肤，受她的拥抱。……”后来，郭沫若跑回公寓疾笔如飞，一口气写就。诗写好后，诗人顿感心胸舒畅，同时精神上也得到升华，受着“四海同胞的感念”，当即非常乐意地帮一位去横滨的同学将沉重的行李扛到了车站。他写作那首象征着祖国再生的长诗《凤凰涅》时，灵感更是犹如泉涌，绵绵不绝。在一天之中完稿。诗的后半部分是他在当天晚上写的，诗人“伏在枕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地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 然而，灵感的到来，并不是无缘故地如一株蒲公英，跟着风随便地飘到哪家院子就到哪家院子的。灵感是诗人长期的知识、思想的火山喷发。
郭沫若创作的新诗，有严格工整的格律诗，有不拘一格的自由诗，还有半格律半自由的诗。对于诗是否要遵循韵律规则的问题，郭沫若在1944年曾写有一篇《诗歌的创作》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毫无诗意的内容穿上了铿锵的衣裳不能成其为诗，反之，诗的意境十分充足，即使不穿上铿锵的衣裳，而它依然是优美的诗。”见《郭沫若谈创作》第4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在将诗与歌的相似与分化之处作比较时，他说：诗与歌发展到今天，已经是明显的两种形式了。虽然有时二者表现得仍是难舍难分。但大体上“音韵的成分比较外在的便是歌，间接刻划情绪、音韵的成分比较深入的便是诗。”见《郭沫若谈创作》第46—4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对于诗歌的统一与否，他也打了一个浅显而精辟的比喻，他说：“外在的韵律比如服装，诗比如人。不美的人即使穿上极华丽的衣裳也并不会怎么美，而美的人却只须要朴素的装饰，甚至裸体都好。但假如很美的人配上很美的服装，那不是更为理想么？”见《郭沫若谈创作》第47—4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谈到诗的思想，郭沫若认为：“归根结蒂，做诗还在做人。……你的人格够伟大，你的思想够深刻，你确能代表时代，代表人民，以人民大众的心为心，够得上做人民大众的喉舌，那你便一定能够产生得出铸造时代的诗。”见《郭沫若谈创作》第5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但如诗人对于某一种高尚的思想或真理，怀着热诚的憧憬，而加以颂扬，或生活在那种思想当中，如山里的泉水，自然流出声音来那样，那样的哲理诗或思想诗，我们是不能反对的。那正是一种高度的抒情，伟大的诗无宁是必然具有那样的成分的。”见《郭沫若谈创作》第5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1920年，郭沫若写了题为《炉中煤》一诗：
啊，我年轻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啊，我年轻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
要我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啊，我年轻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才得重见天光。
啊，我年轻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这般模样！这首韵律优美、琅琅上口的诗，正标题下还有一副标题：眷恋祖国的情绪。当时他正客居日本，远在异国他乡，向往着社会革命风起云涌的祖国，游子思潮难平，恨不能马上投身到这激荡的革命洪流中。《炉中煤》共有四节，每节五行，开头都是一句：“啊，我年轻的女郎！”来比喻刚刚经历了“五四”洗礼的新生祖国，紧接其后，诗人用煤这一朴素、平凡、不起眼、到处存在的形象自喻，通过纯朴、苦涩的自述和表白，深切地表达了一个漂泊异域、强烈地眷恋祖国的游子之情。此诗一唱三叹，回还往复，层层递进，思想的深度也一层更深一层。
1921年春，郭沫若将妻儿留在日本福冈，孤身回到阔别八年的祖国。在上海，他加入“丙辰学社”。6月，他又到日本福冈。7月，郭沫若与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田汉等人成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并先后出版过《创造丛书》、《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书刊。“创造社”的早期创作宗旨是，表现富有反抗精神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内心的要求”。郭沫若这时期的作品大都是这一宗旨的完美体现。它们从内容乃至结构形式，无不充满了积极的富有反抗精神的浪漫主义气息，给人以奋进、给人以创造、给人以要破坏旧的传统的强烈欲望。1925年后，“创造社”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并与蒋光慈等人组成的“太阳社”一起，就革命文学问题同鲁迅等人展开了长达一年的论战，主旨在共同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
郭沫若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他从1919年到1923年撰写和发表的几篇史学论文中：《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未完稿，1926年商务印书馆编《国故论丛》收入此文，改为《周秦以前古代思想之蠡测》）、《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编入《文艺论集》时，改为《王阳明礼赞》）、《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论中德文化书》（此文是郭沫若于1923年5月写给宗白华的一封探讨中西文化的学术公开信）、《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惠施的性格与思想》等。这些史论或阐述先秦以前的思想史体系，或推崇春秋
