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当，我们共产党一向是主张和平的。正如先生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现实的中国社会魑魅魍魉太多了。华夏大地，多少年来，战火频仍，弹痕累累，哀鸿遍野，黎民菜色，尽履倒悬之苦的人民无有一日不期望和平哇！过去，我们和蒋先生打了几年仗，蒋先生把我从江西送到了陕西。后来，日本人的枪炮，又帮助我们握了手，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嘛！现在日本投降了，我们不想，也不能再打下去了，这是大家的意愿，也是中华民族的意愿。孔子说，和为贵，我们就是为了和平而来的。我们愿以自己诚心诚意的行动，为实现和平建国的光明前程，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摘自谭玉琛的《毛泽东与党外人士》第365—36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脂粉气也未必有什么不好，我看曹血芹的脂粉气比先生要浓得多，但《红楼梦》不也一样令我们叹为观止吗？我认为文艺作品的好与坏，不能在体裁上作境而言之，关键在于我们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刻画了社会的人和社会的事，反映出社会矛盾斗争。
——摘自谭玉琛的《毛泽东与党外人士》第36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张恨水小传
张恨水，原籍安徽潜山，出生在江西省广信县一个小官吏家庭，原名张心远，1914年给汉口小报投稿时，从南唐李后主《乌夜啼》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一句中截取“恨水”二字作笔名，此后，恨水便成为他的正式名字。笔名除“恨水”外，其笔名还有：旧燕、哀梨、哀、梨、并剪、藏稗楼主、画卒、崇公道、于戏、半瓶、逐客、报人、不平、我、油、大雨、杏痕、北雁、小记者、打油诗人、打油词人、东方晦、布衣、我亦潜山人、天柱山下人、天柱峰旧客见张伍的《忆父亲张恨水先生》第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
。
等。此外，他还有两方印章，一曰：“程大老板同乡”，一曰：“东郭文丐”。从这些笔名中，自然可以看出他的情趣和性格，而有一些则表现了他对家乡的炽烈感情，即如“我亦潜山人”、“天柱山下人”、“天柱峰旧客”和“程大老板同乡”等。其父在父辈中排行老三，张恨水又是他的长子，自然也得到他的喜爱。张恨水年少时，其父见他聪明解事，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因此就给他取名“心远”，希望他志向远大，有番作为。但是根据张氏宗谱的“宗岁兆联芳，祖泽益福庆”排名，他的谱名则为“芳松”见张伍的《忆父亲张恨水先生》第1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
。张恨水喜爱家乡，熟悉家乡，更以家乡自豪。他有许多小说都是以家乡潜山为背景的，像《似水流年》、《现代青年》、《天河配》、《玉交枝》等，对家乡的习俗、人情、世风等都有详尽生动的描写。而《秘密谷》，则是直接描写天柱山的。张恨水把流传于当地的神秘谷传闻，通过丰富的想象，写成了一部寓言式的游记小说，今古人物对坐一堂，寓庄于谐，且又寄托遥深。虽然张恨水自认为这部书不成功，但他写这部书为《八十一梦》的写作打下了基础。《秘密谷》一书，数年前台湾曾有再版。
张恨水的祖父号开甲，曾任江西某县武官。其父名钰，在江西从事税务工作。公元1895年，即光绪二十一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午时，在江西广信府(今上饶地区)，一位张姓游宦之家，降生了一个哭声异常洪亮、圆头大脑的男孩，这就是张恨水。不想家人一阵欣喜忙乱之后，下午二时许，佳音又传，祖父张开甲公，接到了提升“参将”(二品顶戴)的喜报。在短短的数小时内，又是添人进口，又是加官晋爵，真乃千载难逢的“双喜临门”。这事自然轰动了乡里，男女老少少不得都来凑趣祝贺，张家当然也要来个举家欢庆了。可能祖父认为是张恨水给他带来了好运，就特别偏爱张恨水，说这个孙子是“大富大贵的命”，因此取名“芳贵”见张伍《忆父亲张恨水先生》第1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吧，张恨水虽然给祖父“带”来了“官运”，可是他自己却偏偏厌恶官场，既不富也不贵，一生坎坷，手耕笔耘，糊口而已。
