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后曾对人说：这些诗并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谈到郭小川的《望星空》，毛泽东认为，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文学和艺术。应当对这个善于思索、长于幻想的热爱祖国的诗人给以鼓励。
——摘自陈晋著《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61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
我一向认为他（指郭小川——引者注）是“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他是学马雅的，写的是“楼梯诗”。……
——摘自范忠程主编的《博览群书的毛泽东》第121页，湖南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郭小川小传
1919年9月2日，郭小川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风山镇(原属热河省)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父母亲都知书达礼，父亲郭觉生，前后教了四十多年书；母亲李有芳，当过几年县立女子小学校长。他3岁起识字，5岁读《诗经》，还会背诵许多儿歌，8岁就学着写对联。在小学念书时，郭小川已经明显表现出对文学的兴趣。他喜欢背诗，尤其喜欢《木兰诗》，经常吟诵出其中的诗句：“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幼年从父母那里受到的良好的文学熏陶，为郭小川以后成长为一名革命诗人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1933年，由于日本侵略军侵占了东北三省，郭小川一家避难到了北平。父母亲安排他在北平的东北中山中学念书。1935年暑假后，郭小川跳班考入了该校高级师范班。在这里，年幼而矮小的郭小川，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中，参加示威游行，散发抗日宣传品，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救亡杂志，参加宣传抗日的戏剧演出活动。在1936年北平学生举行的“六一三”大示威运动中，郭小川自愿担任纠察队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他考入设在北平的东北大学工学院补习班，学名郭健风。在东大，他参加了纪念鲁迅逝世大会，成为学校救亡文艺团体——文艺青年联合会中活跃的一员。在抗日救亡的革命大潮中，郭小川迅速成长起来，开始展露写诗的才华。他开始用“郭苏”、 “健风”、“湘云”、“登云”等笔名写诗，不少作品发表在当时北平的救亡刊物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引起了全民抗战，郭小川由东北大学“民先”组织联系，从北平秘密出京经天津坐小船到大沽口，又乘英国商船“顺天号”到烟台，然后折回济南直奔太原，在那里报名参加了八路军。9月22日，郭小川和康世恩等二十多个青年学生，在王震、关向应、肖克等人带领下，坐火车到了八路军120师师部，受到了师长贺龙和师参谋长周士第的亲切接见，并分配到第359旅，成为这个队伍中光荣的一名抗日战士。入伍以后，郭小川先在旅政治部的“奋斗剧社”工作。后随部队从河北的平山，到山西的孟县、榆次，又转到晋南的侯马、洪洞、运城等地。每到一处他都登台演出，控诉日寇的暴行，宣传抗日主张，唤起民众觉醒。郭小川随着部队走遍了晋东、晋南和晋西北、雁北，他以高昂的革命热情，积极工作，不怕吃苦，党叫干啥就干啥。由于对革命忠诚，作风朴实，参军后不到两个月，郭小川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当过旅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兼任过教导营的政治教员。后来，又担任了旅司令部的机要秘书，在王震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在战斗工作之余，郭小川他写了不少诗歌和剧本，有些诗如《党的生日》刊载在当时359旅的《战声报》上。有代表性的还有《热河曲》、《我们歇唱黄河》等。如《我们歌唱黄河》这样热情写道：
我们在河边上住了几百代，
我们对黄河有着最深的乡土爱，
我们知道河边上
有多少村庄，
多少山崖；……
……
来呀，
你们这脸上没有胡子的，
额上没有皱纹的，
这正是我们歌唱的时代！
来呀，
你们这和强盗厮杀的战士们，
和浪涛搏斗的水手们，
和土地拼命的农民们，
大胆地跳上舞台！……
唱吧，
我们的歌声
不叫敌人过黄河！
唱吧，
我们的歌声
不许我们周围有破坏者！……
一曲深情、豪迈、铿锵的《我们歌唱黄河》，激情澎湃，意气风发。它是一支青春之歌！也是一支民族奋进之歌！黄河，我们的母亲河！它更是祖国的象征！千百年来，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炎黄子孙。为了母亲的尊严不受强盗践踏，为了祖国的领土不被敌人侵犯，无数的中华儿女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此诗作于1940年“五四”青年节，诗的副标题是：“为绥德二百余人的‘黄河大合唱’演出而作”。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执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与各帝国主义列强相勾结，不顾全中国人民的抗议，疯狂破坏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方针政策。内忧外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一边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顽强奋战，一边同汉奸走狗、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斗争。其时，年仅21岁的诗人便是这“脸上没有胡子的，额上没有皱纹的”青年革命战士中的一员。站在浩荡奔涌的黄河岸边，看着身边那一张张纯朴、乐观、充满朝气的战友脸庞，诗人发自肺腑，直抒胸臆，用最朴实、真挚、热烈的语言，一气呵成《我们歌唱黄河》。这也正是当时在陕北、在敌后根据地、在抗日前线的千千万万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的心声。