时期思想家的见解，或颂扬传统精神的光辉，不仅剖析深刻，涵盖面也很广大。他的《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意欲从尧舜以前，经夏殷西周，再到春秋战国时代，理出一条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轨迹。郭沫若原本打算将其写成上、下两篇，分10个小节逐步论述，具体是：
上篇 泛论之部——思想与政治之交错
1.滥觞时代政治之起源
2.玄学思想之宗教化
3.私产制度之诞生与第一次黑暗时代
4.第一次平民革命之成功与神权思想之动摇
5.第一次再生时代Renaisance
下篇 各论之部——再生时代各家学术之评述
1.再生时代之先驱者老聃
2.孔丘晚年定论
3.墨翟之宗教改革
4.庄周之真人哲学
5.惠施之唯物思想
此文是郭沫若在日本写的，因资料不足等原因，他只完成了拟定的10小节的前面3个小节。但其余小节在他后面几篇文章中都得到了相关的阐述。1923年3月，郭沫若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获学士。4月，他携安娜和孩子们一同归来，定居上海，因工作不稳定，生活陷入窘境，只好又携全家返回日本福冈。
1924年，是郭沫若思想倾向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这年春，郭沫若翻译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他自己也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树立辩证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此，他在《学生时代·创造十年》一文中有过形象的描述：“从前在意识边沿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见《沫若文集》第7卷第166页。1925年，郭沫若同时受聘于上海大夏大学讲师和学艺大学的文科主任，生活才有所好转。次年春，郭沫若接受广东大学的聘请，担任该校文学院院长一职，举家来到广州，与当时在广州开展革命活动的毛泽东、周恩来相识。5月，在参加四川革命同志会成立大会上，郭沫若当选为执行委员。6月，郭沫若加入中国国民党。7月，北伐战争打响，郭沫若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激流中，作为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长，随军开赴北伐前线。部队从广州出发，经平江、长沙、武汉、南昌、九江等地，北伐革命军势如破竹，一路过关夺隘，取得北伐战争的初步胜利。在北伐征途中，郭沫若也逐渐看透蒋介石假革命、真军阀的嘴脸。1927年3月底，郭沫若在南昌同朱德见面，两人常常促膝而坐，谈马克思主义、谈中国革命、谈中国共产党以及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从朱德那坚毅而深邃的目光中，郭沫若似乎看到了未来中国漫长、必胜的革命道路。不久，郭沫若在南昌写出《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檄文，从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但郭沫若不畏敌人淫威，继续为革命事业奔走于上海、武汉、南昌之间，并毅然参加南昌起义。8月17日，由周恩来、李一氓当介绍人，郭沫若与贺龙等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这时，蒋介石越发加紧对郭沫若的搜捕。1928年春，在党组织的关怀下，郭沫若再次东渡日本，同安娜和孩子住在千叶县市川市。在长达十年的旅日生涯中，郭沫若不负党中央寄予他的“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希望，开始潜心对国学的系统研究。
其实，对“整理国故”，郭沫若早在20年代初即形成自己科学的、完整的、成熟的国学观体系。当时，胡适、毛子水、傅斯年以及《国故》月刊的创办者刘师培、黄侃等人，在如何对待“国故”问题上，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派主张“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刘师培等人则认为：国故已经是登峰造极，后人唯有“昌明中国固有之文化”。郭沫若在1924年曾撰文《整理国故的评价》，以唯物史观发表自己对研究和整理国学的看法。他曾在《跨着东海》中阐明自己研究中国史的宗旨：“我主要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见《沫若文集》第8卷第312页。他在《古书今译的问题》中更明确地说：“整理国故的最大目标，是在使有用的古书普及，使多数的人得以接近。”正是基于这个宗旨，他在1922年就曾选译了《国风》中的40首诗，结集为《卷耳集》。
这次到日本后，郭沫若很快确定了自己研究国学的方向。在撰写了《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和《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两篇文章后，郭沫若开始致力于对甲骨文的研究。他认为：“国故”自甲骨问世，可谓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一个国学研究者，如果不知道甲骨谓之何物，就好比是盲人摸象。同时，他还翻译了德国学者米海里斯的著作《美术考古发现史》，将译著改为《美术考古学发现史》。郭沫若自撰写《甲骨文字研究》以来，又陆续撰著或编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毛公鼎”之年代》、《两周金文辞大系》、《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古代铭刻汇考续编》、《石鼓文研究》、《殷挈粹编》等。这些著述在日本和国内发表或出版后，很快在国内外学术界掀起巨大的反响。
1930年3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结集出版，立即在社会上掀起巨大的反响。这部书出现一版再版局面，成为当时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争先抢购的热门书。而在学术界，却褒贬不一。有的给予高度评价，称它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的研究，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的一个亮点。有的却讥讽它是误人子弟，荒谬至极。但无论是褒是贬，历史早已有了公正的定论。无疑，本书是郭沫若凭借远古的文献资料和甲骨文、金文的地下发掘，通过对经史的刻苦钻研和实物考证，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进行写作的集大成之
