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省长赵恒惕如此紧张，毛还是能够从他在这个省的精英伙伴中争取到了足够的支持者，创办了"自修大学"。他在一年多以前就写信说要办这所学校，他争取到地方政府同意每年拨款2000美元，那时实际总数也如此。
学校宣布的办学目的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实际上，这所学校像是为未来的共产党积极分子进行培训，高峰期的人数达24个专职学生。开始，这个学校是由船山学社主办，校址就定在以前的船山书院，这样就使得政治意图模糊不清，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就更接近了毛最初的学术研究团体的想法，那里的教师与学生们在"实践共产主义生活"。毛也辞去了一师附中主事职务，担任这所大学的指导主任(负实际领导责任)，同时他也在第一师范教国文。何叔衡任主管教学方面的教务长。贺民范任校长，直到毛提出一些有关身体健康的异乎寻常的看法使他们闹翻为止。在长沙的盛夏酷暑中，毛鼓励学生们裸体去上课，由于时代的原因，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丑恶可耻的行为。贺民范属于更早、更守旧的一代人，他被深深地冒犯了，在其他几次意见不合以后，他们分道扬镳，关系变得很差。
在其后两年中，毛活动的主要进展就是他作为劳动工会的组织者所进行的工作。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完成，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正统观念，中共一大已经把组织产业工会作为党的主要目的。那时，中国约有150万产业工人，2.5亿农民。工厂里的情况就像狄更斯的小说中描绘的那样。
在湖南，妇女与童工比沿海租界城市一般要少一些，但在其他方面，情况很少有区别。自从中世纪以来就一直那样工作的工人与手艺人，直到1920年，才由传统的同业工会组织起来。但在那年11月，两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的学生黄爱与庞人铨，组织起了一个独立的团体---湖南劳工会。到第二年8月，共产党在马林的建议下，建立了张国焘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毛担任他下属的长沙分部的领导，这时，长沙劳工会已有2000名成员，并且已在城里的华氏棉纺厂领导了一次成功的斗争。
庞人铨是湘潭人，家在距韶山10英里的一个农村。1921年9月，毛陪同他到安源煤矿去考察。安源煤矿是湘赣交界处官僚资本企业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他们是为组织工人而去看看那里存在的可能性。这次旅行本身没有确切的结果，但两个月后，那种联系有了充分的发展，这使得毛写了一篇文章给劳工会的报纸《劳工周刊》。毛在文章中写道：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于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更多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还在于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宗旨所在，希望劳工会诸君特别注意的。此后不久，黄爱与庞人铨秘密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帮助组织了一次群众游行集会，大会参与者近万人，强烈抗议外国列强为发展在中国的经济特权而耍的花招。毛的策略，就是指派无政府主义者当代表，并逐步把他们的活动中心转变到更加马克思主义的议事日程上，这个策略看来是成功的。
但那以后，1922年1月，灾难降临了。新年假期结束以后，华氏棉纺厂的2000名工人得到厂方正在扣除他们的年终奖金的消息后，举行了罢工。他们砸坏了设备与机器，与公司的警察打起来，在这次战斗中三名工人惨遭杀害。1月14日，身为公司主要股东的赵恒惕宣布，这次斗争是"反政府行为"，并派了一营部队进厂。这些人在工厂里胡乱搅和一阵以后，用机枪对准工人，强迫他们恢复生产。第二天，1月15日，工人需要帮助的请求被悄悄带出厂，劳工会突然采取了行动。传来了赵省长请两个年轻的组织者到棉纺厂来谈判的消息。但是，16日黄昏，当黄、庞二人到达时，便被扣留，他们被带到省政府，赵省长终于在那儿审问了他们。最后，厂方发给了工人们奖金，但黄与庞被带到浏阳门外斩首，劳工会被取消。
