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就像一个大熔炉，”毛说道，“在那里，不可能变化的人也能被改变。”火车缓慢地驶过北京城厚实的、灰砖砌就的城墙，旁边是紫禁城的雉堞，这是现已消失的中国古代权力与辉煌的标志。火车停靠在一座新的西式风格的车站上，这车站又是需要外国技术与观念的标志。此时，这个年轻的、南方来的外省学生进入了政治与知识骚动的世界。七个月后，他将带着怎样挽救中国的很不同的见解，在这里，脱颖而出。
甚至在他离开长沙之前，毛还曾认真地考虑过，他是否要与其他人一块儿去法国。其中一个困难是钱。尽管他能拿出200元船票钱，但他没有另外的100元付将要进行的语言培训费。事实上，语言看来是个关键问题：毛一生都在为精通英语而斗争，尽管他最终学会了借助字典阅读，但用英语会话还远远不够。他显然觉得，置身于法语环境对他来说会更糟糕。他的外语听力很差，甚至北京方言课对他也是一种考验，到那段日子结束时，他仍然保留了一口混浊的湖南土音，同省人一听就能听出是湘潭口音。他不去法国也有另外的考虑。毛依然觉得他的未来是当一名教师。他努力说服自己相信一件事，即所有的新民学会领导不能同时离开中国，这点很重要。他考虑，如果蔡和森与萧子昇到法国去，他就留在后方，保证新民学会继续促进改革事业。掌握语言并不是这样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其他的因素或许没有显得那么突出。
他后来对埃德加·斯诺说时，又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他说，“我另有打算。”
他们抵达北京后，毛与萧子昇在杨昌济教授家住了一段时间，杨教授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得到一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李大钊只比毛大五岁，但他在知识界的重要地位与在国内的声望，都高出了他的同时代人。一个完美的、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他有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短而硬的黑胡须，小小的金属边的眼镜，使他看起来像一位中国的巴枯宁，李新近进了陈独秀当主任的北大文学系，与陈共同编辑《新青年》杂志，这是毛特别喜爱的杂志。这所古老的大学图书馆离紫禁城不远，它东南方的塔形高楼里李大钊办公室的隔壁，就是毛工作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干每件事，都是毛所希望的。他自豪地告诉家人，他已经得到“一个职位……作为北京大学的一名职员”。这是透出无限惊喜的声音，但现实却是深深的沮丧：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话。
毛再次成为大池塘中的一尾小鱼。近二十年后，在他对往事的回忆中，仍然能感觉到一种挥之不去的怨愤。有一次，当他试图在胡适讲演后提一个问题时，这个比毛大两岁的伟人曾倡导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其时，他完成了他的一个研究课题《中国哲学史大纲》，他发现这个提问的人不是学生，而只是图书馆的助理员，便把他拂到一边。像不久前创立了北大最有影响的改革社团“新潮社”的傅斯年一样的更年轻的学生领袖们，也同样对他很冷淡。
结合这些烦恼，还有首都的生活费很高。他每月八块大洋的工资———一半付了黄包车夫的工钱，剩下的只能维持最起码的生活。他与萧子昇及其他六个湖南学生一起，租了几间房子。这是一幢北京传统的灰砖灰瓦的平房，在一个小四合院里，位于景山附近的三眼井，距大学约2英里。他们租的房子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他们八个年轻人共有一件御寒的外套，这就意味着，在最冷的天气，气温到零下10度的时候，他们不得不轮流穿它出门。屋里有一个矮小膛大的火炉，但他们没有钱买煤块或煤泥烧热炕，晚上，他们挤作一团取暖。“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毛回忆道，“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无论如何，他已逐渐开始在北京城里找到了他的位置。那些鼓励他的人中，有一个是邵飘萍，邵领导了新闻学研究会，是一位作家，若干年后，毛还记得他像“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他也遇见过陈独秀，陈所坚决主张的、传统的中国文化全部改变必须具备现代化这一条件，这一点影响了他。他后来说：“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他也参加过哲学研究会的会议，他和他的同伴们都沉浸在一些研讨会和杂志所宣扬的“最新的理论学术”中，这些研讨会和杂志在那年冬天与第二年春天，纷纷从北大校园里冒出来。
与其他受过教育的中国年轻人一样，毛依然在“找寻出路”，由于中西方观念如此之丰富，它们有时候互相支撑，有时候互相驳难，这即使毛迷惑，也深深吸引了他。“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他回忆道，“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乌托邦思想来源于江亢虎与康有为，江是中国社会党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领袖，1911年辛亥革命时，毛在长沙当兵时偶然见到过他写的东西；康有为曾试着把欧几里德数学的唯物主义普遍性与传统的中国唯心论联合起来，描绘一个伟大和谐的王国，在那里，家庭和民族均已消失，全世界的公民都生活在自我调节的经济共同体中，没有种族或性别的差异。在这一问题上，毛已被这种见解冲昏了头脑，一度设想，当“天下所有的人都成为圣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消灭全部的现存法律，呼吸和谐的空气，畅饮水晶似的清澈的海水”。几个月后，他又推翻了自己的设想，他写道：“我肯定，一旦我们进入（这样的世界），竞争与倾轧的波涛会突然爆发。”在毛的幻想中，永远带有康有为浪漫的乌托邦之梦。永远有康的部分思想，即渴望成为一位贤明的君主，如他设想的那样，自由地散步于“上帝创造的世界，希望与所有活着的生命共享他神圣的变化”。