1941年1月，部队首长送他到延安学习。从这时起到1945年7月，他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和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在延安，郭小川主要是从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积极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拿起笔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党，赞誉党的革命事业。1941年郭小川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毛泽东之歌》，他以朴素而诚挚的阶级感情把第一支颂歌献给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另外，在延安这段难忘的日子里，他还写了怀念烈士的《一个声音》，赞美战士革命精神的《草鞋》以及歌颂在敌人屠刀面前坚贞不屈、机智勇敢的平原老人的《老雇工》等诗作。次年5月23日，郭小川参加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会后他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深入基层，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并把在群众中学到的民间秧歌，改造发展成为新型的秧歌剧。后来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开展了一个文艺大普及的群众性秧歌运动。此外，郭小川和中央党校的其他同志对古老的京剧艺术进行了一次大胆的革新，尝试编演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该剧公演时，毛泽东两次观看该剧，亲笔写信，称赞这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党的“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后，延安干部遵循“七大”路线奔赴各个战场，投入更加波澜壮阔的斗争。1945年10月，郭小川背着背包，回到自己家乡任热河省丰宁县县长，热西专署民政科长，还领导了县支队清匪反霸工作，他领导的部队被敌人称为“郭部”。1948年夏天，郭小川被调到党的宣传部门工作。从这一年6月至年底以前，他担任中共中央晋察热辽分局的机关报《群众日报》的副总编，兼任《大众报》的负责人。这一年12月，平津战役打响，郭小川随军入关。天津解放后，郭小川担任《天津日报》第一任编委兼编辑部主任，为
党报写了大量的社论、短评。在那紧张的解放战争中，郭小川写过《老家》、《给一个瞎子》、《让风暴更猛烈地吹吧》、《会师》等诗作，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索诗歌创作问题，常常是信手提笔，没有经过认真的构思，还有一些诗只在本子上写下一些片言只语，但却是他当时思想的真实流露。1949年5月，郭小川随军南下，6月，被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不久任宣传处处长。1951年7月，他又被调到中南文艺战线任领导工作。这期间，郭小川一直在中南地区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经常为党报起草包括社论在内的各种评论。他把自己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心得体会一一记录下来，写了大量的政论，如《学习阶级分析的方法》、《敢于与善于提出问题》、《农村调查片谈》等等，深入浅出地宣传毛主席倡导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还与另外两位同志合作，以“马铁丁”的笔名，在当时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上开辟了《思想杂谈》的专栏，通俗地宣传党中央、毛主席的一些指示，有力地配合了当时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诗人还常常到基层学习、访问，帮助总结工作经验。他在访问了河南省许昌地区后，热情赞扬那里的宣传部门执行了群众路线，并为《人民日报》写了《中共许昌地委的宣传工作》的长篇通讯，毛泽东看了这篇通讯后曾给予好评。