黄爱与庞人铨的死，正是在赵恒惕颁布了一部表面自由的省宪法以后三个星期还不到的时候，那部省宪法把湖南人民自治的原则奉为神明，他们被害的消息震动了全中国。孙中山极力主张惩处赵恒惕。北大的蔡元培及另外一些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致电抗议。那年3月与4月的大部分时间，毛都是在上海度过的，他在中文报刊上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反赵运动。甚至连《华北先驱》也明确表示赵省长的做法是"不可饶恕的"。
4月1日，赵发表了一篇长长的、极具防御性的声明，为他的举动辩解。
没有一个人相信赵辩解的话。但是，由于他否认处死刑是针对劳工会的积极分子，并且清楚地表明工人利益的追求是合法的，这就为恢复工人运动打开了一条通道。
毛的下一步行动，就是发展工人夜校的各级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他不知不觉地得到了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帮助，由于湖南政府的支持，基督教青年会正在发动一场群众自身的教育运动。共产党员被组织起来，自愿去做夜校的教师，毛编写了一本简明的教科书，在文学辅助读物的掩护下，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最成功的冒险活动是在安源，毛派了李立三作为专职组织者在那儿活动。李立三，同样是一个经验不足的年轻人，六年前，毛为新民学会征召会员时，李就是给予毛"半个答复"的人，他在法国就加入了共产党。毛现在并不比以前更喜欢他，但是他已证明了是个第一流的工会组织者，他在后来说服安源的地方行政官批准了"路矿工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以其拥有图书馆、教室与娱乐活动中心而自豪。四个月后，俱乐部就有7000名成员。此时，毛有时由杨开慧陪伴，到这个省所辖的所有的工厂与铁路仓库去，为在其他地方建立新的俱乐部估算资金，杨开慧这时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上海党中央已经发出指示，应该最优先考虑在铁路工人中进行组织劳动工会的宣传。铁路工人俱乐部已在长沙建立了，8月还要在岳州建一个，岳州在北往汉口的主干线上。
在岳州遇到了麻烦。9月9日，星期六，一群工人在铁路上封锁了铁路线，要求提高工资，并提出一些并不过分的改善福利的措施。有关当局派了军队来驱赶他们，杀死了六个工人，还把许多人打成重伤，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他们也来支援他们家的男人，当消息传到长沙时，毛发了一封煽动性的电报给其他工人组织，寻求他们的支持：
劳工会的全体工人朋友们！如此黑暗、残酷与令人痛苦的压迫，只是在我们工人阶级的身上才能看到。我们该多么愤怒？我们该怎样痛苦地仇恨？我们该怎样起来有力地反抗？报仇吧！全国的工人朋友们，起来与敌人斗争吧！
赵恒惕将要保持中立地位的消息被大家知道了。岳州是由忠于吴佩孚的北方军队驻守的，吴是北京直系军阀的头领，由于这一点，赵把他看做敌手，往北的铁路线上的任何一点混乱都对赵自己有利。
这些事情迟至下周一晚上才传到安源。安源的矿业公司拒付工人要求增加的工资，问题已经在那儿酝酿了一段时间了。现在，毛极力主张，安源人罢工的时刻来到了。李立三拟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并且决定在9月13日午夜，即48小时后，砍倒矿山的电线杆，停止供电;开始在矿山用大树设路障，路障前插着三角旗，旗上写着挑战性的语言:"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矿工们留下两台发电机继续运转，以防矿山进水。但是，一直到周末，还没有进行谈判，于是就有了切断电源的号召。那时，矿山董事们投降了，通过了全面提高50%工资的决定;承认工会;增加假期与奖励条件;支付增加的工资;结束传统的劳动合同制度，根据这个制度，中间人可以为自己提取劳工每年的一半工资。几天以后，来自全国四个主要铁路系统的一千多名代表聚集在汉口，提出立刻增加工资的要求，否则全国性的铁路工人的斗争就要开始了。他们的要求得以满足。
在路矿工人斗争的时候，毛的作用是间接的。作为湖南省的共产党书记，他领导了斗争运动，并且作为他的政治代言人那样在活动，但他没有积极地直接参加斗争。一个星期以后，在省会长沙开始了泥木工人(泥瓦工与木工)的斗争，这次斗争，他更直接地介入其中。
整个夏季，斗争已在设在鲁班庙的古老的木瓦工同业工会中酝酿。鲁班是到处游走的泥木行业工人的保护神。这些泥木工人的收入因纸币贬值而大打折扣。后来，他们请同业工会委员会说服管辖区的地方行政官员批准增加他们的工资。但是，市场经济的压力已腐蚀了同业工会的团结，与惯例相反，委员会要求同业工会的成员捐赠3000银元作为谈判资金。
一个同业工会的成员回忆，"他们消失在所有的豪华餐馆中，如'洞庭春'、'大湖南'、'曲园'，举行豪华的酒宴。这些吸血鬼酒足饭饱，却不用为我们付出一分钱。"