1901年，张恨水6岁，启蒙于景德镇一家私塾。在其父的陪同下，张恨水穿上新的长衫小马褂，夹着新书包进私塾上学。那一天，张恨水向孔夫子像和先生行了礼，就是正式的学生了。他初念书，自然先入蒙学。所谓“蒙学”，就是先生只教读而不解释文义。塾里的学生年龄也是大小不一，大的十五六岁，小的只有六七岁，因而学习的进度不一样，书本也不一样。大家都坐在一个课堂上，先生又要求学生大声诵读，于是你念你的“人之初，性本善”，他念他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我念我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就像蛤蟆吵坑般地喊破了天。在以后的十几年间，他读书的地方多次变换。恨水好学，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还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这不仅丰富了他的文学知识，也使他学到了不少“腾挪闪跌”的写作方法。
俗语说：“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张恨水的祖父戎马一生，虽然已是膝下弄孙了，但仍然练功不止，每日总要抽空练习拳脚。张恨水常常在官衙的院子里看他祖父练武，羡慕得了不得。其祖父见他喜欢练武，很想让他继承自己的武功，就常常逗弄张恨水。一次，他站在走廊上，跷起一条腿，另一条腿独立，让张恨水跨在上面，抱住小腿当马骑。祖父的腿上下腾挪，像马跳跃，他嘴里还发出“咴咴”的马啸声。张恨水高兴得手舞足蹈，俨然一副武士派头。祖父乘兴问他：“你愿意当英雄吗？”张恨水回答：“愿意学爹爹，跨高马，佩长剑。”祖父听后，特别高兴，特意找来一头山羊，配上一副小鞍鞯，还亲自砍竹为刀，削芦作箭，专门派了两个老兵，教张恨水在官署的大院中纵“羊”驰骋，挥刀冲杀。四五岁的张恨水全副武装，觉得自己像是置身于铁骑奔突、征鼓雷鸣的沙场上。祖父看了，发出欣慰的笑声。这苍老的笑声一直印烙在张恨水的心际，到了晚年，每逢闲话时，张恨水总爱谈起这段往事，谈着谈着，他就会忘情地呵呵笑起来。少年习武，为他以后写作武侠体裁小说打下了基础。
1912年，其父因急症于南昌去世。家庭经济来源突然中断，他被迫退学，随母亲返回潜山。当时，其母36岁就寡居，张恨水当时也只有17岁，下面还有五个弟妹。其父又没有留下什么积蓄，其母只能带领张恨水兄妹从江西回到潜山老家，靠薄田数亩过活。失学，这个打击对一个17岁的青年实在是太大了，他既感到前途渺茫，又为母亲和弟妹的生活、前途担忧。这时的苦闷和焦虑实在无法排遣，他只好钻进老书房，闷头读书。农村的夏天，蚊虫非常多，张恨水在书房独对昏黄的菜油灯，总要读到深夜，两条腿都被蚊虫叮满了包，奇痒难耐。于是张恨水想起了一个法子，用木桶盛满清水，把双腿泡进去，既可避免蚊虫的打扰，又可以使自己头脑清醒，不致打瞌睡，这样他就可以苦中作乐地读到深夜。 然而他足不出户地苦读，非但没有引起别人的同情，反而招来嘲讽讪笑。当时农村人让孩子读书，无非是想下辈人升官发财，他们对张恨水这一无所成的青年很是瞧不起，说是：“读书读成了张某人那样，还不如让孩子们种田哪！”甚至当面嘲笑他是“书呆子”、“书庸子”(庸，潜山语，即箱子)。张恨水听了这些话，既不便解释，也解释不清，就益发地躲在老书房里，看书写作，借以排遣自己的苦闷。这时他的诗词都已经有相当的基础了，他写了一本诗集、一本词集，还写了一部名叫《青衫泪》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从名字就能知道内容，是白话章回体，小说中穿插了不少诗词四六骈体以及小品，完全是模仿《花月痕》的套子。这些诗、词和小说，是他当时的心情写照，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可惜这些手稿都丢失了。不久，处于苦闷之中的张恨水应堂兄张东野之邀，到了上海，考入孙中山先生所办的设在苏州的“蒙藏垦殖学校”。学习期间，因生计所迫，张恨水曾写过两篇短篇小说：《梅花劫》和《日新娘》，投往上海《小说月报》，不久即收到该刊主编恽铁携先生的回信说：“稿子很好，意思尤可钦佩，容缓选载。”这使他大喜若狂。后来稿子虽未被采用，但却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二月革命讨袁失败后，学校被迫解散，张恨水再次辍学，返回乡里。