由于郭小川在宣传工作上的突出表现，1953年3月7日，党中央调郭小川到中央宣传部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一年后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1955年，他又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任秘书长、党组成员，以后又担任党组副书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历经战乱，百废待兴。面对前面的困难险阻，需要广大的人民特别是青年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光辉旗帜下，在各条战线上团结进取，努力拼搏，开创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伟业。置身在这火热的建设和斗争生活中，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和人民诗人，郭小川义不容辞地再次握住诗笔，热情洋溢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斗争和许多普通的斗士” 唱出了最雄壮的颂歌和战歌。 其间，他先后创作出《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在社会主义高潮中》、《把家乡建设成天堂》、《人民万岁》、《让生活更美好吧》和《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等脍炙人口的诗篇。这些诗，随手一掬，都闪耀着哲思的珍珠，都是振奋人心的战斗号角：
它每时每刻
都在召唤你们
投入
火热的斗争，
斗争
这就是
生命，
这就是
最富有的
人生。
——《投入火热的斗争》
于是
将军的沉重的声音
在我的耳边震响了：
“问题很简单——
不勇敢的
在斗争中学会勇敢，
怕困难的
去顽强地熟悉困难。”
——《向困难进军》
都说
年青人的两腿
能够跟千里驹的四蹄赛跑，
那就让我们
放开英雄的步子
走在时代的前哨。
都说
年青人的精力
能够叫饥饿的人一看就饱，
那就要
毫无保留地
把它投进社会主义的高潮。
——《在社会主义高潮中》
1955年至1956年，郭小川写了一组诗，题名叫《致青年公民》。组诗一共7首，上面这3首诗便是其中之一。前面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和《向困难进军》两首诗下面都分别加有副标题：“致青年公民”和“再致青年公民”。因为一些人认为“致青年公民”有从外国移植之嫌，向诗人提出批评意见。于是，从第四首开始，郭小川遂将副标题改为：《在社会主义高潮中》。组诗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批评家的注意。它的巨大魅力，不仅在于内容上充满革命朝气，在于诗歌语言的铿锵有力、抑扬顿挫，还在于它那新颖和富于音律美的排列形式。也有批评家不赞成这种“楼梯式”诗歌形式，说他是生硬地模仿马雅可夫斯基。对此，郭小川在《关于〈致青年公民〉的几点说明》一文中曾解释道：“我之所以采取这种所谓‘楼梯式’的排列方法，私心倒不是想搬马雅可夫斯基的现成格式，恐怕主要是因为我不善于使用中国语言。为了表现稍许充沛一些的感情，我写的句子总是老长老长的（短句子总觉得不够劲），而如果把二十个字排成一行，那读者（尤其是朗诵者）一定会感到难念。”而如果我们试图将这些长句子调整一下：或排成一行，或是对齐，都会使人感觉失去了原诗的力度和音乐性。这是因为，一首诗的格式与诗的内容往往是互相依存互相烘托的，所谓内容决定形式。对于诗歌的音乐性，郭小川不但自己在创作时非常重视，也多次对初学者和在诗论中强调过。他认为，音乐性是诗的形式的主要特征。诗歌的音乐性还是一个群众化民族化的问题。为了把握诗歌的音乐性，作者只有多向我国民歌和古典诗词吸取营养。他自己写一首诗，虽然大多数时候是因为深入生活第一线，激情喷涌，一气呵成，但也不乏仔细推敲，千锤百炼之作。他说：“诗，应当是由一个个最准确表现内容的、新鲜的、富丽的句子所组成。”一首诗，不但要有别具一格的语言，尤其是从人民群众那里学习和积累来的语言，还要有意味深长、引人思索的警句。而他的诗，正是这样实现着，体现着。
这期间，他曾一度出访，参加国际性的作家会议，遵循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为建立国际文学界的反帝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这期间，他写了不少好诗，歌颂祖国的跃进，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如《县委书记的浪漫主义》、《正当山青水绿花开时》、《雪兆丰年》、《春暖花开》、《天安门广场》等。除此，他还精心创作了优秀的长篇叙事诗《将军三部曲》。郭小川是一位政治性很强的诗人，其政治热情之高，之强烈，远远超出一般作家诗人。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极力讴歌革命，讴歌时代。但是，他在1957年的
反右派斗争和1958年的“大跃进”中却表现得有些跟不上形势，甚至有些“右倾”。翻检郭小川的诗作，写于1958年甚或1959年表现“大跃进”生活的诗，直接的只有《县委书记的浪漫主义》和《爆竹两三声》以及《捷音破晓》三首，加上间接有关的《送同志们》、《春暖花开》、《正当山青水绿花开时》、《雪兆丰年》、《朗诵会上的一段奇闻》等(诗中有些意境或有些诗句反映了“大跃进”生活)，也不过七、八首。而《县委书记的浪漫主义》和《爆竹两三声》又都是写于1958年3月，亦即“大跃进”的前期，而在“大跃进”高潮期，他几乎没有写什么直接反映“大跃进”的诗。
1960年春，郭小川到内蒙古自治区的草原钢城包头深入生活，进行参观访问。看到祖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结束了“手无寸铁”的历史，看到蒙古族第一代钢铁工人变山石为宝的壮举，那草原上流淌的钢花，如春风一般催动了诗人心上的欢乐之花。他学习并运用民歌形式，写下了《平炉王出钢记》，为草原上喷射出来的“跟天安门的焰火成了对对”的钢花欢呼。全诗共分三个部分：“五一节的焰火飞上天安门”、“看钢人等看那打头的钢”、“平炉王的钢水出来了”，诗人在第一部分一开头即用民歌的格式欢唱：
响了一声硬雷震开个云，
五一节的焰火飞上天安门。
天安门的焰火万里路上明，
一照照到包头钢铁城。
包头钢铁城有个平炉王，
举起胳臂能够得上天堂。……
烟囱吐豪气，炉心滚热浪，
平炉王立马追镫要出钢。
云头里打闪遍地明，
天上天下齐惊动。
天上的星星摆开溜，
草原的青蒿张开手。
大青山落了十丈三，
乌拉山矮了一大半。
大风砂扔了喇叭筒，