受梁启超的影响，他深信，不摧毁旧的东西，新秩序就不能够建立。当明代哲学家与战略家王阳明的思想鼓励他把个人与社会、理论与实践、知识与愿望、思想与行动联系起来的时候，亚当·斯密、赫胥黎与斯宾塞的思想又使他把他的那些思想称为“老式的自由主义”。从明代爱国者、湖南人王夫之那里，他又汲取了世界在永远变化的思想，在这种变化中，事物的无常是由物质世界的辩证法的矛盾性所制约的，这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法则。
毛不加批判地吸收了这些人的思想。在赞成或抵制之前，他试图掂量一下每一种思想的分量，常常是刚接纳一种思想，只不过几个月，就又放弃了它。在他努力向政治靠拢的过程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兼有“内心世界深刻的反思与外部世界观察所得到的知识”。
目的是寻找一种能把这些毫无联系的思想融合为一个紧密的整体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是他最初的选择。1918年，还没有一本可以看的马克思或列宁著作的中文译本。
这时候，毛被无政府主义吸引，无政府主义思想正被在巴黎和东京的中国人小组接收并发展。无政府主义的诱惑是由于官方当局的抵制，这是由于中国年轻人的目的是破坏来自儒家家庭体制的扼杀人性的习俗，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变革的远景就是产生一个和平谐调的新时代，这些都引起中国人的共鸣。
在激进派校长蔡元培的影响下，北京大学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的重要中心。有些课程用世界语上课，这是无政府主义者为他们新的自由国度的世界选择的语言。对毛而言，无政府主义是一个新发现。若干年后，他承认他曾“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并且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它在中国可能有的实用性。
由于毛当时对马克思主义与它在俄国的革命者—————列宁全然无知，甚至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都没有注意，由于他明确地不赞成革命暴力，所以他选择的路就在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明显地表现出来。自从三年之前，毛奋起抗拒“屠夫汤”的残酷统治以来，汤的苛政已日趋平静与稳定，这就证明了毛的抗拒是正当的，从那以后，毛的思想已成熟。毛已经25岁了，他开始更深地思考有关的意义与结果，以及这样的意义中所暗示的社会形态。无政府主义，由于它在教育、个人愿望以及自身的道德修养方面所强调的要点，比马克思主义要更符合毛从康有为那里接受的世界乌托邦主义，也更符合他的传统的、中国学者在德行与榜样的力量上的信仰。当毛离开北京的时候，他或许没有成为一个羽翼丰满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未来的12个月，无政府主义那时已被中国接受，毛也有了一种它的主要信徒的感觉，这种感觉为他一生的政治行为提供了参考。
毛在北京度过的那个冬天，也在其他方面影响着他。1918年的中国首都，痛苦与振奋、光荣与世俗相交替，已成为国家变化的代名词。在逐渐褪色的紫禁城的红墙后面，废黜的年轻的宣统皇帝依然在那儿生活，1000多个太监为他服务。满族人、他们的家庭与亲戚，总计已达首都100万人口的1/3。驼队从北部长城外来临。身穿绣花织锦缎长袍的达官贵人坐在已经过时的、带有玻璃窗的轿子里，他们的随从骑着粗毛蓬松的蒙古矮种马，在轿前开道。
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毛的记忆中，不是旧与新、古代的宏伟壮观与西式的现代的事物，也不是北京的肮脏贫穷与喧闹繁华之间的不谐调———像一位西方居民说的，“一种不和谐的音调，一座地狱，那在欧洲是没有东西可比的”———而是一种永恒的美：
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这里同样有一个年轻浪漫的学生，三年前，他为了躲避广西军的劫掠逃离长沙，现在他在这里给萧子昇描写稻田里的宝石绿，新稻秧的一片绚丽色彩。“暖气上蒸，”毛那时这样写道，“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在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曾把《离骚》抄在笔记本上，《离骚》是屈原创作的感伤的长诗，这个公元前3世纪的不幸的政治家，中国的王公大臣的十全十美的典范，中国人每年在端午节纪念他。毛对诗歌的喜爱，使他在东山高级小学堂的那段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格外有光彩，而且这种爱好继续伴随他度过了以后所有的动乱不安的岁月，这一爱好，也成为一种崇高的副旋律，调节了战争的野蛮，并使他从革命斗争的枯燥乏味的逻辑中走出来。