1918年，受挚友郝耕仁推荐，张恨水来到芜湖，做了《皖江报》总编辑。张恨水在《皖江报》的人缘非常好，和同事们关系融洽，有的还成了他很好的朋友。就是在他离开此报后，也常与他们书信往来。一直到1956年，张九皋先生已是70多岁的人了，还用毛笔写漂亮的行书信函给他，其拳拳怀念之情溢于纸上，感人至深。
在芜湖，工作并不紧张，而张恨水所带之书只有《词学全书》和《唐诗十种集》，加之
人地生疏，又无书可借，于是又在闲暇时写起了小说。他先写了一篇短篇，名叫《真假宝玉》，是篇滑稽讽刺小说，投给了由邵力子先生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解放与改造》，不久就连载于该报1919年3月10日至16日的《民国小说》一栏内。张恨水小说的首次问世，是他走向文学生涯的正式开端。他的短篇小说《紫玉成烟》、《真假宝玉》、《迷魂游地府记》和长篇小说《南国相思谱》就是在这年发表的。对于这一时期的创作，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我的思想，完全陶醉于两小无猜，旧式儿女的恋爱中”，形式上“偏重辞藻，力求工整”见张占国、魏首忠的《张恨水研究资料》第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五四”运动爆发后，芜湖也掀起了查禁外货、罢市罢课的学生运动。群众把日本草席钉在电线杆上，上写“若用日货，男盗女娼”。那年农历五月初四，有一个卖艺人在芜湖街面上大放媚日言论，在群众的反对下，此人逃进日本人办的丸山药店中。五月初五，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借口芜湖人仇日排外，派日本兵一队，荷枪实弹，到芜湖向人民群众挑衅。下午，张恨水用屈原爱国精神激励工友，率众高呼口号，在九山药店前举行了反日示威游行。这一行动，被芜湖人民称为“爱国义举”。
1919年，张恨水24岁，为继续求学，于“天凉好个秋”之际，只身来到他心目中的“首善之区”北京。扑入眼帘的前门箭楼，雄伟端庄，气派恢宏，张恨水凝视良久，暗道一声：“侥幸，终于看到你了！”忽而，一辆“轿车”擦身而过，只见那健壮神气的菊花青骡子，拉着带有青缎遮围、嵌着玻璃窗的车身，车辕上的把式鞭梢一甩，“得儿龙冬，得儿龙冬……”“十三太保”轿车发出有节奏的音韵悠然驰去。一瞬间，他似乎体味到了一种历史的神秘，一种生活的艺术，并融为一股特具情韵的“北京味儿”。张恨水一下子就爱上了北京。张恨水在北京有了工作，会馆里的饭钱也还支付得起，在北京算是有了栖身之地，暂时不必发愁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开头还算顺利，张恨水非常兴奋。当时，正值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三位京剧表演艺术家在北京联袂演出。张恨水这天有了工作，一高兴，竟然花去身上最后一块大洋，买了戏票前去观看，饱享了一番眼福、耳福。这桩“一元看三星”的轶闻，被朋友们赞之为“倾囊豪举”。张恨水自己也觉得这件事极富“罗曼蒂克”，常常笑呵呵地对人谈起此事。
张恨水到京后，先后在上海《申报》驻京通讯社、北京《益世报》编辑部、北京世界通讯社、联合通讯社、北京《朝报》、《今报》编辑部任职，每日忙于新闻编排工作。《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创刊后，他身兼这两报的副刊主编，张恨水既然做了“新闻工作的苦力”，每日忙于奔波采访、撰稿，自然没有余暇再去写小说，因而他初到北京后的四五年间，没有小说问世。然而所谓“积习难改”，小说没有时间写，诗词倒是写了不少，每有感触，总要一抒胸臆，只可惜往往随写随丢。大约是他到北京第二年的农历除夕，通讯社休刊，张恨水站在宣武门外的粉房琉璃街口，看着熙来攘往采办年货的人们各自提筐携匣奔忙于路上，不禁口占一绝：
宣南车马逐京尘， 除夕无家著此身。
行近通衢时小立， 独含烟草看忙人。
此后，他发表了两部成名作《青明外史》和《金粉世家》。除小说、诗词外，他还写了不少杂文，既论时政，又谈风月。