黄河水停了呜哇声。这首诗既融有陕北民歌的风格，也明显有群众口语化的色彩。诗人不直接描写平炉王井架的高大和巨大的产钢量，而是通过一系列对比手法的运用，来达到这一目的。如“大青山落了十丈三，乌拉山矮了一大半”，作者通过对草原上自然景物的描写，烘托出平炉王的高耸入云的雄姿。“大风砂扔了喇叭筒，黄河水停了呜哇声”，更显示出平炉王撼天动地的宏伟气魄。他在结尾部分写钢水的涌现：“又一片焰火冲进九重霄，平炉王的钢水出来了。/ 流出来的钢水红艳艳，活象一串子太阳落草原。/ 喷出来的钢花金棱棱，好似千万颗星星闹天宫。”既形象又生动。这也正是诗人向新民歌和群众语言学习的结果。早在1958年，郭小川就在一篇题为《诗歌向何处去？》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诗人要向“人民群众的诗——新民歌”学习，吸取其中精华部分的养分，再为广大的劳动人民写出革命新诗。对于植根于中国的土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中的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新民歌，郭小川至为推崇。他说：“新民歌就是诗歌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离开了它，就悬在半空，随时都会跌落尘埃。……它真正是社会主义的、现代的、民族的东西，它摆脱了我国古代的旧思想和现代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它的身上，既没有封建八股腔，也没有洋八股调。它的基本倾向，真正地体现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
1959年至1961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严重困难时期。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国民经济的基本比例完全失调，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处于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加上自然灾害和一些国际原因，全国物质生活处在严重匮乏之中。但人民以顽强的毅力和革命干劲，克服了无数困难，经受了种种考验，冲出了低谷，取得了巨大的胜利。1962年初，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主要错误和问题进行深入总结，“左”的思想倾向受到遏制。郭小川认真学习领会毛主席的讲话，并获得了一年的创作假期。1961年2月，他被安排到辽宁钢铁和煤炭生产基地的鞍山、抚顺参观访问，搜集素材进行创作。东北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他十分激动。他热情饱满，劲头十足，决心把中国工人阶级克服困难的冲天干劲写出来，既是歌颂他们，也鼓舞全国人民。为了创作，他不顾劳累和身体不好，甚至放弃了春节回家休假，和钢铁工人生活在一起，和他们同战斗，共欢乐。经过长期积累，他创作出《鞍钢一瞥》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出钢的时候》和《追踪老孟泰的脚步》等反映钢铁工人生活的诗篇……接着他连续写出了几十首好诗，结集出版了《甘蔗林——青纱帐》(196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和《昆仑行》（1965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两本诗集。这两本诗集中的诗，和诗人过去创作的诗歌相比，既保持了原有豪迈雄伟的气派，又有了新的发展。以《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乡村大道》、《祝酒歌》、《秋歌》、《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西出阳关》、《夜进塔里木》、《昆仑行》等为代表，它们以其深刻新奇的主题思想、对现实斗争的独特的思考与见解和优美完整的艺术形式、生动而具有民族气派的艺术风格，强烈地传达了我们的时代精神。可以说，这些诗表明了郭小川的诗歌创作跃上了新的高峰，标志着郭小川的诗歌创作进入了思想和艺术上全面成熟的时期。这些作品富有时代的战斗精神，且特别注重美的开掘及诗歌形式的创新，今天我们读起来依然激情喷发，在以往的诗评论中，一般都以为这一时期郭小川的作品讴歌了火热的生活，或颂扬了劳动者的崇高品格，但在我们看来，这些激越慷慨的作品在歌颂人的精神的同时，还张扬了一种人生的选择，或一种在生活困境中应该保持的姿态与情怀。
正当郭小川的诗歌创作如日中天之际，全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70年1月，郭小川和作协机关的干部一道，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畔的“五七”干校，从此，他和大家一样参加围湖造田的重体力劳动。郭小川以他诗人特有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来到了湖北咸宁。在这里，他仍坚持创作，坚守自己革命诗人的战斗岗位。他先后写了《柿情歌》、《欢乐歌》、《花纹歌》(以上3首诗人称之为《江南林区三唱》)、《新路歌》、《长江组歌》、《赠友人》、《万里长江横渡》、《祝诗》、《长江边上五七路》等。