僵局被一名叫任树德的人打破了。这个贫苦农民出身的孤儿，20年前他还是个13岁的木工学徒时，就已参加了同业工会。去年夏天，他为船山学社干了些活，帮助新办的自修大学修缮房屋。毛以朋友的态度对待他，1922年年初，他成为长沙工人中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人。
任树德现在提议，大家都到设在鲁班庙的地方分会委员会去，要求他们解释。800人都去了，而委员会的谈判代表却躲进"五和堂"的密室，工人们不敢跟进去。在任树德的建议下，一队工人这时把毛请来了，任把毛作为工人夜校的教师介绍给大家。毛建议他们创立一个独立组织，具有"十人团"或基层组织的体制，就像铁路工人与矿工的工会那样。三个星期以后，9月5日，任树德主持了"长沙泥瓦工与木工工会"成立大会，工会一开始就有将近一千名会员，毛亲自起草了工会宪章，并指派另一名共产党员任工会秘书。
工会成立的第二个月，就像安源与岳州的路矿工人罢工一样，任与他的同事拟定了他们的斗争计划。
工会积极分子秘密发放小册子，在深夜，行政人员离开以后，他们到工地的临时工棚放火箭，就是用绳子拴住它们扔过墙，这样就瞒过士兵得到了工人们的情况。毛调动了湖南省知名人士中的一些自由主义者、谭延闿的改革派朋友，以及湖南自治运动成员的同情心。
10月4日，地方行政官员宣布，提高工资的要求已被驳回。第二天是当地的假日，工会的领导们在长沙小东门外清水塘毛的家中碰头，决定为了提高工资，为了自由权，进行一次集体罢工。
第二天，长沙城所有的建筑工作都停工了。由于同业工会的师傅们的支持，地方行政官员希望坐在局外争论。但是，冬季临近，官方当局遇到越来越大的公众们的压力，因为人们希望迅速结束这场斗争，好在严冬之前有些时间把他们的房屋维修一下。10月17日，地方行政官委派调停委员会，命令斗争的工人迅速平息罢工，但被工会拒绝。工会宣布，10月23日，星期一，工人们一起游行示威，到县署递交请愿书。游行立刻被取缔，工会领导人中间出现了一些担心情绪。取缔命令把他们描述为“煽动暴力者”，这是一个最后用以证明1月份处死黄爱与庞人铨是正当的词语。到周末，斗争的前景成败未定。
毛在星期天晚上花了大量时间与任树德和工会调停委员会成员谈话。他论辩说，现在的处境总体上与1月份的事有区别。现在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爆发了罢工运动，在这场特别的斗争中，泥瓦工与木工们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这场斗争在外表上，赵恒惕没有直接的利益，不像在华氏棉纺厂，赵是工厂的股东。此外，赵现在政治上处于孤立地位，与南方的孙中山、北方的吴佩孚都没有密切的联系。
第二天上午，几乎城里全部4000名泥瓦工与木工都在教育会坪集合，以良好的秩序向地方行政官署进发。到了那儿，他们发现主大门被一张桌子拦起来，桌子上有两个长凳，凳子上插着一根明显的箭，这是立即执行死刑的军事权利的标志。紧靠它的是一块木板，上面写着的是调停委员会最后的提议。
毛穿着工人的衣服，与他们一起在游行队伍中。一个工会代表进去了，但是几小时后传来一种说法，说是地方行政长官拒绝做任何让步。然后，又让第二个代表进去了，毛仍然在外面。黄昏时分，当外加的部队来增援官署门口的卫兵时，毛领着工人们呼口号，以保持高昂的战斗精神。夜幕降临，官方依然没有同意他们的要求。支持者们拿来了灯笼，他们准备彻底待在这里。
无拘无束地彻夜待在长沙市中心的这几千愤怒的人的期望，使赵省长很不高兴，他派了一个参谋长来试图说服大家离开。
在工人离开之前，他们取出一张字据，那上面写的是，谈判于第二天上午在省政府继续。从谈判那天开始，毛和工会领导们与赵恒惕的代表吴景鸿谈了两天多的时间。最后，省长的不使用武力的决定，行政当局为避免斗争给地方造成动乱的干涉，使斗争无须再坚持下去，吴景鸿厅长、毛、任树德，以及另外12名工会代表签署了一个协议，官方在此协议上庄重地签字盖章，承认“所有的增加工资的事都是工人与雇主之间自由契约关系的事”。
这还不是毛那个星期惟一的成功，他10月24日与厅长在省政府里谈判时，杨开慧生下一个儿子，她是因为要分娩坐月子，住到她住在郊区的母亲家去了。
12月份，毛作为新成立的工团联合会主席，参加了工会代表们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去会见赵恒惕这个长沙的政治首脑与湖南省的最高行政长官。鉴于工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商讨政府的态度。根据后来由《大公报》发表的毛的记录，赵省长向他们保证，宪法保证维护继续斗争的权利，他的政府“没有压制他们的意图”。
代表团没有得到它所希望的一切。政府拒绝保证永不干涉劳动条件，也不把工团联合会作为合法建立的组织登记。但是双方都同意有“固定的接触”，以“避免误解”。