1925年，“济南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张恨水再也不谈风月了，接连写出了《中国不会亡国，敬告野心的国民》，《学越王呢？学大王呢？》等时事短评，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进行了谴责和声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世界日报》从3月19日至3月23日，每天都在头版全版刊登惨案情况和惨案照片，并发表社论，要求段祺瑞政府辞职，为爱国学生伸张正义。就在这一时期，张恨水连续在副刊上发表杂文，因事而发，针砭时弊，对那些军阀、权贵痛加挞伐，鞭辟入里，毫不留情，如《势利鬼可起而为总长》、《官不聊生》，暴露了官场腐败、黑暗以及“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社会现状；《曹三爷不辨水旱》，矛头直指直系军阀头目曹辊，揭露他中饱私囊，不顾灾民死活；《张宗昌可以上天桥卖布》，对这位祸国殃民的奉系军阀进行了无情的揶揄讥讽；而《免考入门卷》则抨击了当时考场上的舞弊现象，揭露社会黑暗。这些杂文笔调辛辣幽默，说出了百姓的心里话，博得读者的喝彩。
要说真话，就要揭露黑暗，自然会惹来祸事。那时张恨水正在《明珠》上连载长篇《荆棘山河》，这是一部揭露军阀混战、残害百姓的小说，亦所谓“太岁头上动土”，自然也冒犯了张宗昌，张宗昌下令《明珠》停发该文，于是，《荆棘山河》被腰斩。张恨水的小说被“奉命搁笔”的还有多部，但《荆棘山河》可说是被禁之首了。“荆棘山河”，山河果然多荆棘。
1930年2月，张恨水因和资方发生矛盾，一怒之下，他辞去了《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的所有职务，并在《世界日报》上发表了《告别朋友们》一文，表达了他对资方的不满，同时，也阐明了他要腾出时间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心愿。3月，他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啼笑姻缘》开始在上海《新闻报》上连载。该小说发表后，颇受市民的欢迎，被改编成话剧，拍电影，编成弹词，成为轰动一时的作品。
1931年，由于稿费收入增多，他就出资，由其弟牧野出面，在北平创办了“北华美术专科学校”。他被推为校长，并担任该校语文教员，专门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和小说创作。“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恨水打破原来的计划，把在上海《新闻报》连载的《太平花》插入抗战内容。这是他第一部带有抗日色彩的长篇小说。
1934年夏，张恨水游历了西北，在西安拜会了杨虎城和邵力子。返回北平后，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两部长篇小说：《燕归来》和《小西天》，反映了西北人民在天灾人祸的煎熬下卖儿鬻女的凄惨生活。后在1956年，张恨水曾再游西北，目睹了解放后的西北地区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游记《西北行》中，他热情歌颂了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1935年，应成舍我的邀请，他只身来到上海，担任《立报》副刊主编。年底，张恨水正准备返回北平，忽在一夜收到家中拍来的两个加急电报，叮嘱他缓归，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已被冀北伪政权列入黑名单。北归未成，张恨水于翌年初到了南京。至此，结束了他在北平长达十六年的生活和创作，其间，著有中长篇小说50余部，兼有数目可观的杂文和诗词。这是他创作的丰收时期。
在南京，他和张友鸾共同创办了《南京人报》，这是他一生中自己创办的惟一报纸。他的长篇小说《鼓角声中》和《中原豪侠传》就是此时发表的。“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进攻中国，南京城因人员疏散，报纸销路骤减，《南京人报》面临困难境地。不久，张恨水病倒。1937年11月，他离开南京前往芜湖就医。12月底，在南京陷落前不几天，《南京人报》被迫停刊。