作。它的问世，对推动“唯物史观派”中国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领航的作用。全书除收录了他当时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力作外，还有“解题”和“导论”等，共由八个板块组成，它们是：
自序
解题
导论 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
第一篇 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
第二篇 诗书时代社会的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
第三篇 卜辞中之古代社会
第四篇 周金中的社会史观
追论及补遗
郭沫若在撰写这部重要的史学著作时，广泛、深刻地反复研读了相关经史书籍并考察了实物图片等。如《易经》、《易传》、《诗经》、《书经》、《殷虚书契前编》和《卜辞考释》等。值得重提的是，他翻译的《美术考古发现史》一书，对他影响至深。1948年，此书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第三版（改名《美术考古一世纪》）时，其序写道：“假如我没有译读这本书，我一定没有本领把殷墟卜辞和殷周青铜器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因而我的古代社会研究也就会成为砂上楼台了。”正如他研究甲骨、研究卜辞的目的是要拨开后人研究中“虚伪的粉饰——阶级的粉饰”迷雾，力求发现“古代的真实的情形”，本书从中国社会发展的源头——原始社会起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唯物主义史观的态度，展现了社会发展风貌，剖析了社会变革的演变历程，揭示了阶级斗争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在导论中总结性地指出：“社会是要由最后的无产者阶级超越资本家的阶级，同时也就超越了阶级的对立，超越了自己的阶级而成为无阶级的一个共同组织，这是明如观火的事情，而且事实上已经在着着实现了。”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第5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
郭沫若针对当时中国史学界不负责任，对我国历史不求甚解、断章取义、混淆视听的歪风邪气，以犀利的笔触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批判。甚至还点名道姓，即使对国学大师胡适也毫不留情，他尖锐地批判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重新‘批判’的必要。”郭沫若对自己的著作，也抱着一种批判的态度，他说，自己因为身体的不自由，许多史料和资料参考不全，必然存在着错误，希望自己的书仅是抛砖引玉，引导后来的史学研究者登堂入室。其后，郭沫若在对史学继续进行深入的探讨中，逐渐发现了自己以前研究的失误和遗漏，并一一给以补正。
谈到郭沫若对中国史学和古文字学所作的巨大贡献，不能不提到他著述的《甲骨文字研究》和《卜辞通纂》。《甲骨文字研究》一书，初稿完成于1929年8月，1931年5月由上海大东书局据著者手迹影印出版。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16篇释文，即《释祖妣》、《释臣宰》、《释寇》、《释放》、《释作》、《释封》、《释挈》、《释版》、《释朋》、《释五十》、《释南》、《释蚀》、《释岁》等；第二卷为《释干支》一篇释文，再加上《附录》与《后记》。郭沫若希望，通过对这些甲骨文的考释，对“殷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有一个了解。对这些考释，学术界称其：“不落窠臼，不受束缚，多有创获”。如：第一篇《释祖妣》，揭示古代生殖崇拜和群婚制的演变。《释臣宰》，论证了殷周社会的奴隶身份。《释五十》，论证了数的起源和殷人记数的原则。释为数生于手，拇指为一，食指为二，一拳为五，一掌为十。并辅以罗马数字来进行比较、论证，纠正了罗振玉释五十为十五、六十为十六的讹传。《释岁》论证了岁和岁星的问题。第二卷的《释干支》，是新释干支定义及对天文历法的论证。
郭沫若自己称此书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关系是“辅车唇齿”。1928年秋，郭沫若在东京上野图书馆找到罗振玉编撰的《殷虚书契前编》，看到那些没有人考释的一些拓片，遂萌生“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的愿望，由此“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在这个探索打开“秘密”的过程中，自然免不了走错路，弯路。40年代，郭沫若对自己在甲骨卜辞研究中的失误批判非常深刻，并反思说：甲骨卜辞研究是一种新兴的学问，是时常在变迁着的。以前不认识的事物后来认识了，以前认错了的后来改正了。但好些新史学家爱引用卜辞，却又不追踪它的研究渊源，往往把错误了的仍然沿用，甚至援引错误的旧说以攻击改正的新说。正是基于一个历史学家对国家社会和人民认真负责的治学态度，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中，推翻并纠正了他所发现的以前许多错误考释论证观点。1932年夏秋之际，郭沫若逐渐发现流落日本的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计有三千多片。他决心“征集诸家所藏以为一书”。次年春，《卜辞通纂》著录完成。正编收800片，《别录》之一收42片，《别录》之二收87片。正编资料“多采自刘、罗、王、林诸氏之书”，《别录》资料来源于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和何叙甫拓墨、流于日本的甲骨精品等，其中有不少是“未经著录”的。