1919年3月，毛得到母亲病重的消息。他与新民学会第一批赴法人员一起离京赴沪，他们出发去法国，而他决定继续向前，进行另一次远行。当他最后抵达长沙时，距他在上海为朋友送行已经三个星期了，他发现母亲已由弟弟陪同到了长沙，在请医生治疗。结果医治无效，他母亲10月份去世，她死于今天很容易治的淋巴腺炎。他父亲几个月后也患了伤寒，随他母亲而去。
毛感到深深的内疚，这不仅由于他的离家，而是因为上一年的秋天，他已经答应接他的母亲到长沙来治病，而毛并没有为她做什么。在给他舅舅的信中，他企图证明自己是对的。“当我听到（她）生病的消息时，她（已经病危），”他写道，“（我）匆匆忙忙赶回来照顾她。”众所周知，这是不真实的。母亲去世后，他曾写信给一个亲近的朋友，那个朋友也新近丧母，他信上就写得更坦率：“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若干年后，一想到他没有尽孝顺父母的责任，他就难以安宁。在保安，他对斯诺说他母亲去世时，他还是个学生，学习期间只能审慎行事。
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毛抽出一半时间工作，在当地的初级小学教历史。当时，无论湖南，还是中国其他地方，几乎立刻就融进新的政治风暴之中。
五四运动，就像这些事情后来称呼的那样，它孕育了一场民族复兴的全国性运动，扩展到中国的每个角落，激发起文化、政治与社会变革的浪潮，永远作为中国近代与现代历史的界限。
毛在这些早期的活动舞台上，只是起了一点小作用。5月来，他帮忙建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湖南学联派出纠察组，参与商人同业工会的工作，保护联合抵制购买日货的活动照常进行，据传说，他写了一份“强烈呼吁”，在那上面强烈要求国家抵抗。
毛非常迅速地就认识到，无论如何，这样的努力外表上就是针对手边的主要任务。对毛来说，如同对北京的陈独秀、李大钊一样，联合抵制购买日货与山东主权问题都只不过是中华民族不安的征兆，其根源与救治，那是更深刻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调动群众的感情是极其珍贵的。但是，如果要实现最后的变革，需要引导这种国家被凌辱的感情，以便带来根本的政治改革。五四运动只是催化剂，它所释放的能量，一定要用来激发中国复兴的希望，而不是被那些懦夫浪费掉，就像曹汝霖与他的两个同伴被撤职那样，这是随着北京政府在6月初的大吹大擂，或是随着下个月象征性地拒绝在巴黎和谈上签字所宣布的。
由于脑海中的这一目的，也由于学生联合会主席彭璜的支持，彭璜是毛新民学会的同事，毛决定出版一种周报《湘江评论》，它的宗旨是为彻底的改革进行宣传鼓动。在7月14日出版的创刊号宣言中，他明确宣布，并坚持自己的主张：
于今却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
时机到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
他试图用一篇长篇论文来回答那个问题，文章题目是《民众的大联合》，分三次连载于7月底8月初出版的《湘江评论》上。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述了当“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毛写道，只要他们联合起来斗争，没有力量可以抵挡他们。
这篇论文是非凡的，不仅因为他观点鲜明，感染力强，他对未来充满了泰然自若的信心，与他内含的诸如对改革的原动力的周密的考察，而且因为他提出了实现目标的连贯一致的、实践中可行的步骤。这样就使这篇文章比那时候中国出版的400多种学生刊物中大量文章更出色。那些刊物长沙有15种，一时间纷纷转载毛的这篇论文，《湘江评论》誉满全国。自由主义哲学家胡适，在九个多月前曾冷落过毛，现在他也描述这篇文章是那时候“最重要的文章之一”，赞扬文章的作者“极其深远的眼光与有力的、恰当的论辩”。李大钊在自己主编的《每周评论》上转载了它。《新潮》的领袖罗家伦是另一位赞扬这篇文章的人，毛还是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罗曾藐视毛的提议，现在，他赞扬这篇文章表达了学生运动的最本质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由于毛思想认识的发展，这篇文章组织内容上所包含的一些新的重点内容，最后导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可是，这时他仍然继续关注世界革命风云，他一直认为，世界革命正在从列宁格勒东移到亚洲，这一阶段，他在实质上仍属于无政府主义。他的一些文章涉及教育方针、女权斗争以及众所周知的无政府主义的论题，如“是否保留国家，是否保留家庭、婚姻，以及财产是公有，还是私有”。
为广大读者写文章，第一次给毛提供了一个机会，把他在学生时代就擅长发挥的分析方法运用到当代政治中去，在《民众的大联合》中，他论述压迫与反压迫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这就完全在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之外了。历史变动的感觉使他对德国战败做出评价：“我们执因果而看历史，高兴和沉痛，常相联系，不可分开。一方的高兴到了极点，一方的沉痛也必到极点。”因此，1790年，俄、普、奥神圣同盟入侵法国也就隐含了拿破仑上升的萌芽；1815年拿破仑被普鲁士征服又为法国1870年的战胜创造了条件，这必然又为1918年德国的战败埋下了根源。
事情还没有结束：被爱丽丝在凡尔赛利用的苛刻条件又造成了另一次不可避免的斗争周期。毛写：“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