张恨水病愈后，于1938年1月10日到了重庆，受陈铭德之聘，担任了重庆《新民报》主笔兼副刊主编职务，开始了他在重庆的生活和创作。3月1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张恨水被选为第一届协会理事。1939年6月2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平江惨案”。事件发生后，张恨水极为气愤，挥笔写了一副挽联：“抗日无惭君且死，同情有泪我何言”，表达了他对我牺牲将士的哀悼和对国民党反共暴行的谴责。12月1日，他的中篇小说《八十一梦》开始在《新民报》上连载。这部小说，用“寓言十九托之于梦”的手法，对国民党统治下重庆腐败的现实和社会上种种丑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小说得到了新文学界人士的好评。周恩来曾称赞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除此之外，他的《魍魉世界》、《水浒新传》、《大江东去》等作品在当时也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除了小说，他在重庆还写了大量的杂文，影响最大的是从1941年底到1945年初连载于《新民报》上的《上下古今溯》。这组杂文有一千多篇，百万字上下，内容虽有“增加读者兴趣”的一面，但更主要的却是作者运用自己平生所学的知识，隐讳曲折地讽喻了现实的黑暗。
1942年，在一次编辑会议上，他和张友鸾共同提出了“居中偏左，遇礁即避”的办报方针。实际上这也是张恨水进行创作的指导原则。在这个方针指导下，重庆《新民报》显示出明显的进步倾向。张恨水也以自己的创作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因此，1944年5月16日，在他50岁生日之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政协会”、“新闻协会”、重庆《新民报》等单位联合发起了祝寿活动。《新华日报》还为此事专门发了短评，表示祝贺。潘梓年、老舍等也都撰文肯定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日本投降后，张恨水辞去了重庆《新民报》的所有职务。1945年12月3日，他在《新民报》上发表了《告别重庆》一文，第二天即携家离开重庆，返回北平。至此，结束了他在重庆的近七年的创作和生活。其间，他约写有16部中长篇小说、近200万字的杂文和不少诗词，这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
1946年2月15日，张恨水到北平，受陈铭德之托，担任了北平《新民报》经理的职务。7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在内战期间，张恨水一方面被国民党的反动气焰所迷惑，接连在10月19日、28日发表了《时局管窥》和《中共之失在政治》两篇社论。认为：内战爆发以来，中共不仅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在军事上也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想要摆脱被动“必须与政府委员会上，及国大代表上，联合民盟取得否决权的名额”，“必须制定整编军队，解决地方政权”。还认为：因为中共“无限制地驱民兵以战，及囤集粮食作军粮之用”，所以失掉了人心。但另一方面，他又以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的种种丑恶行径为题材，写出了《五子登科》、《纸醉金迷》等多部中长篇小说，对国民党的官僚政客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发泄了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满，表现了他思想上的两面性。
1948年12月12日，因报社内部权力之争，张恨水辞去了北平《新民报》的所有职务，结束了他从事近四十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为了总结自己一生的创作生活，辞职后的张恨水开始撰写《写作生涯回忆》。1949年1月1日，此文正式在北平《新民报》上刊出。这是他回忆自己生活和创作的一份最详细的资料。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3月2日至4日，北平《新民报》刊出了《北平新民