1922年12月标志着湖南工人运动的最高峰，也标志了毛个人生活的最高点。其时，他是共产党湖南省委书记，是最成功的同业工会的组织者；他还是一个两个月男婴的父亲。在他29岁生日那天，他在衡阳附近的水口山铅锌矿掀起了这一年湖南省工人斗争的最后一次大高潮，斗争以胜利告终。
然而，在斗争的胜利之中，也还有值得引以为戒的迹象。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它被中西资本家、外国警察所组成的联盟牢牢地控制。共产党劳动组合书记部发现它不可能在上海发挥作用，就在夏天转到北京。
最后，致命的打击从北京传来。劳动组合书记部转移到北京，部分原因是由于统治北方的军阀吴佩孚，他早在1922年由于战胜了奉系军阀张作霖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被认为是个比较自由的人物。吴佩孚喜欢把他的新政府与他所憎恨的亲日的皖系做对比，表示自己优于它，并且宣布，劳动保护是他优先考虑的事情之一。共产党员得到通知，那年夏天，劳动组合书记部与它的一些省的领导，毛也在其中，向北京的国会要求制定一部劳动法，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节假日与女工产假付一定的工资，禁止使用童工。在分散行动中，李大钊已与吴的官员达成一致，这是由于六个共产党在京汉铁路线上像“秘密检察员”一样活动，京汉铁路是军队调遣的南北大动脉。吴的兴趣是从铁路工人的劳动联合会中消灭张作霖的支持者。但结果是，到那年年底，许多铁路劳动大军被组织到共产党领导的工人俱乐部中。
当时，苏联派来了一名新使者，加拉罕，他来为外交上的棘手问题进行新的会谈。苏联外交官们开始梦想孙（中山）吴（佩孚）联盟，这个联盟将把北方的军队与南方的革命军联合起来。但是，加拉罕不能满足北京提出的条件———归还俄国在满洲管理的中东铁路，以及承认中国在内蒙古的利益———这就是吴对俄国人与他们的日趋没落的当地的被保护人的兴趣。
在这样的背景下，共产党领导的京汉线上的铁路工人俱乐部号召召开代表大会，大会2月1日在郑州举行，成立了“铁路总工会”，这与毛在去年秋天在湖南创立的“粤汉铁路总工会”类似。在会议举行的前几天，吴佩孚就下令取缔它。当代表们不管怎样提前来到时，部队强占了工会总部，全国性的铁路罢工宣告开始。1923年2月7日，吴佩孚与其他军阀同时在北京、郑州、汉口采取严厉措施。这次镇压行动中，至少有40人被杀害，其中包括了汉口的支部书记，他在车站的站台上当着他的同志的面被砍头，200多人受伤。“二·七惨案”，这是众所周知的说法。
在湖南，赵恒惕在他力量能涉及的地方，继续他的艰难的尝试，注视着北方与南方，高压开始减弱。毛的工团联合会愤怒地发出了电报，严厉谴责“吴佩孚与他的名义上的伙伴曹锟领导的那些暴虐的军阀”，明确地警告，“每一个看见这些卖国贼的同胞……都恨不得吃他们的肉、剥他们的皮来铺床。”新工会在继续登记，毛派了他弟弟毛泽民与毛泽覃到安源与水口山去，帮助那里的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作。
4月，他帮助组织了一次巨大的示威游行，这次活动有6万人参加，他们冲上了长沙街头，作为全国性运动的一部分，要求日本归还旅顺与大连。但是，那已是最后的高潮。两个月后，在一次抗议日本炮艇上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杀害了两名示威者的总罢工期间，赵恒惕宣布了军事管制法，派了他的军队上街，还对工会领袖发布了逮捕令。
无论如何，毛那时已经离开了湖南。1923年1月，陈独秀邀请他到上海来，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比毛小六岁的李维汉，从前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新民学会的早期成员，他被任命接替毛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共产党领导的铁路工会的领导郭亮，担任工团联合会的领导，另一位著名的新民学会成员夏曦，担任湖南省青年团书记。对毛来说，这次到上海实际上是提升，但他显然并不急于离开湖南，一直耽搁到4月中旬，他才告别杨开慧和他尚在襁褓中的儿子，登上长江大轮，这条船载着他直抵上海。
陈独秀与马林之间在共产党和莫斯科的关系问题上产生的口角，或多或少地被掩盖起来了。但是后来越来越严重，争端上升到共产党与孙中山的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这事始于1921年冬，马林在桂林遇见孙中山的时候。由于辛亥革命被说成“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新东西。它所有的都在2000年前的中国古代经典中说过了”，过去的革命者使他惶惑。然而孙中山的革命业绩与马林在广东亲眼目睹的国民党在支持香港海员罢工中显示的实力，都使马林确信国共联合才是最需要的。