同年5月，此书由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根据著者手稿影印出版，当即震动海内外史坛，更是成为从事甲骨研究的学者的“须臾不离座左右的必备参考书”。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是郭沫若研究古文字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金文研究的一部力作。他本着“治殷周古文，其目的在研究中国之古代社会”的宗旨，花了三年心血，破读金文，是其对中国古文字学研究所作的杰出贡献。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殷末周代之古文”；下卷为“春秋时代文献”，还有两篇关于文物制度的论文。全书共16篇文章，再加一篇序和一篇《追记》。前人研究古文，常常陷于典籍、史料不能自拔，郭沫若本着唯物主义史观，大胆推理、合乎逻辑地进行破译，成效卓著。郭沫若这本书，除了综述性研究论文
外，大多都是以韵读方式考证铭文的释文。其中《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戊辰彝》等都是破读名篇。之后，郭沫若又完成了《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首次建立起两周金文的系统研究体系。在研读金文的过程中，郭沫若面对那些年代不清、国别不明的前人研究金文的真迹，“……深感周代彝铭在能作为史料之前，其本身之历史尚得有一番精密之整理也”。《大系》所担负的，正是这样一项让它们各就各位的艰巨任务。它的诞生，结束了两周八百年彝铭混沌不清的历史。1932年，《大系》最先在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据著者手迹影印出版。其后郭沫若还著有《金文余释》、《金文丛考》。1934年，郭沫若又对《大系》进行了增订，即《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辑录了大体与铭文相应的图像参考资料。由此又诞生了《彝器形象学试探》，文章分析了不同时期器物的种类、形制、纹饰的主要特征，还以钟、鼎为例，论述了器物的演变和规律。郭沫若大略将中国青铜器时代分为四期：滥觞期，大抵相当于殷商前期；勃古期，殷商后期至周初成、康、昭、穆之世；开放期，恭懿以后至春秋中叶；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郭沫若所创立以青铜器为标准断代的方法，“以清晰之思想，锐利之判决，发前人所未发，言时人所不敢言”，对推动后来青铜器研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从1935年到回国期间，郭沫若从研究经、史、出土文物上转移视线，开始关注学术论坛。为此，他写了一系列驳论文章与同仁们进行学术切磋、探讨。如《老聃、关尹、环渊》、《周易的构成时代》、《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屈原时代》、《读〈实庵字说〉》、《再谈官票宝钞》、《责问胡适——由当前的文化动态说到儒家》等，这些文章，不仅从不同侧面阐述了他的史学观点，也是对其史学研究著作的进一步补充。此外，郭沫若还写了一本历史小说集《豕蹄》。“豕蹄”音通“史题”，书中收录他从1935年至1936年间所写的六篇历史故事。即：《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秦始皇将死》、《楚霸王自杀》、《司马迁发愤》、《贾长沙痛哭》。郭沫若在此书的序中声称：“我是利用我的科学的智识对于历史的故事作了新的解释或翻案，我始终是写实主义者。”其实，他在1923年就写过两篇历史小说《剜雏》和《函谷关》。郭沫若曾说：“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任务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他的这一喜好，在20世纪40年代发展到了高峰。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七七”事变不久，1937年7月25日，郭沫若毅然惜别妻子和四儿一女，回到战火中的祖国。8月17日，郭沫若发表《我们为什么抗战》一文，积极投身到救亡图存、全民抗战运动中，并从此先后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国民党政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郭沫若拿起手中笔作武器，领导和团结一大批知识分子，活跃在抗日战线上。在血与火的革命洗礼中，也使他逐渐成为继鲁迅之后中国革命文化界的一面旗帜。“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提出“勤业、勤学、勤交友”的口号，勉励国统区中心地带——陪都重庆的进步知识分子互帮互助，勤勉敬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钻研，再创佳绩。周恩来对郭沫若这位国学泰斗更是寄予厚望。1941年11月16日，在纪念郭沫若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的庆祝会上，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在我党的大力支持下，当时重庆史学研究空前活跃。许多刊物如《大公报》、《理论与实践》、《读书月刊》、《中苏月刊》都辟过专栏刊发史论文章。同时，也带动了昆明、桂林、延安的史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延安还专门成立了“马列主义学院历史研究室”，创办了《中国文化》刊物。至此，中国新史学研究上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1944年，重庆文化界掀起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活动。它也是中共中央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的一场反击。当时，双方文化界名流唇枪舌剑，彼此争锋，硝烟四起。