报在国特统治下被迫害的一员》，文章认为，张恨水在主持北平《新民报》期间，向国民党反动派作了严重的妥协，是帮助国民党特务迫害进步人士的凶手。为此，张恨水受到很大刺激。6月，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张恨水因病未能参加。会后，周总理派人看望他，对他的生活作了安排，并聘请他担任了文化部的顾问。同时，又吸收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1950年后，他深居简出，在病体好转后，除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外，还写出了不少作品。1954年1月，《梁山伯与祝英台》在香港《大公报》刊出，这是他病后所著第一部长篇小说。以后，他应中国新闻社之邀，在海外报刊上陆续发表了《秋江》、《孔雀东南飞》等根据历史题材所写的小说和《街头漫步》等杂文。1959年，周总理提名聘请他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960年，他作为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会后，张恨水同其他代表一起和毛主席合影留念。
1967年，农历正月初七，张恨水因脑溢血突然发作，经医生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72岁。
作者点评
张恨水从事创作近五十年，据统计，他创作的中长篇小说达百余部，杂文近五千篇，还有大量的诗词。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影响的多产的重要作家。
在挑起全家生活重担之前，张恨水写小说并不是为了换钱糊口，而是由于创作热情的冲动，同时也本着自己的艺术良知，企图对社会不良现象进行讥刺和讽喻。他的书中的主人公多是作者的化身，作者想说的话几乎都通过主人公之口说了出来，作者在现实生活中耳闻目
睹的种种怪现象，大都借主人公所见所闻和盘托出。难能可贵的是，当年他以青年人特有的敏感、勇气，对辛亥革命前后直至五四运动之前文艺界、新闻界和社会上的种种黑暗、混乱和腐朽，进行冷嘲热讽，不留情面，对病态社会的病态文艺痛下针砭，不遗余力。对当年比比皆是的假名士、吹牛大王、死要面子之流的讽刺，是其小说的次要方面和副题，对鸳鸯蝴蝶派末流的猖獗与泛滥进行揭露和讨伐，揭露黑幕小说、色情小说、末流武侠小说与假翻译小说的无聊无耻，谴责其唯利是图、诲盗诲淫、毒害青年心灵、污染社会风气的罪行恶果，才是小说的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深入批判鸳蝴派的专文，是在张恨水小说问世后发表的。由此可见，张恨水虽然并非自觉地遵奉“将令”追随导师和先驱们在文化战场上主动出击，但客观上是以散兵游勇身份汇入了战斗的行列，参加了扫荡没落腐朽旧文化的统一战线。
与此同时，张恨水早就看到生活对于创作的重要性。他曾通过他的小说的主人公的嘴说：“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最有阅历的话，所以太史公编《史记》，半是游览得来的。这小说一门现身说法，非有阅历不可。”见董康成、徐传礼的《闲话张恨水》第128页，黄山书社1987年12月第1版。当然，小说不一定都是“现身说法”，但的确需要生活积累，作家应该拥有丰富的阅历。张恨水一辈子遨游名山大川，青年时代闯荡江湖，浪迹苏皖；30年代去大西北体察风俗民情，记者生活使他掌握了大量的现实生活素材。张恨水的作品中虽然也有不合生活逻辑的离奇情节，但为数很少。绝大部分作品(包括早期创作)都是现实生活和社会思潮的反映，即使这种反映打上了自然主义烙印，有时也有主观偏见，并不那么正确，但毕竟不是杜撰。如果我们把张恨水全部小说的内容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可以发现他描写了辛亥革命前夕到国民党政府总崩溃这段历史时期社会的许多重要侧面，并塑造了旧军阀、旧官僚、国民党新军阀、新官僚及小市民、小知识分子的一系列形象，对今人具有相当大的认识价值。