毛对德国有点同情，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也有这种同情，这反映了对它的“突出的力量”与“伟大的精神”的钦佩，这种力量与精神使德国可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因此，他的历史意识使他具有先见之明，那时候，很少有人能这样。
（他在7月末写道）我们应知道日本与德国，是屡次寻奸未遂的狗男女，他们虽未遂，那寻奸的念头，是永远不会打断的。日本的强权政府军阀浪人不铲除，德国的爱尔倍政府不革命，奸夫和淫妇，还未拆开，危险正多呢。
毛写下这些句子时，他才25岁。
到1919年8月初，中国好不容易才恢复了平静。北京政府做出象征性的赔礼，斗争与示威活动才告结束。
只是在湖南，还继续有摩擦。张总督在一次学生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被四个警卫员煽动狂喊狂叫：“不许你们上街游行，不许你们集会……你们要努力学习，好好教书。如果你们不听，我要砍掉你们的脑袋!”不久，学联被取缔，学联主席彭璜逃往上海。
毛留给人的印象不深。8月4日，《湘江评论》上发表了一份刻意恶作剧的请求书，这是毛自己写的，请求督军答应重新开禁长沙最主要的报纸《大公报》。
督军张敬尧的反应可想而知。尽管毛主张《湘江评论》只涉及社会与学术研究方面的内容，接下来发行的一期刊物被没收，杂志被勒令停办。几天后，一队由张敬尧的养子率领的士兵，刺杀了两个年轻的激进分子，他们俩是从上海来长沙帮助学生们组织反对日本的联合抵制购买日货活动的。9月，毛接替了另一种学生杂志《新湖南》的编辑工作，在第一次发行的刊物中，毛挑战性地宣告：“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四星期以后，《新湖南》也被取缔。
当他重新开始写作的时候，他写得比一个月前更多。张被迫答应《大公报》开禁，这是由于他中国女人似的窘迫处境，以及他头脑中儒家家庭至高无上的思想的束缚所致。
那年秋天，长沙发生了一件特别可怕的事。一个年轻女子由父母做主嫁给一个年老的商人做续弦，她叫赵五贞，23岁，穿着红绸新嫁衣坐在花轿中，被人抬往她未来的丈夫家。但是，到达夫家打开轿门时，人们发现她已经在路上用剃刀割颈自杀了。
毛由于自己已经历过的婚姻的辛酸的回忆，及他仍然沉浸在对母亲的哀悼之中，他看见他母亲陷于类似的没有爱情的结合中，这些使他陷入深思，他在两个星期内，连续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不下十篇文章。他承认要部分地责怪她的家庭强迫她嫁给一个她不爱的大龄男人，然而悲剧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制度的黑暗”，她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除了自杀，别无选择。引用一句毛特别喜爱的格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论辩说，她做的是“真正勇敢的行为”，他不赞成另一些人的看法，如彭璜，署名殷柏，彭认为她可以找到其他方法，以斗争来反抗她的命运。
毛落在社会因素与第一手观察材料方面的新的重点，使他再次检查了他的政治目的。他断定，要改变中国，首先必须改变社会。要改变社会，首先需要改变社会制度。要改变制度，又必须通过用权力改变一切开始。
他的新民学会中的一些同伴对他的看法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提出这些伟大思想，“不关心我们自身的小问题、小事情”是学者的任务。毛回答说，真正达到这一点，只要不忘记更长远的目标，实际上是有希望的。政治变化具有“最经济”、“最有效”地影响现在的形势与带来根本的改革的意义。那年冬天，当恢复实施反日的共同抵制日货，诱发了与张敬尧一决雌雄的斗争时，在毛的影响下，这一重实效的、环环相扣的理论被长沙的学生们采纳。
12月2日，五千余名学生与一些商会代表、国货促进会成员、工厂的工人、职员，向从前的教育会坪进发。他们在那里集合，并计划烧毁14箱走私的日本衣料。当会议进程接近高潮时，几千士兵由督军的小弟张敬塘率领，从周围的马路上源源不断地跑过来，并包围了集会示威者，他们手中的来复枪已准备好。
这件事附带的细节成了湖南人驱赶张敬尧最后的法宝。张所侮辱的那些人都是当地一些杰出人物的儿女。那年夏天，长沙银行家中的一个头面人物告诉他熟识的外国人：“这一次，问题出在穿长袍的阶层中，而不是短衣民众……由于长沙被洗劫，并得以摆脱张敬尧的统治，这比不得不继续长期处于目前状况要好。”北方人统治了18个月以后，地方经济已经崩溃。许多地区，军队甚至领不到军费，他们于是怂恿张，要他像其他地方的一些军阀那样，给农民发布秘密命令，恢复种植鸦片，尽管鸦片种植已被权力机构明令禁止(北京政府发布了一条新的总统令禁止种它)，但是，种鸦片却能每年为国家产生大量的税款。现在，地方绅士们使督军下决心去干这事。
长沙人采取对策以后的两个星期，一个秘密代表团驱张请愿团到达北京，为驱张积极活动。毛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他承担了揭发这个“人民的新贵”祸湘罪恶的任务，把有关反张运动的材料和消息发稿给一些中文报纸。学生们在武汉发现了45袋可提制鸦片的罂粟种子，每袋重达200磅，都堆在车站的货棚里，等待用船运往长沙，货上写的姓名地点都是张敬尧的，这个“新贵”显然抢先了一步。接下来的两周，代表团提出请愿要求，谴责张“贪得无厌”与“残酷的统治”。他们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毛参加了，他与一个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官员以及几个湘籍议员发誓，如果不解除张的职务，他们就放弃自己的席位，但是，督军还是牢牢地留在他的位置上。2月底，受挫的代表们感到他们再无法可想了。