中国的同志强烈反对国共联盟。对他们来说，国民党是德高望重的，近代社会出现的党，它起源于秘密社团，这些社团在进行反对满清王朝的斗争，它散布在文学界，并且是由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起的知识分子的社团。孙中山完全作为“领袖”被人了解，他管理国民党就像是管理他的个人封地，要求他的追随者发一个忠诚于他的誓言。国民党是极其腐败的。它的核心支柱局限在广东与其他几个南方的省。它不是、也不想成为一个群众的党，能动员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它的商人和实业家，只是进行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孙中山对一些事情的规划中，那些军阀在未来与其说是敌人，不如说是潜在的伙伴。1922年4月初，陈独秀请来了毛、张国焘与三个其他省党委成员，他们三人这时正好在上海，“几个人一致通过了一项表示都不同意”任何形式的联合的决议。魏金斯基这时已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书记，陈独秀心平气和地向他解释，告诉他这项决议，并且说明国民党的政策是“与共产主义完全不相容的”；除了广东，其他地方都把国民党看做一个“争权夺利的党”，当然，孙中山可能会说，他的运动实际上不能容纳共产主义思想。陈最后断定，这些因素使得任何调停都是不可能的。
包括毛在内的那几个签署决议的人回到他们各自的省，他们都想那件事已经结束了。但是，马林不是这样容易泄气的人。此后几个月，在上海的党的领导人发现他们处于一种冲突的压力下，这压力来自于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队伍内的同情分子和来自于军阀敌手们的混合作用。到了夏初，孙中山在一次政变中被从广东驱逐，这次政变是由他以前的军事支持者们发动的———那些人显然变成更善于接受与莫斯科及他的伙伴合作的思想———这伙伴是指中国共产党，它已经用信号表示勉强接受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思想，只要国民党改变它的“游移政策”，并且接受“革命斗争的道路”。7月份举行的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更进一步决定改变政策，通过了一项决议，承认需要“暂时融合民主派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这项决议没有直接提国民党的名字，并坚持无产阶级“决不”能置于从属地位。如果共产党加入了统一战线，它就要为共产党，而不是为其他什么组织争取利益。新的党章强调了这一点，并且宣布它追随共产国际，告诫共产党员，没有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不得加入任何其他政党。这与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排斥与侵略”政策几乎同样苛刻，但是它已努力进展为欢迎5万名国民党员加入到共同的事业中。共产党那时候在中国所有的政治集团中，是一个很小的政治组织，它实际上只有195名成员，这是致命的弱点。
毛没有出席中共二大。他后来说，当他到达上海时，他“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但是，这事看起来更像是，他不开会是因为不同意与国民党合作。如果是这样，他不是孤立的：中共广东省委的代表们也同样对与孙中山合作怀有敌意，他们也没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8月份，马林从莫斯科回到中国，他已经用共产国际的指示武装了自己，共产国际指示要把国民党当做一个革命政党那样考虑。两星期后，在杭州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面对所有出席会议的中国反对派，马林援引共产国际的纪律，强行迫使所有人接受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新策略“党内合作”，在这个策略下，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共产党把作为结果的国共合作当做工具来使用，以推进无产阶级的事业。不久后，一群共产党高级官员，包括陈独秀与李大钊，都被安排在国民党中任职，任职仪式是孙中山亲自主持的。一份新的共产党的周刊《向导周报》出版了，由毛的老朋友蔡和森任编辑，着手促进国共合作，并试着把国民党推向更革命的方向。然后，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加拉罕，这标志着孙开始与莫斯科有了更密切的联系，他第一步就是改组国民党，使其最后站在列宁主义的路线上。