张恨水对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黑幕小说以及商品化的新闻小说、武侠小说、蹩脚的文言翻译小说的批判，带有不彻底性，因为作者既未从阶级论的高度剖析产生这些小说的社会根源，又未从世界观、创作方法和美学理想上冲击其封建性、游戏主义和小市民庸俗趣味的要害，只是从元、明、清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大师和某些理论家那里借用道德的武器对他们进行谴责，自然不如后来新文学阵营中的人们用资产阶级文艺观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来批判流行小说那样深刻有力。又由于感情的习惯和爱好往往落后于理智的主张和宣言，张恨水的创作实践，并不完全符合他在他的小说里所表露的小说观，甚至还身不由己地向社会积习和金钱势力妥协过，使自己的作品带有商品化的倾向和“游戏主义”的印迹。这是作家理智、良心与社会善恶激战后留下的伤痕，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所具有的一种可恶的文学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剖析。
张恨水一开始走的是鸳鸯蝴蝶派的路子，所幸的是，他从事创作的年代正是新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革命文学、进步文学迅速攻占文学阵地，以巨大的声势冲击着京派旧文人和海派新才子。鸳鸯蝴蝶派的地盘虽然还继续维持着，但日子已经很不好过。他们中间的有识之士，不得不思考自己的出路，开始模仿新文学，描写“劳动问题、妇女问题、新旧思想冲突问题”，以迎合社会心理，与死守原阵地的顽固派产生了分化。张恨水本来就属于鸳鸯蝴蝶派作家群中的佼佼者，又不断向外国文学和新文学学习，这时能够以比较正确的态度对待来自外界的批评。“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作家队伍进行了重新组合，鸳鸯蝴蝶派发生了进一步分化。爱国主义激情鼓励着张恨水，他思想中原有的积极因素开始发扬光大，使他进一步睁大眼睛，勇敢地面对现实，加快了向现实主义通俗新文学过渡的速度。他努力遵循“叙述人生”“不超现实”的原则，公开宣称“与抗战无关的作品，我更不愿发表”，他遵循自己的意志创作了《弯弓集》、《冲锋》、《大江东去》等一系列作品，歌颂抗战，揭露当权的国民党反动派。当然，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数还没有完全跳出言情的窠臼，常常在小说中加进“软性”的罗曼蒂克，以增加趣味，形成“抗战加恋爱”的新公式，而抗战与恋爱的关系处理得又不甚高明，使作者主观创作意图与作品客观效果之间产生了不小的差距。张恨水的后期作品在艺术风格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虽然仍然注意作品的趣味性，但抛弃了“趣味主义”，这时的“趣味”已不是作者追求的目标，而仅仅是作者为吸引读者的手段。《八十一梦》以神话故事、寓言故事的形式出现，于荒诞不经之中蕴含着一个清晰可辨、黑暗异常的现实世界，在妙趣横生中达到了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目的。如果说，这也叫“迎合”读者的话，那是在高层次上的迎合，与鸳鸯蝴蝶派迎合小市民的庸俗趣味，有着本质区别。这一时期，张恨水依旧站在城市平民的立场上，但希望他们能摆脱蒙昧，进入争取自身解放与保卫祖国的战斗行列，他写的作品感情健康，格调明朗，与早期表现小市民虚幻梦想的小说，绝对不能相提并论。这一时期，张恨水的作品也并未扬弃对爱情的描写，因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自然的关系”，但已不再是闭门造车地随便编造故事，以赚取读者的笑。
此时，张恨水也不排斥西洋小说的技法，而是采取中西结合的办法，使自己的作品既受旧小说爱好者的欢迎，又能为新文学读者群所接纳。这在抗战时期大力提倡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旧瓶装新酒，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情况下，更具有重大意义。“张恨水在中华民族最艰难的时期完成了‘从遥远的过程，迂徐而踏实地走向现实主义道路’的全部历程，成长为通俗文学的一代大师。”见董康成、徐传礼的《闲话张恨水》第194页，黄山书社1987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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