四个月后，张最后倒台，这不是因为民众的反对，而是军阀政治方面的原因。1920年5月，吴佩孚感觉到，在他的直系与竞争对手安福系政府间充满了斗争，这斗争正到了紧要关头，吴决定帮助谭延闿的南方力量重新控制湖南，他自己率领北方军队到北京去与段祺瑞斗争。6月11日，督军逃跑了，一场倾销军需品的爆发标志了他的离开。作为一种独特的最后的表示，他从当地商人们那里勒索了最后的100万元，这是他以烧毁长沙城、杀死他们的领袖相威胁勒索来的。
如果说，毛去北京的错误是他在政治实践的考试中的一次失败，那么这次失败在他最后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变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还是去年夏天，张敬尧对学生的镇压到达顶点，《湘江评论》被取缔的时候，他曾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该会的目标之一就是留神怎样才能促进“民众的大联合”。研究会的眼界是折中的，所排列的课题达一百多个，因为这些刊物打算涉及的范围很广，表明五四运动激发出无限的能量。
这个研究会曾经被那一年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一段著名的争论吸引。胡适论辩说，中国需要“多研究问题，少谈论主义”。李大钊争论说，没有“主义”，问题也不能弄懂。毛在1919年9月，对双方试图采取一种骑墙观望的态度。
几个月过去了，无论如何，“主义”已显得更加突出。主要影响是李大钊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几乎在一夜之间，毛的语言改变了。毛第一次开始认识到，他要改变的那个制度，实际上在本质上是经济的，他宣布，“现代以前……男女之间，恋爱只算附属，中心关系……”是“经济就是为资本主义所支配”。如果要改变婚姻制度，妇女一定要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如果要改变社会，一定要消灭老的经济关系，在它们的位置上建立起新的经济制度。一个月以后，毛开始像“同志”那样谈到他的新民学会的同事，像“受苦人”一样谈到劳动人民。
1920年春，苏联否定了“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个条约，苏联可以像其他列强一样，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苏联的这一决定，激起中国人民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感激之情，并且对遵循这种主义的中国激进分子产生极大的兴趣。
毛对此留下深刻印象，并试图研究所有他可能了解到的关于莫斯科新政权的一切。他告诉一个朋友，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文明国”。他极渴望到那儿去，亲自去看看共产主义，他对李大钊谈到组织留俄队、选派年轻人到莫斯科勤工俭学的计划的可能性，这与中国青年旅法勤工俭学的方案类似。在这时候，他甚至宣布要研究苏联。但是关于出国旅行的意义，他在内心仍是深深地矛盾着。他抱怨说：“‘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后来他又渴望地加上了几种办法：“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最后，他解决了自己进退两难的窘境，就是推迟出国，暂时在国内潜心研究各种学问。
即使在北京，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那时在中国，很少能得到马克思主义的作品。直到1920年3月，毛启程赴沪之时，《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的译本才刚出现，直到那年年底，才能找到几本列宁写的东西。中国这方面的书太少了，毛渴望地到处寻找。《共产党宣言》特别深刻地影响了他。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宣扬非暴力的革命，也影响了他。其时，李大钊在北京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也像陈独秀信仰共产主义一样，给他以鼓励，毛后来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毛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术那样来接受，依旧要很长时间。陈独秀已经到了上海，即将创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与“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毛正在热情地发起日本的“新村”运动，这个运动设想建立以克鲁泡特金的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互相帮助，财富共有，半工半读，作为没有阶级的、无政府社会的和平创造物。在新村中，体力劳动是必要的，并要缩小城镇与国家，学生与社会之间的差别，要求人们从农民的狭隘中走出来，向他们宣传现代思想，显然很像苏联的学生被派到农村宣传布尔什维克思想。
那年夏天，在北京及其他地方，几个这样的方案已经失败以后，毛也承认，这种社会是不切实际的。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新村”思想。一年后，他在长沙创立了一所“自修大学”，这所大学以公社制生活原则为基础，学员决心学习、研究并“实践共产主义”。他还在长沙创办了一个“文化书社”，在湖南省传播五·四运动酿成的新文化。马克思主义还是没有对他形成最主要的影响。文化书社卖的多是克鲁泡特金、胡适与约翰·杜威的书，而考茨基、马克思的书较少。毛当时认为：教导“教育是生活，学校是社会”的杜威，与罗素和法国思想家亨利·伯格森并列为当代三个伟大的哲学家。