3月10日，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史论文章，它的公开发表顿时如一颗重磅炸弹落在国民党反动派阵营中。以陶希圣、叶青、钱穆等为代表的蒋介石幕僚匆忙撰文应战，说郭沫若影射国民政府。后来，毛泽东读到这篇对敌人“发动宣传反击”的文章后，又将它拿来作为“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的鉴戒，在党内加以广泛推广。与这篇史论性文章一样引起过轩然大波的，还有郭沫若的历史剧《孔雀胆》。前者是因为作者在文中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自然会在两种对立的政治立场引起不同反响，但《孔雀胆》却是因为郭沫若片面追求与当前政治挂钩所犯的错误。《孔雀胆》本是一个描写“阿盖与段功”的爱情悲剧的史剧，为了使这个“与抗战无关的作品”符合当时“民族团结”的政治气氛，郭沫若在《孔雀胆》上演后，三易其稿，不免牵强附会。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始于1920年9月。后来他专注于历史和考古研究，直到40年代初，他运用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积累的丰富历史资料和经验，结合当时的社会生活，创作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等这样的优秀史剧。关于史剧创作，郭沫若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曾说过一句名言：“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又说，“史有佚文，史学家只能够找，找不到也就只好存疑。史有佚文，史剧家却须要造，造不好那就等于多事。”见《郭沫若谈创作》第13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
社1982年3月出版。他自己作为一个杰出的史剧家，恰恰是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诞生了那些脍炙人口的历史剧名作。
历史悲剧《棠棣之花》，是郭沫若最早开始创作的史剧，初名《三个叛逆的女性之一——聂》。当时，他正好将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译完，灵感迸发，便参考着《战国策》、《史记》等史料，最初计划把《聂》写成十幕剧，后又改成五幕，结果只写成第二幕和第三幕。随着“五卅”惨案发生，郭沫若眼看国内军阀割据，各外国列强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凌辱中国人的暴行，不禁愤懑填膺，激发他的创作灵感，一口气写成《聂》后两幕，合成四幕剧《棠棣之花》。“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郭沫若身处沦陷的上海，将《棠棣之花》通盘整理，又加写一幕，变成了后来的五幕剧本。《棠棣之花》的演出成功，不但在于人物形象生动感人，还在于整个剧情所传达出那种反对分裂、盼望团结的人民心声。
1942年1月2日，郭沫若开始创作《屈原》，到1月11日，将全部五幕剧本写完。五幕分别为：“服丧”、“屈服”、“流窜”、“哀郢”、“投江”。郭沫若自幼喜欢屈原。他一生关于屈原的评论和译注文章，就有十数篇之多。如：《屈原》、《屈原时代》、《关于屈原》、《屈原考与屈原的艺术和思想》、《屈原·招魂·天问》、《屈原不会弄臣》、《屈原的幸与不幸》、《评“离骚”的作者》、《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屈原赋〉今译》等。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肯定了屈原——歌赋与精神同样光辉的不朽形象。郭沫若在为其俄文译本史剧《屈原》作序时，曾谈到作此剧的创作动机，他说写这个剧本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而且作者身处在反动统治的中心——最黑暗的重庆。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段不同的蜕变时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见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被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劳的新四军，遭到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损失。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
抗日战争中后期，郭沫若继续史学研究和开展史学论坛等学术活动。著名的有《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历史人物》等史论巨著。1943年8月至1945年9月，郭沫若只用了两年时间，便完成了“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这一套姊妹篇的问世，可谓是郭沫若对周秦诸子思想研究的巅峰之作。今天看来，其中的许多文章不免政治气氛过于浓烈，但半个世纪以来，它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仍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学术地位。