这些诗在当时自然大部分得不到发表机会，有的只能在干校墙报上刊登，有的或在集会上朗诵。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恶劣环境里，诗人凭着自己对党对毛主席的信念，保持他胸怀的磊落光明，保持着他当年年轻战士的天真，继续放声歌唱：“此刻呵，/正是继续走上征途的，/新的起点；/我们的道路，/也许是曲折的，/然而前程正远！/……我们能够，/能够贡献自己的一切，/为了我们的毛主席，/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能够，/能够改造我们自己，/成为毛主席的真正战士，/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赠友人》)读着郭小川写的这些诗句，我们很难想象作者是一个正在“五七”干校被“改造”的文化人。1972年夏天，周总理打破江青等人的阻挠，对中央文化部的运动进行了干预。总理指示，在干校的十二级以上的干部，统统先回北京，能工作的工作，不能工作的先养病。但“四人帮”嫉恨郭小川，把他污蔑成文艺黑线上的“代表人物”，抗拒总理的指示，独独扣下了郭小川！1974年12月，咸宁干校撤销，郭小川随原属中国作协的一批干部并入天津附近静海县的团泊洼“五七”干校，继续劳动和接受“审查”。在团泊洼，尽管环境更加恶劣，郭小川仍不顾病体，努力研读革命理论著作。从1975年春天起，他学习了四卷本《列宁选集》，接着又钻研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1975年9月，郭小川在团泊洼被隔离审查，突然听到了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他怀着无比激动和振奋的心情，挥笔写下《团泊洼的秋天》，表达了一个共产主义革命战士坚定不移的革命斗志。诗中写道：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
战士自有战士的抱负：永远改造，从零出发；
一切可耻的衰退，只能使人视若仇敌，踏成泥沙。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诈；
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志清醒，大脑发达。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
一切额外的贪欲，只能使人感到厌烦，感到肉麻。
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
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
请听听吧，这就是战士一句句从心中掏出的话。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那样静静的吗？
是的，团泊洼是静静的，但那里时刻都会轰轰爆炸！
不，团泊洼是喧腾的，这首诗篇里就充满着嘈杂。
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
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
郭小川铮铮铁骨，百折不挠，他的诗充满浩然正气，掷地有声。与其说它是一篇革命战士的宣言，不如说它是向“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投掷的一颗重磅炸弹，是为一切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的阴谋家所谱写的一曲丧葬之歌！对革命文艺创作，郭小川始终积极倡导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他在《我们需要最强音》一文中说：“浪漫主义，这里当然指的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作为艺术创作方法，它的意思大致是：不拘泥于细节的真实，表现人民的英雄气概和对于未来的梦想。”“缺少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缺少革命的浪漫主义，我认为，实质上就是缺乏思想，缺乏共产主义的深刻的思想。”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他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总结道：“我们都已熟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但是，什么是革命浪漫主义？最根本的，恐怕是使作品表现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什么是革命现实主义呢？最根本的，恐怕是从革命的实际出发。而这两者都是要从革命斗争中来，从革命生活中来，决不是只说几句‘豪言壮语’……”
同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召见了郭小川，对他给予了慰勉，并且决定采取实际措施(把郭小川的组织关系由文化部转到中央组织部)，帮助他摆脱“四人帮”的禁锢，从而更好地生活和创作。一个月后，他实现了到河南农村深入生活调查研究的愿望，先后到当时“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林县和辉县考察，还准备到大寨、遵化参观学习访问，后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但郭小川还是写出了《拍石头》、《登九山》、《辉县好地方》等反映农村题材的好诗。由于“四人帮”一伙的长期迫害，郭小川的身体越来越差，周恩来、毛泽东几位中央领导人去世时，正是郭小川的身体极度虚弱时期，但诗人含悲忍泪写出了《痛悼敬爱的周总理》、《痛悼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未完成）等诗篇。1976年10月8日，郭小川不得不带着未写完的诗稿住进了安阳医院。10月18日凌晨，中国当代优秀的无产阶级诗人郭小川在安阳不幸逝世，终年仅57岁。
作者点评
郭小川同志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勤勉劳动，顽强战斗，始终充满着活力的一生。他在中国革命文艺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串战士的闪光的脚印和一个诗人的独特丰碑。正如他在《自己的志愿》一诗中写到的：