若干年后，毛在保安告诉斯诺，大约1920年夏天，他已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不太真实。他那时对一个朋友承认，他依旧不知道信仰什么。实际上，毛的思想远离了启蒙的源头，那年夏天，他的马克思主义恰好是他思想混乱的另一个因素。他曾因没有更好地组织起来而严厉地责备自己。
研究儒教的愿望，在一个强烈信奉激进思想的人来说，听起来很陌生。但对于1920年的毛泽东来说，中国文化仍然是每一件一定要做的事情的根据———在他的有生之年一直这样。
“文化书社”在出售的无政府主义书籍旁边，也备有绝对传统的出版物，如用传统的文学语言描写的新版本《水浒传》。1920年春，毛最终能够游览两年前他就表示要去的一些地方时，他的足迹首先踏上那些留有古人遗迹的著名的文化景观：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颗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登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冯玉祥将军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我在北海湾的冰上散步。我沿着洞庭湖环行，绕保定城墙走了一圈。《三国》上有名的徐州城墙，历史上也有盛名的南京城墙，我都环绕过一次……这些事情，我在那时看来，是可以同步行游历湖南相比美的。
16年后，那次旅行的价值，斯诺了解得更清楚，对毛来说，那次穿越中国部分地区的旅行与他的人生旅程取得的成就一样，都到达了一个新的“主义”的外国世界，这是他所坚持的解决中国未来问题的关键。
在张敬尧被迫放弃湖南总督职务之前，一场生机勃勃的辩论就围绕一个问题展开了，这就是，一旦张走了，湖南省该怎样统治。孙中山创立的“中华共和”现在作为一种失败被人们广泛注意。1913年以来，湖南已经由三个北洋军阀统治———汤屠夫、傅暴君与张毒———一个比一个坏。数万湖南人死于毫无价值的内战；千千万万人流离失所。最后两年的野蛮状况，使湖南省的精英中的保守分子与激进分子都同样相信，湖南由湖南人来统治会更好。有人建议湖南省宣布独立，这只是个小手段———不仅用语言宣布，而且用事实证明———首先从北京政府独立出来，并且从中国的其他地方独立出来。1920年，新口号就是“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湘人治湘”的口号重新回响，生活在19世纪的人曾经议论过的古老的“独立王国”精神，经历了一次戏剧性的复兴。
毛一开始对此表示怀疑，但还不到三个星期，他就被说服了，参与了彭璜创立的“湖南改造促成会”的工作，湖南改造促成会的基地在上海，是由一个湘籍富商集团资助的。
接下来的两个月，社会各阶层的湖南人，从烧毁的农村里的农民到城里的大商人，在张敬尧的部队造成的毁灭性的破坏以后，都在忙于修补他们被破坏了的生活，也对政治有了更多的想法。毛与他的弟弟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在韶山料理家务，由于他是长子，他现在要带头。在长沙，谭延闿开始了他的第三次政治生涯，他拼凑起湖南省的行政机关。但是，他拒绝“督军”或“省长”的名称，更喜欢接受湘军“总司令”的称呼，是他领导的湘军使长沙城获得自由。
湖南省在名称上和事实上都是北京政府控制的一个省，而它未来的政府形式尚未决定。8月末，这一争端又由熊希龄提出来了，熊是民国早期的国务总理兼财政部长，湖南学者。他建议，新省长要由地方议员、教育界人士、商会成员组成的一个团体选举产生。紧接着又有人反对，提出反提案。当毛9月初回到长沙时，他发现这一争论再次活跃起来。他立刻写了文章，此文发表在《大公报》上。他宣称：“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湖南要从“没有基础的大中国”中独立出来，成为“二十七国”的第一个，变化将开创新进程，导致新的进步力量的“彻底的总革命”。
谭延闿犹豫了。自治运动要授予广泛的合法性，这将使他丢失职位，使他这个地方军司令的野心受挫。但是，他要保证，一切评议要继续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
在10月7日的各界建议人的公开会议上，这一请求被批准，在会议上，毛强烈要求他的市民伙伴们不要让自治运动提供的大好机会滑走：
长沙的市民……你们成功，（那湖南的）三千万人蒙福。你们失败，三千万人受祸。你们的责任真不轻……西洋各国的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无一不起于市民运动。不但现在俄德诸国震荡全球的大举动，是起于市民，就是中世的自由都市，从专制家手里争得‘自由民’的地位，也是惟市民才是……市民呵!起来。创造未来湖南的黄金世界只在今日。
两天以后，正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队伍冒着倾盆大雨，在老城区狭窄的马路上迂回前进，旗帜飞扬，乐队奏乐，向湘军司令部进发，谭目睹了这一场面。
毛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清楚地阐明了，他们的目的不是“湘人”———换句谭的话说———治湘，“（因为那时）把统治者做主人，把被统治者做奴隶”；他们的目的是强调“由人民自治”。
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玩文字游戏。毛自己也承认，在一个90%人口是文盲的国家中，进行一场清除反革命政党、肃清上流社会与中产阶级的、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列宁主义形式的革命，是不需要的。最好的办法是，希望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发动一场运动。从外部“推动事物向前发展”。