1949年10月1日，郭沫若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雄壮、激昂的国歌声中，郭沫若和全中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及世界和平委员会执行局主席等职。1958年，受中共中央委托，郭沫若担任《中国史稿》的主编；1960年，任《甲骨文合集》编委会主任委员兼任主编，该书是周恩来总理领导制定的十二年科研远景规划中的大型项目之一。几十年中，郭沫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与世界和平事业的建设劳累奔波、殚精竭虑。同时，他身体力行，从事着大量学术研究和创作，成果卓著。《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坚持文物事业的正确方向》、《替曹操翻案》、《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由〈虎符〉说到悲剧精神》、《墨家节葬不非殉》、《奴隶制时代》等史论著作和文章，都出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这期间，他还写过30多篇有关文物考古的考释文章。此外，郭沫若分别于1959年、1962年完成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此外，从1957年至1965年期间，《沫若文集》共17卷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卷出版。该文集收入了郭沫若半个世纪以来创作的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学术论文等。
“在目前乃至我们的一生最要紧的是‘努力攀登’，不怕高峰有多高多远！高峰也是在逐渐升高的。只顾攀登莫问高！”这是郭沫若在1957年公开发表的《给北京大学学生的一封信》中致大学生的勉语。他自己也是如此。他早期的许多著作，都在解放后重新进行了认真的校对、增订、修补，他治学严谨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十年浩劫，犹如一场漫长的冰雪，封冻了祖国大地文化事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郭沫若也写了一些诗歌和文章。在一些诗文和著作中留下了这个特定历史环境的烙印。但在那个颠倒是非黑白、真理被残酷践踏的疯狂年代，郭沫若的学术生命和身心，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摧残。1971年9月初，郭沫若写下了《西江月》一词，指出“地球依旧运转，庐山不见炸平”，衷心拥护党中央粉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粉碎林彪、“四人帮”后，郭沫若写词欢呼“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的伟大胜利。1978年3月，郭沫若抱病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并发表了题为《科学的春天》这一热情洋溢的讲话，欢呼“科学的春天到来了”。5月27日，在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郭沫若因病重未能到会，但他发表了题为《衷心的祝愿》的书面讲话。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那颗因疾劳成疾的心脏，终于疲惫地停止了跳动，享年86岁，中国现代文坛上这颗璀璨的巨星划过长长的夜空陨落了。
作者点评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是一位集诗人、作家、学者、政治活动家于一身的人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乃至和平年代，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始终如一地忠于党、忠于人民，始终以高尚的爱国主义革命情操和巨大的热情，辛勤工作在文艺战线上，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着岁月的流淌，时代的前进，他的这些功绩，人们是不会忘记的。而他的那些饱含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的诗作《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凤凰涅》、《炉中煤》，以及他的剧作《棠棣之花》、《屈原》、
《蔡文姬》、《武则天》等，永远令后人难以忘怀。此外，他对中国史学和古文字研究领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人们更是不会忘记的。邓小平同志在郭沫若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指出：“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他创作的历史剧，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他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文学研究的新天地。他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解放后，他长期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扶持和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茁壮成长，对发展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越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可以说，郭沫若已成为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一面旗帜。他的诗，他的剧作，他的历史探讨，他的古文字研究，他的政治生涯，这一切，都擂响着他的人生战鼓，共同合成响亮的旋律，激荡在20世纪、回响在21世纪，它那悠长的回音，还将继续响彻下去，传播下去。正如他在《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中说的：“紧紧跟踪着时代走，不要留在时代的后面，是很要紧的。”“……抓紧着时代精神，在时代的主潮中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能的歌手。”郭沫若自己，正是这样一位时代的歌手。我们称呼他：一代著名诗人、一代伟大的剧作家、一代国学大师等，他都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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