假如有一天，
我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
那就是因为
我以诗的激情
唱出了党的歌声；
假如有一天，
我成为一个精良的战士，
那就是因为
我以创造精神
忠实地执行了党的命令。
不管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郭小川始终满怀革命激情，站在时代斗争的潮头，站在工农兵中间。郭小川一生，几乎踏遍了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黄海之滨、茫茫戈壁……工厂、农村、军垦地、林区、边防哨卡……无不留下过他的足迹。战士与诗人，这两个人类神圣职业的名称，在他的身上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的诗，就是鼓舞人们前进的号角！激发人们奋斗的鼓点！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孜孜不倦、至死不渝地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慷慨高歌。他先后出版了《平原老人》、《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将军三部曲》、《甘蔗林——青纱帐》等十一本诗集。这些诗不但是20世纪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时代斗争和社会发展的缩影，也是诗人在革命文艺创作道路上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晶。
冯牧在《郭小川诗选·代序》中这样高度评介郭小川的创作：“他的诗篇，他的歌，使我们看到了时代前进的脚步，使我们听到了时代前进的声音。郭小川的诗并不尽是杰作，……任何一个革命的作家和诗人，只要他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只要他坚持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和正确的创作方法，他的作品就一定会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时代的精神，就象每一滴露珠都会反射出太阳的光彩一样。”郭小川的诗歌，恰恰就是那晶莹透亮的露珠，折射着我们时代的光辉。郭小川走过的革命历程，正如他在《秋歌》中所写的：“我曾有过迷乱的时刻，于今一想，顿感心痛；我曾有过灰心的日子，于今一想，顿感愧悔无穷。// 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哪怕是一分钟；//要革命，决不能止步不前，哪怕面对刀丛。//见鬼去吧，三分杂念，半斤气馁，一己声名；/滚它的吧，市侩哲学，庸人习气，懦夫行径。//面对大好形势，一片光明，而不放声歌颂；//这样的人，哪怕有一万个，也少于零。//……战士的一生，只能是战斗的一生；/战士的作风，只能是革命的作风。”
不管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肆虐时期，身心饱受“四人帮”一伙的残酷摧残，郭小川始终怀着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无比深情，讴歌不停，战斗不止。
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创作实践生涯中，郭小川始终坚持走富有独创风格的艺术道路。他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它的时代性和特殊性，社会主义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一个无产阶级诗人或作家，其作品在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的前提下，必须要有“个人特色”。而这特色“是作者的全部气质和全部修养在创作上的综合表现……”他还曾具体地指出诗要“四化”：即革命化、典型化、群众化、格律化。为了使诗歌艺术在外在形式上更充分地为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服务，郭小川曾先后借鉴和采用过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我国现代诗创作传统的民歌体、自由体、新格律体等等多种体式。而他独创的富有音韵美的“长句体”，集格律体、自由体于一身，使革命的激情和艺术形式在这里达到了更为完美的统一。在他生前，留下了若干关于无产阶级新诗发展理论方面的文章，以及与各地诗歌爱好者进行诗歌创作方面的探讨的通信。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将这些散见各处的文章和书信结集为《谈诗》出版，受到广大诗歌爱好者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从这些理论文章和通信中，不仅高度体现了郭小川作为一名革命诗人严谨求实、认真负责的端正态度，也可深切地感受到他那一贯平易近人、诚恳质朴的革命战士作风。
今天，这位革命战士诗人早已离我们而去，他生活和战斗过的那个时代也已经成为历史。但读他的诗——这些饱含着高尚革命情操和深刻哲理、留给子孙后代的革命文化遗产，依然使人热血沸腾，发人深思。从他的诗里，我们既可以读到那个特定历史过程中的人的热烈、亢奋、激动、昂扬、欢快，也可以读到往往以“痕迹”及情绪方式呈显的人的（或诗人的）悲哀与不幸。激励我们更加努力、更加奋进，继续建设和开拓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壮志雄心！
郭小川无愧于我们时代杰出歌手的称号！更无愧于“革命战士诗人”的崇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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