但是，即使那些要求停止某些行动的警告，也使保守主义者感到惊恐。“湖南文明”是一件事，“人民自治”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双十节游行期间，游行队伍不顾组织者防止混乱的警告，已经爬上省议会大楼的屋顶———省议会是象征少数特殊人统治的标志———在欢呼与辱骂声中扯下了议会旗子。第二天，谭抓住这件事做文章，说这次事件就印证了激进分子提倡的那种人民自治是不切实际的，并宣布他收回对人民自治的支持。
这次运动失败了。
11月1日，约翰·杜威与伯特兰·罗素都正在中国参观访问，在长沙符合宪法规定的各工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演说；这次联席会议毛也参加了。但会议没有结果。几星期后，湘军司令赵恒惕恰好是用了某种军事压力的方法赶走了谭，谭由于胆怯，遭受了狠狠地回敬，这时，他才寄希望于人民自治来阻止赵。
赵恒惕命令起草他自己的省宪法，这部宪法在第二年4月发布，并于1922年1月颁布。但它只是毛和他的朋友们曾为此而斗争的“彻底自治”的一个苍白的幻影。赵一度与广东的南方政府保持友好关系，并因为是中国联邦制的主要建议者而成为闻名的人物。事实是，无论怎样，都是一个军阀接替了另一个军阀，正如毛曾经警告或许会发生的那样。赵恒惕担任湖南省长，一直持续到1926年，那时候，也轮到他被另一个难以驾驭的军事首领赶下台。
对毛来说，自治运动的失败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令人沮丧的事。他告诉朋友，他在上一年的全部努力都“无大效”。
这件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激起一次兴奋的灵魂深处的自我反省，毛因每一件事而责怪自己，从感情上的缺点到他研究过程中的不足。他本能地感到，以前通过新民学会所设想的方法，在反对张敬尧的斗争中已行不通了。未来的任务与活动是现在应该认真考虑的主题。
毛相信，现在需要“具有献身精神的同志组织”来分担共同的目标，这些同志将结合起他们的智谋，为彻底的改革制定出联合战略。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哪一种主义？那年7月，旅法小组的16人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思想分歧。在位于巴黎南部60英里的蒙达尔尼的一次会议上，他们是为语言学习到那里的，蔡和森争论说，中国需要苏联方式的革命。萧子昇不同意，他提出了一种稳健的、吸取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改革纲领，这与毛泽东一年多以前在《湘江评论》中拥护的以教育为基础和共同救助的看法类似。由于社会指导原则向“改造中国与世界”妥协，不同之处就被掩盖了。但萧子昇与蔡和森后来分别写信给毛，表明他们互相争论的立场。
毛还是一个很难改变自己的信仰的人。在这一点上，蔡和森就不一样，蔡是立刻就理解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并且热情地接受了它，毛到了厌恶自己的地步。“蔡是理论家，毛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的朋友这样说。最后使毛赞同他所宣传的苏联的“恐怖主义的策略”的还是现实主义。
他断定萧子昇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并且表达了“对（蔡）和森的观点的深切的赞同”。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的18个成员冒着暴风雪，赶路去长沙的文化书社开会，在那儿讨论了两天以后，他们投票表决，结果12∶3，赞成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社会共同目标的有12人，另外有3人态度未定。他们决定把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改为“共产主义小组”，毛、贺明范、彭璜、何叔衡与另一位教师作为该小组首批成员。1月13日，主要由学生与新民学会成员组成的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也举行了它的成立大会。毛从上海得到了地下刊物《共产党》的复印件，这是陈独秀的上海共产党小组出版的刊物，他们在11月开始起草并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草稿。宣言提倡生产资料公有制，取消国家，创立没有阶级的社会。
此后不久，毛写信给蔡和森，明确地否定了把无政府主义作为注重实践的政治学术，赞同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正在创立的新的政党的哲学根据。他完全改变了。
毛的马克思主义永远带有一点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但是，对“主义”的长期探求到此结束了。
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是1920年毛的生活中惟一的变化，他的个人生活也戏剧性地改变了。当他做学生时，他身无分文，这情况一直持续到他毕业以后。许多时候，他靠借钱勉强维持生活，这是基于互相帮助的儒家传统，有钱的朋友帮助无钱的朋友(基于这种认识，在角色转换的时候，现在的有钱人也会接受帮助)。然而，这是一种很不稳定的生活状态。若干年后，毛描述了那年春天过分夸张的那次旅行，说他离开北京不久，就花光了钱，最后几乎是以灾难告终：