对于许多共产党员来说，他们对这种“党内合作”的策略，只有强烈地谴责，并继续强烈地反对。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那年春天，共产党领导变得比较消沉。他们的一个伟大胜利是工人运动，但它已经进入低潮。共产党没有合法的存在方式，被迫转入地下工作。内部的分裂已如此严重，以至于陈独秀以辞职来威胁。马林自己也承认，共产党是一个不自然的创造物，是先于它的时代“出生的，或者更正确地说，是组合起来的”，加拉罕已经公开阐述：“苏维埃制度实际上不能介绍到中国，因为苏联由于已有成功的共产主义组织机构，不存在这里的情况。”
甚至毛，他在湖南的工作被提出来受到特别的称赞，他是根据马林说的“在他的拉丁语的最后是劳工组织，如此的悲观，以至于他看见救助中国的惟一办法就是由苏联来调停”。毛阴郁地告诉他，中国的未来要由军权决定，不是由群众组织、国民党或共产党来决定。
在这种消极的情绪中，50位代表，代表了420个共产党员(这个数字已经是前一年的两倍)，他们聚集在广东召开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争论的关键问题是马林坚决主张所有的党员都要自动参加国民党。毛、蔡和森与其他湖南代表作为一个团体，举手表决反对马林的意见。与张国焘不一样，张认为与国民党合作的原则是错误的，而毛考虑问题是重实效的。郑州的“二·七事件”以后，他对战略合作的想法已经改变了。他推断，国民党再次扮演了“革命民主派的重要角色”，共产党不用担心参加它有什么不好。但是，无产阶级将会像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变得越来越强大，共产党必须保卫它的独立，为的是，在实现国共合作时，可以重新恢复它的领导作用。毛论述，资产阶级是没有能力领导民族革命的，共产国际的乐观态度是错误的。
军阀统治的另一个十年的前景，被毛在对立统一的基础上的论述夸大了，这一前景对于他的许多同事来说，是太残酷了，马林转而强调他不同意毛的悲观看法。
进行投票表决时，共产国际那边的意见勉强通过。这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没有隐瞒这一新政策中潜藏的冲突。代表们宣布，国民党成为“民族革命的中心力量，并担任它的领导”。也是在同时，共产党承担了发动工农的“特别任务”，通过吸收国民党左派中的“真正优秀的革命分子”的方法，在损耗它的伙伴的同时，共产党扩大了自己的队伍；尽管在政策条款中，共产党的目的是“迫使国民党”更紧密地靠近苏联。如果共产党决心像政党内部起决定作用的骨干组织那样活动，国民党无论如何也没有失去不让小人物掌权的决心。由于政治思想上斗争的受挫，也为了最终的武装斗争，国共合作的舞台建立起来，它将在今后的十年及更长时间控制共产党的策略。中共三大结束时，毛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中央委员一共有九人，更值得注意的是，毛是新成立的中央局的秘书，他负责日常的党务工作，也包括了他自己的工作；中央局的委员长是陈独秀，其他三人是蔡和森、罗章龙与谭平山。蔡和罗是毛的伙伴，湖南人(都是新民学会的创始人)；谭平山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不久由王荷波接任，王是上海的铁路工人，工会的组织者)。
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它的苦难忧伤中走了出来，比起建党的最初两年，它变得更强大，更中央集权，更列宁主义，至少在组织意识上如此。战胜内部分裂，斗争有了适中的领导，那次分裂活动迫使陈独秀在上一年秋天以辞职相威胁。共产党被迫承认了共产国际的指令，服从大多数人的意愿，已经第一次正视所有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有些人，像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汉俊，他在中共一大上争论过松绑问题，分散了党的权力，令人厌恶地顺从了。而正统的共产党组织的轮廓现在很合适，陈独秀不能再长时间抱怨“中央委员会内部没有组织成一个有机体……（他的）认识还不足……（他的）政治观点不太清楚”。尽管新的领导班子并不比老领导班子更彻底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共同的思想基础引导并统一党的行动，新领导终于觉察到了这一点。
1923年春夏的这几个月，对毛来说，明显地是一个转折点。在湖南省一级组织，他作为一名工人领袖和一名与自由职业紧密联系的进步知识分子，能够对一些事情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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