不知道最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可是，像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哎哟!怎么办呢?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
在上海，毛承接了洗衣服、送报纸的工作，以此帮助付房租，那是他与三个湖南学生共同租的房子。他告诉朋友，洗衣服不是很难，但他不得不花许多工资付电车费，为的是取衣服、送衣服、送报纸。
再次回到长沙，毛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9月，他被聘为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校长，这是他第一次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不错的工作。经济好转与他在湖南省的政治变化中逐渐成为有影响的人物是一致的。这可能是毛生活中的第二个大变化。那年冬天，他与20岁的杨开慧结婚。杨开慧是他第一师范的伦理学教授杨昌济的女儿，杨先生这年1月份在北京去世。
在这个自由的小圈子中，毛变化了。在本世纪早期，中国的两性关系与同时代的欧洲或美洲没有区别，像所有的中国城市一样，长沙也有它的娱乐区，如众所周知的“柳巷区”，歌女们在那儿款待富人，粗俗的妓女招待穷人。像在英国爱德华七世时代与法国美女时代一样，妓院的名声还不那么污浊低贱。事实上，这种带有普遍性的生活方式是那些声称心中有祖国未来的每一个新的激进分子小组成员的习惯做法，从无政府主义的“六不学会”，这是蔡元培先生1912年创立的，直到毛的新民学会，都对那些参加成员规定了一条，就是禁止嫖娼，以显示他们对改良主义事业的道德上的信奉。
毛本人的态度在一首为一师的同班同学写的悼亡诗中有所暗示，那首诗是1915年他22岁时写的，“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两年以后，他把伟大人物的英雄壮举比做“人生恋爱的要求，其势力比任何要求要大，非有特别势力，绝不是能挡得住的”。他那时写道：“‘食’、‘欲’二者为根本欲望。”
出于他自己的考虑，毛在1918年冬天开始与杨开慧恋爱，他那时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他是否有机会表明他的感情，这不清楚。据萧子昇所说，那时在杨教授家吃饭，总是寂然无声，即使是在那个自由主义的家庭中，家长也不是完全为两个异性青年考虑，让他们单独在一起。但从毛写的东西中可以看出，他这时开始发出了浪漫的音符。“人生恋爱的要求，其势力比任何要求要大”，他宣称，“除开挡不住恋爱的自然势力的人，或是毁弃一切，大闹起来，闺房之内，变了两口相杀的战场，或是察洞濮上别有天地，实乃他们的秘密恋爱。”有秘密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小天地，人们才被迫放弃不抵制的、自然的爱的力量。
无论如何，爱的轨迹并不总是平稳地滑行。在他回到长沙后，他被另一个叫陶毅的年轻女子爱上了，陶就成为他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女朋友。陶毅是新民学会早期成员，他们的罗曼史明显地在1920年春夏之际持续了很长时间，那时候，他们一起在湖南自治运动中工作，一起建立了文化书社。那段时间，他们对自己的感情都听之任之，但毛在夏天又向杨开慧求婚。
在此期间，蔡和森与他的女朋友向警予从巴黎写信来说，他们已决定蔑视传统习俗，已经结婚，建立了一个“以爱为基础”的小家庭。毛无限敬佩：
我想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已有婚约的，解除婚约(我反对人道主义)。没有婚约的，实行不要婚约……我觉得凡在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我是早已宣言不愿加入这个强奸团的。
不到三个月，他结婚了。杨开慧家没有怀疑他持这种主张。由于是教授的女儿嫁给农民的儿子，杨开慧也变成一个像毛一样闻名的人物，这完全是一场社会冒险，但在长沙并没有增加多少对这事的指责，这一点远远超过了巴黎，只是附加了一个非传统的婚姻。结了婚的毛，在任何情况下有点儿抱怨的是由媒人安排的那种传统的婚姻。对他自己来说，婚姻的标准是：“男女两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尽可自由配合。”幸福的关键是自由选择。
1921年秋，他们搬到长沙小东门外清水塘地区的一幢小屋。此后几年，或许是毛一生中仅有的一段时间，他有一个真正幸福的家庭。他的长子岸英生于1922年10月，次子岸青出生于1923年11月，最小的儿子岸龙，生于1927年。出人意外，这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毛到处外出，为他们俩现在都献身的事业工作时，开慧待在家中照顾孩子。几年过去了，接下来的一件事，这个家留在长沙了。
1921年6月3日，星期五，劳埃德·特利斯提罗轮船公司“阿奎娜”号轮船从威尼斯出发后，经过六个星期的航行，这一天停靠在上海码头。上岸的旅客中有一个荷兰人，他约莫四十岁左右，一头深色短发，黝黑的小胡子，身体强健，看见他的人就会想起普鲁士部队的军官。他经历了一次难以忍受的旅行。甚至在他上船前，他还被拘留在维也纳，他在那儿申请到中国去的护照签证。一周以后，奥地利警察放了他，但是，他如果得不到通知，就不能进入所有其他的国家，只允许他进入签证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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